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实生活中的人之歌——杰尔查文的诗歌创作
加甫里尔·罗曼诺维奇·杰尔查文（1743—1816），被普希金称为“俄罗斯诗人之父”，后世评论家则认为他是俄罗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是近代俄罗斯诗歌的奠基者，是19世纪俄罗斯诗歌繁荣局面的开拓者和先驱者。他一生创作较多，最重要的作品主要有《费丽察》《大臣》《致君王与法官》《纪念梅谢尔斯基公爵之死》《钥匙》《上帝》《致叶甫盖尼——兹万卡的生活》等。但我国至今尚未见有一篇文章论述杰尔查文的诗歌，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本文拟综合所能见到的有关资料，对其创作进行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我们认为，杰尔查文诗歌创作最重要的特点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之歌。
人，是杰尔查文诗歌创作的动力，也是其诗歌的中心主题。他一生最关注的便是人。他积极了解当时农民起义的原因，愤怒揭露宫廷文武百官的腐败、政府的专横和各地贪污的现象，甚至吁请叶卡杰琳娜女王用仁慈的态度对待敌人：“女王啊!敌人也同样是人!”他尤其重视有个性的人。在代表作——长诗《费丽察》中，他一反罗蒙诺索夫在诗中把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塑造成女神形象的做法，而把自己的女主人公费丽察-叶卡杰琳娜塑造成一个真正有个性的人，她是卓越、聪明、热诚的，但又宽容、朴素，关心民众的幸福，富于人性：
你不像你的穆尔查，
你常常是徒步而行，
在你的餐桌上
常常是最普通的食品;
你不珍惜你的安宁，
在小桌上又读又写；
从你的笔下流泻着
给所有的人们的幸福；
仿佛你根本不会玩牌，
朝朝暮暮就像我们一样。[1]
与此同时，他又善于从现实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表现人物，抒发感情，从而大大超越了以前的古典主义诗歌对现实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的排斥。这样，就形成了杰尔查文诗歌独特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之歌。具体而言，杰尔查文这种现实生活中的人之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炽烈的公民精神。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性的生物。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生物，他必须遵守社会通行的法则，自觉维护社会的合理秩序，为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而努力奋斗。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此意。而在西方的近现代意识中，这表现为公民精神。公民精神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也表现了人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充分展示了现实生活中人的意义，而炽烈的公民精神是俄罗斯诗歌的优良传统。其奠基者是康捷米尔（1708—1744）。“按照这位作家的意见，必须教育人们意识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目的就是为祖国服务。而为祖国服务就是意味着和一切阻碍祖国顺利前进的东西作斗争。一个作家没有权利作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他是一个公民，是一个作为社会裁判员的公民”，他骄傲地回答其敌人：“我现在来回答派我充当裁判员的人们所要知道的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仍要写作，——按照一个公民的职责来写作，我要消灭那一切可能危害我的同胞的东西。”对此，前苏联学者库拉科娃评论道：“康捷米尔是第一个明确地谈到诗人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和作为一个社会裁判员的权利。同时，他还指出，迫害不可避免地会随时随地降临到一个作为普通公民的诗人头上来的。但是，他教导人们勇敢，他坚决主张必须彻底履行对社会应尽的职责。”[2]文学史家布拉戈依也指出：“康捷米尔最早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战斗精神和公民气质。”[3]此后，经过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杰尔查文、拉吉舍夫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到19世纪，俄国公民诗终于形成蔚为壮观的局面，出现了普希金、涅克拉索夫以及雷列耶夫等为代表的“十二月党人”诗人的作品构成的公民诗歌，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俄国的公民诗歌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强调履行公民职责，歌颂尽忠报国，描写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重大事件；第二，“和一切阻碍祖国顺利前进的东西作斗争”，具体表现为关心人间苦难，抨击社会乃至宫廷里的专制与黑暗。
前者以罗蒙诺索夫（1711—1765）为代表，他的诗歌颂英雄业绩，为国家的重大事件而创作：或赞颂军事上的胜利（如《攻克霍丁颂》），或献给加冕典礼、登基周年纪念、女王的命名日、王位继承人的婚礼（如《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1742年从莫斯科到彼得堡颂》《彼得·费多罗维奇与叶卡杰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1745年举行婚礼颂》《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1746年登基日颂》《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1747年登基日颂》《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1752年登基日颂》），或颂扬俄国内外政策，谈论战争与和平，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如《颂1747年》、《彼得大帝》）。从《攻克霍丁颂》的一些片断中，我们即可领略这些颂诗的特点：
松林、山谷和溪流齐声欢唱，
歌唱胜利，俄国的胜利!
敌军拼命逃亡，
连他们的踪迹都怕见到，
月亮见他们逃跑，
都替他们害臊，
在云层后把脸孔掩藏。
夜空中荣耀在翱翔，
号声嘹亮，响彻在大地上，
俄国人来了，敌人闻风胆丧。[4]
这是歌颂彼得大帝统帅的俄国军队的强大威力，又如：
振奋人心的捷报令人陶醉，
胜利的喜讯传到高山之巅，
树林里的风忘却了喧嚣；
山谷里一片宁静。
日夜奔腾的山泉沉默不语，
它在侧耳倾听。
月桂绕起花冠，
喜讯传遍四面八方，
田野上的烟云
向远处飘荡。[5]
后者以拉吉舍夫（1749—1802）为代表，他在其政论性文学作品《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尤其是附于其后的诗歌《自由颂》中，对阻碍祖国顺利前进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农奴制及官僚机构的黑暗、贵族的腐化、商人的道德堕落等等，几乎涉及专制独裁的俄国的每一角落）都进行了无情的分析和大胆的抨击，并把矛头直指沙皇与教会：
沙皇的权力保护宗教，
宗教确认沙皇的权力；
他们联合起来压迫社会；
一个为束缚理性费尽心机，
一个力图把自由消灭；
两者都说：为了公共利益……[6]
号召人们充分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力，追求自由，推翻专制。
杰尔查文的创造性在于，他把二者结合起来，一方面，“诚实正直地为社会服务这个基本思想，鲜明地贯穿着杰尔查文的全部创作……构成了他的信仰与生活的本质”[7]，这样，他极力歌颂当时俄国社会的一切重大事件，尤其是俄国的军事胜利——当时，正值叶卡杰琳娜执政时期（1762—1796），是俄国的盛世，俄国依靠强大的武力，在鲁缅采夫、苏沃洛夫等杰出的军事统帅领导下，对外扩张征服其他民族，取得辉煌胜利，俄国的版图得以大大向外推移——总之，社会上一切重大事件都在杰尔查文的诗歌里得到了反映，他歌颂了重要历史人物，如叶卡杰琳娜二世、波将金、鲁缅采夫、苏沃洛夫等等，也较早地赞扬了俄国英勇的士兵，俄国军队的胜利则是其歌颂的重点。正因为如此，别林斯基宣称：“杰尔查文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的俄罗斯诗人，他的作品是俄罗斯人民生活的忠实的回音，是叶卡杰琳娜二世时代的忠实的反映。”库拉科娃则称他的诗为俄国“18世纪的诗歌体裁的编年史”：“他写过奥恰科夫的围困,伊兹马伊尔的占领，神奇的阿尔卑斯山进军，杰尔宾特的征服和俄罗斯人民打退拿破仑的斗争……这些颂诗是庄严的，有些还比较长，都是用高级体的语言写成的……在杰尔查文的颂诗中除了统帅们的肖像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动人的诗句，它们描写着取得胜利的真正英雄——俄罗斯的士兵和俄罗斯的人民。”[8]另一方面，杰尔查文为人正直，疾恶如仇，以强烈的公民责任感，揭露官吏的无能、政府的腐败，如其名作《致君主与法官》：
全能至高的上帝已经醒来，
对地上的群神公开审判；
罪孽与邪恶已然汇流成河，
还待宽容你们到何月何年?
你们的职司就是维护法律，
面对强暴不可迁就姑息；
对那些无依无助的孤儿寡妇，
你们不能置之不理。
你们的职司是救民水火，
对不幸的人们给以庇护；
保护弱小不受强权欺凌，
使天下受苦人解脱桎梏。
他们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贿赂已经把两眼蒙蔽，
累累罪行震撼着大地，
虚伪谎骗触动了天宇。
帝王们!我曾把你们奉若神明，
谁也不能对你们品评非议，
但你们同我一样也有七情六欲，
也同我一样迟早终须一死。
如同枝头落下的枯叶，
你们也将凋残萎谢，
如同死去的卑微的奴隶，
你们也将那样悄然寂灭。
苍天啊，显灵吧!正义的上帝!
听取众生祈祷的声音：
愿你降临，审判惩处奸佞，
愿你是人世间唯一的圣君![9]
全诗的锋芒直指神圣的帝王，先是教诲他们善待民众，保护弱小，但他们置之不理，于是诗人愤怒地宣称他们跟卑微的奴隶没有区别——同样会被死亡带走，并且祈求正义的上帝显灵，审判惩处奸佞，以致叶卡杰琳娜二世称本诗为“雅各宾党人的话”。《大臣》一诗也是如此。因此，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沙布略夫斯基指出：“18世纪的诗歌中，没有比杰尔查文的《大臣》《致君王与法官》之类的颂诗更有力、更富于勇敢的公民热情的作品。要有高度的公民的勇气，才能公开地说出杰尔查文在这些诗中所说的话，才能那样有力地刻画出虚伪与罪恶，使所有的人都能从诗中认出他们那时代的有权有势的人物。”[10]
这样，杰尔查文就独创性地把颂诗变成了公民诗，并且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甚至在一首颂诗中，像别林斯基指出的那样，把康杰米尔的讽刺与罗蒙诺索夫的歌颂结合起来，如《费丽察》一方面歌颂了叶卡杰琳娜二世的贤明与博大胸襟，另一方面讽刺性地通过日常生活细节描写了“我”及所有上流人的睡懒觉、好玩、胡闹与放荡，如：
可是我睡到晌午才起，
然后是吸烟又喝咖啡；
我把工作当作假日，
我让我的思维沉湎在幻想里：
……
或者我带上狗、侍从小丑或朋友，
坐着金色英式轿车驰骋，
四马并驾，壮观绝顶；
或者，我带上个什么美人，
在秋千下款款而行；
……
或者，终日胡闹待在家，
我同妻子一块儿玩“傻瓜”；
一会儿和她爬到鸽舍上，
一会儿蹦蹦跳跳捉迷藏……
然而，不只“我”一人如此：
费丽察啊，我是如此放荡!
但所有的上流人都和我一样。[11]
在《大臣》一诗中，他一面树立正面形象，一面讽刺大臣们的愚顽：
一个大臣，他应当有
健全的头脑，文明的心灵；
他应当处处用自己的行为
证明他的称号十分神圣……
如果精神高尚，我才是个公爵，
如果热情蓬勃，我才是个主人；
如果关心众人，我才是个贵族……
但驴子终究是一匹驴子，
尽管你给他挂满了勋章；
假如需要它动一动脑筋，
它只会把耳朵摇得乱响。[12]
杰尔查文的这种极具创造性的公民诗，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拉吉舍夫、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以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及文学界的一切进步与优秀的人物，都很尊崇杰尔查文的高度的公民精神，和表现这些精神时的勇敢态度。拉吉舍夫曾经把自己的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寄给杰尔查文，雷列耶夫也曾经把自己的一篇《沉思》献给他。杰尔查文的公民诗歌对克雷洛夫和普希金创作中的公民主题都起了影响。”[13]
第二，抒情的哲理诗歌。俄国的诗歌有表现哲理、探索生命意义的传统，这就是俄国哲理诗。其源头在文人创作中可追溯到俄国第一位职业宫廷诗人、俄语音节诗体的创始人谢苗·波洛茨基（1629—1680）。他的诗集《多彩的花园》，被称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集中收有许多哲理诗，如《酒》《节制》等等。其《酒》写道：
对于酒，不知该称赞还是责难，
我同时把酒的益处和害处分辨。
它有益于身体，却受控于本能的淫邪力量，
刺激起有伤风化的种种欲望。
因此做出如下裁判：少喝是福，
既促进健康，又不带来害处，
保罗也曾向提摩太提出类似建议，
就在这一建议中蕴含酒的奥秘。[14]
波洛茨基的这种哲理诗具有开拓意义，对以后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从艺术上来看，还只停留在人生经验的简单总结或表面的哲理探索，而且说教过多，诗味不足，缺乏诗的情感因素。
把俄国哲理诗推进一步的，是罗蒙诺索夫。他的名诗《朝思神之伟大》《因见壮丽的北极光而夕思神之伟大》，把科学知识与哲理诗结合起来，进而思考自然的规律和一切生命的终极，如《因见壮丽的北极光而夕思神之伟大》：
……大自然，你的规律在哪儿?
竟然从北方升起朝霞?
莫非太阳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宝座，
还是冰海闪出了火花?……
关于周围的许多事物，
你们还能否说出宇宙是怎样广阔?
那些最小的星星之外是什么?
你们可知道一切生命的终极?
你们能否说出上帝是多么伟大?[15]
罗蒙诺索夫还只是试图把科学知识、激越的感情与哲理诗结合起来，探究自然的规律、宇宙的奥秘。显然，情感与哲理也未能融合一体。
杰尔查文开始把生命的思索与饱满的激情较好地结合起来，并把哲理诗由向外探寻自然规律转向通过人自身的生命来追寻宇宙生命的奥秘。他强调，在卓越的抒情诗中，每句话都是思想，每一思想都是图画，每一图画都是感情，每一感情都是表现，或者炽热，或者强烈，或者具有特殊的色彩和愉悦感。这样，他就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把俄国的哲理诗发展成为哲理抒情诗，并初步奠定了俄国哲理抒情诗的基础。杰尔查文的哲理抒情诗最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死问题，感叹人生短暂，青春不再，试图思考生死的奥秘。但他不是像波洛茨基似的直接说出自己的思考，而是把感情与形象灌注于哲理诗中，透过感情与形象显示哲理，写出了现实生活中人人共同感知却又十分害怕的问题，生动形象，攫人心魂，如其《午宴邀请》一诗中的诗句：
我们的一生只是过眼烟云；
孩提时代刚刚过去，
老年时期就已逼至，
死亡早已隔着栅栏在把我们窥伺……[16]
又如《纪念梅谢尔斯基公爵之死》中的诗句：
死亡，躯体的颤抖和恐怖！
我们是骄傲和悲惨的结合；
今天是上帝，而明天是尘土；
今天诱人的希望将我们迷惑，
而明天，人啊，你又在何处？
时光刚刚流逝，
沉入无底深窟的混沌立即消失，
你的整个一生有如梦境，转瞬即去。
有如梦境，有如甜蜜的幻想，
我的青春也早已消逝……[17]
而其《时间的长河飞流急淌……》更是相当成熟的哲理抒情诗：
时间的长河飞流急淌，
带走了人们的所有功业，
使民族、国家和帝王，
全都在遗忘的深渊里湮灭。
即便留下一星半点东西——
通过竖琴和铜管的乐音，
也会被永恒之口吞噬，
无法逃脱普遍的命运！[18]
杰尔查文的哲理抒情诗对后来的俄国哲理诗，尤其是丘特切夫的诗歌，有着颇大的影响，对此，笔者在《丘特切夫诗歌研究》一书中已有论述[19]，此处不赘。
第三，俄国的自然风景。俄罗斯的大自然有一种独特的非同寻常的美，法国作家莫洛亚指出：“俄罗斯风景有一种神秘的美，大凡看过俄罗斯风景的人们，对那种美的爱惜之情，似乎都会继续怀念至死为止。”[20]然而，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俄国古典主义统治文坛，而俄国古典主义深受法国古典主义影响，主要描绘义务与情感的冲突，表现公民精神，对自然很少关注，即使描绘到自然景物，也往往是古典主义的假想风景，最多也只能像罗蒙诺索夫一样，把它当作科学认识的对象，如《朝思神之伟大》之描绘天空：
那里火浪滚滚，
看不到涯岸，
那里烈焰翻卷，
持续了亿万年；
那里的岩石像水一样沸腾；
那里的热雨哗哗不断。[21]
18世纪后期兴起的俄国感伤主义的一大贡献，便是重视自然风景，并且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欣赏大自然的一切，同时把它与人的心灵结合起来。该派的领袖卡拉姆津（1766—1826）认为：“大自然和心灵才是我们该去寻找真正的快乐、真正可能的幸福的地方，这种幸福应当是人类的公共财物，却不是某些特选的人的私产：否则我们就有权利责备老天偏心了……太阳对任何人都发出光辉，五光十色的大自然对于任何人都雄伟而绚丽……”[22]俄国感伤主义以此为指针，在诗歌创作中把自然景物的变化（自然的枯荣）与人的生命的变化结合起来，对生命进行思索，如卡拉姆津的《秋》[23]把自然的衰枯繁荣与人心的愁苦欢欣联系起来，并面对自然的永恒循环，深感人之生命的短暂。不过，他们的自然风景一般还是普遍的风景，俄国的色彩不太明显。
受俄国感伤主义尤其是卡拉姆津的影响，杰尔查文在后期的创作中大大增加了对俄国自然风光的描绘，以致自然风景描写在其晚期乃至整个创作中占据一个显要的位置。他的自然风景描写，往往和日常生活的描绘结合起来。如《致叶甫盖尼——兹万卡的生活》，就把对俄国地主日常真实生活的描写与对俄国自然风光的欣赏融为一体。他善于用颜色传神地描写日常生活的细节，如《兹万卡的生活》中描写餐桌上的食物的一段：
紫红色的火腿，碧绿的菜汤加蛋黄，
绯红焦黄的点心，白嫩的牛油，大虾
像树脂与琥珀一样通红，还有鱼子酱，
斑斓的梭鱼配上淡青的葱叶——多么漂亮……[24]
他更善于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形象来把握和理解自然，如《瀑布》：
宝石之山从高而降，
像四堵断崖巉壁，
像无底的珍珠与白银，
它在下面沸腾翻滚，
又向上掀起一堆堆小丘；
从飞沫中升起一座蓝色的丘陵，
远处的林中听来咆哮如雷鸣。[25]
杰尔查文的一大贡献是把有个性的人带进俄国诗歌，从而打破了古典主义用国家、集体窒息人的局面，使人的情感、个性得以发展，他在诗中不仅表现自己刚直不阿的独特个性，而且描写自己的生活琐事、情感经历，使诗歌富有自传性。他用有个性的眼光来观察自然，结果发现了俄国极富特色的自然风景。库拉科娃指出：“杰尔查文最先把真正实在的自然景色放到诗歌中，用真正实在的俄罗斯风景来代替古典主义的假想的风景。杰尔查文看到全部色彩和自然界的全部丰富的色调，他听到各种声音。在描写乡村的早晨时，他听到牧人的号角、松鸡的欢悦的鸣声、夜莺的宛转娇鸣、奶牛的鸣声和马的嘶叫。……杰尔查文不仅最先在俄罗斯诗歌中描述了真实的风景，而且他还让风景具有极为鲜明的色彩。……当杰尔查文谈到自然景色时，他的诗歌中经常闪耀着珍珠、钻石、红玉、绿宝石、黄金和白银。”[26]
杰尔查文对俄国诗歌的贡献，还表现为较早地歌颂个人的情感，如他曾宣称：
我将尽情享受人生的欢乐，
频频地同我的爱人亲吻，
常常地倾听夜莺的歌声。[27]
杰尔查文还主动向民间文学学习，把民间的谚语、生动的口语等等带进了俄国文学。可以说，在杰尔查文这里，已初步具备了后来俄罗斯诗歌发展的各个方向，他的确不愧为普希金所说的“俄罗斯诗人之父”。
[1] 转引自［俄］库拉科娃：《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俄语学院科学研究处翻译组译，北京俄语学院印，1958年，第181页。
[2] 同上书，第33—34页。
[3] ［俄］布拉戈依：《从康捷米尔到今天》，莫斯科，1972年，第29页。
[4] 转引自徐稚芳：《俄罗斯诗歌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5] 同上书，第21页。
[6] ［俄］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汤毓强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34页。
[7] ［俄］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上卷，蒋路、孙玮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38页。
[8] ［俄］库拉科娃：《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俄语学院科学研究处翻译组译，北京俄语学院印，1958年，第191页。
[9] 《俄诗精粹》，李家午、林彬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10] ［俄］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上卷，蒋路、孙玮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39页。
[11] 朱宪生：《俄罗斯抒情诗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5页。
[12] 转引自［俄］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上卷，蒋路、孙玮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40—141页。
[13] 同上书，第141页。
[14] 顾蕴璞、曾思艺主编：《俄罗斯抒情诗选》，曾思艺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3页。
[15] 《俄罗斯抒情诗选》，上册，张草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16—18页。
[16] 曾思艺译自《杰尔查文诗集》，第一卷，圣彼得堡，1864年，第667—668页。
[17] 曾思艺译自《18世纪俄国诗歌》，莫斯科，2009年，第104—105页。
[18] 同上书，第156页。
[19] 参见曾思艺：《丘特切夫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1—194页。
[20] ［法］莫洛亚：《屠格涅夫传》，江上译，台湾志文出版社，1975年，第26—27页。
[21] 《俄罗斯抒情诗选》，上册，张草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22] 转引自［俄］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上卷，蒋路、孙玮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52页。
[23] 参见《俄罗斯抒情诗选》，上册，张草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92—93页。
[24] 转引自［俄］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上卷，蒋路、孙玮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45页。
[25] 转引自［俄］库拉科娃：《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俄语学院科学研究处翻译组译，北京俄语学院印，第195页。
[26] ［俄］库拉科娃：《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俄语学院科学研究处翻译组译，北京俄语学院印，第194—195页。
[27] 转引自朱宪生：《俄罗斯抒情诗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