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历史走进人类学家

2016年，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萧凤霞（Helen Siu）教授将她四十年华南研究的十几篇成果付梓成书，书名为《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2002年，我曾邀请萧凤霞来清华举办讲座，这个系列讲座共有4讲，回顾了她从20世纪70—90年代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后来以《廿载华南研究之旅》刊登在《清华社会学评论》2003年第1期。这次出版，则是作者把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四十年的华南研究做了一个全面的学术回顾。

2016年底，香港城市大学的程美宝教授写了一篇十分有深度的书评，题目是“当人类学家走进历史”。我们曾约定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各自写篇书评。美宝是历史学家，又是华南研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自然对该书有十分全面深刻的把握；而我是在华南研究起步的20世纪90年代初才转入人类学领域，萧凤霞教授是我转入人类学的恩师，1992年我有幸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读研究生，并直接成为她（在中大作为访问教授）城市人类学课程的学生。从那个时候起，我便进入到华南研究的群体当中，无论是暑期田野还是各种学术会议，我都受益匪浅，由此在学术研究中深深烙下了华南研究的痕迹，并最终选择了福建作为博士论文的田野地点。作为一个人类学者，由于能力和训练有限，我从来没有真正走入过历史，只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涉及一些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在1999年末离开香港中文大学来到清华，我几乎没有直接参与过华南的研究。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我都很难把握好萧凤霞教授四十年的华南研究。不过，在体会萧凤霞“当人类学家走进历史”的经历后面，多少还有着一些“当历史走进人类学家”的感受。这便是本文选择了上述题目的原因。

所谓历史走进人类学家，具体到中国，是说历史人类学和历史的视角如何走进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一般而言，中国当代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相对比较缺乏历史的关照，在其中自觉注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萧凤霞当是最早的践行者，《华南的“能动者”与“受害人”——中国农村革命的共谋》便是其代表作。她十分注重在人类学研究中引入历史视角，本书开篇第一章的题目便是“反思历史人类学”。可见“历史人类学”在书中的分量。她说道：

我希望通过这系列的演讲来澄清我与华南研究的学术伙伴多年来一直探索的一些主要研究主题和概念工具。我们用它们来界定“历史人类学”，来指导我们在文献和田野方面进行研究。毫无疑问，我们将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田野方法论，保持我们的批判精神，去阅读和理解历史与文化的文本。（第一章，英文29页）

不难看到，上面的话蕴含着一个理想，就是用多年来一直探索的一些研究主题和概念工具来界定“历史人类学”，去理解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历史人类学”这个概念最初来自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它是史学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之产物。1993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到中山大学演讲，首次在中国提到这个概念，并说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切人的历史，而不单纯是理解社会上层的历史。然而人类学主要是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学派内部发展起来的。可是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并不重视时间，也不考虑历史。所以，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应当创立一门历史人类学”。勒高夫一方面主张吸收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类学忽略了历史，因此主张建立历史人类学以弥补史学和人类学各自之不足，后面则是促进跨学科的理论发展。大约从这时起，“历史人类学”这个概念开始在中国落地。年鉴学派以来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囊括了新社会史、新文化史、人类学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印度庶民研究等不同的理论流派。在中国，则是以华南研究而形成的华南学派。

虽然早期的文化进化论、历史特殊论中有历史倾向，人类学对历史的忽视却也是历史性的。普理查德（E. Evans-Pritchard）早就呼吁人类学重视历史，萨林斯（M. Sahlins）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中提出“历史的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又在《历史之岛》中强调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但直至今日，历史人类学依然难以成为人类学中的学科分支。主要原因一是“历史人类学”的概念曾经为史学所“抢注”，二是人类学中尚没有形成共识的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而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反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成为横跨人类学、社会学和史学三个横向学科的理论方法。

需要指出，无论是年鉴学派、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庶民研究还是华南研究，并不是在“历史人类学”的标签下来形成自己理论的，他们多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包括本土化的研究中）创新和丰富着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论。历史人类学的初衷和后来的学术实践，已经形成了其特有的跨学科的学术视角和传统。一方面这来自于史学吸收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另一方面历史人类学又反过来影响和促进人类学重视历史的研究。勒高夫早就提到历史人类学的跨学科初衷，主张用历史人类学来表达“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萧凤霞则说：“我们探求自我反省的田野方法，应用批判的方式解读历史文本及文化事件。我们可以从华南开始智思之旅，但所关切的却远超于此，期以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的视角贯穿海洋与陆地。”（第一章，英文9页）

萧凤霞尝试用七个部分来完成华南“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界定：（1）结构过程（structuring）；（2）个体能动者（individual actor）；（3）社会实践与人的能动性（social practice and human agency）；（4）解建构历史（deconstructing history）；（5）文化和权力的语言（culture and the language of power）；（6）地域性与跨地域性（locality and translocality），统一性与多样性（unity and diversity）；（7）互联的亚洲：全球性、国家性和地方性空间的再思考（inner-Asian connectivity: rethinking global, national and reginal space）。这些主题与书中的七个部分虽不直接对应（可能考虑到阅读的方便），却完全互通。第一部分：追寻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第二部分：变动不居的对象；第三部分：结构过程与人的能动性；第四部分：文化过程的权力（culturing power）；第五部分：字里行间的历史；第六部分：空间制造：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第七部分：历史的全球和亚洲的后现代。

萧凤霞的华南研究，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历史人类学视角的中国研究，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中国研究对历史人类学的诸多理论观点。本文不拘于作者在华南研究中的具体观点，而是尝试从理论框架来梳理萧凤霞在四十年华南研究中的上述理论贡献，这其中有些是书中上述一些部分的主题，有些则交织于本书的各章之中。本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四十年来历史视角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类学研究，思考历史人类学如何融入中国人类学以及中国人类学研究对历史人类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