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一
我的出生地陕西铜川，古地名同官，民间称“北同官”。它位于黄土高原上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的接合部，地质构造错落有致。也许正是因为其地质构造的复杂，地下才有了煤。我生活的铜川市区被夹在两山之间一个狭长的川道里，从城的南面走到城的北面，仅十里之长就有许多枝丫的沟岔，沟岔里住着的都是市里的居民。我们住的那条沟叫小河沟，它因公房门前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而得名，其他还有狼沟、老庙沟、老虎沟、死人沟，等等。
铜川的山也有它独特的地方，一座座山峰就像立体铁环似的，形成馒头状的缓坡，一环套着一环，延绵不绝地从关中平原一直伸延向陕北高原。
铜川自古以盛产煤炭闻名于世。根据史书记载，在西周时期，或者更早些时候，这里就有了关于煤的开采史。煤炭是这里人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那句话就是：镶嵌在渭北高原上的一颗黑色明珠。
这里的市民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全国各地移民而来的外来人口，尤以河南逃荒人口为多，因此上当地人就把河南人叫“河南担”，意即是前面担着孩子，后面担着行李。河南人当然也不含糊地称本地人为“此地猴”，大概是他们认为本地人猴精猴精很会精打细算过日子吧。其他还有陕北人、陕南人、湖北人、湖南人、东北人、广东人、四川人、浙江人和江苏人，等等。
我的父亲是在20世纪50年代从陕北随解放军部队南下来到这里的。父亲说，当年他是先到了省城西安，转业到地方煤炭厅，又被分配到了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
桃园煤矿在新中国成立前归资本家所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公私合营，我的父亲是这家公私合营煤矿的公方代表，也是这家国有煤矿的第一任党委书记。我家住的公房是桃园煤矿为职工盖起来的蓝砖蓝瓦的平房，叫蓝公房；另外还有红公房，就是用红砖红瓦建成的平房。沿着小河从沟边数第一排是蓝公房一排，下来是蓝公房二排、三排，依此类推，一共有十六排，夹在两山之间，成长方形布局。我家住在1排2号，门前就是那条款款流淌的小河。小河水是七扭八歪沿着山根与通向沟里的那条小路中间挤过来的，居民们常常把自家的垃圾出门就倒在河边，那住得较远一些的人家就由孩子们把一根木棍子穿过垃圾筐，抬到沟边一倒了之。因此顺河走过就会看见许许多多像小山一样的垃圾堆积在河沟边，到了夏天，人们都是皱眉掩鼻快速走过。我们那一排公房住着八户人家，其中有五户是河南人，由于河南人居多，我从小就会说河南话，一直到现在都说不了老家的陕北话，我们居住的城市被称为“小河南”。
公房分为24平方米间半房和18平方米一间房两种，我们家分的是间半房。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我上中学，我们一家五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还有我）就住在这里。确切地讲，应当是六口人，我还有一个姐姐叫红霞，她在我没有出生前就患脑膜炎病逝了，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关于这个姐姐的任何记忆。后来爸爸说为此我母亲的精神状况在那些年里很不好，任谁一提起我这个姐姐就泪流满面，她还常常独自一个人坐在墙角发呆，这让一家人都为她担惊受怕。
母亲的精神状况一直到我在矿务局职工医院里呱呱坠地方才渐渐好了起来，后来妈妈常常在我面前开玩笑地对邻居们说，我是我们家计划外的指标。也就是说，如果红霞姐还在人世的话就不会再有我了。因为父母亲生我的时候，爸爸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妈妈也是三十七岁的年龄。看来红霞姐和我命中注定在这个人世间是无缘见上一面了。
在我长大以后，我曾经向父亲提起过红霞姐，想到这个我无缘谋面的姐姐坟前烧一沓纸，祭拜一下她的亡灵。从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走过来对生与死早已达观的父亲（或许陕北人对生与死天生就有一种达观的天性）淡淡地对我说：“你红霞姐的坟早已不在了。”
我只有在心中默默地为她祈祷：安息吧！我在命中无缘相见一面的亲姐姐。
父亲来到铜川时我家只有三口人：爸爸、妈妈和不满一岁的哥哥。起先父亲是被领导上派往离市区十几公里处的老四矿担任矿党委书记，姐姐云霞和红霞都出生在那里，一家人中只有我是在小河沟出生的。在50年代中期的时候，因老矿资源枯竭，父亲又被组织上调往位于市区一个叫作桃园煤矿的公私合营矿担任党委书记。
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公元1966年，中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儿时的记忆中，所有不祥的夜晚都是漆黑的），我们公房里的造反派头头纠集了一些闹派分子，打烂了我们家的后窗户玻璃，在我和姐姐的一片哭声中，把爸爸从家中拉出去戴上了高高的铁帽子，五花大绑（就像当年我父亲在革命老区以革命者身份镇压地主一模一样）地被拉到大街上游斗。
那一晚爸爸没有回来，他被关进了造反派私设的监狱，遭受着皮鞭和棍棒的毒打。后来爸爸告诉我说，造反派一定要让他亲口承认反对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棍棒和皮鞭下的父亲没有屈服。
一星期后，妈妈千方百计四处打听得知了我父亲的下落，抱着一岁的我，领着哥哥、姐姐去监狱看望了父亲。父亲同一些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他的衣服被皮鞭抽得一道一道的，头也被造反派给打破了，脸上是一道一道带血迹的鞭痕。后来爸爸说，那里面的好些罪犯都是经过他签字关押进去的刑事犯。父亲说，造反派们反倒对刑事犯特别优待，没有打骂过他们，那年月，让扭曲的灵魂来鞭挞正常人的躯体被公认是顺应历史的潮流。
半年后，在妈妈的多方奔走和状告下，爸爸终于被放了出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年幼的我经常牵着母亲的衣襟，到处陪着爸爸挨斗。哥哥、姐姐在学校也都成了“黑五类”，忍受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的白眼与歧视。
在熬过一段艰辛岁月之后，父亲带着常常为他打抱不平惹是生非的哥哥先回到老家避难，后来又躲避到了西安我的二叔家中。
在我父亲四个兄弟当中，就有两个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走出了陕北：父亲随军南下来到了铜川市，二叔到了西安。二叔在陕西省公安厅工作，没有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二叔一家五口人：二叔、二婶、我的堂哥和两个堂姐，再加上避难的我的父亲和哥哥，七口人就拥挤在一间18平方米的平房——位于端履门开通巷内建于50年代初期的四合院内。
动荡岁月，给我们高姓家族留下的是一份难能可贵的亲情！如今，爸爸和哥哥提起二叔一家在“文革”时的鼎力相助，那语言中依然饱含着感激。
在父亲和哥哥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母亲拉扯着年少的姐姐和年幼的我在家乡艰辛地生活着。在我长大一点儿懂了事的70年代，我还听邻居的大娘说，我姐姐在学校被“红五类”欺负放了学后不敢回家，经常在她家的后窗户下小声哭泣。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就目睹了父亲被拉到我们公房的房头挨批斗的场景：父亲戴着高高的纸帽子面朝南方站在前台的凳子上，被公房的人们喊着“打倒走资派”的口号批斗着，妈妈搂着我坐在最后一排，一边纳着鞋底，一边低着头，还要时不时与周围的人群保持一致地高呼几句打倒之类的口号。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下午的阳光从后排公房的烟囱顶尖斜斜地照在对面井台上，父亲面朝似火的骄阳低下头，参加会议的革命群众搬着自带的小凳坐在房头的阴影下。那场面直到今天依然历历在目、鲜活在我的心灵深处。
在那个年代里，好胜坚强的妈妈成了我们一家人的主心骨，是妈妈拉扯着我们姊妹们度过了“文革”那几年的艰辛岁月。
几年后，“文革”终于收敛起它闹剧般的面孔，爸爸被“三结合”进了矿务局的领导班子。哥哥当兵去了，姐姐上了卫校，这当然都归功于父亲的被“解放”，尽管我的家庭依然还被一些“革命”邻里白眼着，依然被一些“革命”邻里看作另类，但是，这毕竟要比“文革”初期那些年好过得多了。
时间进入70年代，记忆中的我是一个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的小男孩，每天早晨，爸爸、妈妈把我放到邻居家中，就去上班了，我脖子上常常挂着家门的钥匙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在公房里玩儿。中午时分，我就跳过门前的那条小河，沿着一条斜斜的山坡路，走上我家对面的硷畔，属望着不远处的马路，等着爸爸和妈妈下班回来，我经常凝望着对面山上市广播电台的高音喇叭出神，只要那高音喇叭里发出嘹亮的《东方红》歌曲，爸爸和妈妈很快就会出现在路上了。
后来奶奶从陕北老家来了，我才结束了脖子上挂钥匙的历史。奶奶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了好多面制的燕子、猪、刺猬、蛇等面点，奶奶把它叫作“巧儿”，这是老家的方言。那至今还能回忆起一缕麦香！
奶奶的到来，也让我结束了每天中午和下午都要在父母亲下班回来前生火熬稀饭的历史，这是我童年记忆中一段快乐的日子。奶奶在老家人的叫法上有一个很奇特的发音：“niá”，我就叫奶奶为“niá nia”。
从那以后，看管我的任务就由奶奶来承担。奶奶是一个缠着小脚的老太太，每天只要爸爸妈妈前脚一上班走，她就管不了我了，我会一溜烟地跑出去再也不见她的面了，任她怎么叫也是叫不应我的，我明白她撵不上我。但奶奶的好处是从不在妈妈跟前告我的状，她还常常在妈妈面前夸我乖巧，每当这时候我就生出一丝丝的愧疚感来。这样一来我就更不怕她啦，也更喜欢她了，奶奶是我那时调皮捣蛋的保护伞。
在来到铜川之前，奶奶一生都没有出过陕北老家的门槛，来了以后第一个让她老人家感到新奇的事情是我们家屋中间高高悬挂着的电灯，她一直弄不明白那挂得高高的、还带着一根细长尾巴的东西是从哪儿往里面倒灯油的。直到有一天忽然停电了，她连忙跑出去喊妈妈说：“咱家的电灯没有油了。”这一笑话一直被家里人挂在嘴边说了好多年。
在我长大一点儿以后，我就敢往沟外面跑了。
出了小河沟口斜对面就是五工地，大概是市里面的第五个工程地，它的大名叫红旗饭店。红旗饭店里有我们铜川市最高的楼——五层楼房，红旗饭店里有我们铜川市最大最豪华的餐厅。我与邻居的孩子们时常跑到红旗饭店的垃圾箱里拾烟盒，然后再顺着小河沟的河道逆流返回蓝公房，这是一条只有孩子们才走的路：夏天，我们蹚着清清的河水嬉戏；冬天，我们顺着河里的冰道逆流而上。
市体育场在小河沟口的斜对面，体育场的门前也有一条河，它比我们居住的小河沟的水要大得多，小河沟的水就是在体育场门前流进这条大河里去的，它的名字叫漆水河，孩子们都叫它大河。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体育场召开万人公捕大会，在那个年代铜川市每年都要召开一到两次这样的大会，目的大概是为了震慑还在隐藏的阶级敌人，那年代“阶级斗争”是人们大脑中绷得最紧的一根弦。
大会散后，就在小河沟的路口，人们在大街上抓住一个小偷，一街的人都在喊打，幼小的我好不容易挤到跟前去看，那小偷长得高高胖胖，白净的脸上满都是血，看上去倒是挺老实的模样，他被人们拉扯着往红旗饭店院子里的派出所走去。那时候小偷好像并没有如今街上的小偷那么张狂，他乖乖地随着人流向前走去，头垂得很低，怕见人的样子。我随着移动的人群看着热闹，早已忘记了自己正走在大街上，猛一回头，一辆自行车从面前飞驰而过，自行车的刹车把正好碰在我的额头上，鲜血立时就从额头冒了出来，可见我当时的身高也就是一自行车高。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领我一起出门的那个邻居姐姐看到这一情形，撒开脚丫子跑回去报信去了，那个骑车子的人把我送到了附近一家医院，包扎完伤口，妈妈赶来了。
后来，那个肇事者还来我家看了我几回，带着水果罐头。爸爸怎么也不肯收下，那一年我还不到六岁，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受伤。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70年代的清晨是小鸟鸣叫在我家门前那棵大槐树上，朝霞洒满一地的院落；70年代的正午是飘着没有一丝纤尘的白云，就连午后下的雨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感觉；70年代的黄昏是西山上火烧的晚霞——殷红殷红的晚霞映照在市广播电台高音喇叭上嘹亮的《东方红》歌曲里；70年代的夜晚是一颗颗又大又亮的星星童话般挂在天空，孩子们偎在坐着小板凳纳凉的大人的腿跟前听讲鬼怪故事；70年代的我是一个被爸爸妈妈和姐姐宠着的小男孩。
有一年，邻居阿婆死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关于死人的记忆。漆黑色的棺材摆在公房的院子里，小孩子们传说着不能从棺材的头前走过，那是一个忌讳。后排居住的一个比我大一点的男孩亲口告诉我说：“如果从那棺材的头前走过，晚上死人就会进入到你的梦里面找你。”我吓得连跟前都不敢去了，那棺材头究竟长得什么样也是没有记忆的。
埋死人的那一天下午，公房里好些男孩子都在前面高举着灵幡，听说他们每人可以得到一角三分钱一包的糖豆，我真羡慕他们，但我又害怕死人晚上会来我的梦里面找我，只好远远地躲开。后来我看见那个男孩也在其中，就恨恨地想让死人晚上到他的梦里找他去吧。
棺材头上绑着一只芦花大公鸡，那是镇邪之物。听说在死人下葬的时候，把那只芦花大公鸡杀掉，让鸡血洒在周围的地上，死人的灵魂就不会跑出来了。我想他敢去举灵幡，一定是相信那鸡血会镇住死人的灵魂，但我宁愿相信死人的灵魂会在晚上跑出来到他的梦里去找他，谁叫他把那一袋子糖豆都吃了，一粒也不分给我呢！棺材后面跟着的是死者披麻戴孝的家属，妇女们哭声哀哀切切的像是在唱歌，男人们的哭声则是震天响地。我远远地尾随在送葬队伍的后面，既不敢走得太近，也不敢离得太远，更怕自己一个人落单，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在两个世界的中间行走着。
那一晚，棺材真就跑到了我的梦里头，只不过是红颜色的棺木，而不是黑色的。我还亲耳听见邻居那个叫金旗的大男孩问他家里人：“哪边是棺材头？”因为他打算从棺材的后面走过去。后来有一天在房头吃晚饭的时候——那时我们公房里好些人吃饭都是端着碗到房头蹲着吃的——我还专门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那句话。回答了我的问话后，我看到他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就相信他一定是说过那句话的，只不过他不敢承认罢了，我想他也害怕着。
那些糖豆是在我们沟里唯一一家小卖部里买的，那真是一家“小”卖部，小得除了一排不算很长的水泥柜台外，就没有人立足的地方了。我经常在中午或者下午妈妈做饭的时候，被支去那儿打酱油和醋。我对那间小房子是再熟悉不过了，那里面不仅有糖豆可吃，还有一角钱九粒的黑色糖块，以及九分钱一包的酥糖……
它们常常让我垂涎不已。
记得有一天，小卖部外面挤满了人，大人们都争抢着买九分钱一包叫“羊群”牌的香烟，看着他们一次就好几包好几包地抢购着，对于幼小的我来说，那场面看上去人山人海的。后来听大人们闲聊时才明白，原来是那家“羊群”烟厂的一名未婚女工，在某一个烟盒里装了一封求婚的信，意即如果谁要是得到了这盒烟，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就可以同她谈恋爱，并且在结婚时不要一分钱的彩礼。不管这一马路消息有没有根据，我想大人们一定以为这是一个白拣的便宜，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去抢购呢？
晚上吃罢饭，孩子们就都跑到房头的空地上借着路灯的光亮玩儿，捉迷藏、骑毛驴、挤暖和是我们经常玩的游戏。
有一次玩捉迷藏，邻居一个比我大一点的男孩子让我藏到了他家隔壁人家的床底下，他还一再告诫我说如果他不喊我，就千万别出来。那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时间，我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一开始我还听到他们在这里那里地找我，后来渐渐地声音没了，我想可能是到其他地方找我去了，再后来我听到妈妈在公房里叫我，一圈又一圈地转圈喊我，我记住了他的叮咛，没有出去。后来妈妈的声音也消失了，寂寞中我就趴在他家的床底下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床前洗脚盆的哗啦声惊醒了我，我便“呼”地一下从床底下蹿了出去，把下了夜班正在洗脚的人吓了一跳，那盆水整个落在了我的屁股上。
回到家中，我挨了妈妈一顿笤帚疙瘩。后来那个大男孩说他早就把藏我的事给忘记得一干二净回家睡觉去了。
骑毛驴也是很有意思的游戏，七八个孩子分成两拨，选出一个公正人当驾辕，驾辕就是靠墙站立的人，然后以“剪包锤”分出胜方和败方。那败的一方就一个挨着一个地弯下腰去抱着前面一个人的腰部，最前面一个人则伸手搂住驾辕的腰。胜了的一方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像跳马凳一样从后面跳到前面弯成90度腰的人身上，他必须跳得足够远，否则后面的人就无法跳上去了，跳不上去就得认输，就得把腰也弯成90度让对方来跳。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分到了一拨，他在前面撅着屁股，我就在他的后面撅着屁股，我紧搂着他的大腿把头顶在他的腿股中间，他冲着我的头放了一个屁，于是玩恼了的我就和他美美地打了一架，因为这我俩不玩了，好长时间我俩都不说话。
另外还有骑空驴，就是一个人弯下腰去，让所有的参加者用手撑住他的脊背从他的身上跳过去，每当大家都跳过去后，他就要升一级，也就是说抬升高度，直到他仅仅是低下头为最高一级，倘若最高一级所有的人都跳了过去，那他又要从第一级开始了。当然这种时候是很少见的，一般都会在半途就会有人跳不过去，而这个跳不过去的倒霉蛋就要被当成“驴”让大家骑了。
挤暖和是公房里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玩的游戏。孩子们找一个墙角，一个紧挨着一个地使劲地向墙角挤，嘴里面还不停地喊着：“挤，挤，挤暖和，挤到北京拾柴火。”一天晚上我被邻居一个男孩从人堆里挤了出来，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把胳膊摔断了。为此我付出的代价是整个冬天都缠着厚厚的白纱布，隔三岔五地被妈妈领着到大河边上一个老中医的家中去换药。老中医把他熬制成的黑乎乎的像大烟膏一样的东西，趁着热气一层一层地糊在我摔断的骨节处，一开始还感觉凉凉的，一会儿过后就有烧灼皮肤的疼痛。每当这时候我都是不敢吭声的，否则妈妈准会说：“不亏，看你以后还淘气不！”
那个冬天我都是被妈妈强制关在家中，哪儿也不许去。
小时候还有一种很好玩的玩具叫“琉璃咯嘣”。这是一种类似于宝葫芦形状的玻璃制品，用嘴对着那葫芦口轻轻地一吸一吹，它就会发出“咯嘣咯嘣”的响声。还记得在妈妈工作的缝纫部旁边有一家饺子馆。一天中午，我拿着一个琉璃咯嘣，一边吹着，一边坐在小板凳上等着吃水饺，对面案板旁边坐着一个大婶正在包饺子。她大概是感冒了，我看到她一会儿用沾满面粉的手拧一下她的鼻子头，那鼻头早已被她拧得通红通红的了，她的面部表情像是一尊雕塑般岿然不动，就连眼珠子也是不带转动的。她像个面人似的，我想。由于分了神，嘴上用力过猛，我的琉璃咯嘣“啪”的一声从前面烂了一个口子，我看到她沾着面粉的眼睫毛向上挑了一下，好像很是得意地冲我说：“破了吧。”那红红的鼻子头，还有沾着面粉的手和鼻涕，总是在我的眼前晃悠着。我不知道那一天的饺子是什么滋味，反正那个年代的人是不大讲究卫生的。
儿时在家居的公房里，不时会有一些做小生意的货郎担子摇着拨浪鼓儿从门前经过，公房里的孩子们像看杂耍一样地紧跟在后面看热闹。那个捏糖稀人的老头儿无疑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了，你看他把一碗糖稀架在一个烧炭的小火炉上，用棍子熟练地这么向上一挑，继而在空中自如地画几个圆圈，一疙瘩糖稀就缠在他手中的棍子上了。他伸出三个被糖稀染得发黑的手指头灵巧地东一下西一下上一下地摆弄着，不一会儿一个瘪瘪的孙猴子就立在棍子上了，再看他用一根细细透气的麦秸秆儿插到那孙猴子的腿上，鼓起腮帮子轻轻一吹，一个膨胀起来的半透明的孙猴子便活灵活现在我们眼前了。
那五分钱一个的糖人儿吸引住了公房里所有孩子们的眼珠子。大多数的孩子都喜欢孙悟空，可是我却喜欢着猪八戒和白龙马，这个秘密我一直谁都没有告诉过，因为我觉得猪八戒和白龙马的肚子最大，可以多一些糖稀。有一天我把这个儿时唯一的秘密告诉了姐姐，她说我是傻瓜，我也就不愿再向任何人透露了，我为只有我一个人才知道的这一个小秘密得意了好久。
前面提到，我们居住的公房里的人家大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老乡观念淡薄，邻里之间也就少了许多传统大家族里类似于家训那样被教化约束着的属于文化的东西。在我的左邻右舍之间常常发生一些不文明的龃龉，这一陋习一直到现在都还残存着。
二
冬天，山瘦了川道就宽了。夏天，山绿了川道又瘦了。
在我上小学一年级去学校报名的那一天，妈妈上班去了，爸爸被抽调到省城的石油仪表厂工作组已经一年了，是邻居一个大姐姐领着我拿着家里的户口簿去报到的。那年代不是本系统职工的子弟，学校是不给报名的，因为这是一所煤炭子弟小学。可是我们家里的情况大姐姐又说不清楚，她只知道我爸爸在省里面工作，学校老师坚持要搞明白一切，否则不给报名，老师们把我当外系统的子弟看待了。没有办法，我只好回家等大人回来。看着邻居的伙伴们都兴高采烈地报了名回家来了，我一个人钻在家里偷偷地抹着眼泪。
记得那天是星期六，下午姐姐早早从卫校回来了，她听了邻居姐姐的说明，领着我赶到老师下班前报上了名。姐姐当时是怎么跟那个老师说明白的，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但我终于报上了名是肯定的了。我也可以高高兴兴地和邻居的伙伴们一样在院子里玩耍了。
一年级的班主任是我们学校的模范女教师，我现在的拼音功底要归功于她的良好教育。
班主任40岁上下，是一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女教师，课教得十分认真，即使一个音节的小小发音偏差，也会被她一丝不苟地加以校正，所以我们班经常是下了课还被留在教室中。看着其他班的同学在校园里蹦呀跳呀的，我心里就像猫抓似的。可是她是学校出了名的严格要求学生的教师，我就曾经因为一个“蔡”的生字总是写错，被中午留下来写一百遍生字，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把我的生字本从讲台上扔下来了八次，现在我都记得那篇课文的名字——《英雄蔡永祥的故事》。
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校里发展第一批红小兵，有谁不想把那一条鲜艳的红领巾戴在脖子上呢？何况又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红色年代。第一批红小兵的名单被老师报了上去，其中就有我的名字，可是批下来的人中没有我。我们班的班长后来告诉我说，他听老师们私下议论说是因为我的家庭问题。
小小的我无言以对。
就这样，一直到第三批发展红小兵的时候，我才被吸收进了那个早已向往的队伍里去。然而，这已经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了。
小学二年级开学了，我一个人拿着户籍本和通知书来到重新分了班的教室前报到。我们班的新班长是一个女同学，她不假思索地在花名册上写下了“高纸帽”三个字，我清楚地听到一旁等着报名的其他同学“哧哧”的笑声。爸爸的名气之大也大概是在批斗大会上就已经有了的。
从那时候起，或许是那一天起，在我的心中就似乎有了一种铭心的任性情绪，它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我的小学时代，甚至影响了我的少年时代。
让我感同身受的一件事是，在我们公房里有一个老太太，她被划成了地主成分，经常被居委会拉上群众大会挨批，脖子上挂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的什么字我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牌子写的字上有一个大大的黑×，上百人的会场口号震天，大会结束后，一大群小孩子追在她的后面喊着、骂着、起哄着。每当这时，我都是躲得远远的，总想起妈妈抱着我看父亲站在主席台的板凳上被批斗的场面，尽管此时父亲已经被“解放”了。当触及人类灵魂的东西是冷漠的政治而不是人心和良知的时候，我小小的心是茫然的。
公房的后山，我们都叫它作电磨山，大人们也跟着孩子们这么叫。其实很简单，因为在那山上有一个生产队的电磨坊而得名。
我和邻居的几个孩子们经常到电磨山上去，带上装满河水的罐头瓶，拿树枝拨开马粪，再用水把马粪下面的蜣螂（我们叫它屎壳郎）灌出来。然后，装入罐头瓶中，带回家里去和其他孩子们逮到的屎壳郎拼斗，胜者就可以赢走对方的屎壳郎。
在电磨坊的旁边，是生产队里养的牛、马，还有骡子和毛驴。一次，我看到了生产队的人屠宰一头牛的场面。农民们架起一口巨大的铁锅，铁锅里盛满了水，铁锅下面是用砖头临时垒起的炉灶，炉膛里塞满了燃烧着的劈柴，等到那一锅水咕嘟咕嘟地冒出热气时，他们就开始屠宰前的准备工作了，刀、盆、绳索之类。我亲眼看见那头将要被屠宰的牛眼睛里满含着泪水，地上还洇湿一大片，那是它的泪水啊！
早先，在电磨山的最高处还驻有解放军的部队，我们就经常往那里跑。部队上的人待我们很好，还经常给我们子弹壳，那年月子弹壳在我们公房里可是稀罕物。孩子们把从部队上要来的子弹壳堆在一起，再找来有一拃长的圆铁管子叫作“老子”，画个方框框叫作“锅”，就开始“打锅”了。谁能够用“老子”把“锅”里的弹壳打出来的最多，就算赢了。如今的孩子们早已经看不上这些低级游戏，他们宁愿坐在游戏机前通宵达旦。前一阵子，我特意向在部队的一个朋友要了一些子弹壳给我的孩子，他稀罕了不到几天就弃之角落，冷落了我的童心。
后来，部队因换防搬走了，把他们的营房交给了地方，地方政府又把这块地拨给了市豫剧团，我们就很少往那里跑了。
豫剧团的山对面是园林局的园林，我们把这片园林叫作“小树林”，其实它的面积整整占据了一座山。这里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一个好去处，孩子们经常手持弹弓，翻过一道被隔离的土墙进入那片小树林打麻雀，偶尔还能打到黄金翅和其他一些不知名的小鸟。有时候我们一天就能够打六七只小鸟，带回家中剥了那些可怜的小鸟的毛，然后是开膛破肚、洗干净。这一切当然都是由比我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操刀，我们小孩子分工回家里舀水、下河中挖黄土、到山坡上捡树枝。等我们干完这一切，大孩子就用水把黄土和成黄泥，把收拾好了的可怜的小鸟们糊成圆圆的像鸡蛋状的泥团，糊泥前先要包上香烟盒的锡纸，那锡纸也是要剥得薄薄的两面都光亮的那种，还有一种是同纸紧紧粘连在一起分剥不开的，我们是不用的。最后扔入早已生好火的柴堆中去，等待烧熟。也不知怎么回事，我从来不吃我们的战利品，因为它总给我一种弱肉强食的悲凉，尽管我那时还小。而相邻一排有一户人家有一支让全公房的孩子们羡慕的气枪，听说一天就能射猎一二百只麻雀。
每当夏天来临之际，孩子们的户外体育活动最为广泛的是推铁环，那铁环就是把较为粗些的钢筋用电焊焊接成圆环状的圈，再用比铁环稍粗的钢筋握成推铁环的环钩，在地上一推，发出“啷啷”的铁器摩擦声。学校每届运动会都有推铁环比赛，我拿过第二名的奖项。
在我们学校后面是一条一直往里延伸的山沟，人们把它叫“后沟”。起先，后沟里也住着军队，解放军的一个团部就驻扎在那里，那儿也是我们玩耍的一个好去处。
有一次，我和几个男孩子去团部要弹壳，一个瘦瘦的颧骨微凸的军人待我很好。他说我这一张虎气的团团脸，眯眯一笑眉峰向上微挑的样子，像神了他在家乡的小弟。他给了我好些子弹壳，还说让我早点儿回家，免得家里人找我，言语中倒像我真是他的弟弟一般。我不由得就想起了我正在甘肃当兵的哥哥来，于是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起来，当他听别的孩子说我的哥哥也在部队上时，惹得他也哭得眼圈红红的……
解放军的团部住在山上，山下面是60年代为抗旱修筑的一个大水库，我们都叫它“大坝”。
大坝里有鱼，水很深，只有大一点的孩子们才敢下去游泳，我们小孩子只有抱住汽车轮胎做的游泳圈才敢下水。
另一个夏季游泳的好去处是纵贯吾乡的那条大河，河水不深，也不怎么宽。我们几个小孩子经常下到河里去光着屁股戏耍。在这里，我们游泳的姿势也是不讲究的，“狗刨”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会的姿势，我学会游泳也就是在这一条大河里练出来的。那时候大河的河水一年四季都是清澈的，人们经常在河里面洗自家的衣服。
还有一个游泳的去处是“坑木场”，那儿因有许多堆积的木头而得名，但是那里淹死过人，我们是不敢轻易去的，除非有水性比较好的大孩子跟着。
夏季里的户外活动除游泳之外，就是上山捉蚂蚱、逮蝈蝈、摘酸枣，甚至跑去偷农民的苹果、桃子，还有柿子。这些当然需要冒点儿险，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只不过是小风险而已，较刺激的活动是到山沟深处去探险。
在阳光耀眼的中午，吃罢饭，几个人组成一个小小的探险队，走进后山里去，那里给我的感觉几乎跟天外也差不了多少。记得有那么一次，跟几个较大一点儿的孩子到后山里去割蒿草，这是一次真正的历险。
我们手中的工具有锄头、铁锨、棍子之类的东西，从电磨山上去一直往山里走。大约在两点钟的时候，天空忽然就阴了下来，紧跟着是怒吼的巨雷滚过天空，顷刻间白雨垂直而下，我们沿着山间小道奔跑着，寻找避雨的地方，大一点的孩子跑在前面，小一点的我们跑在后面。很快大家发现了一棵老槐树，于是我们就向那儿跑去。其实，我们都接受过这方面教育，比如下雷阵雨的时候不能往树底下站，又比如葱和蜂蜜不能够同食等。然而，情急之下谁也没想那么多，我们就都聚到了那棵老槐树下。雨还在不停地下着，雷声不时从我们的头顶滚过，闪电撕开的天空很像我家灯泡在黄昏里猛闪的一瞬。也就在这时候，忽听从一旁的梯田边传来一嗓子秦腔的吼声：“那树危险！都离开呀——”
那“呀”声拖得又细又长，起先倒把我们吓得一惊，很快我们就反应了过来，呼啦一下跑离了那棵随时都会有危险的老槐树，在我们惊魂还未定的时候，太阳就亮亮地从云丛中闪了出来，天空依然还飘着细碎的白雨，在阳光照耀下像一条条银色的小鱼儿钻入地下。我们脱下背心，边走边喊：“老天爷，不讲理，出着太阳下着雨。”
很快雨过天晴，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有两条：回家或者继续到山里面割草。
经过大一点的几个孩子在一起头碰着头商量，结果我们决定继续往山里走，但是他们警告我们几个小的说，绝对不能把刚才树下的事情告诉家里人，直到我们一一都向毛主席做了保证，方才罢休。
也不知走了多远，也许并不很远，只不过那时我还小，感觉已是很远罢了。终于，我们来到一大片荒山下，大家分成三个组，每三个人一组，开始打蒿草。
大孩子上山打草，小孩子就坐在山根处把大孩子打来的蒿草用长一些的草捆绑好。
就在我使出吃奶力气使劲捋绑那些被整理好了的蒿草时，从半山坡的草丛中传来了惊喊声，那喊声从空旷的天空压下来，瘆人地撞到地面后又碰到对面的山崖间反弹过来，在山谷中不绝于耳。我们赶快跑到空地上，手里拿着一根棍子紧紧靠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人与自然默默对峙时的无助，好像四周都是危险，又好像危险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却无处着力。不一会儿，几个大孩子从山坡草丛中钻了出来，棍子上挑着一条一米多长的花蛇，我们就都跑过去看，那蛇似乎还活着，嘴巴一张一合地在喘气……
经历了这一事件后，我们就不再打草了，经过大孩子们又一次头碰着头商量，我们决定继续往山上走，去探险。
于是，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捆绑好的蒿草藏在一个较为隐蔽的废弃窑洞中，开始向山顶爬去。沿着羊肠小道，我们手脚并用一路往上爬，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山的顶部，从崖畔向下望去，竟然有一所学校被围在崇山峻岭之间。当时已经五点来钟了，学校早已放了学，从崖畔上看下去，是安静肃穆的校舍。那一排排整齐干净青砖瓦房的校舍，以及在绿树掩映下的白色墙壁，恬淡安详，许多年之后，每当想起这一幕来，不知怎的总让我把它和陈忠实笔下《白鹿原》里的“白鹿书院”联系在一起……
文化中国就应该是这样被群山环抱着的让人眷恋的古朴与素雅。
三
70年代中后期，电视机在家乡可是稀罕物。每当夜晚降临，我们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结成伴儿，到那些大单位去看电视。好些时候我们是进不去的，只得爬上墙头，或者趴在墙外的树上做远距离窥看。一次，我和邻居的一个小男孩趴在市广播电台的围墙上远距离看一个早已忘记了的什么片子，突然电台里出来一个人向我们大吼一嗓子，我们都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稀里糊涂地向坡下跑去。结果那个小男孩绊住了我的腿，我勾住了他的脚，一起摔倒在水泥坡地上，我俩的膝盖全都流出了血。打小我的膝盖上都是旧疤摞着新疤，直到现在它们都还像纪念章一样长在那里向我展示着儿时调皮捣蛋的成绩。
自那以后，家里人就再也不让我晚上出去看电视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夏季也算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到了冬季，户外活动就略显得单调了许多，下河滑冰、堆雪人，再就是自做一个小冰车（冰车是用木板钉一个平面，在底部固定两根粗铁丝就行了），到一些单位门前的斜坡上滑雪。
市工人文化宫门前有连着两个斜斜的陡坡，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另一个滑雪的好去处就是50年代苏联人帮助修建的被称作第二招待所的地方。一到下雪天，各公房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从四面八方来到了这里，有单独一个人站立着从斜坡上往下滑的，也有大家伙儿连成一条长龙蹲着往下滑的，我们把这叫作“开火车”，而滑雪的工具是最为简单的一双塑料底子的布鞋而已，孩子们把它叫作“料板鞋”。每到这时节，前面提到的工人文化宫是孩子们聚集最多的地方，也不光是因为那里的斜坡好往下滑，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那儿经常有电影播放。那时候，文化宫每两个星期更换一次新片子。然而那时候的孩子们都没有钱，尽管一张电影票也才五分钱一张，而这五分钱也得要我们跑到各单位和招待所的垃圾堆里捡破烂一分一分地积攒下来。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记忆是市工人文化宫播放的动画片《大闹天宫》，那可真是人山人海，大人和小孩子都挤在门外边等人退票的情景，我也只能用“渴望”一词来描述了。70年代，人们对文化的渴望心态，我想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吧？一个亲戚认识文化宫里的人，他领着我连看了好几场《大闹天宫》，当然是站着看的，因为没有票，也就没有座位，但就这样对我来说已经是很惬意的事情了。这总比我们公房里的其他男孩子们从后门冒着被把门人抓住的风险翻进去强得多啦！
还有一个看电影的好去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我们公房后沟里解放军的团部。部队上放电影要比地方上过瘾，一放就是好几部，并且都是在露天广场，从不收门票。因此我们就成群结伴地去看电影，原因很简单，在通向团部的路上有一大片坟场。在70年代初，老百姓是被允许土葬的，那里新坟老坟一大片，而最令我们害怕的是一个被称作“烂渣坟”的无主坟：它因为无后人清扫，坟包早已被风吹平，破败的棺材散开来，木屑被风撒得到处都是，暴露出一副白森森的枯骨来，即使白天也是很令人发瘆的。记得一次我同几个胆大的小伙伴于一个阳光亮丽的下午跑到那座无主坟前，看到骷髅黑洞洞的眼眶，一层黑白相间的华发平平地铺展在棺材底部，不知谁发一声喊，我们像遭遇瘟神一样地四散逃去。
黄昏吃罢晚饭，几个与我一般大的孩子只有手拉着手才敢从那里经过。每当这时候，我们也是倾其全公房的小孩子而去，大有万人空巷之感。
电影在那个时代毕竟对我们来说是奢侈品。
还记得在上小学时，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电影，电影名字如今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时候的电影都给人千篇一律的感觉，没有什么值得人反思的内容。电影在开始前都要放一段纪录片，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倒让我记得牢牢的，纪录片的内容是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的画面。在中南海的卧室里，毛主席被工作人员搀扶着与客人握手。全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人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那狂热的场面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那个时代的人们啊，活着的精神寄托就是为了伟大领袖的存在和健康。老师和我们一起泪流满面，激动人心的崇拜，激动人心的虔诚，激动人心的场面，激动人心的70年代啊！
学习成绩似乎并不重要，老师们对付调皮的学生也没有什么高招，好在我们还小，只是看到高年级的大哥哥们，都在到处贴他们不满意教师的大字报。
另一方面，学习成绩似乎也并不是被学校所特别看重的，那时的成绩通知书上只标明优、良、及格等，家长们也不太看重这一点，他们比较注重学校的评语，比如又红又专、能够听党的话，等等。不像现在的学生整天都可以坐在教室里专心学习功课，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让书本子把学生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学校还经常把学生们引出校外，学工、学农、学毛主席语录、学“老三篇”……
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背着书包拿着小板凳，一排排地坐在学校宽敞的广场上，被老师监督着一个一个地背诵《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谁背会了就可以到一边玩儿，那些不会背的学生要一直坐在那儿直到放学，老师就手执教鞭很严肃地一个一个地点过去说：“明天来了以后继续背，直到背会为止。”于是这些倒霉蛋们一个个耷拉着他们的脑袋回家去了。
记得有一个从河南老家刚来的同学，一连几天都没有把《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背过。一天，老师忍不住用手指头点着他的头说：“早晨在家吃得什么饭？”
他低声回答：“俺娘给俺喝的糊涂。”
老师大声说：“怪不得呢，你妈是不是每天都给你喝糊涂，把你一天喝得糊里糊涂的。”
全班同学都乐开了花，老师也跟着乐，他也跟着乐，就在这一片乐声中，无奈的老师只好让这最后一个没有背会“老三篇”的学生过关了。
那年月，人们总是希望把一个想法用运动的方式表达出来。“白卷先生”张铁生就是一个这样的学生，他掀起的这场运动很快就传到了我的家乡。记得是一次期中考试，我们把试卷带回家，照老师的要求抄好，第二天交到学校，老师根据卷面的整齐程度给学生打分数，学习的动力没有了，压力也没有了，考试只是一场游戏。
从长远教育来讲，开卷考试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它可以养成学生查阅资料的良好习惯，提高文章的严谨性和科学理念，可谓是“开卷有益”，这也是后人为摆脱“八股”科考的一次新的尝试。然而歪嘴的和尚是念不了正经的，开卷也好，闭卷也好，都不能太呆板地拘泥于形式，好的想法被教条主义所利用，就成了工具。
1975年秋季，哥哥从部队上转业回来了。他被分配到了一家物资部门工作，那里离我们家大约有三十里的路程。
在一个暑假里，哥哥把我带到了他们单位。其实，妈妈原本的意思就是不让我到处乱跑，好让哥哥管管我。在阴阴的雨季里，淅淅沥沥的毛毛雨把小河沟石子铺就的马路淋得湿漉漉的，脚丫子踩上去任水花溅在裤腿上，哥哥打着一把暗红色油纸伞领着十岁的我乘公交车来到了他们单位。哥哥，这个名称对于我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打我记事起，哥哥就当兵走了，看着邻居家的孩子都是弟兄几个出双入对的，我真的是羡慕死了。在我童年唯一有关哥哥的记忆里，就是1969年在我四岁上那个深秋的凌晨，全家人踏着小河沟里的蛙鸣和秋虫的啾啾声，在满天明亮的银星陪伴下，去送当兵的哥哥到宜古村火车站的那一幕：
初冻的小河沟马路上走着我们一家五口，爸爸拉着我的手和哥哥并肩而行，哥哥胸前戴着大红花，背着方方正正的军用背包，头上还戴着一顶火车头大棉帽子，后面跟着妈妈和姐姐。
也许是太早的缘故，铜川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我们走过一家人离别前悠长而寂寞的十里铺街道，空旷坚硬的柏油路面响着全家人噔噔的脚步声。妈妈低哑的嘱咐声伴随着偶尔吹过来的河风，冰冷地吹着我的耳朵和脖颈。
来到宜古村车站，欢送的人群在这里是人山人海，我们被人群挤散了，爸爸领着我在人丛中穿来穿去地寻找着哥哥。火车启动了，感觉是人在移动，而火车并没有动；爸爸拉着我的手用力向前挤去，我听到很少大声说话的爸爸在大声叫着哥哥的名字，人声太嘈杂了，爸爸的喊声根本无法传出去多远，就被嘈杂的人声湮没了。终于我感觉是火车在向前奔驰了，人们盲目地挥舞着手臂。爸爸抱起我，我们两双眼睛都在逐渐加快的列车窗口搜寻着哥哥最后的身影，然而都是徒劳。
从那一天起，我家门前挂起了一方黄底红字的铁牌子：“革命军属”。
哥哥在甘肃武威当了五年兵，如今回来了怎么能不叫我高兴呢？尽管他比我大了整整14岁。对哥哥的亲情被我后来写在一首题名为《兄长》的诗中：
有我童年的背影，在你少年的眼睛里，喧嚣着。你穿起一身戎装，把家人的思念拉得又细又长：拉成母亲手中结实的鞋绳，拉成父亲笔下刚毅的深情。
那时候，我五岁顽皮的五岁，你十八岁走南闯北的十八岁。你是我记忆中的骄傲，是我唯一想见的远方的兄长。后来，你和家乡团圆，而我已是少年依然顽皮的少年，你正是青年肩负家庭与责任的重担。你是我看得见的骄傲，是我想见即可触及的兄长。
如今，为了寻找一个梦想，我四处奔波。你是我心目中，一片不事喧嚣，阳光明媚的海滩。
转眼间我上小学四年级了，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来说不平凡的一年。
年初，1月8号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四人帮”兴风作浪，中国的政局动荡不稳。天安门广场的风波波及整个中国的角角落落，学工学农的风潮遍及全国，我们在教室上课的时间远没有在户外劳动的时间多。
学校时常组织我们上山浇树，帮助农民务农，学生们从家里各自带上劳动工具，到学校附近的山上学农。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天空清朗朗的，是那种伸手就可触及的温暖蓝色，远处乡村的桃花开得格外鲜艳，农村干净整齐的院落像棋盘一样摆着它们美丽的棋子。绿树山花别样红的农村，就像我们从书本上想象的陶渊明的桃花源山庄一模一样。
我们唱着歌儿，排成长长的一字形队伍，顺着羊肠小径爬到山上。一开始，班主任根本管不了我们，她是从师范学校刚分来的女教师，人胖胖的，皮肤黑黑的，个头儿几乎和我们班的中等个子不相上下，因此，大家私下里偷着叫她“小钢炮”。当然，这是不礼貌的，也只是班级中少数几个调皮孩子的“杰作”而已。她教的是我们新近才开的一门课程叫《生理卫生》，还记得在讲到“生殖”那一章节时，年青的女老师红着脸走进课堂，很扭捏地说：“今天的课大家自己看，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们可以互相学习。”说完她就很不自然地红着脸走出了教室，全班同学在一片哄笑声中嘈嘈杂杂地上完了这一课。
在山上，我们像放了羊一样满山跑着，大约在下午三点左右，在同年级一位男教师的帮助下，班主任才把我们揪留在一起，开始分组挖起了树坑。
女老师给我们的动力就是每两人只要挖够十个树坑，就可以放学回家了。于是各小组的同学都争先恐后地干了起来。我和我们公房后排的一个同学分在一组，他拿䦆头挖坑，我负责用铁锨铲土，全班同学还不时地唱着歌儿，“车轮飞，汽笛啸，火车向着韶山跑”“学习雷锋好榜样”……
正在我们干得起劲的时候，一般来说，灾难都是来自你稍一疏忽的刹那间，也就在这一瞬间，他的锄头正好落在了我的小腿肚子上，薄薄的一层涤确良夏裤被划了一个三角口子，掀开裤腿，小腿肚子上也被划了个同样大小的三角形，那被划开的肉向外翻着，一会儿工夫，血便从那翻开的肉里面渗了出来，当时倒不感觉有多么疼痛。以后这块象征我小学时代调皮捣蛋的伤疤一直伴随着我，直到现在。
邻班的男教师把我背起来就往山下面跑去，后来听说我们的班主任好长时间才从坐着的地上站了起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终于可以不用清晨早早地爬起来懒洋洋地上学去了，我需要在家养伤。
起初的几天倒也挺自由自在。然而，时间一久，就生出许多的寂寞来，因为没有人跟我玩儿了，人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只有邻居的老太太和比我更小没上学的孩子们整日相伴，我又渴望着自己的伤快快长好了。
1976年春季，在同学的鼓动下，我还养过一季的蚕。
蚕籽是我的一个同学送给我的，它刚被拿回来时，密密麻麻地星散在一张绵绵的卫生纸上，那一粒粒的蚕籽中间的一点黑头，母亲告诉我说：“这就是蚕宝宝的小脑袋。”每当白天，我就仔仔细细地把它们放到太阳下面，晚上拿回来再放到电灯下，保证他们不会在春寒中挨冻。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有一天，第一个小蚕破籽而出，一拱一拱，步履蹒跚，很像显微镜下的细菌。等到整张纸都爬满蚕宝宝后，我就找来一个大纸盒子，把蚕宝宝都装了进去。然后再在盒子上面扎一些小孔，为的是透气性好。
居住在城市，养蚕最难的要数采摘桑叶，我和同学跑遍了周围的沟沟岔岔，偶有收获也是少之又少。后来听说榆树叶也能喂蚕，市体育场内有一排又高又大的榆树，于是我们就天天放了学去摘榆树叶。
最惊险的一次是我和一个不相识的孩子爬到两棵榆树梢头，这儿离地面少说也有十几米高，我拉过来他所在的榆树梢，树梢上的榆树叶又大又好，他也爬上来探出身子摘树梢头的榆叶。是啊，这么好的叶子谁看了不想摘呢？家里的蚕宝宝还等着吃呢！我一松手，树梢猝然间弹了开去，那孩子也随着树梢忽悠一下摇了过去，他的脸色顿时吓得煞白，幸亏他的另一只手抓得牢，否则后果真不敢想象……
还有一个摘桑叶的去处，就是小河沟后沟大坝旁边的坝堤下面生长着好几棵桑树，要是走着去至少得一个半小时，还要经过那一大片坟场，我是不敢一个人独自去的。
有辛苦就有收获，经过精心呵护，蚕宝宝们一天天长大了，身体白亮，放到脖颈上冰冰凉，很感惬意。上学的时候，趁妈妈不注意，我偷偷拿几条最大的蚕塞进文具盒，课余时就和同学的蚕宝宝比，看谁的蚕宝宝长得最好最大。
我们全家都成了采桑叶的人了。哥哥是最上心的一个，每星期从工作单位回来，装回一黄军挎包桑叶，也不知他是从哪儿找来的，问哥哥，他说是在很远的山里面，我也就不再奢望自己去了。
秋天到了，蚕宝宝开始结茧了，不吃不喝，整天织呀织呀，红的、绿的、白的、粉红的、鹅黄的，五颜六色。我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守着它们，看它们辛勤地把自己织进茧内。作茧自缚，是那一段时间我脑子里闪现最多的一句成语。
再后来，蚕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蛾，拱出来生了许多的小黑头蚕籽，蛾就飞走了。
那年夏天，全国开展揭批“孔老二”的运动高潮，我再没有继续养蚕。
唐山传来了噩耗，大地震吞没了几十万生命。
家家户户都在为抗震做准备，在我们公房前的空地上矗起一排排的“防震棚”。所谓“防震棚”就是用木椽和篾席搭建起的简易房子，那一个紧挨着一个的抗震棚，很像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述的茅屋。
爸爸找来人在我家的平房里用木柱搭起了固定墙壁和房梁的架子、顶棚，妈妈在我家的大衣柜角上放了一个倒立的白酒瓶，说是这样可以预兆地震来临，还说汉朝张衡的地震仪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制造出来的。
那一年，全国人民都在谈“震”色变。
我们不敢在教室里上课了，于是整日都在教室外面，说是上课，倒不如说是在玩儿，谁还有心听老师也是无心的讲课呀！
人常说：孤独是文学的伴侣。童年时代的我在家里是没有玩伴的，哥哥打我记事起就参军去了部队，姐姐也去了离家几十里外的市卫校，况且哥哥比我大了14岁，姐姐比我也整整大了一轮。他们即使在家中也是和我玩不到一起的，所以我们家中也就没有邻居兄弟姐妹一大群的热闹劲儿。每当夜晚来临后，妈妈在灯下做着针线活，等着爸爸回来。爸爸总是回来得很晚，我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多的会议，仿佛永远也开不完似的。我不知道儿时的我有多少个孤单的夜晚是与连环画为伴度过的，反正经常在我第二天醒来后，枕边堆放着一摞翻开的连环画，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睡在床上看书的习惯。白天，我隔三岔五地往位于市中心红旗街的新华书店里跑，几乎买遍了所有书店里新进来的连环画书。临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保存了有五百多册的小人书。我把它们整齐地编上号码，装在三个小箱子里面，其中有一个小红箱子，妈妈说，还是她出嫁的时候放新鞋子用的。
公元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许，我和邻居的孩子们正坐在我家门前打扑克，忽然，山上的高音喇叭响起了哀乐，紧接着传来了播音员低沉浑厚的声音：“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因患癌症医治无效……”
我们呼啦一下站起来全都向山脚下跑去，一个个僵立在那里，听那声音像乌云一样从天空压过来；抬眼望天，月亮像一张薄薄的白纸，夕阳像一幅凄婉的水彩画，无声地贴在9月9日下午的蓝天上。蓝天下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都失去了笑声，人们沉寂在哀痛中。我和伙伴们站在山前的高音喇叭下，一遍一遍地听那哀乐和讣告，直到父母亲下班回来，我们才各自回家。
吃晚饭时，我听到母亲对父亲说：“主席逝世了，老觉得这心里空空的，真不知中国以后该咋办？”
公元1976年，对于11岁的我来说，还不是了解国家大事的年龄，只是打小接受的教育，让我对毛主席有一种敬爱。当天晚上，我们公房的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挤进各单位的会议室里，守着电视机等着看新闻。那年月，我们那里家家都是买不起电视机的，除了一些大的机关单位，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看电视的。
第二天一早上学，街道两旁、高楼上、平房上、树上，以及学校里到处挂满了白花和白纸黑字的讣告，我真正体会到了史书上记载的“国丧”的氛围。学校停课，大礼堂搭起了灵棚，全校师生排起长长的队列，一个挨着一个走上主席台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听说我们学校有好几个女生哭得昏了过去，受到了校领导的高度赞扬，表扬她们对伟大领袖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下午两点，在市体育场隆重举行全市追悼大会活动，全市各机关、单位、学校都聚集在这里，随着火车三声低沉而急促的鸣响，后来听大人们说，全国的火车都在同一时刻鸣叫起来。高音喇叭里传出了北京的追悼大会主持人的声音：“请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三鞠躬。”几万人包括我在内笔直地站在原地，向主席台上的主席遗像三鞠躬。大家鞠完了躬，方才响起主持人洪亮的声音：“一鞠躬……”
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爸爸领着我住在他们单位铜川矿务局机关搭建的大型抗震棚里——简易房子里面铺开一张长长的大通铺，那感觉很像现在从电视机里才能看到的难民营。第二天一早，爸爸叫醒我说：“昨天晚上外面敲锣打鼓放鞭炮，你知不知道？”我惊讶地说：“不知道。”走出抗震棚，我才吃了一惊，一夜之间，像变戏法似的，大楼上、墙上、树上、路上到处都是红纸黑字的大幅标语：热烈庆祝一举粉碎“王、张、江、姚”……
不知怎么我突然就想起了这一年夏天的一个黄昏里，我路过爸爸单位门前的红墙时（那年月的机关单位都是用红墙围着的，也许是为了突出庄严和革命性吧，现如今这里已是繁华的商业区了），红墙上糊满了一张张大字报，你方唱罢我登场，在那个红得发紫的年代里，大字报都是一层摞一层的，这样才对得起报纸广播上宣传的铺天盖地。我已上小学五年级了，基本上能看得懂上面的内容了。好多人都在那里借着路灯看大字报，其中大多数是对个人的人身攻击。晚上回到家里，我把这事讲给了父母亲听，爸爸从口袋里抽出一支大前门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什么也没有说。妈妈骂我多事，以后不许我再去那种地方。
公元1976年，中国就像两张铁鏊子：一张热得通红，一张结满冰霜，让中国人在那上面跳来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