第一章
开始
——松尾芭蕉
——黄檗
1954年，荒凉的佛罗里达海滩的黎明，第一束日光在凌乱的沙子上投出我父亲长长的影子和我短短的影子，像风筝曳尾。我们这么早出来是为了寻找夜间被冲上岸的东西。以往我们找到过闪光的海螺壳，它低响着海浪的声音，像被悄声吐露的秘密；找到过一只古老的深色酒瓶，它结实沉重，犹如石匠的木槌；还找到过一只装着纸条的瓶子，它看起来是一个英国女学生在100英里[6]之外巴哈马海域的一条游船的船尾扔下去的。去年冬天一艘货船在墨西哥湾流中起火并沉没，数周之后它的货箱被冲上岸，给我们带来一整套崭新的白色木制草坪家具。
初升的太阳将海滩染成金色，照亮了与海草纠缠的琥珀色梨形浮球、被冲上岸的僧帽水母那靛蓝色的鳔，还有沿海滩向南延伸的木麻黄。我父亲穿着褪色的泳裤，身上也变成了金色。他曾是个拳击手，还是个专业的网球手，一度变得臃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圣胡安和迈阿密海滩的咖啡馆无人不知，不过后来他破产了，以开卡车为生。此刻他又开始像一个有着古铜色肌肉的运动员了。他常在沙滩上画线，然后我们一起练习立定跳远和百米冲刺。
在工作日里，他把40磅[7]的水泥袋背上平板货车，然后把它们载到工地去。到了周末，他把成箱的饮料运到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加油站和鱼饵店。深夜和清晨的时候，他则坐在我们小小的客厅里，用藤桌支起一台打字机，给杂志社写一些小故事来赚“外快”。当我们逃离了城市后，他不再酗酒，同时也摆脱了因为自己名字出现在那些八卦专栏中而产生的厌倦感，现在他的头脑中充满了智慧和好奇。
“看。”他一边说，一边轻轻拉着我的左胳膊，带着我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块由紫罗兰色僧帽水母触手堆积成的“三角洲”，然后停下。前方海滩高处有奇怪的东西——沙子中间有规律的间歇性骚动。我们缓缓向前，谨慎地靠近，试图搞清那是什么。一捧一捧的沙子上下翻动，投下了长长的影子。
“是一只海龟，”他悄声说，“我觉得应该是蠵龟。它刚产完卵。”
现在我看到它了——硕大的甲壳覆满沙子，都快看不见了，强有力的巨大脚蹼正把沙子往下面的小洞里扒拉。父亲解释说，它掘洞五六英尺深，在当中产百余枚卵，现在正将它们覆盖，使它们免遭掠食者侵袭。我们退后几步，看着海龟完成工作，然后它支撑着自己庞大的身躯下到海岸线，沉没在浪花中，它的四肢在沙滩上留下深深的、奇怪的印迹。
父亲找到两根掉落的棕榈树枝，递给我一根。我们清除掉沙子上的印迹，注意不踩在巢穴上把它压塌，否则会阻碍小海龟孵化并爬出来。“挖海龟蛋是违法的，但人们根本不管。”他说，这时我们正用树枝刷着海龟留下的爪印。“只要巢穴不被打扰，过一两个月小海龟就会挖条道钻出来，爬向大海。我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找到水源或者怎么靠自己到达海边的，但至少它们当中有一些成功了，否则现在这世上就没有海龟了。昨晚是满月吗？”
“我不太清楚。”
“可能是的。现在是6月，据说蠵龟会在6月的第一个满月产卵。那时候海潮比较高，潮水可以更多地覆盖海龟妈妈的足迹。也许你要说，它们可能更想在没有月光的暗夜下产卵，但其实它们在黎明前就产完卵了。这一只是已经有点晚了的。”
“它们是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满月，而且应该是哪个满月的？”
“我不知道。雌性蠵龟可以从这里游到亚速尔群岛，然后在要产卵的时候找到路游回当初它自己被孵化的沙滩。也许它们靠感应地球磁场线来导航吧。”
我们因困窘而流落到这片荒凉的海滩，专门折磨穷人的琐碎尴尬不断提醒着我们的身份。每天早晨我都得用虹吸管把汽油从我们那辆二手车的油箱中吸出来，才能点开化油器，使车发动起来。然后我带着满嘴的汽油味，登上一辆小黄校车，去往一座非常清苦的学校。在学校里我被当作有钱人，因为我穿着鞋子和衬衫。（至今我仍为当初自己不假思索地问我的同桌“盖布，你上学为啥不穿鞋？”而感到羞愧，当时他用阿巴拉契亚人慢吞吞的语调硬邦邦地回答道：“如果我有……鞋子，我会……穿的。”）在市场的收银台，当我们的钱不够支付所有的食品杂货时，母亲会把一些东西放回去；透过我卧室不结实的门，我能听见她和房东争论什么时候付房租时声音里的紧张。
但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从我们的小屋向外看，可以一览被风吹拂的大片马尾藻和后面碧蓝的大海。到了夜晚，繁星如爆裂般耀眼，我们就傻站着看，从月亮逐渐变成血橙色，一直到它又变回银白色。我弟弟布鲁斯和我每天伴着海浪克制的呼啸入眠，然后在同样独特的声音中醒来——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彼时我们对自己的穷困一无所知，却想象自己是被庇佑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消遣不过是每月有两个周五的晚上可以去汽车影院，但我父母亲总是让我和布鲁斯有书可看。我们有借书卡，图书管理员告诉我们可以把满怀的书一次性借走的时候，我们都高兴坏了。我的9岁生日礼物是一本厚实的绿色封皮的书，书名是《美国学生世界历史》。作者是新英格兰的一个校长，叫维吉尔·M.希利尔，在第一页中，他宣称此书的目的是“告诉孩子一些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发生的故事”，以及“把他从他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小世界中带离，这世界因为距离他眼睛太近而显得庞大；拓展他的视野，开阔他的眼界，带他展望过去岁月的景象”。[8]
他做到了。希利尔从描述太阳和行星的形成开始，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世界还根本不存在”的时候！[9]我深受震动，至今依然如此。这就是说，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整个世界，而是一个世界、一颗行星，这颗行星上的一切——翻卷的海浪、海鸥、我和布鲁斯在近岸内航道岸边捉旱蟹时脚趾缝中漏出来的泥沙——都是物质，这些物质并非一直在这里，它们曾在那里，在宇宙中。希利尔的书告诉我，地球和泥沙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经历了天文上的运动。这些过程在海龟们熟稔于心的潮汐涌动和月相盈亏中都起着作用。就像希利尔所建议的那样，如果我想要了解这个世界，我得拓宽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视野。我得学习天文学。
幸运的是，我发现天文学是一门很精彩的学科。很快我就把当地图书馆里的天文书读了个遍，还读了几十本科幻小说，它们在我脑子里装满了关于殖民火星及货船来往于木卫三和土卫六的想法。
我母亲就算两年不曾买新衣服，每个月也都会开车走很远的路，带我们去一次最近的书店，布鲁斯和我每人可以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很快我单独的书架上就有了珍藏版的天文科普书，有帕特里克·摩尔的，丁斯莫尔·奥尔特的，还有伯特兰·皮克的。我父亲一直对旱蟹感兴趣——我们小时候他构想出一个叫作萨姆的螃蟹侠，这个精灵每逢发薪日就会在冰箱中变出冰淇淋来——他把它变成一个中篇故事，卖给了《蓝书杂志》。在这个名为《第五次攻击》的故事里，被放射性沉降物辐射而产生变异的大螃蟹，袭击了荒岛上一个孤立的居民区。（具有开创性的怪兽电影《X放射线》上映时，我父亲非常失望，因为里面袭击人的怪兽是巨蚁而不是巨蟹。）我们的经济有所改善。父亲得到一份白领工作，我们搬到了基比斯坎的一栋小房子里，那是迈阿密附近的一个岛，曾经是椰子农场。我们买了辆好点的车，然后又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
那些日子里，基比斯坎的夜晚黑如墨，坚如石。星辰触手可及，像贝都因人帐篷里亮晶晶的珠宝。我从一本题为《观星新解》的书中了解了星座，作者是H.A.雷，他是“好奇的乔治”丛书的合作者和插图作者。我会把餐椅搬到前院，用涂了我妈妈红色指甲油的小电筒照着雷的书，追寻着猎户座清晰的轮廓、在银河南边振翅飞翔的天鹅座，还有看起来很吓人的天蝎座，它在南天咸湿的空气中膨胀得很浮夸，闪亮的尾刺蛰伏在棕榈叶上端。
火星在东方隐现，像阿拉伯集市上的石榴石，一晚比一晚亮。我在书中了解到这是因为火星即将冲日，冲日时，地球正位于火星和太阳两点形成的直线上，地球和火星距离最近；
而1956年的这次冲日，将是特别精彩的一次。火星会运行到距地球只有3600万英里的地方，呈现它两极冰盖和陆地状纹路的绝美景观，激起关于著名的大运河真实性的创见性讨论。天文学家珀西瓦尔·洛厄尔相信，那是远古文明干旱时建造的用来从两极调水的河道。但这些秘境需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到。我在《大众机械》杂志背面的一则小广告里找到一款经济适用的望远镜。那年秋天我父母把它作为圣诞礼物提前送给了我。
观星的人和音乐家一样，都是从很低端的设备开始学习，我的第一架望远镜也的确低端。它就是一根纤弱的胶木管——一种又脆又黏的东西，有点像酸奶，不太好描述，但看到就知道是什么——拖泥带水地装在一个用新木材做成的脚架上；承载这么点可怜的重量时，脚架腿都会往里弯。管子尾端用胶粘着一个直径为1.6英寸[10]的物镜，是战时军用的，比老花镜的聚光能力还低。另一端则是一个硬纸板制成的目镜，要想改变放大倍率，就得把它拆开，重新将它泛黄的镜片装成各种奇形怪状的组合。
除我之外，没人能从这架望远镜里看到多少东西，我刚开始缺乏经验，也不知道怎么弄——第一次尝试用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从4倍寻星镜中向外看，却遭遇一只正好停在管子上挡住我视线的蟑螂，它被放大成奇怪的形象。当时我有点气馁，但我可以看到火星了——至少能看到它的两极冰盖，还有一些最容易分辨的表面特征，特别是北半球大流沙地带巨大的匕首形状的暗区——而且形态是在变化着的。火星毕竟是一个世界，而且那时候比现在更神秘。寒冷澄澈的夜晚，我站在前院看火星，就这样开始学习观测行星。我逐渐意识到，空气就像人眼中的晶状体，那是一层弯曲的膜，中间部分（也就是天顶）最薄，到边缘逐渐变厚。这就是为什么晴朗的日子里天顶看起来是深蓝色，而靠近地平线的地方则发白；这也意味着行星在天空较高的地方看得更清楚。[11]我还了解到，最高的放大倍率并不一定产生最好的图像：相反，任何一架望远镜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指向某个目标，都有一个最理想的放大倍率，一个最佳点。一旦你找到它，接下来的诀窍就是一直看，等到空气扰动停止，眼睛瞬间接收到令人心满意足的空明澄澈——那一瞬间一闪而过，却也意味深长，像灵感的闪现带来一个绝妙的点子。
新买的电视机里经常传出一段广告歌曲：“梦幻之车，1957年，水星汽车。”广告中的汽车被冠以行星之名，弄成太空船的样子。未来看起来充满探索的希望。我们面对的是整个宇宙。但我需要好点的望远镜才能看到更多。
我得到一份工作，和我的两个好友一起，在周日的时候清扫人行道和当地商场门口的停车场。这是个很辛苦的体力工作，但薪水不错，很快我就有钱付首付款，买一架不错的望远镜了。它有一个结实的装置、一个喷漆的镜筒和一个2.4英寸的物镜，镜片镶嵌在铝管里，中间真空，不像之前那个1.6英寸的，是用胶水粘在一起的（那个老的镜头上的胶水已经没黏性了，而且变得浑浊）。经历了无尽的等待，新望远镜终于寄到了我家，我始终记得自己打开盒子时的兴奋心情，还有木箱表面清漆的刺鼻味道、闪光的镀铬和涂黑漆的目镜、厚重油腻的弹簧和加压微调蜗轮。我视它为解放自我的工具，开启巨大、古老、壮阔的王国的钥匙。我用它看见了土星沙色的环、猎户座的亮蓝色恒星、半人马座ω星团，以及其他上千种巨大、古老、或热或冷的东西，因此我对合理事物的认知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与此同时，我父亲开始担心。为什么我要扫大街？我在学校够刻苦了：这才是我的正业。人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工作，而童年正是做梦的时候。后来，在一个酷热的周日早上，我正擦着流到眼睛里的汗水，他开着一辆借来的敞篷车路过，车顶开着，后座塞满了沙滩玩具——一只橄榄球、两只沙滩球、两个内胎，还有一只橡皮球，我们可以拿它朝插在沙滩上的棍子扔，像玩保龄球一样，这是他几年前发明的一个游戏（我父亲用什么都能做成游戏）。他提出我们放下工作，每周日都尽情玩乐，他来支付我们这个月后面未结的工钱。他还可以帮我们用望远镜挣钱。我们几个小孩子面面相觑，然后归还扫帚，跳上那辆大敞篷车，到沙滩上去了。
我有些朋友自己有望远镜。当中用得最好的是查尔斯·雷·古德温三世，他是一个少年老成的男孩，正自学俄语，以便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原著。查克和我从书上学会了用炭笔和彩色铅笔画月球与行星的素描。再后来，我们得到两台旧相机，拍摄了长曝光的照片，记录了月食火焰般灼烧的橘红色彩，还有吞噬着猎户座的纠缠的气体云。我们几个组成了一个小俱乐部——基比斯坎天文协会，或者叫KBAA——查克任主席。我们开始记录观测日志，和我们在书中看到的英国天文协会里的那些令人敬畏的成年人一样，煞有介事地在日志里填满素描和数据。
摘自KBAA日志：
如果你夜晚经常在室外流连，你总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奇景。有一天晚上我们看到一个明亮的火球——一颗流星，一大块石头，也许不比高尔夫球大，但看它撞入地球的大气层，与空气摩擦起火，还是无比壮观。当时我正在草地上弯腰捡星图，突然星图的颜色跃入视野——白色纸页上蓝色的银河和红色的椭圆星系，映在猛地显现出明亮绿色的草坪上。我抬头看去，发现周围都像沐浴在日光之下，绿色椰树朝着蓝天挥舞。所有东西都投出两个影子，黑的和红的，而且在移动，由北至南顺时针快速移动。我看见了天空中的火球，它是银色和黄色的，带红色光晕，比月亮还要亮，朝西北疾驰而去，带有金色斑点的白色余迹逐渐消散。
看着它散去时，我想起几年前有一天，我妈妈去一个乡下的杂货店，我闲逛到一个铁路交叉口。万籁俱寂。暮色淡紫，暗淡到可以看见金星悬挂在新升起的一钩弯月之上。然后铁路交叉口的警钟响起，巨大的红灯闪耀，涂有黑白色条纹的栅门落下，挡住了土路。火车尚未进入视线，但铁轨已经开始嗡嗡作响。我在口袋里摸到一分钱，把它放在轨道上，然后跑回到安全的距离，因为我听说，你如果离一列疾驰的火车太近，会被吸到轮子底下。一个黄色车前灯出现在远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靠近。火车一闪而过——一列快车！——随一阵巨响而去，速度奇快，我的眼睛只捕捉到模糊的图像。带着血红色条纹的油罐车从柴油发动机的子弹头后延伸出来，在暖黄色车灯中，我好像瞥到了覆着白色亚麻布的餐桌。然后火车就消失在真空之中，留下报纸在暖湿的空气中打着旋儿。
我瞠目结舌地站在那里，视线追随着它。我发现自己戴着的黑色硬纸板牛仔帽已经被我摘下来覆在心口。数年之后我听到密西西比蓝调歌手布卡·怀特的一首老歌的录音，它恰能捕捉我当时的感觉：
此情此景令我产生的感觉无可名状，直到数年后我读到爱因斯坦描述他第一次邂逅几何时所学到的东西，他回忆说几何指引方向，“把我从‘完全自我’的循环中解放出来，从为欲望、希冀和最原始的感觉所驱使的存在中解放出来。外面的巨大世界独立于人类存在，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的亘古之谜，至少部分仍能够为我们的观察和思想所触及。这个世界的凝视像自由在召唤”。[13]
数十年之后我回到基比斯坎做讲座，我发现曾经的暗夜星空被城市灯光染成了鱼皮灰。为了降低光污染，当地正在采取一些措施，诸如限制广告牌的大小，鼓励使用有顶盖的路灯，这样既能照亮路面，又不会有光投射到天上浪费能量。致力于解决光污染问题的观星者还和关注海龟筑巢的海洋生物学家结成了同盟。那些海龟，看起来更喜爱暗夜里的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