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海外投资与成熟债权大国

刘军红

自2005年后半期，日本经常项目顺差中的“企业对外投资收益盈余”（“所得收支顺差”）首次超过“贸易顺差”，标志着日本“成熟债权大国”地位的形成。尽管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雷曼冲击的背景下，日本出口受挫，贸易顺差减少，但经常项目顺差仍不断累积，到2010年达峰值19.3万亿日元。此后，日本遭遇2011年大地震，制造业被迫向海外转移，出口锐减，同时，核电中止，发电用燃料进口陡增，贸易收支连年赤字，致使经常收支顺差到2014年降至2.6万亿日元，濒临赤字化边缘。但反映企业对外投资收益的“所得收支顺差”未减，仍支撑着经常收支顺差结构。特别是，2015年随着贸易收支好转，贸易赤字大幅减少，进入2016年开始出现连续的单月顺差，由此带动整体经常收支顺差快速恢复。

近期，据日本财务省发布2015年国际收支速报值显示，反映海外综合交易状况的经常收支顺差再次恢复到地震前的水平，达16.6万亿日元，约为2014年的6.3倍。这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时隔5年的首次增长。而2016年上半年（1～6月），经常账顺差已达10.6万亿日元，为2007年以后9年来的最高水平，预计全年有望超过20万亿日元，在收支结构上凸显“成熟债权大国”的特征：一是在日元贬值的条件下，对外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收益全面扩张，呈现罕见的双收态势；二是在日本经济服务化的条件下，服务收支赤字呈现趋势性减少的倾向，同时，随着“国家观光战略”的展开，访日游客大幅增加，“旅行收支”出现53年来的首次顺差；三是对外直接投资9年来再现赤字，折射出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兼并重组活动再度活跃，企业活动全球化积极推进，产业布局全球化适时展开。在此，日本企业如何在多重危机下展开全球投资，并获得收益，关乎日本能否构筑“成熟债权大国”地位。为此，本文拟通过介绍日本企业在不同条件下如何展开多样性投资的具体做法，探寻其成熟债权大国的形成条件。

一、金融危机下的金融抄底

2008年，作为世界金融权力的中枢和国际货币体制的盟主，美国华尔街爆发金融海啸，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全球金融结构性权力板块大漂移。一时间，国际金融界出现了罕见的“收购与反收购”“抄底与反抄底”的大较量。中国应在这场权力重组的大合唱中如何选定自己的位置，或者说，中国是否应该去华尔街抄底？这是值得我们仔细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日本的一些做法或可给我们带来些许的启示。

众所周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曾经大张旗鼓地“收购美国”。当时，日本的财团可谓浩浩荡荡，所向披靡，一度将美国的产业象征洛克菲勒大厦、美国的文化象征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收入囊中，但结果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更为美国秋后算账留下了报复的种子。最终，日本在日美金融较量中失败，事实上成为引发日本资产泡沫，并导致泡沫崩溃的前因，使日本经济陷入漫长的衰退黑洞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或许正是借鉴了以往失败的教训，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历史性洗礼，这一回，日本金融机构对华尔街的抄底收购并没有采用20世纪80年代“收购美国”的鲁莽行动模式；相反，将目标锁定在“非物质遗产”的“金融人力资源”上，即将那些经历了危机洗礼，既有交易经验，又有惨痛失败教训的金融人才，作为未来全球竞争的战略资源，进行人力战略投资。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此后仅10天，日本证券霸主——野村控股金融集团便将雷曼兄弟公司所属的除北美地区以外的全球事业总部一网打尽，收编金融精英近7000余人。而面对雷曼的欧洲、中东总部，野村仅仅花了2美元的象征价，就几乎全建制地整编“俘虏”了近2500人的世界顶级金融队伍。对于雷曼来说，其看重的是给弟兄们找到合理的归属，既可对往日的弟兄有个交代，又可节省一笔人事安置费，或可为日后东山再起留下血脉。而对野村而言，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买卖。而在印度的雷曼IT总部和计算中心，野村不惜重金，出资2000亿日元，悉数留下这些既通晓金融原理，又精通IT战法的双料人才。而今，当“金融技术”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热词时，野村无疑已经阔步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而作为复合型金融集团，三菱东京UFJ银行集团在这场金融征战上并不墨守成规，也不形而上学地跟在野村后边，而是看到了可长驱直入美国金融后方的战略阵地，不惜90亿美元收购了摩根士坦利，从而利用资本对资本的方式打进美国市场，抢占战略阵地，构筑参与全球竞争的“金融战略纵深”。

可以说，此次，日本金融机构的聪明，来源于对过去血的教训的总结，更来源于对美国金融资本模式的全面把握。这是日本金融行动不触动美国不良债权“奶酪”的根本动因。在日本看来，美国的不良债权与日本的不良债权有本质的区别。日本的银行不良债权背后存在真实的不动产抵押资产，只要经济复苏，作为抵押资产的不动产价值回升，不良债权自然消除。

小泉时代，包括老布什参股的投资基金在内的美国金融资本曾长驱直入东京，大肆蚕食日本“不良债权”，赚得大笔抄底利润。而如今，美国的不良债权多起因于“债权的证券化”以及“风险的证券化”。曾经具有的信用是建立在美国的金融垄断地位，乃至其他人对所谓的“金融技术、知识”的迷信之上。这种证券化的金融衍生商品在交易过程中，不断裂变，形成了富丽堂皇的美丽“画皮”。一旦风险暴露，信用扫地，便成为漫天飞舞的“纸钱”，一文不值了。聪明的日本人当然不会去收购这样的债权了。

二、尊重市场规律，娴熟运用基本投资方式，确保投资效率

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问题似乎成为全球舆论的焦点，部分案例甚至染上了外交和国际政治色彩。但是，我们必须尊重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经济尚处于赶超阶段，同样，其主导的对外投资也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需要在实践中摸索、磨合，更需要研究、借鉴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经验和教训。

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形态来看，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方式：

一是“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型”投资。此种投资方式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典型代表莫过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中日投资关系上来看，日本通过这种投资方式，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并利用中国的低劳动、低成本，焕发了“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比较优势”，重新获得了无可争议的价格竞争力。而从贸易关系上来看，鉴于这种产业转移型投资，多表现为日本的投资母公司将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市场，设立子公司，并将零部件、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出口到在华子公司，就地组装、加工，然后将部分产品回购，或直接出口到欧美等其他市场。这样，不仅形成了中日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同时，也形成了日本企业主导的企业和产业内贸易格局。如日本对华出口产品的90%为生产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而纯粹的终端消费品出口仅占10%。

事实上，这种投资方式带来的另一个效果就是，实现了经由中国口岸的对美绕路出口模式，成功规避了“日美贸易摩擦”风险。而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聚集能力不断增强，中日间产业转移型投资也不断升级。尤其是自2003年中国有限放松部分境外企业并购境内企业的管制后，这种投资模式开始由传统的简单的设备转移，逐渐发展为入股、注资、并购，以及实业合作、合营等新方式。中日投资关系，也开始由简单的加工出口型，走向技术含量高、合作范围广，乃至出现了“工程转移型”战略合作新动向。随之而来的，是在华日资企业主导的对外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日益提升。如2007年，“中国制造”的机电产品出口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日本企业不无自豪地说，这意味着日本制成品出口的成功。其背景就在于此。但问题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日美贸易摩擦由此风平浪静，日美矛盾转化为中美矛盾。如何在投资转移中，规避矛盾转移，成为新时期的经济外交战略课题。

二是抢占市场型投资方式。以往，此种投资方式多发生于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很少发生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原因是，这是一种体现水平分工型的投资方式，也就是利用技术优势地位，抢占市场份额型投资方式。但随着近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产阶层的迅速壮大，新兴市场也成为发达国家比拼“技术比较优势”的主战场。以技术创新为先导的直接投资，也开始在新兴市场快速发展。最典型的就是发达国家的汽车、电子产业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投资。

与此相伴的则是营建技术创新环境型投资方式。尽管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你追我赶，不分伯仲”，但鉴于各国基础研究水平、专利取得速度及其管理体制、科技人员数量及其质量，以及技术创新体制等依然存在现实差异，专向技术的创新程度仍有所不同。随着全球技术爆炸性进步，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试图单独主导一个时代的技术创新及其体系，似乎都不具有现实性。特别是这种投资方式存在现实的“技术风险”，如当前发达国家主导的技术创新，多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工程性、系统性技术创新”，而不是简单的单项技术创新，投资风险自不必说，而其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可用性、时代超前性，以及市场的支撑性等风险都不可能是单个企业，即便是跨国企业所能单独承担的。因此，展开跨国技术合作，寻求技术创新环境型投资，在发达国家间迅速发展。如最近，面对新一代移动电话的时代性升级机遇，美国的相关战略性企业展开了全球性的技术大合作，使日本企业曾经欲单独主导“4G时代”的战略梦想陷入困境。这种市场竞争中的合作所带来的新风险，或许也值得日本企业重新思考全球竞争战略。

实际上，发达国家企业在展开这类投资时，通常选择跨国合作、多头合作，乃至与当地政府，或多国政府以及政府的多个部门进行合作的方式。其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获得市场支撑，规避因缺乏市场而导致的技术投入落空风险。另外，这类技术创新型投资的背后，必不可少地要有巨型金融集团及其召集的“银团贷款”的支持，以分散过度融资风险，而从公共层面来看，也可避免集中融资导致坏账，引发金融系统风险。而事实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最常见的难题便是缺乏本土金融机构支持的跨国融资支持，即银团贷款支持。这与我们的金融制度改革和市场开放尚待到位有直接关系，尤其是人民币的汇兑制度改革仍在进行中，大型银行提供跨国金融支持的积极性不足。

三是资源占有型投资。作为经济大国，资源小国的日本，获取海外资源权益，布局资源阵地，蓄积战略利益源泉，无疑是确保其生存条件的要务，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自从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由每桶10美元跃升至20美元台阶后，发达国家便开始重新注重资源占有型投资。

纵观世界资源格局，不难发现，资源富藏区大多并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即资源在地理分布上的“偏在化现象”，由此也形成了资源贸易的天然属性。资源多数分布于经济次发达地区，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或新兴市场区，如俄罗斯、巴西、中东等；或经济后发区，乃至最贫穷区，如中亚、非洲等。而在资源主产区中，除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经济次发达地区和中东等石油传统主产区之外，其他的资源主产区几乎普遍存在“市场尚待完善”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资源投资”，或“资源占有型投资”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其他投资所无法预见的多种风险。

这里的风险，既包括因市场不发达所带来的“市场规则不确定风险”，也包括导致市场不发达的政治、社会、民族、宗教等“非市场风险”，乃至因为资源争夺而引发的新的“国际政治风险”。由此，资源投资与其他投资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可选择的方式也完全不同。在此，日本似乎格外引人注目，形成了一套顺应资源主产区市场环境的投资模式。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展开的资源投资，并没有完全照搬欧美主导的“国际石油资本”的传统投资模式，而是针对国际关系格局的新变化，以及资源主产区的不同特征，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投资模式。值得关注并借鉴的是，日本的资源投资始终是在政府主导的“资源外交”框架内的投资行为，可以说初步形成了“官民一体”的投资模式，即政府的“资源外交”开道，综合商社主办，资源企业接管或主办型投资模式。

最近日本成功取得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两个石油矿区的开采权益就是典型案例。首先，日本将对俄资源外交纳入日俄关系主体系，利用俄罗斯急于东向打开亚太出海口，扮演亚太大国角色的战略，通过首脑互访，主打“领土牌”“技术牌”和“亚太跳板牌”，要挟、合作、牵制并用，不仅成功取得了萨哈林油气“买断权”，而且拿下了关乎远东出海油气管道的东西伯利亚油气试探、开采权。其次，拿下权益后，政府直属的独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气、矿物资源机构”先行投资，展开矿区调研、试勘探，一旦确认储量和产出量后，再转交给民间资源产业按市场方式集中开采。最后，在民间企业进入开采阶段前，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国际协力银行”率先启动前期融资，并主导民间金融机构结成“贷款银团”，全面分散民间企业投资、融资风险。

这种三段式投资模式，几乎成为日本资源投资的定式。所不同的是，针对不同资源产区的内外形势，日本政府和企业会调整具体的投资方式。政府及其行政法人的作用在于担保政治风险，包括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融资风险，而不是直接担保市场风险，更不会直接替代企业埋单。可以说政府提供的是“市场机会”，引导的是“战略投资方向”，而其风向标则是政府政策，即对内提升资源自给率，对外确保日本扮演“资源相对供给国”角色，掌控定价权，以提升日本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不能忽视的是，日本资源投资的成功，与企业投资行为的自主性、现实性及其预防性有直接关系。在此，日本综合商社主导的资源投资堪称楷模。日本综合商社历经在国际市场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以及多次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起起伏伏，可以说“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调研队伍和国际上可数的战略研究机构，同时，构建了一批懂技术、懂市场、懂对手，也有朋友的专业“并购部队”。这支“专业部队”分布于全球资源阵地和金融市场，洞察信息、构建关系、策划方案，具有自主性、现实性和预防性，一旦出手，便能击中要害，确保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其现实性和预防性。从近几年日本综合商社展开的成功并购案件中不难发现，其所主导的石油开采权益的并购，基本表现为小规模、广分散的特征，也就是并购规模通常为5%～7.5%的开采权益，而几乎没有采用一口吃掉的做法。这一做法的好处，一是可以用小规模的“持股权”，获得广泛的信息专供权，甚至包括被并购方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信息，这是下一步攻防的前哨战；二是小规模“持股权”意味着可进可退，攻防两全，在确保安全下，一旦进攻便可控制多数，一旦退出，也不易引起震动；三是大批量、小规模持股，不仅可以有效分散风险，同时也符合“积少成多”“藏富于民”的基本逻辑，并可为下一步展开的“资源贸易”提供地理便利。

三、内外兼修，主动开辟投资渠道

当前，面对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扩大内需”成为我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国际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成为决定企业投资的主要条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经济快速复苏，呈现内需主导特征，如2004年日本进出口总额仅占实质GDP的20%左右，其中出口占12%多一点。那么日本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采取了哪些措施，实现了内需主导型复苏，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实现投资转移？其政策手法很多可为我所用，如重视民间投资、重视利润率、慎用财政政策、形成出口—投资—消费链条等。

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内需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民间企业设备投资，二是民间消费。日本经济的内需主导型复苏也基本得益于企业设备投资和民间消费的快速跟进。

实际上，此番（2002年至2007年底）日本经济的复苏始于2002年初。当时主要的拉动力同样是对外出口扩张。可以说日本经济的复苏也是在全球化大潮下，以出口为启动器的复苏。所不同的是，出口拉动迅速转化为民间企业设备投资，而企业收益的扩张又带动了民间消费及时跟进，从而实现了内需主导的景气全面扩张。

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形成“出口、投资、消费的联动链条”，与其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为消除泡沫沉渍，日本政府便提出经济改革。1996年桥本内阁拉开“六大改革”序幕，日本经济走向参与全球大竞争的方向。之后的历届政府都没有放弃改革大旗。如自2002年起，原来著名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一夜间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巨型金融集团。银行、证券、保险以及信托等行业全面实现了产业化经营。

改革后的日本企业通过积极引进外资，改变股本结构，成功实现了企业治理创新。“丰田生产方式”再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企业的治理楷模。通过改革，日本企业全面摒弃了战后“日本经营模式”，一改单纯追求市场占有率，轻视利润率的传统做法。依据全球市场动向，形成了日本为龙头的新产业分工体系，确保了日本在生产设备、核心部件以及原材料等生产资料领域的龙头地位。这种新的垂直分工体系，为日本企业以对外投资，带动生产资料出口，从而带动国内设备投资增加，创造了良好前提。

对外投资以及出口收益的增加，又使企业获得了高额利润回报，使企业剩余资金膨胀，不仅为企业自主、及时展开设备投资提供了财源，也为企业将利润转移为股东红利以及工资提供了前提。如，2005年度中期，日本上市公司股东红利平均增加28%。与此同时，员工可支配现金收入也明显提高，为个人消费提供了丰富的财源，从而形成了“出口、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链条。

从政府方面来看，进入新世纪，为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日本政府力推行政、财政体制改革，压缩公共投资，确保民间企业投资空间。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日本政府将原有注重企业、社会管制的庞大“省厅体系”压缩为“1府12省”，全面放弃产业政策，突出政府服务功能，改变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角色。行政体制的变革使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更注重市场规律，政策的“作用着力点”不再直接面对企业，而是透过市场间接影响企业行为。例如，自2001年以后，日本几乎不再出台任何产业政策大纲，仅出台“产业发展蓝图”（远景规划），设定重点发展方向，编制覆盖全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提出“E-Japan计划”，促进民间发展下一代战略技术等。特别是在对付通货紧缩过程中，日本政府没有搞所谓的“财政、金融组合政策”，而是针对全球化的新形势，压缩财政支出，同时，在金融政策上搞“超宽松”政策。日本政策当局认为，金融政策具有较宽的覆盖面，容易通过金融资本市场间接取得政策效果，且具有较深的作用持续性。相反，财政政策则过于集中个别领域，不利于产生广泛的关联效应，特别是对公共建筑事业的财政投资仅带动水泥、钢铁等产业扩张，不利于增强日本的全球竞争力。因此，自2001年以来，日本政策当局开始尝试一种财政金融“反向组合”的政策，即控制财政支出的同时，放松金融，搞量宽和零利率尝试（美国金融危机前便进行了该项尝试）。对此，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曾从解决泡沫崩溃后遗症角度给予了高度赞赏。

由此可见，日本的内需主导型复苏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面对世界变化的现实，大胆给企业松绑，尝试适应全球化下开放经济新特点的“新型政策组合”，从而刺激了民间经济活力。显然，根据形势变化，改变政策方式，是日本取得内需主导型复苏的关键。

四、凝聚“市场意识”，推动经济转型

如何认识市场，并基于市场形成经济政策，使宏观经济政策产生“引水功效”，而不是以政府及其政策作为经济的主角，与日本企业的投资息息相关。

美国金融危机后，“市场万能论”遭到批判。但日本并没有完全否定市场，在积极扩张财政、实施雇用补贴的同时，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突出市场意识，将经济政策根植于市场，形成政策“引水功效”，以泵出源源不断的“深层活水”。

在日本政策制定者看来，科学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主张“凡事委托市场”，更不是“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市场”，而是主张把民间能做的，尽可能交给民间，按市场原理原则，展开竞争，用市场机制分散风险、降低成本，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及时介入，纠正偏差，以确保资源配置合理化。近期鸠山政府就在讨论引进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民间资本形成社会资本。

科学转型重在把握三个平衡。与此同时，日本政策制定者注重金融体系建设，认为金融危机虽暴露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破绽，但并没有改变市场原理的科学性。面对“经济转型”，更需要准确把握“自由”与“干预”的平衡，有效协调“市场机制”与“政府主导”的关系。当时的麻生政府提出了“亚洲所得倍增计划”，积极利用亚洲市场克服危机；民主党执政后也在“经济增长战略”中强调亚洲市场的意义，提出“亚洲开放立国论”。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拥有27亿人口的大市场，中产阶层迅速崛起。而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市场的放弃，尤其是“潜在市场”转变为“现实市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开辟新市场，主导内需扩张的战略，离不开民族生产力的形成与蓄积。在全球化时代，技术飞速发展，技术创新体系日趋全球化，技术产业的形成更趋全球化、工程化，任何国家、民族，都无法单独主导一个时代的技术体系。因此，科学的经济转型，客观要求积极把握三个平衡：世界市场与内需市场的平衡、开辟新市场与维护旧市场的平衡、自主创新与吸引外资共同创新的平衡。

五、创新企业全球竞争方式

美国金融危机后，日元持续升值，独步走高，2010年8月，“日元美元汇率”更是逼近1995年以来的最高区域，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强势货币。但日本的跨国企业收益反而增加，对日元升值的“抵抗力”明显增强，折射出日本产业结构和企业经营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改变。预示着日本跨国企业抢占国际货币多极化体系战略前沿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

从传统上来看，目前各界关于日本经济通常有三大常识性的定论：一是战后日本靠“贸易立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较高，即出口依存度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二是日本对美国市场依赖深重，日美摩擦几十年，“日元美元汇率”成为衡量日元币值的核心指标；三是日元国际化战略失败，日本出口仍多以美元计价，日元升值，则企业收益恶化。

但现实是，这三大定论已经几乎同时被颠覆。尤其是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中的常识性认识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现实中，日本经济的出口依存度（纯出口占GDP比）仅为13%，远低于韩国的50%、德国的41%，仅高于美国的11%。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居倒数第二位。显然，部分日本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被误解为日本经济的“出口依存度”。

其次，“日元美元汇率”的指标地位已被颠覆。在现实交易中，日本企业的直接竞争对手是韩国企业，因此更关心韩元汇率的变化，即当韩元升值时，日本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而当韩元贬值时，日本企业的日子难过。反映在股市上，“日经股指”也呈现了与韩元汇率联动的迹象。

最后，在日本企业对世界出口方面，美元计价比例只占50%，日元计价比例已高达41%，尤其是对亚洲的出口中，日元计价比例早在2002年就已超过美元，只是在大宗商品的进口中更多以美元结算而已。从近年财务省的“法人企业统计”来看，日元对美元升值期，恰是大型制造业企业收益增幅高涨期。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推算，2010年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汇率损益平衡点已高达“1美元兑67日元”，尤其是造纸、石油、煤炭行业的日元升值抵抗力更强。

货币结构变化推动经营方式调整。日本经济的“定论”转变为“误解”，与日本经济的增长结构和国际货币结构，以及日本企业经营方式的变化有直接联系。1952年IMF认可1美元兑360日元固定汇率后，日元、美元的联动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确实曾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而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日元美元汇率”更堪称关乎日本政府和企业核心利益的战略指标。“日元恐高症”也由此成为日本朝野的通病。

但1999年欧元诞生、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启动，国际货币格局开始发生真实变化，多种货币组合与平衡不仅成为日本政府平衡外汇的政策手段，也成为日本企业提高“日元升值抵抗力”的新方式。在日元呈现趋势性升值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开始利用国际货币结构变化，着眼“三大货币圈”，加快对外投资与合作，展开全球性产业布局，平衡汇率风险。

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更是抓住世界经济重心转向新兴市场国的机遇，展开“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与现地货币结算”的新战略，进一步化解了“日元美元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而随着东盟自贸区建设加速，区内各国相继废除关税，日本企业及时借用其内在的“比较优势”，展开“邻国战略”，平衡汇率风险。例如，日本企业在泰国生产的产品，在印度尼西亚有竞争力时，便出口给印度尼西亚，而不拘于在泰国销售。而东芝等旗舰型企业甚至开始尝试转向事实上的“进口商”，即利用“外包法”，展开美元计价的全球采购和现地采购，再以日元计价方式“逆向进口”，在日本销售，巧用日元美元汇率变化，确保汇差双向受益。

多极货币的足音悄然紧促。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加快了全球化步伐，瞄准全球近40亿人口的“底边人群”，从生产、研发、销售，乃至债权债务关系上进行全面的战略调整。跨国企业的最高财务官（CFO）被赋予了新权限，直接设计“货币组合”，实施“成本调整型货币篮子”，指导采购经理展开跨区采购，调整汇率成本。同时，跨国企业开始尝试利用不同货币分散融资上的汇率风险，即在有预期收益的国家，以本币借款，再用日后的收益，以本币还款，回避融资货币转换，从而分散债权债务上的汇差风险。日本企业的最高经营者、最高财务官俨然成为政府汇率政策的前沿执行者。这是日本企业摆脱“日元恐高症”的根本良方。

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前，作为“美元体制的捍卫者”，美联储在计算其“实质实效汇率”时，已经根据贸易占比结构的变化，大幅提升了包括墨西哥比索，乃至中国人民币的比例。而作为世界央行的央行，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实质实效汇率”货币篮子中，人民币的份额达23%，也已经超过了美元，成为最大的占比。

随着新兴市场国经济的崛起，世界经济的增长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日本跨国企业的货币选择表现了集体多样化倾向。例如，索尼公司在进行汇率操作时，将亚洲、中东欧等近30个国家的货币纳入组合。尽管在外汇交易中和外汇储备中，美元仍占绝对优势，但从企业层面来看，跨国企业的货币选择空间越来越大，仅仅关注美元汇率的动向，已无法把握企业收益和竞争力的变化。而其基础条件是，日本加快了金融、资本和外汇市场的扩容建设和地区市场间合作，形成了有利于企业自主选择的市场环境。

六、官民一体，瞄准亚洲基础设施

金融危机后，日本产品、投资对亚洲的转移，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对亚洲依存意义，逐渐升级为对亚洲产业和分工体系的渗透与控制，加大对亚洲基础设施投入，积极主导“亚洲综合开发计划”，成为其全球竞争的阵地战。

日本依托亚洲，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复苏，为日本经济全面转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和发展空间。2009年底，日本政府仿照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计划”，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明确将亚洲纳入其中，提出“亚洲开放立国论”，将“亚洲市场”视为日本经济“第三次崛起”的基地。根据日本政府的解释，以往，“日本的亚洲观”仅仅是将亚洲市场作为扩大出口的“外需市场”；而“新经济增长战略”则将亚洲看作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动力车间”，是真实的“内需市场”。

加大对亚洲投入。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便开始加大对亚洲的投入，提出了“回归亚洲，构建全球竞争根据地”的战略。尤其，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搁浅、2001年多哈回合受阻，日本的通商战略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多边主义”，转向了注重两国间和地区间的“双边主义”和“地区主义”。

其主要方式是：第一，积极推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FTA/EPA）谈判，构建地区自由贸易区，主导东亚地区经济体系整合。截至2008年底，日本已先后与东盟及其主要国家，以及区外的墨西哥等签署了十余组EPA，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规划。

第二，积极推动地区范围内的多种功能合作。如早在1997年9月，日本便提出了单独出资1000亿美元，构建“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在遭遇美国的打压后，2000年又主导东亚搭建了地区货币互换（清迈倡议）框架。截至今日，在日本的推动下，该框架的资金总额已扩大到1200亿美元，初步具备了摆脱IMF控制、足以单独完成地区金融救助的规模。在此之外，金融危机后，日本又对东盟设立了10万亿日元的金融危机应对框架、提供200亿美元的ODA、再动用贸易保险、贸易信贷各约200亿美元，在东盟地区铺垫了“日元的公共存在”基础。事实上，这也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担心直接挑战美元的亚洲根基。

第三，加大投入，积极推动地区贸易数据和技术标准的日本化。在构建自由贸易区的同时，日本利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不仅巧妙地将其弱势产业，如农业等避开了谈判，而且将技术、产业标准、金融交易规则、会计准则等强项摆到了谈判桌上，借此推动了地区政策法律制度的相互兼容（日本化）。在整合地区贸易数据上，日本利用政府和企业早在2002年联合开发完成的“无线扫描技术”（金属板、大容量、无线系统的二位条形码体系，即IC tag体系），主导地区贸易口岸的“无纸化”，掌控亚洲贸易数据，并利用亚洲的庞大市场支撑，争取该项技术的国际标准。

第四，利用日本亚行第一出资人的地位，依托亚行，主导地区经济整合的基本方向。如单独出资100亿日元，构建“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以主导地区合作的制度设计，掌控各国经济发展数据，监视各国经济发展状况，提出整改建议等。事实上，日本公开将其称为“东亚版OECD”。为了从名义上到实质上全面控制ERIA，日本大量派驻精英学者，引进高端技术统计、计算模型等。

正是以这样的ERIA为核心，联合亚洲开发银行和东盟秘书处，历时一年，共同设计了“亚洲综合开发”草案。该草案提出，以2020年为目标，以“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等为范围，建设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等在内的650个大项目，总事业费用将达2000亿美元。其目的是推动以东盟、印度为核心的“东亚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构建。

在资金安排上，该方案计划其中的1100亿～1300亿美元资金，将由中日等区内主要国家与亚行协调筹措，其余的700亿～900亿美元，则由当地各国政府和包括外资在内的民间企业共同设立融资平台解决。该计划完成后，将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广泛地区内形成涵盖10亿人口的大市场，到2020年，实现区内生产总值倍增。

日本“亚洲观”的改变。2009年5月，日本自民党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战略”，也将重点放在了亚洲，目标也是瞄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不同的是，当前的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堪称日本“亚洲观”的改变。

一是推动地区整合战略向纵深转段。2010年1月1日，东亚地区已经有五组FAT生效，相当于五个“地区合作轴”全面启动。而早在2009年底，日本全面完成了与东盟的地区整合战略，率先迎来了“战略转段”机遇。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将“10+3”向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10+ 6”方向扩展。问题是，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高调回归东盟，积极参与东亚地区整合进程，试图通过积极介入，瓦解东亚独立的经济圈。日本需要借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整合战略纵深发展，确保地区整合战略的优势。

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占据有利地势，控制商机，获取巨额投资机会。据日本总务省初步估算，仅亚洲的智能电网建设，即可为日本创造98万亿日元的商机。而根据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可为日本提供200余万人的就业机会。

实际上，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是依托亚洲才得以恢复的。截至2009年9月，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占比已高达57%，刷新了可比的197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2008年底，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收益率高达12%，约为同期对欧美投资的2倍。

安倍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将对亚洲基础设施出口倍增作为国家战略，并将对海上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提升到地缘政治层面，从构建海上安全战略枢纽和战略通道的角度重点施策，并强调国际竞争。为此，日本政府不仅动用政府开发援助资金，而且积极依托亚开行，搞官民一体化基础设施基金，争取项目，抢占地缘政治竞争制高点。随着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到来，日本产品在亚洲的份额将进一步提升。金融危机后，日本产品、投资对亚洲的转移，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对亚洲依存的意义，逐渐升级为对亚洲产业和分工体系的渗透与控制。因此，使海上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难度加大，合作环境更加复杂。地区合作追求的是地区和平发展、利益共赢，为此，只有建设公平、平等的合作发展格局，才有可能实现地区互利互惠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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