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侨易原则与影响研究

有关侨易学我们已经有了许多讨论和建树，熟悉比较文学的学者很容易想到它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什么是侨易学？叶隽教授如此界定：

所谓侨易，实际上更多体现为交易的内容。因为有二元关系的相交，所以有侨易现象的产生。我们提出“侨易学”的概念，虽然也兼顾变易、简易的研究，但其核心部分则主要放在“交易”层面。也就是说，研究对象（侨易过程之主体）是如何通过“相交”，尤其是物质位移导致的“异质相交”过程，发生精神层面的质性变易过程。^[3]

强调主体之间的二元或多元关系，强调主体之间的“交易”，强调从物质位移到精神质变，在笔者看来，这些应该就是比较文学的根本精神，尤其是比较文学中代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的根本精神。巴黎大学教授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1931）一书曾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在两个因子间的‘二元的’关系。”^[4]比较文学的研究目的就是发现作品之间的影响和假借及其经过路线。另一位法国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基亚在《比较文学》（1951）一书中这样定义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如果失去了相互的关联，比较文学也就不再存在。“什么地方的‘联系’消失了——某人与某篇文章，某部作品与某个环境，某个国家与某个旅游者等，那么那里的比较工作也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如果不是修辞学，那就是批评领域的开始。”^[5]与侨易学一样，最初的比较文学所研究的其实就是“文学交易”，文学也正是在交易过程中发生变化，在交易中相互接受和影响，从而实现了文学的繁荣发展。

侨易学的原则有三条：一为“二元三维，大道侨易”。“即建立理解世界和宇宙的基本思维结构模式”^[6]，这一目标远比比较文学的视野宏大，因为比较文学基本上只是理解和阐释文学的思维结构模式，尽管我们在讨论文学时一定会涉及文学与世界和宇宙的关系。在这里侨易学特别强调的“侨易”中“易”的若干含义，“它既有强调变化的一面，更有强调‘交易’，交互之间的关系与变化，以及‘不易’的一面，也就是‘恒常’的一面”^[7]。这里的“易”与影响研究中的“影响”的意思大体接近，可以互相阐释、互相引证。我们知道任何影响一定是双方的或多方的，并且一定会有变化，这种变化有时是交互之间双方的，有时则是其中一方，但是，在这“变与不变”之中，自然亦有“恒常”的东西，或者说文学传统的东西，文学自身品格的东西，否则就不是“影响”，而是完全的“横移和替代”了。当然，“易”的基本意涵来自《易经》，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它远比“影响”一词复杂多变。

侨易学的第二条基本原则为“观侨取象，察变寻异”。“取象”之重要性在这里被充分地凸显出来了，“作为侠义学科概念的侨易学并不是什么现象都可拿来研究的，随便选一个东西就可以谈论，作为哲学可以，作为学科不行”。这与比较文学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并不是什么都可以拿来比较的，并不是什么文学比较都是比较文学，简言之，比较不是理由。在基亚所著《比较文学》（1951）一书的序言中，法国学者伽列写道：“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问题并不在于将高乃依与拉辛、伏尔泰与卢梭等人的旧辞藻之间的平行现象简单地搬到外国文学的领域中去。我们不大喜欢不厌其烦地探讨丁尼生与谬塞、狄更斯与都德等等之间有什么相似与相异之处。”^[8]钱锺书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与纯属臆断、东拉西扯的牵强附会区别开来。由于没有明确比较文学的概念，有人抽取一些表面上有某种相似之处的中外文学作品加以比较，既无理论阐发，又没有什么深入的结论，为比较而比较，这种‘文学比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9]比较文学的“比较”是有自己的特定领域和规则的，这就涉及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比较文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这种跨越性文学现象中所包含的各种内在联系就是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客观基础。具体而言，这种文学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事实联系、价值关系和交叉关系。

侨易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应该就是“侨易现象”，是由“侨”致“易”的过程，或者说由“因”结“果”的过程。“其核心点有二，一是‘迁移’，二是‘变化’。从外在的表象来看，作为主体的人发生了距离的变化，这种距离的变化一般是指具有异质性的文化体之间的变迁，具体则主要表现为国与国（当然不仅如此）之间的距离变化；从内在的本质而言，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质性变化’。”^[10]如前所述，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中必定有“易”，但却未必有“侨”；而在这种影响研究中既可以由“因”结“果”，也可以由“果”探“因”。在影响研究中“迁移”并不是必须的，因为影响在原地也可以发生。但作为影响的结果和目的却是一致的，即“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质性变化’”。因为没有这种精神世界的较大变化，泛泛而论所谓影响就是没有意义的。

侨易学的第三条基本原则为“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这里的物质位移，乃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重要的文化区结构差之间的位移过程，如此导致个体精神产生重大变化。精神质变是一切社会变动的起因……”^[11]说到这里，侨易学就远非一个文学问题，甚至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了。它不仅解释世界，最终还必将改变世界，在“物质-精神-社会”环环相扣的变动关系中，侨易学的创建者最终期待的也许就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了。这种期许自然超越了一般比较学者的愿望了。

将侨易学的观念付诸学术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去便需要侨易学特有的方法。至于侨易学的方法与比较文学的方法也有相近或相同之处。侨易学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取象说易”，“也就是我们要选取比较典型的侨易现象来讨论我们的研究对象”。^[12]有时候，典型的侨易学现象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的现象，而影响研究的例证恰好也可以用来作为侨易学研究的例证。

在叶隽教授看来，侨易学就是“通过实证性的可操作方式，来考察具有关键性的文化、思想、精神的具体形成问题（尤其是创生）……其主要追问，或许在于人的重要观念的形成，总是与其物质位移、精神位移息息相关，尤其是通过异质性（文化）的启迪和刺激，提供了创造性思想的产生可能。故此，侨易学的核心内容乃在于探讨异文化间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文明结构形成的总体规律。”^[13]强调实证性的可操作性，强调“物质位移”对于“精神质变”的意义和价值，强调文化创生中异质文化的启迪和刺激，这些都可以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找到丰富的例证。例如，在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法国人对德国的看法主要来源之一是斯达尔夫人，她的“《论德国》（1813）打开了通向德国文学之路，触发了1814年以后的法国浪漫派之争。”^[14]而据法国学者的考证，斯达尔夫人自己对德国的如此认识和看法，“则要归功于多罗泰的那位不给人好感的情人。这个例子充分证明，比较文学工作者对有活动能量的次要人物进行艰苦的研究是多么富有历史意义。”^[15]我们知道，斯达尔夫人的这位情人就是查理斯·德·维耶（Charles de Villers），一位有文化的法国炮兵军官，法国大革命后来到德国，以后竭力鼓吹德国文化。斯达尔夫人在德国旅游时与这位炮兵军官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而这种交往最终促动了斯达尔夫人思想的改变。这里，首先是斯达尔的情人维耶的“物质位移”，使这位法国军官改变了自己对德国的看法，他的观点随后又改变了斯达尔夫人对德国的看法，最后，斯达尔夫人的著述则改变了法国人对德国的看法，并进而影响到法国浪漫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1] 陈建华：《侨易的交易之道》，《书城》2014年第12期。

[2] 崔唯航：《侨易学的开创与中国学术的主体自觉》，此文系“侨易学观念圆桌笔谈”（II）中的一篇，待发表。

[3]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4]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1、202页。

[5] 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2页。

[6]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7] 同上。

[8]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2-43页。

[9] 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

[10]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21页。

[11]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12] 同上书，第21页。

[13] 同上。

[14]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65页。

[15] 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