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美学的学术转型与当代变迁

从美学学科自身的角度来说，都市化进程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从审美对象上看，古典美学的主要对象是大自然与乡村，中国古代诗人的“田园诗”可以看作是这方面最典范的创造。以陶渊明为例，“自然的花开花落、春去秋来的伦理秩序、原始心灵的宁静宽阔、无知无欲都是多么的美好诱人。而文明人的行为却破坏了自然秩序，文明人的欲望则毁灭了原始心灵的和谐，与‘晨耀其华，夕已丧之’的文明时代相比较，自然本体和原始心灵的那种朴素状态，显然更适合人的精神生态，是生命存在的本体。”现代美学的主要对象是反思、批判工业化及其对古典精神世界的异化。这集中体现在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潮与现代派文学艺术对现代人类异化困境的深刻揭示上，如海德格尔指出的“无家可归”状态，萨特关于存在的“恶心感”的描述，艾略特的“荒原”隐喻，以及卡夫卡小说的“荒诞”叙事，都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截然不同，在当代都市社会与生活空间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新型精神文化消费品与审美实践活动，如超级市场、广告、模特文化、汽车文化、选秀、景观设计等，即使作为美学最直接、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学艺术，与其传统形态相比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这不仅表现在当代西方美学提出的“性经验可以是审美的”，同时也以感性活动的方式具体再现于大众文化，以物质消费与肉体狂欢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话语生产与影像复制上。

从审美主体角度看，古典审美主体的最大成果是一种“和谐”的审美态度，它的必要前提是对自然本能的部分压抑与升华。如鲁枢元先生对辛弃疾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细致分析：“诗行中透递出诗人对自然体贴入微的亲近，洋溢着庄稼人对于大自然丰厚赐予的感激。从生态学家的眼光看，诗中的描绘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个平衡和谐、有机运作着的生态系统，其中有作为天体存在的星、月，有作为天气存在的风、雨，有作为大地存在的树木、稻田，有作为动物存在的鹊、蝉，当然，其中也有着人类制造的‘第二自然’：茅店、小庙、村路、板桥，但一切都是如此安详、温馨，如同海德格尔说的，这是人在自然中诗意的栖居。”现代审美主体则坚定地排斥与拒绝工业文明和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压抑与异化，并在与“现实原则”的激烈对抗中将自身再生产为对“丑与不和谐”有病态偏好的“新感性本体”。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文森特·梵高为代表，他的名言是：“我越老，越丑，越多病，我越是想利用绚烂的色彩回击生命。”以他画于1889年6月、具有更多表现主义色彩的代表作《星夜》为例，“画面构图以高处俯瞰的角度截取了丝柏的上部作为前景，中景是以教堂为中心的小镇，远处横亘着线条温柔的山峦。但是这些实景仅占画面下方的小部分，这幅画的突出位置表现的是星空。整个星空用巨大的螺旋状湍流覆盖了实景，以悲剧性的幻象表现出一种压抑而又沉浸于牺牲快感中的西西弗斯情绪。这幅画的用色仍然运用了黄蓝补色。在梵高笔下，月亮、太阳、星辰有什么区别呢？区别仅仅在于形状，它们并列在天上，以极速在旋转，辐射出仿佛呐喊着的光辉，就在星月的相互辉映中迤逗出巨大的、席卷一切的星云国度，它们把人类的命运用凡人难以理解的语言铺陈在天上。”现代艺术家如此表现的秘密在于：从与现实的对抗中再生产出一种现代个体所需要的崇高感。这正如英国美学家李斯托威尔所揭示的那样，在面对伟大的人物被命运摧残、扭曲和毁灭的过程中，尽管我们最初的心理反应与感受是恐惧与痛苦，但很快就会“把我们自己提高到这些特殊人物的水平，哪怕只是一会儿，我们都有一种自然的普遍的满足。这时，我们懂得了作为一个最充分的意义上的人是怎么一回事。此外，我们看到一种比苦难还要坚强得多的灵魂，看到一种没有东西可以摧毁的勇气，从而振作起我们自己的精神。”与之相比，在都市化进程中，一方面，由于都市社会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差异与矛盾，当代审美主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彻底地摆脱了它的乡土“情结”与农村“口音”，另一方面，借助于消费社会及其制造的欲望狂欢现实和享乐泛滥景观，又将“新感性本体”进一步发展与升级为我们所说的“纯粹欲望主体”“它直接催生了反精神本体的性解放运动和消费意识形态……严重削弱了西方已经发育成熟和东方正在启蒙的主体理性能力，所以在后现代话语中就很难把‘存在本身的美’和‘纯粹欲望’在本体内涵上区别开。”马尔库塞称赞的“用超短裙反对机关干部”，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起到“否定整个既定制度”“否定这个制度的道德和文化”，直至建立一个以“感官的、好玩的、平静的和美的”为主要内容的“新天地”。这使得审美判断力的再生产与都市美学原则的确立在当下变得越来越困难和面临多重挑战。

从审美生产与创造机制上看，古典美学的核心是“天才的想象力”与“心灵机能的和谐游戏”，这在某种意义上以康德的哲学美学为最高代表，一方面，“天才是替艺术定规律的一种才能（天然资禀），是作为艺术家的天生的创造功能。……通过这种能力，自然替艺术定规则。”另一方面，审美创造的主旨在于达成精神生命的内在和谐，因为“愉快的情绪介于认识与欲求机能之间”，“在必要的场合能够临时靠拢两方的任何一方”，其所实现的是人生中固有的“自然的合目的性”。如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表达的那种“轻烟似梦，细雨如愁”的人生情怀：“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如德国作家施托姆的著名小说《茵梦湖》讲述的那个优美而感伤的故事：一场青梅竹马的少年初恋，却因为女儿服从了母亲而毁灭。但其主人公在态度上既不同于现代主义式的斗争、抗议和批判，更不同于后现代社会的自我放纵和对肉体的追逐，而是我们在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想也想不够，说也说不出”的淡淡哀伤和恬静优美的诗意。这是建立在想象力基础上的古典美学原则的象征，人们在遭遇现实危机后，宁愿回到对内心世界的冥想与表现中，借助对逝去的美好时光的追忆，以抒发对理想生活的怀恋和对现实的无可奈何之感。现代美学的重心从主体世界移向客观的“艺术形式”与“审美经验”，因为这些相对稳定和可实证的对象与过程更适合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如杜威的《艺术即经验》、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以及由维特根斯坦开创的分析美学，成为现代美学在审美生产与艺术创造方面的主流。这除了在现代派文学、现代派艺术中出现的大量的不可理喻的“新形式”“新符号”，精神分析学派揭示的作为文学根源的“原始意象”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原始意象”源于人类祖先重复过无数次的同一类型的经验，其对文学的影响可从两方面来了解。一方面，它不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反映，因而不同于现实主义文论看重的审美认识，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浪漫主义文论强调的审美意象，而是一种与个体创造力、天才想象力完全无关的东西。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有一个中心情节是奥雷连诺家族的后代会长出“猪尾巴”，这种预感既不是理性认识的产物，也不是审美表现的结果，只能来自人类或种族的集体无意识。又如法国荒诞派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两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一条路上等待戈多，但总是等不来，在第一幕和第二幕终了都有个男孩来说戈多今天不来了，可能明天来，他们就只好耐心等下去。尽管他们究竟在等什么，戈多又是谁，都不清楚。但现代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异化和焦虑，却正是通过这些与此两种截然不同，如同都市自身固有的多元化与异质性一样，当代都市审美生产与创造也表现出超级复杂的形态与方式。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例，既是高级的精神生产活动，又与物质财富欲求紧密相连；既要求主体有天才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又是工业化设计与商业性策划的直接产物，等等。两相比较，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都显得比较纯粹、简单与朴素，这也是它们很难解释当代审美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传播与消费方式上，正如中国古代文人喜欢说他们的著作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以及愤世嫉俗的现代派诗人扬言其作品是写给100年或50年以后的读者，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也有一个与之有家族类似的特点，即刻意强调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一致性和不平衡规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古典和现代文学艺术自身存在与价值证明的充要条件：“正是存在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即艺术生产未能完全纳入到商品的生产/交换逻辑中，才捍卫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自由可能性一样，如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金钱的诅咒与反抗，如浪漫主义者高扬心灵而抨击物质……使精神生产/交换活动，能够按照另一种精神的逻辑来进行。”但在传播技术与文化市场高度发达的大都市中，这一历史悠久的“物质与精神的鸿沟”早已丧失了现实意义，不仅精神产品需要借助广告传媒与市场营销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文化生产力也已成为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这当然有好的一面，特别是在促使艺术生产多样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方面，为普通人的文化消费与审美享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要看到，过度的商业化与市场化，也为当代文学艺术与审美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审美标准让位于市场尺度，使当代精神生产与消费呈现出不可收拾的粗放生产与消费困境。尽管当代文化消费品表面上异常丰富与物美价廉，但由于它们实际上包含的精神含量与审美价值很低，所以“书不像书”“电视不像电视”“音乐不像音乐”“美术不像美术”，在当下已成为人们最普遍的文化感觉。这是在当代文化消费中新出现的典型的异化关系：“人们消费的低俗文化对象越多，他们实际上享受到的精神价值就越少；人们对这种粗放文化消费品占有得越多，他们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苍白。也可以说，他们越是消费，他们就越丧失消费的能力，并且在心灵上越来越饥饿。”

在当代都市空间中出现的这些新现象与新变化，实际上正如同都市化进程本身一样具有鲜明的二重性。新的审美对象与不断扩展的文化市场，自然可以给都市人带来新的刺激与更多的满足，但与此同时，部分由于传统审美观念的束缚，部分由于都市审美生产与消费自身的问题，也给当代都市人的审美活动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与更为严峻的现实挑战。对于中国当代美学而言，也直接面对着这样一个二难性质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主体的想象力与个性在都市社会中正走向越来越严重的异化与沉沦，因而它一个重要的批判任务是如何重新拯救人性中固有的审美想象力与艺术创造力等诗性智慧机能；另一方面，由于古典美学、现代美学的传统影响及其对都市审美经验的隔膜与敌视，因而它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启蒙任务是如何培养出当代个体生命对都市文化健康的审美趣味与判断力。这是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对中国美学提出的最重要的当代性问题，也是建设中国美学的当代形态以及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回应的现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