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体因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实证研究
虽然本章试图对数十种个体因素进行类别划分，但这种归类过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类型学归类，有时为了论述的方便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取舍。
1.1 人格因素
1.1.1 一般性人格（气质）因素
不少研究考察了一般性人格特征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1]。一般性人格特征通常采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大五人格调查表”（BFI）、“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16PF）、“三维人格问卷”（TPQ）、“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等工具进行测量。下面将针对这些人格测验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进行回顾。
1.1.1.1 艾森克个性问卷
目前有30多项研究采用“艾森克个性问卷”测量青少年人格，并考察其与网络成瘾的关系。该问卷包含外向性、神经质、精神质、掩饰性四个人格维度。
外向性。有关外向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分歧。绝大部分研究发现，外向性与网络成瘾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2-23]。也有少部分研究发现，外向性与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即越外向的个体越不容易沉迷网络[4,11,22,24-31]。可能的原因在于，高外向性的个体往往通过身处热闹喧嚣的环境或聚会来提高脑内唤醒水平，而且通常在现实生活中拥有更多社会关系和朋友，因此他们更偏好面对面而非线上交流[17]；相比之下，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人际关系困难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受到挫折和失败，更容易体验负性情绪，而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和互动性有助于满足其心理需求，因而增加了个体沉迷网络的风险[25]。最后，还有少量研究发现，外向性与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即越外向的个体越容易沉迷网络[28,32-34]。这可能是由于，高外向性的个体具有好交际、渴望刺激和冒险、情感易于冲动等特征，使得他们更热衷于上网聊天交友、玩游戏[32,34]。外向性作为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提示我们不应忽视外向性个体的网络成瘾问题。针对这些分歧，未来研究有必要：比较在控制和不控制其他人格维度情况下，外向性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是否有所不同；探索外向性对网络成瘾的作用是否在不同人口学亚群体（如性别、学段）中有所差异；引入恰当的中介变量从而检验外向性对网络成瘾的“不一致中介效应”，从而体现其对网络成瘾有利有弊的“两面性”作用。
神经质。神经质高的个体表现为情绪不稳定、焦虑、易怒、情绪激动，常郁郁不乐、忧心忡忡。除了少量研究发现神经质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相关不显著外[4,5,8,22,24]，绝大多数研究都支持神经质与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即情绪越不稳定的青少年越容易沉迷网络[2,3,6,7,9-21,23,25-34]。
精神质。精神质高的个体喜欢寻衅搅扰、与别人不友好、孤僻、难以适应环境，有时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喜欢干冒险的事情。除少量研究得到阴性结果外[4,5,7,22,24,25,29,32,34]，绝大多数研究都支持精神质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2,3,6,8-21,23,26-28,30,33,35]。
掩饰性。掩饰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比较混乱。部分研究发现，掩饰性高的个体不容易网络成瘾[2,3,7,9-17,19-21,23,27,30]。这是因为，对青少年而言，掩饰标志着一定程度上的成熟，有益于社会适应行为的发展，因而减少了个体沉迷网络的可能性[3]。相反，掩饰性低的青少年不善于掩饰自己，相对更尊重客观事实，做事比较实际、古板、倔强，可能是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7]。此外，部分研究发现，掩饰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5,24,29,32,34]。最后，还有部分研究发现，掩饰性高的个体更容易沉迷网络[4,6,18,22,25,26,28,35]。研究者认为，很多青少年对父母、老师、同学隐瞒上网行为，因此网络成瘾青少年多具有掩饰说谎倾向[4,25]。未来研究需要改进研究设计，进一步澄清掩饰性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中的作用。
1.1.1.2 大五人格调查表
目前有10余项研究采用不同版本的“大五人格调查表”测量青少年人格，并考察其与网络成瘾的关系。该问卷包含外向性、神经质、谨慎性、开放性、宜人性5个人格维度。
外向性。与“艾森克个性问卷”所得结果相似，外向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结果分歧较大。部分研究发现，外向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36-41]。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外向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不存在显著的联系[42-47]。还有部分研究发现，外向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45,48]。
神经质。除极个别研究得出阴性结果外[48]，绝大多数研究发现，神经质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即情绪越不稳定的青少年越容易沉迷网络[36-39,41-46,49]。
责任心。除极个别研究得到阴性结果外[48]，绝大多数研究都发现，责任心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36-39,41-47,50,51]。
开放性。经验开放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联系分歧较为明显。部分研究发现，开放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38,44,48]。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开放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联系不显著[36,37,41,43,45-47]。还有部分研究发现，开放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39,42,45]。
宜人性。宜人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较为混乱。部分研究发现，宜人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38-40,42-44,47]。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宜人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37,41,45,46,48]。此外，还有个别研究发现，宜人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36]。
针对上述结果分歧，未来研究需要关注人格维度的独特效应（在控制其他人格维度的情况下考察特定人格维度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与非独特效应（在不控制其他人格维度的情况下考察某一人格维度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问题。该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有研究表明[48]，在非独特效应情况下（如采用t检验比较网络成瘾组和非网络成瘾组在各人格维度上的差异），两组被试的外向性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在独特效应情况下（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同时纳入多个人格维度作为预测变量，考察其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外向性并不能显著预测个体是否网络成瘾。
除了考察大五人格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直接联系，近年来有部分研究开始探讨大五人格是否通过影响个体的网络使用偏好[47]、家庭功能[43]对网络成瘾产生间接作用，还有部分研究探讨大五人格是否与个体的网络使用偏好[40,49,51]、上网频率[38]、每天上网时长[39]、性别[45]、班级敌意性[50]等变量交互作用影响网络成瘾。
1.1.1.3 其他人格测验
目前也有一些研究采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11,52-55]“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56,57]“米隆青少年临床调查表”[58]“中国人个性测量表”[59]“三维人格问卷”[60,61]“贝尔格莱德青少年人格调查表”[62]“气质与品格调查表”[63,64]或其他工具[65-71]测量青少年人格和气质，并考察其与网络成瘾的关系，获得了有意义的发现。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具体展开。
1.1.2 自尊（自我概念、自信心、自我评价、自我知觉）
自尊（self-esteem）是个体对自我价值和自我能力的整体评价。目前有50多项研究探讨了自尊（自我概念、自我评价、自信心）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这些研究总体上表明，自尊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即良好的自我价值感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抑制因素[25,29,34,61,72-105]，尽管个别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106,107]。另外，也有几项研究探讨了自我概念[17,67,108-114]、自信心[115-117]等相似概念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这些研究也表明，良好的自我概念和自信心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保护因素，尽管不同方面自我概念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例如，Öztürk和Özmen[17]发现，身体状况（physical appeal）和行为表现（behavioral conduct）方面良好的自我概念确实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抑制因素，但魅力（romantic appeal）方面良好的自我概念却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此外，与大多数研究相反，目前有个别研究表明，高自尊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27]。
近年来，也有部分研究开始考察自尊在青少年网络成瘾形成过程中的中介机制。例如，Zhang[103]发现，社会支持在自尊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Zeng等人[105]发现，孤独感在自尊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梅松丽等人[90]发现，自我控制在自尊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此外，还有不少研究探讨自尊在父母问题性饮酒[78,79]、家庭功能[94]、同伴关系[92]、主观幸福感[90]、心理问题和情绪调节不良[73]等变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
另外，也有部分研究开始探讨自尊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例如，张国华等人[102]对初一学生为期一年半的6次追踪调查表明，自尊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但良好的同学关系会削弱自尊对网络成瘾的保护作用，调节效应符合“美不胜收”的模式。又如，金盛华等人[108]对4500名中小学生的研究表明，自尊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受到网络消极体验（主观认为受到网络使用的负面影响）和学校类型（是否为重点中学）的调节。与重点中学相比，在非重点中学中，网络消极体验尤其能增强自尊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保护作用。Kahraman和Demirci[80]发现，自尊与网络成瘾的负向联系在ADHD组和控制组青少年中均显著。这些发现提示我们，在考察自尊这一个体因素的作用时，离不开对相关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的考察。
1.1.3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某件事情的主观判断。自我效能高的个体更能有效应对压力源，更少体验负性情绪，因而也较少通过网络使用来应对压力和缓解负性情绪，从而不大可能沉迷网络。目前有几项研究探讨了一般自我效能和特定领域的自我效能感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一般自我效能和领域特异自我效能（如学业自我效能、网络使用拒绝自我效能）均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87,118-122]。在中介效应方面，职晓燕等人[121]发现，社会适应不良对自我效能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进而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
1.1.4 自我和谐
自我和谐（self-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是指自我与经验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当个体体验到自我与经验的不协调时，就会出现焦虑和恐惧等负性情绪，从而构成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目前有几项研究探讨了自我和谐的不同方面（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灵活性、自我的刻板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123-125]。自我的灵活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二者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123,124]，但也有研究表明二者间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125]。自我的刻板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123-125]。
1.1.5 强化敏感性
强化敏感性（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是指个体对奖赏和惩罚的感受性方面的个体差异。它包括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r activation system, BAS）和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 inhibition system, BIS）两个方面。行为激活系统，又称行为趋近系统，是指个体对奖赏呈现或惩罚撤除表现出趋近行为的倾向。行为抑制系统是指个体对惩罚呈现或奖赏撤除表现出抑制行为并体验负性情绪的倾向。目前，有几项研究探讨了行为激活系统的具体方面（奖赏反应性、驱力、愉悦追求）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就奖赏反应性而言，部分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126,127]，其他研究则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联系不显著[82,128-130]。就驱力而言，研究结果分歧较为明显，虽然有几项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82,126,127,130]，但也有研究发现，二者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129]，甚至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128]。就愉悦追求而言，现有研究一致表明，高愉悦追求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82,126-130]。目前也有研究探讨了行为抑制系统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但结果较为混乱：部分研究发现二者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58,126,128]，但其他研究则发现两者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82,127,129,130]。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讨强化敏感性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在中介效应方面，Park等人[129]发现，行为激活系统的愉悦追求可通过增加冲动和焦虑进而对青少年网络成瘾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行为抑制系统可通过增加焦虑和抑郁进而对青少年网络成瘾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Fontana等人[58]发现，拒绝焦虑可通过增加抑郁人格模式进而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而拒绝愤怒可通过增加边缘性倾向进而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在调节效应方面，Park等人[129]发现，行为抑制系统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促进作用在高行为激活特征的个体中要比在低行为激活特征的个体中更显著。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方面，Nam等人[126]发现，在青少年男生中，行为激活系统的奖赏反应性、驱力、愉悦追求以及行为抑制系统均能通过抑郁、焦虑、愤怒对网络成瘾产生间接影响，行为激活系统的愉悦追求还能通过冲动性对网络成瘾产生间接影响，间接路径均不受心理韧性的调节。相比之下，在青少年女生中，行为激活系统的奖赏反应性、驱力、愉悦追求和行为抑制系统均能通过焦虑和愤怒对网络成瘾产生间接影响，行为激活系统的奖赏反应性和愉悦追求还能通过抑郁和冲动性对网络成瘾产生间接影响，行为抑制系统还能通过抑郁对网络成瘾产生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在青少年女生中，行为激活系统的奖赏反应性、驱力、愉悦追求以及行为抑制系统通过焦虑增加网络成瘾的中介路径后半段在低心理韧性个体中显著，在高心理韧性个体中不显著；行为激活系统的奖赏反应性和愉悦追求通过冲动性增加网络成瘾的中介路径后半段在低心理韧性个体中显著，在高心理韧性个体中不显著。
1.1.6 感觉寻求
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高的个体偏好变化、新异、强烈、复杂的感觉和体验，而技术和信息不断更新的互联网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平台，因而他们更可能沉迷互联网而不能自拔。目前有10余项研究探讨了感觉寻求总分或具体维度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在感觉寻求总分方面，绝大多数研究表明，感觉寻求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67,131-139]，尽管个别研究发现二者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140]或者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141]。对于显著负向联系这一异常结果，Bitton和Medina[141]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所测感觉寻求偏重于对身体活动而非屏幕活动的感觉寻求，或者与网络成瘾时个体偏好的网站类型有关。在感觉寻求具体维度方面，有关研究数量偏少。石庆馨等人[140]发现，不甘寂寞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而兴奋与冒险寻求、体验寻求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不显著。Lin和Tsai[136]发现，去抑制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而兴奋与冒险寻求、生活体验寻求和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不显著。此外，有研究发现，无聊也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42,143]。
目前有少量研究探讨了感觉寻求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作用机制。在调节机制方面，叶宝娟等人[139]发现，感觉寻求对网络成瘾的促进作用在高意志控制、高权威教养、低纵容教养的情况下要比在低意志控制、低权威教养、高纵容教养的情况下更弱。在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方面，叶宝娟等人[138]发现，感觉寻求对工读生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受到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且这种调节作用以非适应性认知为中介。
1.1.7 自我调节（自制力、冲动性）
根据自我控制的双系统模型，自我控制包括冲动系统（面对诱惑时自动激起冲动行为）和反思系统（面对诱惑时进行深思熟虑的评价和抑制）两个方面。下面将分别针对冲动性和自制力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进行回顾。
1.1.7.1 冲动性
除个别研究得到相反结果外[99]，绝大多数研究发现，冲动性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67,87,93,95,126,129,144-151]。在中介效应方面，Lim等人[148]发现，冲动性可以通过增加焦虑、抑郁、问题行为（品行问题、认知问题和多动问题的合成分数）进而间接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Park等人[129]发现，冲动性在反应趋近系统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在调节效应方面，曹枫林和苏林雁[144]分别在男生和女生、初中生和高中生中考察了冲动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冲动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在男生中显著，在女生中不显著；在初中生和高中生中均显著。邓林园等人[146]探讨了冲动性具体维度与亲子沟通具体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行动冲动性与母子沟通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母子沟通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抑制作用在低行动冲动性个体中显著，但在高行动冲动性个体中不显著。Wu等人[150]探讨了冲动性与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在低冲动性个体中，良好的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具有抑制作用；在高冲动性个体中，良好的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则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1.7.2 自制力
截至目前，20多项研究探讨了自制力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尽管个别研究得出了阴性结果[152]，但大多数研究表明，自制力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抑制因素[66,90,91,116,135,139,153-168]。在中介效应方面，研究发现，自制力在父母行为和心理控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160]、父母积极支持和消极控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156]、母亲消极控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166]、主观幸福感和自尊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90]具有中介作用。在调节效应方面，Li等人[157]发现，学校联结通过越轨同伴交往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间接作用在低自我控制的个体中要比在高自我控制的个体中更加显著。叶宝娟等人[139]发现，意志控制与感觉寻求交互作用于青少年网络成瘾：意志控制对网络成瘾的抑制作用在高感觉寻求者中要比在低感觉寻求者中更强。Pace等人[66]发现，情感卷入（家庭功能的一个方面）可以缓冲缺乏控制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促进作用，尽管家庭功能其他方面的缓冲作用不显著。
另外，孙莹等人[169]探讨了同伴影响抵抗能力（自制力的一种表现）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同伴影响抵抗能力差是随访网络成瘾和新发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同伴影响抵抗能力强是网络成瘾中止的有利因素，且同伴影响抵抗能力在风险决策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1.1.8 情绪智力（情绪调节能力、情绪调节策略、述情障碍）
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个体识别和表达情绪、理解情绪、将情绪同化为思想以及调节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情绪智力高的个体能较好地识别、表达和调控自身的情绪，也能较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与他人建立较为积极的人际关系。因此，当他们面对压力时，能够相对较好地调控自身情绪，较少陷入各种情绪困扰中，并能从周围人际支持系统中寻求和获得帮助，因而相对较少地沉迷网络[170]。目前有少量实证研究探讨情绪智力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这些研究一致表明，情绪智力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抑制因素[170-172]。此外，也有研究发现，情绪调节困难[73,173]和述情障碍[87,147,174-178]则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最后，还有少量研究探讨了情绪调节策略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这些研究基本上发现，表达抑制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而认知重评则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抑制因素[155,179-181]，尽管个别研究发现认知重评也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82]。此外，网络成瘾青少年比非网络成瘾青少年更少使用接受、重新关注计划、理性分析的情绪调节策略，更多使用责难他人的情绪调节策略[183]。自我指向的情绪调节策略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网络使用困扰，而他人指向的情绪调节策略则能显著预测冲动性网络使用[184]。
在中介效应方面，Chun[73]发现，情绪智力调节不良可通过降低自尊进而促进青少年网络成瘾。Mo等人[175]发现，情绪调节不良可通过增加网络使用进而促进青少年网络成瘾。Cimino和Cerniglia[184]发现，自我指向的情绪调节策略可通过增加内化问题进而增加网络使用困扰，而他人指向的情绪调节策略可通过增加外化问题进而增加冲动性网络使用。另外，Yu等人[173]发现，消极教养行为可通过增加情绪调节不良进而促进青少年网络成瘾。赖雪芬等人[180]发现，行为控制可通过增加认知重评进而减少青少年网络成瘾，而心理控制可通过增加表达抑制进而促进青少年网络成瘾。邓林园等人[171]发现，父母婚姻冲突可通过增加青少年的消极冲突评价进而降低其情绪管理能力，最终促进青少年网络成瘾。Schimmenti等人[176]发现，创伤经历可通过增加述情障碍进而促进青少年网络成瘾。在调节作用方面，叶宝娟等人[181]发现，情绪调节策略可以调节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工读生网络成瘾的关系。具体而言，表达抑制会增强压力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之间的正向联系，而认知重评则能缓冲压力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之间的正向联系。赖雪芬[155]发现，表达抑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在高意志控制的个体中要比在低意志控制的个体中显著更弱。Schimmenti等人[176]发现，述情障碍与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在青少年女生中显著，但在青少年男生中不显著。Mo等人[175]发现，情绪调节不良与网络成瘾之间的直接和间接（通过网络使用）关系在青少年男生和女生中均显著。Wang和Qi[177]发现，情绪调节不良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不受宽恕的调节。
1.1.9 社交能力（社交问题）
拥有良好社交能力的个体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较少通过虚拟网络使用来满足在现实生活中未被满足的心理需要。相比之下，拥有较多社交问题的个体更可能通过虚拟网络世界来满足其在现实生活中未被满足的心理需要。目前有不少研究考察了社交能力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这些研究总体上表明，良好的社交能力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67,77,93,185-187]，尽管个别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188]。此外，目前也有不少研究考察了社交问题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这些研究表明，社交问题[95]及其具体方面如社交焦虑[96,170,188-196]、社交恐惧[101,115,116,195,197-199]、社会回避与苦恼[200]、对他人怀疑[101,116]、缺乏主见[131]等均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尽管个别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123,152]。
在中介效应方面，研究者发现，社交焦虑在情绪智力与网络成瘾之间[170]、孤独感和羞怯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190]、人际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192]具有中介作用。社交焦虑也可以通过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产生间接影响[193]。在调节效应方面，研究发现，社交技能缺陷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在母亲职业声望较低时显著，而在母亲职业声望较高时不显著[186]。社交焦虑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在不同国家[191,201]和性别[197,201]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1.1.10 时间管理倾向
时间管理倾向是个体在运用时间方面所表现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反映个体时间管理能力的高低[202]。青少年对时间的态度和管理可能会影响他们对上网时间的计划和监控，从而与网络成瘾有关[203,204]。多项实证研究一致支持了该观点，即时间管理能力低下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2,3,9,19,203-206]。
1.1.11 时间透视（未来时间观）
时间透视（time perspective）是个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的意识和相对注意倾向。高现在定向的个体对当前情境因素更加敏感，通常具有不关注时间、不喜欢计划性等特征。高未来定向者注重计划与监控自己的行为以便获得未来预期结果，通常具有延迟满足、计划性、遵守时间等特征。目前有几项研究探讨了时间透视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现在定向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207-209]，而未来定向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208-210]，尽管个别研究发现未来定向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不显著[207]。在中介效应方面，雷雳和李宏利[208]发现，现在定向可以通过降低同伴卷入（同伴关系）进而增加网络成瘾，未来定向可以通过促进父母卷入（亲子关系）和同伴卷入进而降低网络成瘾。李宏利和雷雳[209]发现，现在定向和未来定向可通过问题解决、发泄、幻想对网络成瘾产生间接作用。在调节效应方面，Díaz-Aguado等人[210]发现，非适应性未来时间观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受到教师敌意性对待的增强性调节，但不受关于社会情绪网络使用的非适应性认知、学生间的对抗以及学校感激水平的调节。
1.1.12 心理韧性（挫折承受力）
心理韧性（ego-resilience）是近年来积极心理学领域的重要概念，是指个体积极调动心理资源灵活处理逆境的动态过程，有利于个体从逆境中恢复过来并避免消极的发展结果。类似地，挫折承受力是指个体面对挫折时能摆脱其困扰而不出现适应不良的能力。目前有少量研究探讨了心理韧性（挫折承受力）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这些研究一致表明，心理韧性（挫折承受力）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126,211-216]。在中介效应方面，研究者发现，心理韧性在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之间[213]、教养方式与网络成瘾之间[212]具有中介作用。在调节效应方面，Ko等人[211]发现，低挫折耐受力与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在青少年男生中要比在女生中更显著。
1.1.13 羞怯
个体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同他人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关系。羞怯的青少年往往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同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他们或可借助互联网更好地与他人交流思想和感受。这容易促使他们频繁甚至过度使用网络。目前有少量研究探讨了羞怯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羞怯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27,98,190,217,218]。在中介效应方面，羞怯可通过增加社交焦虑进而促进青少年网络成瘾[190]，也可通过增加孤独感进而促进青少年网络成瘾[218]。
1.1.14 安全感
缺乏安全感的个体可能通过网络使用来逃避现实生活中的不安全体验，或者通过线上交往来满足其安全需要。目前有少量研究探讨了心理安全感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心理不安全感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117,219]。
1.1.15 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个体面对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作出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努力过程。研究者使用了多种不同的工具来测量应对方式，并考察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联系。这些工具对应对方式的界定存在差别。下面将基于不同工具来回顾有关文献。总体而言，正如Lei等人[220]的元分析指出的那样，积极应对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负向联系，而消极应对与网络成瘾存在正向的联系。
1.1.15.1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都将应对方式划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大维度。其中，积极应对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比较微弱，且存在较大分歧。部分研究发现，积极应对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221,222]。部分研究发现，积极应对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并不显著[20,123,196,223]。还有研究发现，积极应对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189]。相比之下，消极应对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则存在较为一致的正向联系：个体的消极应对越多，网络成瘾水平则越高[20,189,196,221-224]，尽管有个别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123]。考虑到有研究表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存在一定的正相关[189]，因此应在两种应对方式相互控制的情况下，探讨各自的独特效应。
1.1.15.2 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
该量表包括指向问题的应对和指向情绪的应对两个分量表，其中指向问题的应对包括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积极合理化解释等因子，指向情绪的应对包括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幻想否认等因子。就问题解决而言，除少量研究得出了阴性结果外[225,226]，大多数研究发现，问题解决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23,209,227-229]。就寻求社会支持而言，尽管个别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负向联系[228]，但大多数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23,209,225-229]。就积极的合理化解释而言，有关研究数量较少，部分研究发现了阴性结果[225,226]，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23,228]。就忍耐而言，尽管个别研究发现了阴性结果[209,227]，但大多数研究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23,225,226,228,229]。就逃避而言，其结果与忍耐相似，尽管个别研究发现了阴性结果[209,227]，但绝大多数研究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23,225,226,228,229]。就发泄情绪而言，尽管个别研究发现了阴性结果[228]，但绝大多数研究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23,209,225-227,229]。就幻想否认而言，现有研究一致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23,209,225-229]。目前只有少量研究探讨了两种高阶应对维度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指向问题的应对与青少年网络成瘾负相关，而指向情绪的应对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正相关[228]。
1.1.15.3 应对方式问卷
“应对方式问卷”包含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6个应对维度。就解决问题而言，尽管部分研究得出了阴性结果[230-232]，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31,233-235]。就自责而言，现有研究一致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31,230-235]。就求助而言，虽然少量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231,232]，但大多数研究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31,230,233-235]。这与“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中寻求社会支持的结果略有不同。就幻想而言，现有研究一致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31,230-235]。就退避而言，除个别研究得到阴性结果外[233]，绝大多数研究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31,230-232,234,235]。就合理化而言，现有结果比较混乱，部分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230,234,235]。部分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31,232,233]。还有部分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231]。
1.1.15.4 其他工具
除上述主流工具外，部分研究还采用了不太常见的工具来测量应对方式，并考察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例如，Milani等人[236]发现，回避应对、主动应对均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Ataşalar和Michou[237]发现，回避应对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而主动应对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不显著。Thorsteinsson和Davey[238]发现，自我照顾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而分心、发泄、反刍、求助等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没有显著的联系。
近年来，研究者考察了应对方式在其他因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例如，李宏利和雷雳[209]发现，应对方式在时间透视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其中，现在定向占优者比未来定向占优者更多通过发泄与幻想这两种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网络成瘾，而未来定向占优者比现在定向占优者更多通过问题解决间接影响网络成瘾。吴文丽和黄建榕[229]发现，消极情绪可通过增加个体的幻想和发泄应对，进而增加网络成瘾。Tang等人[223]发现，人际和学校压力源可通过增加个体的消极应对，进而增加网络成瘾。此外，也有研究探讨应对方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机制。例如，Ataşalar和Michou[237]发现，回避应对可通过减少网络使用期间的正念进而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在调节效应方面，有研究探讨了应对方式对其他因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例如，钟云辉等人[239]发现，应对方式对关系受欺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积极应对能削弱关系受欺负对网络成瘾的不利影响。
1.1.16 非适应性认知
非适应性认知（maladaptive cognition）又称对网络的积极态度、对网络的积极结果预期、对网络吸引因素的认识、网络偏好性认知、感知到的网络有用性、感知到的互联网的影响，是指个体对网络使用的不恰当观念和预期，如在网络世界里可以获得比现实生活中更好的对待。认知-行为模型指出，非适应性认知是网络成瘾这类异常行为的充分促进因素[240]。目前有20余项研究探讨了非适应性认知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这些研究一致表明，非适应性认知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43,84,87,98,101,115,135,138,168,193,210,241-251]。
近年来，一些研究探讨了非适应性认知在其他因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135,138,193,243,249,251]。例如，易娟等人[249]发现，压力性生活事件可通过降低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增加其非适应性认知，进而促进青少年网络成瘾。李丹黎等人[243]发现，母亲心理控制可通过增加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进而促进青少年网络成瘾，且该中介链条在男生和女生中不存在显著差异。最近，研究者也开始探讨非适应性认知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张琴等人[250]发现，非适应性认知可通过增加个体的危险动机进而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且中介链条的后半段在女生中要比在男生中更显著，残余直接效应仅在男生中显著。Zhang等人[168]发现，非适应性认知可通过增加个体的上网动机进而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且中介链条前半段在高意志控制个体中要比在低意志控制个体中更微弱。Díaz-Aguado等人[210]发现，关于社会情绪网络使用的非适应性认知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并不受非适应性未来时间观、教师敌意性对待、学生间的对抗或学校感激水平的调节。
1.1.17 归因方式（心理控制源）
归因是指个体对行为成功或失败原因的分析。个体通常会从能力、努力、工作难度、运气、身心状况、他人影响等多个方面来分析原因。目前有少量研究探讨了不同归因方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但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分歧。具体而言，部分研究发现，外部归因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252,253]，但也有研究发现，只有有势力的他人归因才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内控和机遇归因的作用不显著[123]。
1.1.18 自我同一性
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是青少年时期心理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包括同一性完成和同一性扩散两种不同状态。低自我同一性的个体尚未形成稳定的自我以及对未来明确的目标，更可能在虚拟网络世界中进行角色扮演和探索，因而更可能沉迷网络[254]。目前有几项研究探讨了自我同一性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均表明，自我同一性完成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保护因素[254-258]。部分研究还探讨了自我同一性在青少年网络成瘾形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例如，张馨月和邓林园[258]发现，父母冲突会通过阻碍自我同一性进而促进青少年网络成瘾。雷雳和马利艳[254]发现，自我同一性完成能缓冲即时通信使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不利影响。
1.2 心理健康
1.2.1 心理健康问题
目前有30余项研究探讨心理健康问题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这些研究采用了不同的工具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下面将根据所用工具对有关文献进行回顾。
1.2.1.1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不少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评估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并考察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这些研究一致表明，心理健康问题总分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15,20,113,161,225,259-265]。在躯体化维度方面，虽然极个别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266,267]，但大多数研究表明，躯体化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5,20,26,113,161,179,225,259-261,263-265,268]。在强迫维度上，尽管个别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26,260,266]，但大多数研究表明，强迫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5,20,64,113,161,225,259,261,263-265,267-269]。在人际关系敏感维度上，现有研究表明，人际关系敏感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5,20,26,113,161,225,259-261,263-268]。在抑郁维度上，现有研究一致表明，它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5,20,26,113,161,225,259-261,263-265,267]。在焦虑维度上，现有研究表明，焦虑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5,20,26,113,161,225,259-261,263-267,270]。在敌对维度上，现有研究表明，敌对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5,20,26,113,161,225,259-261,263-268]。在恐怖维度上，现有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分歧，部分研究发现恐怖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5,20,26,161,225,261,263-265,268]，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不显著[259,260,267,113]。在偏执维度上，尽管极个别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259]，但绝大多数研究表明，偏执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5,20,26,113,161,225,260,261,263-268]。在精神病性维度上，尽管部分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259,260]，但大多数研究表明，其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5,20,26,113,161,225,261,263-265,268]。最后，少量研究探讨了心理健康其他症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发现它也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20,113,263-265]。
1.2.1.2 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
少量研究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进行测评。这些研究表明，心理健康问题越多，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水平也越高[71,271]，尽管极个别研究在某些具体维度上得到了阴性结果[54]。
1.2.1.3 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MSSMHS）
部分研究采用“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进行测评。这些研究表明，心理健康问题越多，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水平也越高[272-276]，尽管个别研究在个别维度上得到了阴性结果[272]。
1.2.1.4 其他工具
有研究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HQ）对心理健康进行测评，但结果较为混乱：部分研究发现，心理健康问题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277-279]，但也有研究发现二者间的关系不显著[280]。此外，有研究采用“简明症状调查表”（BSI）对心理健康进行测评，并发现心理健康症状的总分或某些维度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61,73,281]。Evren等人[131]发现，自评心理健康差/很差和寻求专业心理援助所反映出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Müller等人[45]采用“适应障碍新模块简版”对心理健康进行测评，结果发现，适应障碍对轻度和重度网络成瘾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还有研究基于抑郁和生活满意度构建心理困扰潜变量，结果发现，心理困扰能显著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282]。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讨心理健康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在中介机制方面，Chun[73]发现，心理健康问题可以显著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进而促进网络成瘾。Ohno[282]发现，心理困扰会显著增加个体使用网络逃避现实生活的目的，进而增加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在调节机制方面，Ciarrochi等人[280]发现，心理健康问题对网络成瘾的前瞻性预测作用在青少年男生和女生中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Müller等人[45]发现，心理健康问题对轻度和重度网络成瘾的正向预测作用在高神经质个体中要比在低神经质个体中更强、在高责任心个体中要比在低责任心个体中更弱。Stavropoulos等人[269]发现，班级开放性可以增强强迫症状与随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正向联系。Stavropoulos等人[270]发现，班级外向性可以缓冲焦虑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正向联系，且该调节作用不受时间因素的调节。
1.2.2 情绪和行为问题
1.2.2.1 长处和困难问卷（SDQ）
“长处和困难问卷”包括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同伴交往问题、亲社会行为5个维度。其中，前4个维度可以合成得到困难总分，第5个维度则反映个体的长处。就情绪症状而言，虽然个别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不显著[201,283]，但绝大多数研究表明，情绪症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2-4,14,19,22,29,284-288]。就品行问题而言，除极个别研究得到阴性结果外[14,286]，绝大多数研究表明，品行问题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2-4,19,22,29,201,283-289]。就多动注意缺陷而言，除极个别研究得到阴性结果外[283,286]，绝大多数研究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2,3,4,14,19,29,22,201,284-288]。就同伴交往问题而言，绝大多数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4,14,22,29,201,284,285,287,290,291]，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2,3,19,201,283,286]，甚至还有个别研究发现同伴交往问题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288]。就前4个方面综合得到的困难总分而言，现有研究一致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2-4,14,19,29,22,284,285,292]。最后，就亲社会行为而言，不少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2-4,19,22,29,283,285,287]，但也有研究得出了阴性结果[14,201,284,286,288]。
1.2.2.2 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青少年自评量表（YSR）
“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和“青少年自评量表”均包含社交能力、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多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下又包含随年龄和性别而有所不同的具体维度。目前有少量研究采用这两大工具测评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并考察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35,95,184,293-295]。这些研究总体上表明，情绪和行为问题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但在不少维度上也存在阴性结果。在目前研究数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尚不能得出较为确切的结论。
1.2.2.3 其他工具
有研究发现，临床访谈[296]或单一项目[297]测得的情绪问题也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另外，其他问卷[8,80,298-303]测量的行为问题也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讨情绪和行为问题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在中介机制方面，吴贤华等人[287]发现，情绪和行为问题可以通过降低生活质量对青少年网络成瘾产生间接影响。Jun和Choi[294]发现，消极情绪在学业压力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在调节机制方面，吴贤华和吴汉荣[289]发现，品行问题与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交互作用于青少年网络成瘾。具体而言，当亲子关系较差时（此时个体网络成瘾总体偏高），品行问题对网络成瘾的促进作用不大明显；当亲子关系较好时，品行问题对网络成瘾的促进作用则较为明显。当同伴关系较差时，品行问题对网络成瘾的促进作用不太明显；当同伴关系较好时，品行问题对网络成瘾的促进作用则较为显著。
1.2.3 焦虑
截至目前，将近50项研究探讨了焦虑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采用了各种不同的工具来测量青少年焦虑。下面将根据所用工具来进行文献回顾。
1.2.3.1 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SCARED）
“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包括躯体化/惊恐、广泛性焦虑、分离性焦虑、社交恐怖、学校恐怖四个维度和焦虑总分。就躯体化/惊恐而言，除个别研究得到阴性结果外[6]，大多数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3,19,22,304]。就广泛性焦虑而言，现有研究一致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3,6,19,22,304]。就分离性焦虑而言，除个别研究得到阴性结果外[6]，大多数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3,19,22,304]。就社交恐怖而言，有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6,22]，但也有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3,19,304]。就学校恐怖而言，除个别研究得到阴性结果外[6]，大多数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3,19,22,304]。就焦虑总分而言，现有研究一致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3,6,19,22,29,80,304,305]。
1.2.3.2 焦虑自评量表（Z-SAS）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的研究一致发现，焦虑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7,12,18,201,223,228,264,268,286,287,306-311]。
1.2.3.3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包含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两个方面。就状态焦虑而言，有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不显著[312]，但也有研究发现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52]。就特质焦虑而言，现有研究表明，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52,312]。
1.2.3.4 贝克焦虑量表（BAI）
采用“贝克焦虑量表”的研究一致发现，焦虑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26,129,148,303]。
1.2.3.5 其他量表
此外，也有研究采用“儿童焦虑抑郁量表修订版（RCADS）”[188]“简明儿童少年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 KID）”[198]“抑郁、焦虑与压力量表（DASS-21）”焦虑分量表[106,313,314]、“青少年心理筛查测验”（PSTA）焦虑分量表[131]、单题项测量工具[315]或其他测量工具[84,101,115,116,292,316]对焦虑进行测量。这些研究均发现，焦虑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最后，还有研究发现，焦虑抑郁合成分数也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78,79,188,317]。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讨焦虑在青少年网络成瘾形成过程中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在中介机制方面，有研究发现，焦虑在行为抑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129]。另外，焦虑可以通过生活质量的中介作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产生间接影响[287]。在调节机制方面，Tang等人[223]探讨了焦虑对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调节作用不显著。Kahraman和Demirci[80]发现，焦虑与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在ADHD组和控制组青少年中均显著。
1.2.4 抑郁
截至目前，近百项研究探讨了抑郁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高抑郁的青少年往往通过网络使用（如玩网络游戏）来缓解不良情绪、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兴奋，久而久之容易引发网络成瘾。现有研究采用了各种不同工具来评估抑郁并考察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下面将根据抑郁测评工具的不同来回顾有关文献。
1.2.4.1 抑郁自评量表（SDS）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的20多项研究一致表明，抑郁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7,12,18,26,183,189,196,228,262,264,268,287,305,307-311,318-320]。
1.2.4.2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
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的研究基本上表明，抑郁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27,64,72,75,81,83,84,98,99,191,195,197,292,321-327]，尽管个别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223]。
1.2.4.3 贝克抑郁量表（BDI）
采用“贝克抑郁量表”的10余项研究一致表明，抑郁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88,126,129,148,201,283,286,328-332]。
1.2.4.4 儿童抑郁调查表（CDI）
采用“儿童抑郁调查表”的研究基本上表明，抑郁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06,179,303,312,333-336]，尽管少量研究在重度抑郁组[337]和女生组[335]中得到了阴性结果。
1.2.4.5 单题项测量
不少研究采用单个题目测评抑郁，结果一致表明，抑郁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219,316,338-355]。
1.2.4.6 其他工具
此外，还有研究采用“初中生忧郁筛检量表”[356]“儿童焦虑抑郁量表修订版”[188]“青少年抑郁评定量表”[252]“抑郁心境列表”[96,357]“抑郁、焦虑和压力量表”抑郁分量表[313,314]、“DEPS抑郁量表”[358]“简明症状调查表”（BSI）抑郁分量表[111,359]、“青少年心理筛查测验”（PSTA）抑郁分量表[131]、“儿童创伤症状检核表”抑郁分量表[302]、“简明儿童少年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 KID）”[198]或者其他工具[87,101,97,115,116,296,360,361]对青少年抑郁进行评估。这些研究基本上表明，抑郁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讨抑郁在青少年网络成瘾形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在中介效应方面，研究表明，抑郁在童年期反复虐待与网络成瘾[318]、行为抑制系统与网络成瘾[129]、网络功能使用与网络成瘾[328]以及攻击行为、冲动、愤怒表达与网络成瘾之间[148]具有中介作用。另外，吴贤华等人[287]发现，抑郁可通过生活质量的中介作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产生间接影响。
在调节效应方面，Ko等人[197]分别在男生和女生中检验了抑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抑郁只是青少年女生而非男生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Yoo等人[351]分别在男生和女生中检验了抑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抑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在不同性别中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ark和Lee[347]分别在男生和女生中检验了抑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抑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在不同性别中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Kaess等人[201]考察了抑郁与性别和国别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结果表明，抑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在青少年男孩中要比在女孩中更强，在爱尔兰青少年中要比在意大利青少年中更强。Liang等人[335]采用交叉滞后设计发现，抑郁是青少年男生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但对青少年女生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熊静梅等人[350]分别在留守和非留守中学生中检验了抑郁/心情不愉快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发现，抑郁/心情不愉快与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在两组中学生中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此外，Tang等人[223]探讨了抑郁对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调节作用不显著。Kahraman和Demirci[80]发现，抑郁与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在ADHD组和控制组青少年中均显著。
1.2.5 孤独
截至目前，40余项研究探讨了孤独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孤独感高的青少年更可能利用网络满足人际交往方面的需求，从而更容易沉迷网络。现有研究采用了不同工具来评估孤独并考察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下面将根据孤独测评工具的不同来回顾有关文献。
1.2.5.1 UCLA孤独量表
不少研究采用“UCLA孤独量表”来评估孤独。虽然个别研究得出了阴性结果[331]，但大多数研究表明，孤独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72,77,84,96,105,112,188,190,218,252,334,357,362-366]。
1.2.5.2 单题项测量
有不少研究采用单个项目测评孤独，结果表明，孤独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219,315,316,340,343,344,348,350,352,355,367-371]。
1.2.5.3 其他工具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采用“情绪-社交孤独问卷（ESLI）”[52]“儿童孤独感量表”[94,372-374]“孤独感问卷”[375]“孤独量表”[27]、未具体说明的测量工具[101,115,116,360,361]来测评孤独。这些研究一致表明，孤独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讨孤独在青少年网络成瘾形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在中介效应方面，研究表明，孤独感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网络成瘾[94]、父母支持与青少年网络成瘾[375]、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374]、同伴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373]、羞怯与青少年网络成瘾[218]、外显自尊与青少年网络成瘾[105]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孤独感通过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产生间接影响[190]。
在调节效应方面，Ang等人[362]发现，孤独感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促进作用受到父母对青少年上网活动知晓程度的调节。在低父母知情条件下，青少年网络成瘾已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孤独感的促进作用相对不那么明显；在高父母知情条件下，孤独感对网络成瘾的促进作用则较为明显。郝泽生等人[372]发现，孤独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在青少年男生和女生样本中均显著。熊静梅等人[350]发现，孤独与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在留守和非留守中学生中均显著。
1.2.6 自杀和自伤
截至目前，20余项研究探讨了自杀（自杀意念、自杀企图）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就自杀意念而言，研究发现，自杀意念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04,201,219,297,332,339,342,348,351,371,376-378]，尽管个别研究得出了不显著的结果[337]。就自杀企图而言，目前研究数量较少且分歧较大：一些研究发现自杀企图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201]，但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二者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337,351]。就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构成的自杀风险合成分数而言，研究发现，自杀风险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131,286,379]。尽管该领域大多数研究为横断研究，但为数不多的纵向研究确实支持自杀风险是日后网络成瘾的促进因素[286]。当然，这种作用背后的机制还有待后续研究深入探讨。
自我伤害（self-injury）是不以自杀为目的的自我损毁行为。高自我伤害的个体更可能通过网络使用来逃避现实、缓解不良情绪，因而更容易沉迷网络。目前有数项研究探讨自我伤害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这些研究一致表明，自我伤害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131,201,219,340,368,380]。在调节效应方面，Kaess等人[201]检验了性别和国别对自我伤害与网络成瘾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性别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国别的调节作用显著。相对于斯洛文尼亚，自我伤害对网络成瘾的促进作用在爱尔兰中要更强。
1.2.7 攻击（愤怒、敌意）
高攻击（愤怒、敌意）的个体通常拥有不良的现实人际关系、更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受挫，更可能通过网络使用来减轻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因此更可能沉迷网络。目前有不少研究考察了攻击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这些研究一致表明，攻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67,78,79,95,123,148,333]。此外，有不少研究考察了攻击行为的具体维度或特定方面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身体攻击[123]、愤怒[126,148,315]、敌意[67,123,195,197,381]、打架[340,345,348,349,368,369]、携带武器[345]等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也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尽管个别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123]。目前也有部分研究考察了攻击行为的中介[78,79,148]和调节机制[78,197,345,381]。
1.2.8 幸福感
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评价。幸福感高的个体不大可能通过网络使用来逃避现实生活中的痛苦、缓解不良情绪，或到网络世界寻求心理需要的满足，因而更不可能沉迷网络。目前有10余项研究探讨幸福感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虽然个别研究得出了阴性结果[283]，但绝大多数研究表明，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52,82,87,90,91,96,123,338,382-385]。此外，有研究探讨幸福感的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维度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负性情感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229,386-388]，而正性情感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84,387]或关系不显著[229]。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讨幸福感在青少年网络成瘾形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在中介效应方面，梅松丽等人[90]发现，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可以显著促进其自尊，进而减少其低自我控制，最终降低个体沉迷网络的风险。在调节效应方面，Ha和Hwang[338]分别在青少年男生和女生中考察了不幸福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幸福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在男生和女生中均显著，但在女生中更强。周芳等人[388]考察了幸福倾向（包含意义倾向、快乐倾向两个维度）对负性情感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意义倾向对二者间的关系不起调节作用，快乐倾向对二者间的关系具有正向增强作用。
1.3 学业成就（学习兴趣）
学习成绩好的青少年多将生活重心放在学习上，对上网时间有所节制。相反，在学业上受挫、缺乏自信心、难以赢得同学尊重的青少年往往通过网络使用来满足心理需求（如获得成就感），从而更容易沉迷网络。当然，网络使用也可能分散个体的时间和精力，导致学习成绩的下降。目前有80余项研究探讨学业成就或相关变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其中，绝大多数研究采用青少年自评学业成绩等级对学业成就进行测评。这些研究基本上发现，高学业成就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保护因素[34,69,71,75,95,116,131,132,147,187,199,119,276,285,296,297,315,316,339,341,343,344,346-348,350-353,355,361,367-369,376,377,379,384,389-409]，尽管少量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106,136,261,292,345,349,350]。此外，有几项研究采用教师评定学业成绩或考试成绩作为学业成就的指标。这些研究也表明，高学业成就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保护因素[333,358,382,410-414]。最后，一些研究发现，厌学[306]、因学习问题感到不愉快[340,346]、学校倦怠[215,358]、旷课[379]等均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特别地，Salmela-Aro等人[358]的交叉滞后纵向研究表明，学校倦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双向作用：先前的学校倦怠能预测后来的网络成瘾，而先前的网络成瘾也能预测后来的学校倦怠。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讨学业成就在青少年网络成瘾形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在中介效应方面，胡文勇等人[132]发现，学业成绩可以通过促进自主需要，进而减少青少年网络成瘾。在调节效应方面，研究者发现，学业成绩与网络成瘾的负向联系在非留守中学生中显著，在留守中学生中不显著[350]；二者间的关系在男生和女生中均显著[347]。
1.4 物质使用（吸烟、饮酒、药物使用）
不少研究探讨了物质使用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就吸烟而言，虽然个别研究得出了阴性结果[100,301,319]或发现了显著的负向联系[339,415]，但绝大多数研究表明，吸烟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93,131,219,279,299,303,322,340-342,345,348,349,360,369,376,377,379,384,386,401,416-419]。就饮酒而言，虽然个别研究得出了阴性结果[339,342,345]或发现了显著的负向联系[361,415]，但大多数研究表明，饮酒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82,93,131,219,299,319,322,340,341,348,349,360,368,369,371,379,384,386,401,416-421]。就药物使用而言，研究表明，吸毒[93,299,342]、吸大麻[93,345,386,401]、使用其他药物[93,345,384,386,401]均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尽管使用咖啡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不显著[345]。最后，就物质使用（合成分数）而言，现有研究基本上表明，物质使用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60,302,339,342,351,417]，尽管个别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64]。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讨物质使用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调节机制。具体而言，Heo等人[339]在不同性别中探讨了物质使用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酒精使用与男生网络成瘾关系不显著，与女生网络成瘾则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吸烟与男生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与女生网络成瘾则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曾经物质使用与男生网络成瘾关系不显著，与女生网络成瘾则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当前物质使用与男生和女生网络成瘾均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Liu等人[345]也在不同性别中探讨了物质使用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从出生到现在吸烟、吸大麻、使用其他药物均能显著正向预测男生的网络成瘾，但不能显著预测女生的网络成瘾；从出生到现在饮酒、当前饮酒、使用咖啡因均不能显著预测男生或女生的网络成瘾。Sung等人[384]也探讨了各种物质使用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从出生到现在的吸烟、饮酒、药物滥用以及早期和当前的吸烟与饮酒均能显著正向预测男生和女生的网络成瘾，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最后，Yoo等人[351]发现，物质使用与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在青少年男生和女生中均显著。可见，目前探讨物质使用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关系性别差异的研究仍较少，且所得结果分歧较大，需要后续更多研究对此深入探讨。Zygo等人[421]发现，饮酒与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在城市和农村青少年中均显著。
1.5 睡眠质量
夜间难以入睡或维持睡眠的个体更容易体验到消极情绪，更可能通过上网来消磨时光或缓解不良情绪，因而更容易沉迷网络。目前，20余项研究探讨了睡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虽然有研究得出了阴性结果[350]，但绝大多数研究表明，失眠[219,315,340,341,343,346,348,352,355,360,368,369,377,422]、睡眠障碍[420,423]、睡觉时间不规则[394]均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而较高的睡眠质量[397]、睡眠满意度[339,347]和充足的睡眠时长[319]则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保护因素。最近，研究者开始探讨睡眠质量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调节机制。例如，Park和Lee[347]发现，睡眠满意度与网络成瘾的负向联系在青少年男生和女生中均显著。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该领域的研究大多采用横断设计，因此变量间的关系很可能存在替代性解释（如夜间上网导致个体睡眠时间延迟或减少，从而损伤睡眠质量）。事实上，Chen和Gau[423]的纵向研究表明，睡眠障碍会增加网络成瘾的风险，而网络成瘾又会破坏个体的生理节律。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双向作用的观点。
1.6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不少研究考察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共病关系。大多数研究表明，ADHD总分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19,80,131,195,197,198,416,424]，尽管个别研究得出了阴性结果[296,425]。在ADHD的具体方面，研究发现，注意缺陷[19,128,186,303,424,426]和多动冲动[19,301,303,424]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也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尽管个别研究在某一方面也得出了阴性结果[128,186,301,303]。此外，有研究发现，ADHD类型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不显著[186]。在调节机制方面，Ko等人[197]在不同性别中考察了ADHD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间的正向联系在男生和女生中均显著。
1.7 身体锻炼
身体锻炼带来的积极体验有利于分散青少年对网络的注意力，在客观上形成时间挤占效应。此外，身体锻炼有利于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从而减少因身心问题而沉迷网络的可能。目前近20项研究探讨了身体锻炼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虽然个别研究得出了阴性结果[219,348,349]，但大多数研究表明，身体锻炼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199,273,277,297,319,339,347,367,376,386,427-429]。最近，研究者开始探讨身体锻炼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调节机制。例如，Heo等人[339]在不同性别中分别探讨了身体锻炼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剧烈运动和举重训练与网络成瘾的负向联系在青少年男生和女生中均显著，中等强度运动与网络成瘾的正向联系在青少年男生中显著，但在女生中不显著。Park和Lee[347]发现，身体锻炼与网络成瘾的负向关系在青少年男生和女生中均显著。
1.8 心理需要满足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拥有关系需要、能力需要、自主需要三种根本性的心理需要。这些需要未得到满足是个体行为的重要动因。因此，现实生活中未被满足的心理需要很可能推动个体到网络世界中寻求满足。目前有几项实证研究探讨了现实心理需要满足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表明，现实生活中关系需要[430,431]、能力需要[431]、自主需要[132,431]以及总体需要满足程度[237,249,432]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均存在显著的负向联系。
最近，研究者开始探讨心理需要满足在青少年网络成瘾形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在中介效应方面，三种心理需要满足在感恩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431]。另外，心理需要满足可通过减少回避应对、增加网络使用期间的正念对青少年网络成瘾产生间接影响[237]。在调节效应方面，关系需要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在母子依恋较好的个体中要比在母子依恋较差的个体中更显著[430]。
1.9 生物学因素
理论上讲，网络成瘾能够激活大脑中的“奖赏中心”或“快乐通路”，使其分泌多巴胺或其他神经化合物。也就是说，生物学因素可能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心理学研究对心理和行为现象背后生物学基础的重视，不少研究开始关注生物学因素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中的作用。首先，部分研究借助事件相关电位[433,434]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435-438]等技术手段探讨网络成瘾青少年与正常青少年在神经机制方面的差异。另外，也有研究比较网络成瘾青少年与正常青少年在去甲肾上腺素等内分泌过程方面的差异[305]。最后，还有研究借助双生子研究探讨遗传因素在解释青少年网络成瘾变异中的作用[159,439]，或者借助分子遗传学技术探讨5HTTLPR多态性等基因特征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中的作用[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