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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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主要内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和演变

“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罗荣渠:《现代化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概念的考查、分析和界定,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一切问题的起点,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的理解和把握。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艰辛探索中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时代的变迁,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历史文化沃土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拓展和升华的过程。

(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79年邓小平强调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国情,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1994年版,第163页。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这是党的文献中首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从表述背景和形式看,主要是从实践层面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之后多种场合这一概念的使用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框架模式前提下,使其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偏重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角度来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十三大报告继续沿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相关概念,但仅仅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初步说明。十三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基本轮廓的首次概括,形成了十二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并据此指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56页。

(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1992年3月,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共十四大报告则明确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突出了邓小平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也表明这一阶段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特征。对于加上“邓小平同志”的表述,十四大报告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与此同时,中共十四大仍然保留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等十三大的提法,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从九个方面进行了概括总结,彰显了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三)从“邓小平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式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在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十五大从十个方面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涵,但依然保留使用了从十三大以来就提出并使用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事业、伟大实践”等衍生概念,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了具体阐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大纲领,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三位一体”的基本布局,进一步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概念。

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在党的文献中不再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次出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更加简洁、肯定、有力的概念表述。这一概念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不仅仅是“有中国特色”,更是力求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形态或社会主义样式。在十六大报告中,相应的也出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些衍生概念的提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内涵的拓展和升华

新世纪开始,随着海外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关注的不断升温,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总结,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得到理论升华。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就从“道路”和“理论体系”两个方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进而界定了“旗帜”的内容,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的。2011年7月,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讲话中,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括为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二位一体”升华为“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三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概念内涵丰富的同时,党的十七大继续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概念和提法。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个方面内容的同时,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十八大报告从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四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进行了回应,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同时十八大向全党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彰显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回应了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出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即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7页。这表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三位一体”,升华到“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四位一体”,“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表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需要注意的是,十九大报告仍然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伟大事业”之中,放在和“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相互关系中来理解。

综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演变和发展,可以得出以下基本认识: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和形成不是偶然的,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和升华,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演变过程,影响和决定着理论体系的建构、传播和发展。这一过程既是理论探索、认识提升的过程,更是时代发展、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

思想理论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与毛泽东思想“一根相连、一脉相承、一体相依、一帜相随”徐光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求是》2013年第18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毛泽东思想之中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创立的政治前提和思想基础;毛泽东思想之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毛泽东思想之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毛泽东思想之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导;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指导原则。

毛泽东掀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的序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源和初始阶段的开启者。邓小平设计和领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实践和理论上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奠基人和创立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又在理论体系建构上作了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一个发展的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几代领导集体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形成了基本稳定的理论架构和内容,构成了一个理论大厦,并在一脉相承中,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和理论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基石就是立论之基的内容,它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源头活水”,是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基础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论述,从党的思想路线层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哲学基础。

二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摆在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社会主义本质的提出,正是基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因而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事实而做出的理论反思。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概括,解释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道路选择之间的内在逻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逻辑前提。

三是初级阶段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经验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进行新的探索,做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论的现实依据。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方面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基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和基本路线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必须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和趋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则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科学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基本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谋发展是兴国之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社会和谐,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也是世界的梦,与世界的梦息息相通。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夙愿。从“两步走”到“三步走”战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目标与基本政策构成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既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在要求,也是党的基本路线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具体展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四个全面”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是纲和目的关系,纲举才能目张,是全局和重点的关系,放眼长远,综合施策,协调推进,攻坚克难,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强国梦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根本。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征。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时期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它系统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特点和规律,确定了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必由之路的重要地位,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得出的重要结论,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特别是净化市场环境,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举措。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障和外部条件

国防和军队建设关系国家安危和发展全局,富国和强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基石。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逐步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历史和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必须始终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必须始终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妥善应对台湾局势变化,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有力维护了台海和平稳定。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是新时代推进祖国统一的基本方针。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与国际战略思想,是建立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际局势和时代特征判断基础上的。新世纪以来,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国际社会一道致力于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保证

时代是出卷人,党是答卷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者,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的根本保障,党的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之源。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近100年的不懈奋斗,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不改使命不怠,这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共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体现在“四个伟大”之中,伟大斗争扫清前行的障碍,伟大工程锻造坚强领导核心,伟大事业宣示旗帜道路,伟大梦想彰显初心使命,四个伟大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整体,统一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基本理论内涵丰富,富有时代性、理论性、实践性、民族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