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翻版”中的错位期待：中文小说在荷兰
相比以荷兰文写作的中国作家王露露以及用中文写作的诗人们，用中文写作的小说家在荷兰的影响力略逊一筹。当笔者向各大书店及出版社写信咨询关于中国的推荐书目时，莱顿De Slegte书店回复推荐美国学者史景迁（J. D. Spence）、费正清（J. K. Fairbank）、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描写中国社会转型的书籍。德格斯（De Geus）出版社推荐该社翻译并出版的张贤亮、张洁、虹影、毕飞宇、余华、韩少功等作家的小说以及加拿大儿童文学作家Ye Tingxing的作品。海牙的the American Center书店则是推荐Jung Chang、Lisa See和James Clavell的作品。这样的调查结果折射出一种无法忽视的现状：中国作家的中文小说作品只是引起了学术圈的关注，而没有吸引大范围的普通读者。
有两位人物，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海外传播（不只限于荷兰）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位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一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刘江凯在其文章中曾指出：“莫言、余华、苏童的海外接受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有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并获国际电影大奖的作品。”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拍成电影《红高粱》,1988年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搬上银幕变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余华的小说《活着》也被拍成了同名影片，1994年获得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这些影片上映时，在欧洲的上座率极高。“西方”观众好奇地凝视着曾经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的文明古国重开大门后的模样。张艺谋捧红了巩俐等影星之余，顺势推动了莫言等作家的书籍在美国及欧洲部分国家的大卖。葛浩文又被称为中国文学的“接生婆”。鉴于他对原作大刀阔斧的改编，或许将其称为中国文学的“化妆师”更为恰当，后文将就这点详细论述。
非常有生意头脑的荷兰出版社，借电影、小说极受欢迎之风，火速组织翻译家翻译莫言、苏童、余华、姜戎等作家的作品。借助葛浩文翻译、Penguin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六位翻译家联手翻译了荷兰语版本的《狼图腾》，由荷兰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出版社于同年出版。莫言大部分作品的荷译本如《天堂蒜薹之歌》等，都是以葛浩文的英译本为底本而进行了转译。池莉、李锐等作家的作品，在葛浩文1996年出版的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一书中也有收录。荷兰出版社当时火速组织各路翻译家从英译本20个故事中选出14个，风风火火，同年便推出了荷译本。但书籍出版后的实际效果却让出版社大大失望：荷兰读者并不十分买账；出版社的编辑评价销售情况说，“不差，但远不如我们期待的”。
就在中国文学翻译和销售在邻国法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荷兰的出版社开始勒住跟风策略，谨慎地盘算，投放中国长篇小说到如此小的荷兰市场是否划算。愿意购买中国作家版权的文学代理越来越少。无法带来经济效益的中国小说翻译再难引起出版社的引进意愿。
相比起90年代的中国当代小说荷译本的出版，如今的翻译和出版规模已经远远缩小，同时也走向了精品化的路线。虽然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财大气粗”的莫伊伦霍夫出版社充其量也只敢出版两本高行健的作品。德赫斯出版社是仅有的专设中国文学出版资金的小型出版社，它只挑选优秀的译者来独立翻译韩少功、苏童、余华以及白先勇的作品。前文所提的林恪是其中的一位主力译者。从1996—2006年，德格斯出版社出版了由林恪翻译的韩少功的作品《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毕飞宇的《青衣》以及白先勇的《孽子》。作为莫言的忠实读者，前文所提的马苏菲与荷兰的德勒斯出版社签订合同，于2012年年底出版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的荷译本。《檀香刑》的荷译本是他们接下来的计划。
分析中国知名且文学成就高的小说家在荷兰受冷落的原因，马苏菲和林恪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中荷小说传统审美上的差异性：在社会和个人之间，中国小说更注重描写社会和众人，而忽略了个人。
马苏菲在《中国文学在荷兰》一文中提到——“大部分的荷兰读者对中国一无所知，近些年这些情况才略微有些改观。中国文学里的人物非常多，但在对人物的心理发展上往往缺乏细致的刻画。众多缺乏立体感的人物充斥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往往让读者产生无法接近的距离感。”林恪在《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ur Van Nu）一书里，提到了对莫言和余华的评价——莫言、苏童、余华的作品对西方读者来说，他们反映社会万花筒的小说更像是一本专门提供信息的书（informative books）。“莫言的《生死疲劳》写的是1950—2000年中国农村的改革。余华的《兄弟》，比较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行为和如今消费社会的白痴行为。他们的书，松散、分集式的结构让西方读者无法视之为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西方文化里，结构（composition）和个人性（individuality）是主导因素，这正是中国作品所独缺的。”“中国作家在作品中反复质问中国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这些质问和‘非中国’地区的读者没有很大联系，至少，不是显得很急切很相关的事情。”
这样刻板的阅读印象根深蒂固且仍在延续。2011年，苏童和棉棉应邀成为阿姆斯特丹市的驻市作家，在参加“为中国而写”的读者见面会时，苏童接到的一连串提问，大多是询问苏童为什么不在书中反映近些年的某些敏感事件，询问苏童为什么不在小说里对热门事件发言等。在作家通过作品表达对社会的关注这个问题上，荷兰读者对荷兰小说家并无要求，却对中国小说家分外苛责，仿佛中国作家天生的使命便是反映社会问题，拯救社会。
在我看来，这种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的形成，与带着“有色眼镜”的媒体对民众的影响有关，恐怕也与葛浩文大刀阔斧的修改有关；中国小说家被“构建”成无力塑造立体人物的执笔人。
笔者并未亲自将葛浩文的英译本和莫言作品的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梳理被改写的细节。借助华侨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袁萍的硕士论文《〈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之改写现象研究》中的研究成果，笔者可能有失偏颇地推测，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改写部分导致了西方读者对莫言作品的偏见。莫言作品中并不缺乏细致的人物心理描写，而是葛浩文没有将之充分翻译。试看一两个例子：
莫言《红高粱家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父亲眼见最后一颗高粱盖住了奶奶的脸，心里一声喇响，伤痕累累的心脏上，仿佛又豁开了一道深刻的裂痕。这道裂痕，在他漫长的生命过程中，再也没有痊愈过。第一锹土是爷爷铲下去的。稀疏的大颗粒黑土打在高粱秸上，嘭咚一响弹起后，紧跟着是黑土颗粒漏进高粱缝隙里发出的声响。恰似一声爆炸之后，四溅的弹片划破宁静的空气。父亲的心在一瞬间紧缩一下，血也从那道也许真存在的裂缝里飞溅出来。他的两颗尖锐的门牙，咬住了瘦瘦的下唇。”
葛浩文（纽约维京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对这段的翻译是：“Grandma was the last to be interred. Once again her body was enshrouded in sorghum. As father watched the final stalk hide her face, his heart cried out in pain, never to be whole again throughout his long life. Granddad tossed in the first spadeful of dirt. The loose clods of black earth thudded against the layer of sorghum like an exploding grenade shattering the surrounding stillness with its lethal shrapnel. Father's heart wept blood. ”
莫言（2007年，第133页）:“罗汉大爷和众伙计被我爷爷和奶奶亦神亦鬼的举动给折磨得智力减退，心中虽有千般滋味却说不出个酸甜苦辣，肚里纵有万种狐疑也弄不出个子丑寅卯。”
葛浩文（1993年，第149页）:“Uncle Arhat and the hired hands were so tormented by their naked, demonic exhibition of desire that their intelligence failed them, and even though they had a bellyful of misgivings, in time, one after another, they became my granddad's loyal followers. ”
莫言这般细致的心理描写并没有体现在葛浩文的英译中。莫言的荷兰译者并没有参看原文，甚至有些译者完全不懂中文，直接按照葛浩文的英译本进行荷兰文的翻译，这便形成了一个以讹传讹的传播链。
中国知名且文学成就高的小说家在荷兰受冷落的第二个原因，已在林恪的文章中略见端倪，只是他并未明确指出，那便是对中国主流文学的偏见。“西方”普遍将中国主流文学视为中国官方认可的文学，只有在中国禁书里才可以听到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的声音，听到来自个人的真实声音。这种情况大概并不少见。2009年，加拿大华人学者梁丽芳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言时指出，凡是在封面上印上“Banned in China”的书，在加拿大多是卖得不错的。在荷兰本地，也可找到类似的例子。2012年，本文的两位执笔者走进荷兰的二手书店De Slegte后，未寻见其他被翻译的中国当代小说作品，却赫然看见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一书。第一笔者虽只懂极少的荷兰文，但从封面的裸女及毛主席像，以及斗大的“ban”判断，便可猜出书名。第二笔者汉语HSK6级水平，极爱读书，但也只是第一次听说作家阎连科，初识阎连科便是这本只显示阎连科部分文学功力的《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