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巽的去世

1927年里，有三位重要的清朝遗老相继去世。第一位是在北京颐和园鱼藻轩自沉于昆明湖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第二位是突然逝于山东青岛的康有为，第三位便是我的曾伯祖赵尔巽。

曾伯祖病笃之际，即电告我的祖父赵世泽，望其携两子（守倞和守俨）回京省亲。其间，曾伯祖在病榻上，以他的思路口吻口述，由祖父代为执笔，为所藏《宋拓房梁公碑》写了一篇跋文。这篇跋文事关曾伯祖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传世藏品，也即是“小三希”之一《宋拓房梁公碑》——唐太宗昭陵陪葬墓碑。碑文记录了一代名臣房玄龄的生平，梁公是房玄龄的谥号。该拓本为唐代正书碑刻，由褚遂良所书。拓本曾以珂罗版形式影印了一百部，我至今还保留着其中几部，后来还赠送给朱家溍先生一部。而这件家藏的原件，在40年代初，被堂叔祖父赵世辉带去了美国。赵世辉后来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办，是联合国的终身顾问，这些都是后话了。从跋文能看出来我祖父的手书字迹非常漂亮，落款为：

丁卯重逢乡举之年，八十四翁无补赵尔巽病榻谨记。犹子世泽率倞孙、俨孙适从龙江来省，即命之代笔，秋节前十日。

丁卯即是1927年，俨孙即我父亲。

这段跋文不久前在嘉德拍卖，被我的一位年轻朋友购得，据说是从樊增祥后人家中流出。他拍得此件后，又来找我在上面再重新题跋一段始末。九十年后重见先人手泽，又得补跋，也为幸事。

曾伯祖去世后，祖父携两位祖母与其他家族宗亲一起，在北兵马司操办大丧事宜。多年后，两位祖母都对我讲述过当时闻讯赶来的张作霖出席丧礼的不少细节。

当时的张作霖已是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势力已经扩张到长江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巅峰的时期。但是在赵尔巽面前，张作霖一生都自称僚署、麾下。就是在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之后，每次谒见赵尔巽递手本，也署“沐恩张作霖”。张学良也曾在口述史中称，“赵尔巽是张作霖一生最敬重和惧怕的人”。丧礼期间，张作霖行至北兵马司宅邸大门口时，一步一叩首，一路磕入灵堂，痛哭至两个鼻孔流血不止，被人搀出灵堂。当时我的两位祖母作为侄媳在旁守灵，看得最为真切。那场景真应了古人对“泣血稽颡”的描述，也足见二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又因我的两位祖母与张作霖的许夫人（即张学思和我叔祖母张怀瞳的生母）关系也非常好，在东北时，也常与她和于凤至在一起打牌，所以关于张家的一些轶事，也是两位祖母常说起的旧事之一。

待曾伯祖的丧礼结束后，祖父即携家眷回到东北。转眼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而后北伐成功，奉系与当时的国民政府谈判后，张学良决定东北易帜，从此听命于国民政府，响应全国统一。但是这期间，东北军中发生的一件大事，对祖父触动极大。

张作霖死后，围绕奉系内部新的权力中心的确立，张学良与父执杨宇霆（1885-1929，字邻葛，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奉系老派人物）的矛盾越来越白热化，加上多年的积怨，以及政治理念的不同，张学良最终设计诱杀了杨宇霆和常荫槐（1888-1929，字翰勷，曾任黑龙江省省长、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是掌管东北经济命脉的主要人物）。杨常二人死后，对外公告的罪名当中，首罪便是勾结日本。然而众所周知，杨宇霆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在东三省的问题上，与日本人的抗争从来都是立场鲜明、态度强硬。可见当时定此罪名，不过是为了安抚民心罢了。我祖父任署东北期间，素来与杨、常二人交好。特别是常荫槐，因为常是经济出身，与祖父同为东北经济系统僚属关系，两人来往更为频繁一些，而且两家的家眷也常有往来。杨、常二人被杀，让祖父对张学良的作为十分不满。后据父亲讲起，祖父一直对张学良印象不佳，认为他是纨绔子弟，且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祖父也曾说过，如果杨宇霆不死，也许不会有后来的“九一八”事变。

不久，祖父便辞去了黑龙江省烟酒事务专卖局局长的职务，举家搬到了大连。祖父在东北任署期间，因公务常往返于齐齐哈尔和大连，所以在大连的老虎滩置有一处日式别墅。由于东北局势随后逐渐平稳下来，祖父和两位祖母就来到大连居住。在大连的那段时间里，一家人的生活相对平和，日子过得也还算优裕。而父亲也随祖父一起迁居到大连，当时他已经两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