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星期二，晚上9∶35
（哈瓦那，晚上8∶35）
在1100英里外的哈瓦那，一行政府车队在维达多区的电视演播室前面停下。一身橄榄绿色迷彩服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从一辆吉普车中走出，身后跟着身穿军装的部长们。卡斯特罗肩上的红黑方块肩章表明了他作为总司令、总指挥以及古巴军事最高统帅的身份。就像肯尼迪一样，卡斯特罗也打算在电视上发表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讲话，并且告知国民要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艰难日子。
电视对卡斯特罗的重要性不亚于对肯尼迪的重要性。对他来说，电视是有特殊个人意义的媒介。因为电视，众人认识了“菲德尔”而不是“卡斯特罗”。他不仅是总司令，也是首席教师，向众人说教、劝导以及解释问题。古巴的人均电视拥有率低于美国，但高于其他拉美国家。如果邻里之间有一人有电视机，其他人都会凑到电视机前观看菲德尔。
在卡斯特罗成为革命领袖的过程中，大众媒体功不可没。
年轻的时候，卡斯特罗就开始收听埃迪·奇瓦斯（Eddy Chibás）的每周讲话，每次都听得入迷。奇瓦斯是位激进主义者，他利用广播抨击腐败和社会不公。在和巴蒂斯塔的对抗中，卡斯特罗在山区里安装了一台名为“叛军电台”的无线电发射机，用以争取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他利用和《纽约时报》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的访谈粉碎了巴蒂斯塔政府关于他已身亡的谣言。在巴蒂斯塔仓皇而逃后，卡斯特罗让电视台全程直播了革命军挺进古巴的五天，其中的巅峰时刻就是1959年1月8日胜利进入哈瓦那。
和肯尼迪一样，卡斯特罗也不是天生的演说家。两人天生腼腆，因而不得不克服这种腼腆来发出自己的声音。1946年，肯尼迪初次竞选国会议员时，曾私下多次练习演讲，直到能够收放自如为止。卡斯特罗起初对公开露面也是非常不适应，以至于时不时陷入自责之中。有些观察家发现，卡斯特罗的滔滔不绝——他经常连续演讲五六个小时——和他腼腆的性格是密切相关的。“讲话让他疲乏，所以他只能想办法让自己在讲话中得到休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这样评价卡斯特罗，“开始讲话时，他的声音总是含糊不清，语气也迟疑不决。但是他总会不断地利用周围环境来为自己增加底气，直到让听众为之倾倒。”当卡斯特罗经历一番努力打开了话匣子，就会发现停下是如此之难。
在一段简短的介绍后，卡斯特罗对肯尼迪和美国开始了猛烈的抨击。他的讲话中充满了愤慨之词、激昂雄辩、冗长絮语、冷嘲热讽和未经考证的结论。他用在耶稣会接受的训练对肯尼迪的演讲进行逐点分析，常常从“第二点”跳跃到“第四点”而鲜有停顿，甚至直接忽略了“第三点”。
肯尼迪那句“被奴役的古巴人”成了卡斯特罗针锋相对的靶子。“他是说成千上万手持武器的人民，他说的是被奴役的已经武装起来的古巴人。”
“那不是政治家的声明，而是出自盗贼之口的一派胡言，”卡斯特罗愤怒地说，“古巴的主权不是美国佬给的，而是古巴人民与生俱来的……他们想要剥夺我们的主权，就只能将我们从地球上全部消灭掉。”
卡斯特罗演讲的力量大部分来自于他极具感染力的肢体语言，这些肢体语言好像就是为电视媒介而设计的。他的嗓音尖细，但是他却坚信丰富的辞藻和手势能感染听众。他双眼炯炯有神，浓密的胡须前后飘动，俨然是《旧约》里的先知。这个先知的形象在短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从愤怒、轻蔑、幽默到坚决的一系列变化，但看不出一丝的自我怀疑。他比画着修长、瘦削的手，有时候他的手也会握住椅子的两边。当提出一个观点时，他竖起右手的食指，那盛气凌人的架势好像是在震慑任何一个准备挑战他观点的听众。
在古巴国旗前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中，除了反驳肯尼迪对古巴的指控，卡斯特罗没有提过苏联人，也未提及核导弹。他义正词严、慷慨昂扬地说要维护古巴主权，并且警告侵略者“将被消灭干净”。
“我们的国家绝不允许受他人检查，因为我们绝不会给任何人这样的权利，也不会放弃主权。在我们的领土上，只有我们是主人，只有我们才有资格检查自己。”
卡斯特罗的演讲打动了一些驻古巴的外交官，这些外交官平日里从不知道，此人竟有这样的一面。这样的演讲的确扣人心弦。在讲话结束之际，他握住椅子边缘，好像在用尽全力让自己稳坐在座位上。“在这个危急关头，所有古巴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应团结一致；所有古巴人，无论是革命者还是爱国者，都将命运相连。胜利属于我们！”
最后，他高呼“誓死捍卫祖国！我们必将胜利！”然后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迅速离开演播室。剩下的时间的确不多了。
卡斯特罗讲话的时候，哈瓦那的街头空空荡荡。他讲完后，人们冲到经过雨水洗礼的街头，举着蜡烛和手电筒。夜空中星星闪烁，人群穿过哈瓦那的古巷，高唱国歌，庆祝如1868年抗击西班牙般的胜利。
No temáis una muerte gloriosa，
Que morir por la patria es vivir.
（死的光荣，切勿惧怕。
誓死卫国，即为己生。）
莫里斯·哈尔珀林（Maurice Halperin）是逃难到古巴的美国前外交官，他曾被美国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他发现人群中有许多民众自豪地在腰间插着菜刀或弯刀。“他们整装待发，与敌人决一死战。虽然他们绝对想不到，敌人能瞬间把他们炸成碎片。”
在卡斯特罗看来，他通往权力的道路就是一场道德剧。他是里面的英雄，战胜了比他强大得多的敌人，先是国内的敌手，再是外来的对手。无论是巴蒂斯塔还是肯尼迪，卡斯特罗的策略都是一样的：绝不妥协，顽强抵抗。即使他比对手弱小得多，也绝不能示弱。
为了赢得众人的追随，卡斯特罗必须表现得自信满满。另一位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曾说过，卡斯特罗谈论未来时总是充满了确定性，好像谈论的是已知的过去，仿佛一切都取决于领袖的意志。卡斯特罗在这方面深受“古巴使者”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的影响。马蒂本人死于1895年抗击西班牙人的战争。卡斯特罗上台后，将马蒂的一句名言视为其政权的口号，并且到处宣传。“No hay cosas imposibles，sino hombres incapaces——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无能的人。”
就像他的偶像马蒂一样，卡斯特罗也愿意献身于自己信奉的事业，并且希望追随者也能如此。“誓死卫国”是他的个人哲学。革命，从字面上来讲，就是一次非生即死的高风险赌博。他的同志切·格瓦拉说：“要么革命胜利，要么舍生取义。”虽然不必冒不必要的风险，但是也意味着要抓准时机，押上一切，放手一搏。卡斯特罗如果战死沙场，在古巴的历史上他就会像马蒂一样成为烈士；如果活下来，也可以成为民族英雄。
这种背水一战的决心是卡斯特罗区别于这场危机中另两位主人公的重要方面。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明白核武器时代的现实，了解这场战争对胜者和败者都会造成不可接受的毁灭性打击。而相反，卡斯特罗从来不受传统政治功利计算的左右。他是个反传统政治者，有极其强大的自我。对驻哈瓦那的英国大使赫伯特·马钱特（Herbert Marchant）来说，这位古巴领袖是“自我中心主义者中的极品”，“有偏执狂倾向的夸大狂患者”，拥有“可怕的人格”，是“充满激情的、复杂的天才”。在这三位国家元首中，只有卡斯特罗觉得自己是历史选择了他，是历史委任了他特殊的救世使命。
卡斯特罗于1926年出生在奥连特省的一家甘蔗种植园，他来自一个颇为富裕的西班牙移民家庭，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七岁时，他就表现出桀骜不驯的个性。他坚持要家人送他到寄宿学校。在古巴圣地亚哥的耶稣会学校学习后，他考取了古巴最负盛名的学府——哈瓦那大学。在大学生活的多数时间里，他都在组织各种抗议活动，包括一次长达48小时的大罢工，那次罢工的起因是一名高中生在反对政府的示威中被打死了。
卡斯特罗青年时代的转折点是一次攻占行动。在1953年7月26日，他和123名武装追随者试图夺取圣迭戈的蒙卡达（Moncada）军营。这次袭击事件由于寡不敌众而以惨败告终，大多数追随者都被逮捕。卡斯特罗却把这次败仗变成他7月26日政治运动的根源，并且让自己成为反巴蒂斯塔政权的焦点人物。他利用自己的受审批评政府，并且赢得了更多的追随者。他的名言就是：“责罚我吧，这没关系。历史会宣布我无罪的。”他被判15年徒刑，却在服刑一年多后得到赦免，于1955年7月前往墨西哥。
1956年11月，坐在前往墨西哥的“格兰玛号”（Granma）快艇上，卡斯特罗对他的81名追随者这样说道：“要么得到自由，要么成为烈士。”当时他们正在向奥连特南边海岸的马埃斯特腊山区进发。对推翻巴蒂斯塔政权这个看上去几乎没有希望的任务，他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乐观态度。他时不时回头看看，说道：“如果我们离开，一定会回来；如果回来，一定会进军；如果进军，一定会胜利。”
“我们已经打了胜仗。”几周后他兴高采烈地宣布。那时，他的部队遭遇了亲巴蒂斯塔势力的埋伏，被打得只剩下7名追随者和少量武器，险些全军覆没。
卡斯特罗的一生仿佛在证明，无论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个人总能够改变历史的轨迹。他的历史观里更多的是古巴民族主义而不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烈士英雄总是最中心的人物。
对这场与美国的对峙，菲德尔已有多年准备。即使在山林与巴蒂斯塔部队斗争的日子里，他就已经想到终有一日，他将对美国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1958年6月5日，在听闻巴蒂斯塔军队用美国提供的炸弹袭击了他的部队后，菲德尔写信给他的助理兼情人西莉亚·桑切斯（Celia Sánchez）说：“我觉得那将是我的宿命。”
卡斯特罗坚信决定性战争将是和美国之间的战争，这反映了他的一个看法，即华盛顿不会允许古巴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因为古巴关系到美国太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包括菲尔德在内的多数古巴人认为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史就是一部美国披着理想主义外衣的帝国主义历史。美国赶走了西班牙殖民者，只是为了独占这个岛国。尽管海军陆战队最后撤离了古巴，但是美国仍然对这个国家实施经济控制，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像联合水果公司那样的跨国公司。
当然，美国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在帮助古巴进步。像西奥多·罗斯福和古巴最后一任总督莱昂纳德·伍德（Leonard Wood）这样的人物都觉得自己是利他主义者，并认为是在帮助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现代化。伍德将任期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修建公路、修造排水管道、打击腐败行为、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之上。这样的工作却总是吃力不讨好。他曾抱怨道：“我们尽力迅速追赶，但眼前的这个民族却像怎么也摆脱不了过去100年以来的颓势似的。”
卡斯特罗认为肯尼迪和帝国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丘之貉。肯尼迪只不过是个“无知且没文化的有钱人而已”。他认为，猪湾事件后，美国会再次进攻古巴并且会来势更猛，现在就只是时间问题。
反美是1962年秋天卡斯特罗最有力的一张政治牌。他将这一年宣布为“经济计划年”。但这一年却见证了一场经济灾难。古巴经济直线下滑，部分原因是美国实施贸易禁运以及本国中产阶级逃离古巴。但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古巴效仿苏联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强制性工业化，造成了长期的物质匮乏。
占古巴总出口收入80%以上的甘蔗，产量在前一年下降了30%，出口量不到500万吨。6月古巴西部发生了粮食暴乱。农民宁可让稻谷烂在田里也不愿上交国家。国营店里几乎没有东西可买，黑市乘虚而入。与此同时，政府将大部分钱投到了用来展示古巴经济独立的形象工程上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铅笔工厂，这个工厂是在苏联的协助下建成运作的。结果，从国外直接进口成品铅笔比进口木材和石墨等原料还要便宜。
卡斯特罗不仅面临棘手的经济问题，还饱受政治问题的困扰。他的军队正在古巴中部的埃斯坎布雷山区与叛乱分子进行游击战。今年早些时候，他击退了正统共产主义分子们，并迫使他们的领袖阿尼巴尔·埃斯卡兰蒂（Anibál Escalante）离开古巴，逃至布拉格避难。卡斯特罗批评党内“宗派主义”，随后发动一系列党内政治运动，导致6000名党员中有2000名遭到清洗。
卡斯特罗的浪漫主义中也有十分现实的一面。内外交困的他仍能正确地判断出，尽管有种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埋怨，大多数古巴人在民族独立上还是拥护他的。他有信心应付古巴流亡者的小规模入侵或者由华盛顿暗中操纵的游击队起义。但是他也明白，仅靠自己是无法抵抗美国的全面入侵的。1962年7月，在蒙卡达之战九周年纪念会上，卡斯特罗告诉支持者，“帝国主义的直接侵略”是对古巴革命的“致命威胁”。
面对这样的威胁，唯一有效的策略就是和超级大国结盟。赫鲁晓夫1962年曾建议把导弹部署到古巴。当时，他的专家们就怀疑，此建议可能会遭到卡斯特罗的反对。他们认为卡斯特罗绝不会牺牲自己在拉美国家中的地位。事实上，卡斯特罗很快就同意了苏联的提议，并且强调他的这项举动不是为形势所迫，而是为了表明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国家尊严必须高于一切。
卡斯特罗本希望公开宣布这个导弹部署计划，但是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下，他不得不答应秘密进行，直到导弹部署完毕。起初，只有卡斯特罗和他最信任的四位助手知道这个秘密，但后来知道秘密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这群不安分的古巴人巴不得马上向全世界宣布这个消息。9月9日，苏联的“鄂木斯克号”装载6枚R-12导弹挺进卡西尔达；中情局的线人无意中听到卡斯特罗的私人飞行员说，古巴现在有“许多中远程导弹的移动坡道……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三天后，《革命报》头版用特大字体登出了这个颇有威胁语气的句子：
美国如果入侵古巴，
我们将用导弹回击。
在10月8日联合国大会上，古巴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Osvaldo Dorticós）差点泄露了秘密。他说古巴现在已经拥有“不必要也不想拿出来用的武器，如果美国佬入侵，那么将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他的话也得到了卡斯特罗的积极回应。卡斯特罗也暗示，古巴有能够对抗美国的报复性武器。美国人也许有能力入侵古巴，但是“他们一旦开始就别想停下了”。一名古巴官员曾在10月中旬私下告诉一名英国记者：“古巴领土上拥有足够打击美国本土而不仅仅是佛罗里达的导弹。”而且，导弹是“苏联人控制的”。
回顾这个过程，可以明显看到美国情报部门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些暗示，没有意识到苏联很有可能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此外，中情局的分析人士也认为那只不过是古巴人惯有的夸夸其谈而已。
在卡斯特罗向国民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切·格瓦拉正准备在罗萨里奥山脉度过第二个晚上。他的吉普车和卡车车队在前晚到达了这个山区的藏身处。他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和当地的军事领袖组织防卫工作。如果美国攻击的话，他将会把这个古巴西部的山区变成一个血腥的死亡之谷，卡斯特罗形容为“温泉关口”。
一支由200人组成的精英部队跟随切·格瓦拉进入山区，这些人大都是革命时期的老战友。这位传奇的革命领袖选择了一处迷宫般的洞穴作为指挥总部，隐藏在桉树和桃花心木的树丛里。湍急的河水流经波尔塔莱斯山洞（Cueva de los Portales）的石灰岩，山洞就像一座哥特式教堂，一个拱形的中殿，四周是房间和过道。苏联的联络官正忙着安装包括无线和有线的通信系统。古巴士兵在尽力把这个潮湿的洞穴改造成宜居的场所。
这个山洞位于古巴南海岸和北海岸的正中间，靠近圣迭戈河的源头，占据一个极具战略地位的山口。沿着河往南走10英里，就可以到达一处苏联导弹基地，往北则是美国。切·格瓦拉知道，苏联已经在这个国家摆好了数十枚配上核弹头的巡航导弹，这些武器能够有力地帮助古巴抵抗美国人入侵。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名34岁的出生于阿根廷的医生曾游荡在拉丁美洲各地，到处参加革命斗争。（他的小名为“切”，这是阿根廷人用来形容“朋友”或“伙伴”的词语。）1955年，在一个寒冷的晚上，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卡斯特罗。他很快为卡斯特罗的魅力所倾倒。在日记里，他形容卡斯特罗是个“非凡的人……聪明、自信且敢想敢做”。到了次日凌晨，卡斯特罗已经成功说服他追随自己去古巴发动革命。
除了自己的弟弟劳尔，切·格瓦拉是少数深得卡斯特罗信任的人物之一。卡斯特罗相信这个阿根廷人永远都不会谋权夺位，取代自己而成为古巴领导人。因此，菲德尔、劳尔和切·格瓦拉就形成了古巴的三人执政联盟。其他人则要么是值得怀疑的，要么是可有可无的。
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把军队的日常管理交给劳尔，把经济交给了切·格瓦拉。作为工业部长，切·格瓦拉采纳了19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果把这个国家的经济毁得面目全非。他游历拉美，了解了像联合水果那样的企业的罪恶，他曾在“我们敬爱的斯大林老前辈”的雕像前发誓：如有机会，定要斩除这样的“资本主义章鱼”。在他的理想世界里，经济活动绝不可以有盈利的动机或者任何金钱关系。
他身上的一大优点就是无尽的理想主义，在所有的古巴领袖中，他集中体现了这场革命的矛盾：浪漫主义和刻板教条并存，既有疯狂也有博爱。他既有自律的一面，也有异想天开的一面。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迷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家长式作风：他坚信自己和其他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是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同时，他也擅长冷静到不近人情的自我分析。
对切·格瓦拉而言，游击队战略专家的角色比政府官僚更能投其所好。他是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主要功臣。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他在圣克拉拉拦截了政府运输弹药的火车。在猪湾事件中，卡斯特罗也曾像这次一样派他去组织古巴西边的防卫。
和卡斯特罗一样，切·格瓦拉也认为和美国的军事对抗迟早会来临。年轻的时候，他在危地马拉曾目睹1954年中情局支持下的政变，这场政变推翻了雅各布·阿文斯·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án）领导的左翼政府。他从中汲取了一些重要的教训。首先，华盛顿绝不会允许拉丁美洲存在社会主义政权；其次，阿文斯政府犯了一个大忌，那就是给“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太多自由”，尤其是媒体；第三，阿文斯应该建立起一支民兵队伍，在农村进行斗争。
切·格瓦拉在卡斯特罗的指导下，打算进行这样的实践。如果美国人占领城市，古巴人将在苏联盟友的支持下，开展游击战。他们将四处设立隐蔽的军事据点。卡斯特罗派遣自己的半支军队和最精锐的师团去防卫导弹最多的古巴西部，那里很可能是美国人大举进攻的登陆点。整个国家将变成另一座斯大林格勒，但是防御的最中心地带则是比那尔德里奥的核导弹基地，那里将由切·格瓦拉重兵把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