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的建构
不同方法论对不同层面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展开分析，虽给出了一定的解读，但也使彼此处在相互割裂的状态，特别是各层面的合作内在关联、矛盾互动，具有客观的演化逻辑与规律。熊彼特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59)，基于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有助于系统、动态地认识大变革时代中国与世界合作的实质、影响及前景。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的选择
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超越国界，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活动被内在地联结为一个整体，不是将之割裂，而是有必要探究逻辑一贯的方法论体系，系统、动态地考察世界运行规律及中国的参与合作方式，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
（一）联结研究主题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重新回归、参与国际分工与治理体系，不同学科围绕不同主题展开研究，提出了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的观点及政策建议。然而，方法论的差异性也使各研究主题相对独立。回归世界的本质属性，整体、动态地把握研究主题及其关联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产业、空间、地缘关系等在国际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跨越国界的资源配置，国家是被区分为大国或小国的原子，彼此间的商品和要素的流动规模、方向、动因、收益等成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减少跨越国界的制度或规管，来体现区域一体化的经济特征及福利效应。在国际经济学框架下，整体的世界被视为国与国两两关系的加总，地理区位、多国关系、不同国家的属性与利益诉求等并未纳入分析框架，地缘关系及其影响也被视为外部因素。区域经济学或空间经济学中的区位、空间主要体现为要素资源禀赋、聚集主体有所差异的三维载体，生产、交换的关联性而使区位、空间形成一定的关联性；同样，国家制度属性、地缘关系等因素并非研究框架内生因素。从国际关系及治理相关的研究来看，主要考察不同具体国家之间的多元利益、政治、外交等矛盾及其选择，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外生因素发挥作用。世界的复杂性，使不同主题通过不同的学科和方法论展开深入研究具有必要性。与此同时，从整体来看世界具有内在关联性，仅局限于不同学科视角，无法把握不同研究主题间的关联性，并有可能陷入割裂整体世界的误区。
第二，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当前阶段的现实矛盾中参与并展开交往。跨越不同地区展开经贸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随着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商品交换种类增多、规模扩大、交换中心不断迁移，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范围渐趋广阔。随着“地理大发现”开辟了远洋航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开启了殖民体系的建构历程，宗主国与被殖民地国之间构成了内部开放的市场空间，各殖民体系之间相对独立。起初，殖民统治的经济基础主要建立在自然资源及其加工制品的贸易流动上，甚至包括奴隶贸易；随着威尼斯等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手工制品成为贸易品。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登上历史舞台，一轮又一轮的科技产业革命促使生产体系不断分工，生产能力大幅攀升，使相对封闭的宗主国殖民体系市场很快面临需求不足的矛盾，宗主国间的市场争夺最终演化为两次世界大战，并以殖民体系瓦解、民族国家独立为结果。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两个平行市场，使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两个相对分立的区域空间内各自发展，并展开角逐。资本主义体系依旧表现出强大的生产扩张能力，分工细化到产业内部，产品的多样性及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并继续受到市场需求渐趋不足的制约；社会主义体系在计划体制运作下，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但同时面临生产效率不高、商品短缺的矛盾。最终苏联在改革未取得突破、外部军备竞赛和和平演变的共同作用下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统一的全球市场形成。虽然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道路上探索特色发展道路，但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的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且已经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生产过剩的矛盾依旧存在，且伴随着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兴起，将更为加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重新回归国际市场，并参与世界经济与政治当前阶段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属性与特征有着本质的差异，中国参与世界合作必须结合矛盾的阶段性、现实性来展开分析与探索出路。
第三，世界在矛盾运动中向前演进。无论是国际经济学，还是区域、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框架下建立起来的理论都贯彻了均衡思想。而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运行来看，并非趋向均衡的稳定态和均衡态的跳跃；而是表现为持续不断的演化，其中既包括矛盾运动带来的变迁，又包括矛盾自身的变迁。而且，矛盾也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领域的复杂关系，在现实的世界演进中，恰恰不是割裂各领域矛盾，而是需要探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特征，才能为中国参与世界合作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二）政治经济学框架提供系统动态的方法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分工与市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矛盾运动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并提供历史与现实逻辑一贯的阐释，这为中国参与世界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
第一，分工与市场的历史演进提供了世界市场扩张的物质基础。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社会分工逐步兴起，在生产与消费的循环往复中，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分工与交换规模不断扩大，世界市场形成将越来越广泛的地区联结在一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六册计划”中，认为世界市场位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之后，是最高阶段的组成部分，它是分工、“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摆脱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60)“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61)作为历史演进的结果，分工及市场并不以国界为约束，而是将不同国界的市场纳入同一个发展体系，“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62)。不同国家和地区因处于不同的分工环节和地位，而呈现出各自的发展特点，并相互关联在统一的分工进化体系和世界市场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分工与市场历史演进的观点，将各国纳入统一的关联网络中，由此确定各自的定位与联系；并被纳入同一个进化过程，从而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分工与市场的互动，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张，这为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界定了角色、方式与路径，并为其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第二，占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的属性决定了不同阶段世界市场的社会属性。世界市场并非纯粹的生产力及分工体系的扩张，更主要是受制于生产关系的拓展。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殖民体系在奴隶主、封建王权及贵族谋取暴利的驱动下，不断向未开发或落后地区扩张，并伴随着血淋淋的剥削与掠夺，资本开始原始积累。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兴起提供了强劲的生产力支撑，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驱动机制下，“资产阶级超越出国家的界限”(63)，世界市场前所未有地扩张与联结到一起；世界市场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基础与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包含在产品的作为社会必要劳动的劳动的发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64)。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驱动殖民体系强化统治到内部及彼此矛盾激化，多个殖民体系并存的世界格局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归于瓦解，两个平行市场兴起。继而，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不敌内外矛盾激化，于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随着俄罗斯、中东欧国家普遍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扩张到更广泛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并占据世界市场的主导地位。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社会动力和服务对象，任何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并非孤立于生产关系之外，而归根结底取决于与占据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
第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使世界经济与政治在对立统一中实现历史演进。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基本矛盾的互动作用过程中实现历史演进。马克思指出，“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65)而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即成为经济基础；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构成上层建筑。(66)“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67)有何种生产关系，就构成何种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就从经济基础中产生，其内容、性质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其“天职”即根本职能，是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在世界市场兴起的过程中，随着资本的国际化，国际经济组织等上层建筑亦不断发展，其中既包括跨国公司这类国际垄断组织，又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协调机构，还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形式的发展。(68)在人类社会兴起的不同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根本矛盾相互作用，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过程呈统一性和多样性，即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逐渐由原始社会演进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作用特征，揭示了世界经济及其上层建筑运动的本质属性及根源，为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规律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中国参与世界合作，既处于资本主义制度向国际垄断加速扩张的阶段，同时新兴生产方式又在逐步崛起，这给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融入世界市场既带来了风险与挑战，又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上的分析框架
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方式，这为探究中国参与世界合作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一）分工演进基础上的国际分工格局
分工，即劳动分工，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独立化与专业化，它是在人们的生产与消费互动作用过程中，不断分裂、衍生而来。生产规模扩大、分工链条拉长，从而吸纳更多人口参与其中，并表现为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当分工链条跨越国界，覆盖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时，国际分工相应形成。不同国家和地区处于不同的分工环节或地位，共同构成国际分工格局。
当腓尼基商人在地中海沿岸发展邻邦贸易时，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分工开始萌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往来于东西方的运输与贸易使这种国际经济联系和分工更趋频繁。尽管这时候的国际分工更多依赖于各国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天然”产业分工，这种基于区域间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分工由Ohlin（1899）在《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最早进行系统论述，他也最早指出贸易和经济地理可融为一体。(69)
随着威尼斯商人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贸易，国际分工基础渐渐由自然资源转向生产制造，工场手工业中心的兴衰也依次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等地上演。知识、经验的积累和发明创造最终在生产集聚过程中引发产业技术革命，兰开夏、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等一批工业中心孕育了产业技术革命，也将英国推向经济发展高峰。人类历史进入技术产业革命—分工加速演化—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演进过程。
在历次长波发展过程中，生产制造的集聚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孕育出新兴生产技术、主导产业，并奠定和巩固了主要生产制造中心、主导国家的地理空间布局和经济地位。①第一次生产技术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应用为标志，曼彻斯特、伯明翰等成为纺织制造及冶炼中心，纺织、煤炭、炼铁成为主导产业，英国在引领技术革命过程中，通过殖民统治加强了经济集聚与发展。②在英国专注于殖民统治基础上的经济集聚时，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莱茵—鲁尔工业区在跟随英国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后来居上，第二次以钢铁、铁路为代表的重工业技术革命率先在德国兴起，钢铁、机器制造、造船等成为主导工业，德国后来居上，直追全球殖民体系中心——英国。19世纪中叶，美国在铁路大建设过程中，抓住了重工业兴起的机遇，五大湖制造带迅猛兴起。③忙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在20世纪上半期被美国迅速超越，美国受战争红利刺激和免于战乱的影响，在引领第三次电、化工和内燃机技术革命过程中，五大湖、纽约州等工业区发展起汽车工业、石油工业、电力及电气机械制造等新一代主导行业。④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为美国开拓了国际市场，国内消费革命爆发使国内市场容量扩张，美国在经济集聚过程中继续引领以电子、宇航技术为核心的生产技术革命，西部制造带悄然兴起。日本在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后，抓住先进国家产业转移及朝鲜战争的契机，强化技术吸收和再创新，通过加强西方国家市场争夺和国内市场保护扩大规模经济，以及实施阶段性产业政策促进技术与产业升级，实现了东部制造带及本国的迅速崛起。⑤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过程中掀起了网络科技革命，以硅谷为代表的西部高新技术研发制造中心成为新一轮生产技术革命的聚集地，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向各行业领域的扩散和应用，不仅兴起了生物工程、光电子、新材料、海洋工程等新产业，传统产业的生产组织流程及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分工的深化与规模扩张，使得更多经济体参与全球社会化生产，并因各自的参与方式决定了其所处的国际地位。从生产方式变革及参与国际分工格局的方式入手，为研判中国与世界合作提供了起点和物质基础。
（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建构
国际经济治理是指在某一时期特定的国际经济体系下，国际社会各行为体通过协商、合作、确立共识等方式(70)，对国际经济事务进行调节和管理，以解决国与国之间或者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和稳定问题，从而塑造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经济治理的领域有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领域。其重点是提高现存经济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改革国际金融、贸易及货币体系；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等等。
国际经济治理的主体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等，主权国家是国际经济治理的主导。国际经济组织为实现共同的经济目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民间团体通过签订国际条约或协议而建立具备常设组织机构和经济职能的国家或组织联合，包括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经济组织具备全面参与、民主决策、有效执行、协调广泛和利益众多等特点，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有一定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正式治理的治理主体是政府间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集团（WB）等；非正式治理的治理主体是非政府间的公民社会组织。各类国际经济治理机构的总体构成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从国际经济治理机构建立的动因来看，主要根源于国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沟通协调、争端解决等需求，也就是分工联系的扩张，使跨国界之间的事务协调与管理成为必要。因此，正是国际分工的扩张与深化，使服务于不同分工地位的主体通过建构国际治理组织或机构来维护自身权益。国际分工格局构成了国际治理体系的经济根源与基础，国际治理体系是国际分工格局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反映与表现，是分工跨越国界后的上层建筑。
（三）基于国际分工格局及国际经济治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秩序是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关系及各种治理组织、制度的总和，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维护自身利益，驱动国际经贸、政治、文化往来的运行机制与工具手段，其决定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受益程度取决于它们的经济力量对比和支配世界经济的权力分配状况。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后将服务于世界经济中最强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一方面，为主导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有效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主导国的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由该时期下的国际经济格局产生，分工格局决定治理体系，两者共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使其体现主导地位经济及国家集团的根本利益。国际经济格局因各国的经济实力、生产技术的变化而变化，进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不断演化。然而，国际经济秩序又会反作用于世界经济格局，推动或阻碍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对旧秩序的维护力量和新兴经济体对新秩序的创造力量的权衡。
（四）从国际分工格局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动态演进
在国际分工格局、国际治理体系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构成中，国际分工格局是最为活跃的因素，其主要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生产方式内的互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促进分工深化，由此重构国际分工格局，并带来不同分工地位的国家实力的兴衰，为国际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原始动力。建立在国际分工格局上的国际治理体系，维护了既有分工与利益格局，共同形成一定时期内不同利益方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
随着科技产业革命爆发、生产方式变革，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生产关系与主体得以迅猛发展，作为利益代表的治理机构相应建构，并与维护既有利益集团与阶层所捍卫的经济秩序相冲突，新旧经济秩序并存及相互较量。两者发展的前景，取决于哪一方更适合促进生产力发展、分工深化。
在世界范围内分工、治理及秩序的矛盾作用过程中，越来越广泛的人口与国家被纳入社会化大生产，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提升，更为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际治理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越趋占据主导地位。
由此，特定时期背景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决定了与之相对应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决定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变换。要把握国际经济秩序、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就应该深入探究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背后蕴藏的国际分工体系。要研究某一时期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变化规律，就必须深入研究该时期国际分工体系与格局的变迁。
三、中国与世界合作发展的研究思路
在古丝绸之路连接东西方经贸与文化交流的时代，中国曾是国际交往的引领国家；但随着陆路时代的衰落、海禁政策的实施，中国与世界科技产业革命相对隔离，也越趋陷于衰落，最终在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下重新打开国门，并开启了旷日持久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进程。
经过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由此正式回归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体系。
20世纪末，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兴起，中国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跻身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加工制造中心，成为国际分工格局中重要且关键的环节，同时也面临既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挑战。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提供了“国际分工格局—国际经济治理—国际经济秩序”的动态演进的分析框架，为中国参与并重构全球分工格局、经济治理体系与秩序指明了发展方向与路径（见图1-1）。
图1-1 中国参与世界合作的研究思路
本书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国际经济治理—变革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框架中展开解析。第二篇主要就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史进程展开简要梳理。第三篇着重分析中国参与全球化出现的重要变革。第四篇主要展望未来，考察“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推进国际分工、国际经济治理及国际经济秩序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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