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近代中国建筑设计

西方建筑风格对近代中国建筑设计的影响可溯源至15世纪。明清时期，在中国活动的欧洲传教士和商人最早将西洋风格的建筑样式引入中国，这些新建筑形式不仅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关注与接纳，同时也拓展了本土建筑工匠的设计思路。自16世纪中期起，曾经出现一批仿效西洋古典建筑风格或者糅合中外设计特点“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和环境艺术作品，如澳门的大“三巴寺”教堂，北京的宣武门内教堂，扬州最早的西式民用建筑澄碧堂、水竹居、左靠山，以及清代北京最大的西式皇家建筑工程圆明园等，都是经典的案例。这些建筑或由外国传教士主持设计，或由外国建筑技师与本土建筑工匠共同参与兴建，虽然囿于形式拼凑的窠臼而影响力有限，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建筑业的设计理念，甚至影响到近代中国建筑设计风貌。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西方建筑风格，包括自15～16世纪起便逐步传入中国的古典建筑样式、哥特式样式、巴洛克样式和西方20世纪早期交替出现的各类新建筑风格，如古典复兴主义、浪漫主义、折中主义、新艺术风格、装饰艺术风格等，通过各国列强在租界地和通商口岸城市大批兴建的使领馆、银行、商铺、工厂、花园式住宅和兵营等集中呈现在国人面前，进而引起国内传统建筑样式的急遽转变，最终形成中西设计互相交融的纷繁局面。这其中以云集上海、北京、青岛等地的各式西洋建筑最具代表性。

上海自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成为通商口岸以来，一直是西方列强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埠。因地理位置优越，上海历经数十年的发展，至19世纪后期成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和西方人眼里“冒险家的乐园”。各国列强为满足对华贸易和巩固其殖民统治的现实需要，纷纷在此兴建各种风格的西洋建筑；再加上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和人口激增所引发的公共建筑和西式联排住宅建设热潮，使得当时上海的各类建筑俨然成为一个“华洋杂处”的“万国建筑博览群”。

20世纪初期在上海兴建的西洋建筑群里，最为典型莫过于上海汇丰银行。上海汇丰银行是英商汇丰银行在中国开设的第二家分行，最早于1874年兴建，初期的三层砖木式建筑带有巴洛克风格特点，1921～1923年改建时由英资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 Architects and Surveyors，P&T）的设计师威尔逊主持设计，其风格转而带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特色。改建后的上海汇丰银行整体分为五层，地下一层，中部分七层，平面接近方形，建筑面积约两万余平方米，立面横向分为五段，中间以六根克林斯立柱贯穿第二、三、四层。建筑大门为罗马石拱券样式，外设高低圆灯和铜狮各一对，正门入口内有八角形门亭和圆形营业大厅，八角形门亭以八幅马赛克壁画象征汇丰银行在全球的八大分行，营业大厅占地约1500平方米，以爱奥尼亚式柱廊支撑，上有拱形玻璃天棚，地面采用柚木和大理石进行装饰；此外，在建筑物上部，也就是建筑平顶正中间还覆加有一座文艺复兴样式的铜框架圆穹顶。上海汇丰银行的正立面在纵向上按古罗马柱式比例划分，克林斯立柱和罗马式圆穹顶给人以浑厚雄壮的感受，而硕大的内部配以典雅质朴的装饰，营造出神秘、凝重的空间氛围，因此被当时的英国人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白岭海峡的一座最讲究的建筑。”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汇丰银行虽然总体上呈现出新古典主义风格，内部框架却是以钢筋混凝土等现代建筑材料浇筑，只是通过在外墙贴饰巨石来体现其古典风格（图7－7）。

图7-7上海英商汇丰银行

图7-8上海沙逊大厦

坐落在上海外滩南京路口的沙逊大厦是一座带有20世纪折中主义风格特点的典型建筑。该大厦系新沙逊洋行于1929年在其五层楼的西式房屋旧址上建成，占地面积4600余平方米，由英商公和洋行设计，新仁记营造厂承建。大厦整体分为十层，地下一层，总高约77米，为全钢框架结构；建筑平面呈A字形，顶部覆加有近20米高的墨绿色方锥形铜屋顶。沙逊大厦在建筑设计手法上借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风格特点，外墙面整体砌饰花岗岩，以简洁硬朗的直线形式做概括性处理，而在腰线和屋檐等建筑局部用雕刻几何图案修饰，表现出与新古典主义建筑大相径庭的风格特点，并已具有现代主义建筑的某些特征（图7－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爱国主义情绪和民族独立意识日渐高涨，在一批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建筑师和国民政府的倡导下，建筑界明确提出了创造中国现代建筑和新民族形式建筑的设计目标，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这些接受过西方现代建筑教育的设计师们却更倾向于那种将现代建筑材料和钢筋框架结构同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相结合的“内西外中”的设计思路。由于当时的建筑师或者缺少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深刻认识，或者过分注重对西方现代建筑思潮的继承，这种“内西外中”的早期尝试容易陷入表面形式模仿与拼凑的尴尬境地，反而导致许多风格不伦不类的建筑作品的出现，如1917年间由美国设计师司迈尔（A.G.Small）设计、陈明记营造厂承建的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北大楼，外部附加以中国传统宫殿建筑样式，而内部却又按照西式建筑布局设计，实际上就是一种西洋钟楼的变形（图7－9）。当然，在众多的早期尝试中也有成功的案例，如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学成归来的中国建筑师吕彦直于1925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其设计方案遵照“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的要求，被认为是“完全融会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且“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作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想。”（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语）中山陵的设计借用了传统皇家陵墓的建筑格局，陵墓建筑群依山而建，牌坊、墓道、陵门、石阶、碑亭、祭堂和墓室等建筑排列在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上，前后以花岗岩石阶相连，并沿紫金山势逐渐抬高。主体建筑孙中山祭堂为仿传统宫殿式建筑，冠以蓝色琉璃瓦歇山顶，象征天下为公之意；祭堂之内，在孙中山先生白色大理石雕像四周以黑色花岗岩立柱和灰黑色意大利大理石护壁相围衬，为整个祭堂添加上一层庄重、肃穆的气氛（图7－10、图7－11）。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仅是中国建筑界追寻新民族形式的重要时期，也是西方建筑风格变化较为频繁的时期，从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直到现代主义设计运动，西方建筑风格的交替演变同时也在近代中国的各类仿西建筑上得以展现。如19世纪末期开始流行于哈尔滨、天津、青岛和上海等地，以中东铁路火车站为代表的“新艺术风格”建筑，又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兴建的，以沙逊大厦、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大厦等为代表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再如20世纪30年代兴建的一批以法国邮船公司大楼、惠德丰大楼等为代表的建筑已经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建筑特点。

总体来看，近代中国建筑领域呈现出中西、新旧多重建筑体系并存的复杂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时期本土建筑的发展是在西方列强殖民主义侵袭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被动的形式借用、糅杂和落后的基础工业水平无法为近代中国建筑向现代化整体转型的提供必要支持。

图7-9金陵大学北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