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文学翻译研究的概念、维度与价值

一、概念界定：文学、文学翻译与文学翻译研究

什么是“文学”？这是许多文学研究学者都曾追问并试图做出回答的一个问题。著名的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开篇伊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真有文学理论，那么很明显就有这种理论所探讨的文学。如此说来，我们就可以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什么是文学？”伊格尔顿认为界定文学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诚如伊格尔顿所言，古今中外许多文人、学者都曾对文学做过阐述和界定。中国对文学的界定以早期文论作品对“诗”“文章”“文”等的论述最具代表性。比如，《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曹丕的《典论·论文》则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文”的论述则更具代表性：“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西方对文学的界定较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的“模仿说”。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曾做过非常形象的论述，“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随着西方诗学、文学理论研究从模仿诗学到实效诗学，再到表达诗学，进而到客体诗学的演变，西方学者对文学的界定更是不一而足。主观性的说法以德国前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家们对艺术、文学的论述为代表：“真正的艺术不是摹仿自然，而是一种高于常人的个人的激情。”客观性的说法则体现在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观点之中：“用俄国批评家罗曼·雅各布森的话说，文学代表了一种‘对日常语言有组织的违反现象’。文学改变、强化了普通语言，系统地偏离了日常语言。”无论是主观性的观点，还是客观性的观点，伊格尔顿认为都只是持论者社会意识形态（social ideology）的体现：“如果将文学视作一个‘客观性’、描述性范畴不能成立的话，那么将其视作人们任何怪异想法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如果我们一时间无法就何谓文学达成共识的话，不妨先接受韦勒克和沃伦（René Wellek & Austin Warren）比较包容的观点：“看来最好是将‘文学’这个术语限定到文学艺术身上，即限定到富有想象性的文学作品身上。”

那么，什么又是“文学翻译”呢？对于这个概念，中西方的文学翻译家、翻译研究学者也做过许多界定和诠释。在中国，文学翻译家茅盾、傅雷、杨武能、许渊冲以及翻译研究学者张今、许钧、王向远、蔡新乐等人都曾对文学翻译做过界定和阐释。比如，作为文学翻译家的茅盾就曾给文学翻译下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境界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文学翻译研究学者张今对“文学翻译”所做的界定同样非常值得关注：“文学翻译是文学领域内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或）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中包含的一定社会生活的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张今指出：“所谓一定的社会生活的映像，或者说是一定的艺术意境，一定的艺术现实，归根结底，也就是原作者按照自己的社会和审美理想所反映的一定的社会生活。因此，文学翻译就不能不成为对原作中包含的社会生活映像（一定的艺术意境）进行认识和反映的过程，就不能不成为译者对原作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进行再认识和再反映的过程。由此可知，文学翻译也是一种用艺术形象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形式。”在西方翻译学界，文学翻译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但学者们对文学翻译的界定却往往比较间接。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将翻译区分成“想象性翻译/文学翻译”与“事实性翻译/非文学翻译”两种类型时曾对“想象性翻译/文学翻译”做过如下间接性描述：“它涉及人文主义的主题，尤其是诗歌、短篇故事、小说和戏剧，通常指向单一的读者群体（如诗歌）或许多观众（如戏剧），常常与内涵意义相关。”赫曼斯（Theo Hermans）在《文学翻译》（“Literary Translation”）一文中概括了西方学者对文学翻译的普遍看法：“普遍性的观点是文学翻译涉及一种独特的文本，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翻译。”相比较而言，博斯-贝耶尔（Jean Boase-Beier）对文学翻译的界定更直接一些。她指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源语文本说了什么，包括将源语文本独特的形式特点和文体效果重新创造出来”，并且将文学翻译划分成四种类型：“（1）文学文本的翻译行为，（2）以文学的方式对任何文本的翻译行为，（3）第一种情况的结果，（4）第二种情况的结果。”综上所述，目前翻译学界对文学翻译的界定大多局限在语言、意义、文本等层面上，未能揭示出文学翻译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内涵。在这一点上，许钧对文学翻译的认识显得更加全面：“我们认为，文学翻译，有其特殊性。文学，是文字的艺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文字中，又有文化的沉淀。文学翻译既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活动，也是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同时也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

在对“文学”和“文学翻译”两个基本概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初步的界定以后，“文学翻译研究”概念的内涵就不难厘定了。本书所称的“文学翻译研究”，简单说来就是对包括文学翻译文本在内的各种文学翻译现象进行的系统探索和专门研究。具体说来，文学翻译研究在本书中指的是运用一定的方法对各种文学翻译文本进行的鉴赏、诠释、批评以及对各种文学翻译现象所做的系统探索，同时也包括在此基础上专门对文学翻译的标准、过程、模式、原理、规律、价值、影响等所开展的理论研究。

为了更全面地解释文学翻译研究的内涵，现对文学翻译研究的考察对象、常用方法等做如下说明：

（1）文学翻译的对象自然是各种文学翻译现象，其中各种文学体裁的文学翻译文本，比如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体裁的翻译文本等，当然是文学翻译研究的考察对象。除了文学翻译文本这种可观、可感的具体文学翻译现象，各种隐形、潜在的抽象文学翻译现象，比如文学翻译活动的场域与网络、文学译者的惯习与文化资本、文学译作的出版渠道与传播媒介等也在文学翻译研究的考察范围之内。同时，完整的文学翻译研究不仅探索传统的狭义的文学翻译活动，还应探索社会翻译学意义上的广义的文学翻译活动。所谓狭义的文学翻译活动，是指传统的以译者为绝对中心甚至唯一主体的文学翻译活动，而广义的文学翻译活动则涵盖了译者与原作者、源语读者、译语读者、批评家、编辑、出版商、传播媒体等进行的交流与协作，包括了从源语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制定再到翻译文本或翻译产品的传播与接受等一系列活动，即涵盖了“翻译的文本选择、生产和接受”等整个过程。另外，对文学翻译活动的各种规律性、原理性的理论探讨也是文学翻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2）文学翻译文本的鉴赏、诠释、批评等是文学翻译研究的常用方法。所谓鉴赏，主要是指对文学翻译文本的特点、优点、缺点等做出从感性到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文学翻译文本的鉴赏是文学翻译研究的常规做法之一，因为文学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有鉴赏的研究”。因为文学翻译文本既与源语文本有着特殊的关系，又是译语文化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因此文学翻译文本的鉴赏既需要与源语文本做对比研究，又需要将翻译文本“视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单独进行研究”。诠释，又称阐释，主要是对文学翻译文本的生产过程和译本意义进行解释和解读。当然，诠释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诠释。为了避免诠释或阐释的主观随意性，“必须让阐释结果通过文本的支撑和证据来获得合理性，或者让它在与其他阐释的争论中确立自己”。至于文学翻译文本的批评，其含义来自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是指对文学翻译文本的“界定（defining）、分类（classifying）、分析（analyzing）、解释（interpreting）和评价（evaluating）”等。当然，文学翻译文本的鉴赏、诠释和批评之间并非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彼此关联、互为补充的。

二、文学翻译研究的主要维度及其价值

翻译学是一门跨学科性学科，而文学翻译研究作为翻译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正因为如此，许多学科为包括文学翻译研究在内的整个翻译研究领域带来了不同的理论视角：“语言学、比较文学、语言哲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后殖民理论、接受美学等都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众多的理论视角。”尽管上述学科为文学翻译研究带来了很多的理论视角，但如果考虑到文学翻译以语言为中介、以艺术为形式、以文化为内容的基本特点，同时考虑到它涉及“文字、文学和文化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可以说文学翻译研究的维度其实主要有三种，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依次为语言与文字的维度、文学与艺术的维度、文化与社会的维度。

1．语言与文字的维度

从以上对文学翻译的界定来看，许多学者都把通过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来实现对原作的审美再现视作文学翻译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这个原因，文学原作与译作之间语际转换及审美再现的技巧、规律与艺术就成为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事实上，翻译研究中传统的语文学路径和现代语言学路径，在很大程度上都在语言与文字的维度上探讨文学翻译的语际转换及审美再现问题。语文学路径，是传统的语言学路径，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主要被用来探索原作到译作的语言转换问题。在西方，“语文学以《圣经》《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剧作》等宗教和文学经典翻译和传译为其主要活动，对其进行语词的寓意的和篇章与风格的分析”。在中国，小学代表了传统的语文学研究，而在小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文学翻译研究主要也在语言与文字的维度上探索文学翻译现象，如有关译名的“音译”与“义译”之争、有关翻译方法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以及“善译”与“信达雅”等翻译标准学说等，其所探讨的基本上都是文学翻译的语言转换问题。而中西方文学翻译研究的现代语言学路径主要从语义、句法、篇章、语用等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的语际转换规律，构成了文学翻译探索中典型的语言与文字维度。现代语言学路径的文学翻译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中期，于六七十年代达到巅峰，之后逐渐沉寂：“在结构主义与转换生成语法的推动下，运用语言学模式开展文学文本的分析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进入全盛期……之后除风格研究之外，没能保持住其整体发展势头。”但在语言与文字的维度上研究文学翻译活动的语际转换过程、规律与方法，进而探讨文学翻译活动中的意义传达、审美再现问题，具有恒久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不会因为某些学术思潮的消退而消失。根据赫曼斯的观察，文学翻译研究的现代语言学路径最近又有了新发展：“近期，语料库研究和批评语言学这两种语言学探索在文学翻译领域一直在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

语言与文字不仅是文学作品的载体和表现形式，而且其本身也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literariness）。俄国批评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早在1921年就曾宣称：“文学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捷克文艺理论家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则认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表现为言辞（utterance）的“前景化”（foregrounding），即表达行为、言语行为（act of speech）的前景化。前景化的常用手法是“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estrangement），以使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产生“偏离”（deviation）。简单说来，所谓“文学性”就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special uses of language）。既然语言与文字的特殊使用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那么在文学翻译中如何保持、传达抑或再现原作的这种文学性自然也就成为文学翻译研究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在诗歌翻译中，原诗的音韵、节奏、诗节结构以及各种意象等都构成了其重要的“文学性”，如何将其保留、传达到译诗中去，成为诗歌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而小说和戏剧中人物个性化的语言特征以及散文作家的写作笔法等，在翻译过程中都是需要特别移译的内容。从理论上来讲，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特征是其重要的形式特征，而这种形式特征构成了文学作品重要的“文学性”，在理想的文学翻译中都需要尽可能地保留和传达。这就好比林克难教授说的那样：“形式不是想怎么换就可以怎么换的。形式变了，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文学就不是文学了。”至于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如何比较理想地保留、传达原作的“文学性”进而实现译作对原作的审美再现，自然是文学翻译研究在语言和文字维度上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同时也是文学翻译研究价值之所在。

2．文学与艺术的维度

文学翻译是一种通过语言转换对原作进行再创造的艺术。对于文学翻译的这种艺术性，不仅广大文学翻译家深有体会，许多文学翻译研究学者也颇有共识。比如前文提及的张今，在将文学翻译界定为一种用艺术形象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形式后紧接着说，“文学翻译的艺术本质就在这里”，而许钧则直接将文学翻译定义为“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鉴于文学翻译的这种艺术性，许多学者从诗学、美学的角度对文学翻译进行了考察。博斯-贝耶尔（Jean Boase-Beier）从认知诗学的角度探索文学翻译，她认为：“如果说读者对认知语境的构建促成了诗学效果的产生，并使得生成文学文本的语境构建成为可能，那么文学文本的翻译，在其不阻止语境构建的范围内，只能是工具性的，即只能是文学文本。”刘士聪从美学的角度审视文学翻译，把传达原文的审美韵味作为其至高追求，并且提出：“虽然传统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韵味有它‘不可言传’的内涵，但具体分析起来，也有它可操作的成分。这可操作的成分主要是语言的‘声响与节奏’、作品的‘意境与氛围’，以及作者‘个性化的话语方式’。”

如果说从诗学、美学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的审美再现问题是从内部考察文学翻译的艺术性问题，那么从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的作用与价值则是从外部考察文学翻译的功能问题。

（1）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翻译在目的语（或称译语）文学系统中发挥着许多重要的作用，对于目的语文学发展产生了多种影响。因此，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翻译是文学翻译研究需要特别重视的一个维度。在这方面，很多中西方文学翻译研究学者都做过深刻的论述。勒弗维尔（AndréLefevere）在《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详细诠释了文学翻译在目的语文学系统中所扮演的多种重要功能，指出文学翻译可以用来篡夺主流的诗学的权威地位，可以帮助源语用小语种或新兴语言写成文学作品获取更高的威望，可以保护或改变目的语文化的自我形象，也可以用来挑战一种权威的诗学观等。而埃文·佐哈（Itamer Even-Zohar）在《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一文中也指出，当一种文学比较“年轻”（young），在相互关联的文学群体中处于“边缘”（peripheral）或“弱势”（weak）位置，或当一种文学出现转折点（turning points）、危机（crises）或文学真空（literary vacuums）之时，翻译文学就会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的位置，而占据了中心位置的翻译文学就会成为“革新力量”（innovatory forces）中的一种，以引入新的文学模式、文学资源等。谢天振一直倡导“译介学”研究，即从比较文学乃至比较文化的角度开展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研究。对于“译介学”这一比较文学研究分支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谢天振曾做过全面论述：“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2）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翻译又是文学作品得以突破单一民族语言、单一民族国家，乃至突破其所诞生的某一历史时期，进而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得到传播和接受，甚或跻身世界文学之列的必然途径，因此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审视文学翻译既是文学翻译研究的本分，也是其重要价值的体现。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在其著名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以世界、文本和读者为中心从三个层面对世界文学进行了界定：①世界文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的椭圆形的折射；②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提升了其自身价值的作品；③世界文学不是一套固定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方式，是我们超越自身的时空限制超然地与世界产生联系的一种形式。我们从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界定中不难看出，无论是从其三个层面中的哪一个来看，翻译在世界文学的建构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同样认为，离开了翻译是无法界定、认识世界文学的。至于如何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开展文学翻译研究，韦努蒂提出：“为了理解翻译对于世界文学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既需要考察那些在目的语环境中通过翻译形成的文学经典，也需要考察翻译对源语文本的阐释。为了使这种考察富有成效进而得出最精确的发现，必须以远距离阅读和细读相结合的方式来探究经典作品与翻译阐释之间的关系。”当然除此之外，从世界文学的视角开展文学翻译研究，还需要考虑很多问题，诸如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具有成为世界文学的潜质？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平衡原作的民族性和译作的世界性，需要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典化的进程中，翻译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

3．文化与社会的维度

普遍意义上的文学翻译，是一种通过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而进行的艺术再创造活动，具有鲜明的文化性和社会性。翻译活动的文化性，早已是许多翻译研究学者的共识，比如许钧就将文化性视作翻译的本质特征之一。他认为：“翻译是人类精神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也是促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而且是最活跃的因素之一。”文学翻译活动作为最典型的翻译活动之一，自然具有文化性，而文学翻译的艺术再创造性使得这种文化性更为鲜明。同时，文学翻译就像任何其他的翻译现象一样，其自身又具有社会性。沃夫（Michaela Wolf）认为：“任何翻译，无论是作为一种行为活动还是作为一种产品，都不可避免地深嵌于社会环境之中。一方面，任何阶段的翻译行为，都无可否认地是由从属于社会系统的个人完成的；另一方面，翻译现象又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机构产生联系，而这些社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的源语文本的选择、翻译的生产以及传播等环节，从而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具体到文学翻译，它既涉及译者与原作者、源语读者、译语读者、批评家、编辑等的交流与互动，又涉及译者与赞助机构、出版机构、文化审批机构、翻译产品的营销与传播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自然具有社会性。正是文学翻译自身的文化性和社会性，使得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与社会维度不仅必要而且重要。事实上，翻译学研究先后所发生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展开的，两次转向充分彰显了文化与社会维度文学翻译研究的内涵与价值。

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主要是在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倡导和推动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翻译研究学派早期宽宏的文化视野和鲜明的文化指向酝酿并促进了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发生；翻译研究学派的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在其所编撰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序言中响亮地提出了翻译学文化转向的主张并对其作了详细的阐述。”至于翻译学“文化转向”的主张，基本可以用勒弗维尔和巴斯奈特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序言中的论述来概括：“对翻译实践的研究，已经从一种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转向了探索诸如语境、历史、传统等大的问题……研究的对象需要重新界定，现在需要研究的是那些包含在译语和源语文化符号网络之中的文本——这样一来，翻译学就既能够利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又能够超越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由于巴斯奈特、勒弗维尔等翻译研究学派的学者大多具有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背景，他们的研究也基本上以文学翻译为对象，因此这场轰轰烈烈的翻译学研究“文化转向”充分体现到了文学翻译研究中来。比如，勒弗维尔在其代表作《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纵》之中就以文学翻译为参照，论述了“赞助人”“诗学观”“意识形态”等文学系统内部和外部文化因素对文学活动、文学翻译活动的制约与操纵作用。在翻译学“文化转向”中形成的女性主义文学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文学翻译研究是从文化研究角度开展文学翻译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前者提倡在文学翻译中采取介入式的策略，对翻译文本进行女性操纵，以解构男性中心主义，实现女性话语权利的重建；而后者认为文学翻译既是殖民化的工具也是解殖民化的武器，提倡站在后殖民的立场上对现有的译作进行重译，以达到解殖民化的目的。

翻译学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代表了当代翻译研究学者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翻译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和深度探索的一种努力。世纪之交以来，中西方许多学者纷纷借鉴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理论、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s theory）以及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开展翻译研究，促使翻译研究走向“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形成了以“社会翻译学”（又称“翻译社会学”）为引领的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翻译学的“社会学转向”所形成的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对于文学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丹尼斯·默克尔（Denise Merkle）对此作过论述：“翻译学者们更多研究的不再是作为文化成品的各种翻译，而是行动者，即译者：译者作为社会文化群体中的一员，处于这个群体业已被结构化且正在发挥其结构化功能的多个维度中，并与这些维度相互作用，或者说所研究的是布迪厄社会学意义上的惯习；译者是（跨）文化沟通中的行动者……这种研究重心变换的结果是为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翻译等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广泛的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法……”丹尼斯·默克尔的观察自然是有道理的，但社会学路径的翻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学路径的文学翻译研究，考察的绝不仅仅是译者。沃夫曾依据经典社会学传统，将当前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所探索的领域概括为三种类型：行动者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ents）、翻译过程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文化产品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cultural product），而沃夫在论述这三种研究类型时所列举的大多数都是文学翻译研究的例证。由此可见，当前社会学路径的文学翻译研究已是方兴未艾，且不仅限于对译者的考察。事实上，社会学路径的文学翻译研究在探讨译者与其他文学翻译活动中行动者之间交流和互动的同时，也研究从源语文本选择到翻译策略制定，再到翻译作品传播与接受的整个翻译过程，并考察译本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在民族国家内部和世界文化资本市场上的传播与流通。而不管以何种方式来划分社会学路径文学翻译研究的类型，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鲜明的：社会学路径的文学翻译研究，不仅可以揭示文学翻译活动在语言转换和审美再现背后更深层的社会运作机制，而且可以彰显文学翻译活动在推动民族国家内部社会发展，促进世界范围文化多样性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本书的框架结构与主要内容

本书是对上述文学翻译研究理念与思想的初步践行，其基本思路是围绕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四种常见文学体裁的翻译，从中西著名翻译家的文学译著中选取最为经典、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翻译文本为研究对象，从语言与文字、文学与艺术、文化与社会等维度对其进行鉴赏、诠释或批评，进而在此文学译本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和思考文学翻译的理论问题，内容涉及文学翻译的标准、源语与译语文本的关系、读者与译者的地位、复译现象、翻译过程、语言互文与文化互文、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思想、中西译论的相互阐发、文学翻译研究及当代译学格局中的“二元对立”现象，等等。全书除绪论外，主要包括上篇“文学翻译文本的鉴赏、诠释与批评”与下篇“基于文学翻译的理论思考”两部分。

上篇“文学翻译文本的鉴赏、诠释与批评”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散文翻译研究：中国散文英译的审美再现”探讨如何在中西比较美学的关照下，认识并尊重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积极的语言策略，以实现汉英语际差异在词汇层面、句法层面以及语篇层面上的转化，从而实现中国散文英译在美学观上从“含蓄朦胧”到“显豁明晰”的跨越，促成英文译作对汉语原作的审美再现。第二章“小说翻译研究（一）:《简·爱》李霁野汉译本的多维评析”以历史的视角对李霁野的《简·爱》译本在中国翻译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中进行定位，在此基础上采取鉴赏批评与描写阐释相融、历史评判与现时审视并重的方法，对该译本在语言、文学、思想等方面进行多维透视，以对该译本做出全面分析和客观评价。第三章“小说翻译研究（二）:《鲁迅小说全集》蓝诗玲英译本的社会学诠释”以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为依托，在对蓝诗玲的《鲁迅小说全集》英译本进行文本细读的同时，将其英译活动置于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考察蓝诗玲译者惯习的形成轨迹，在此基础上分析蓝诗玲的译者惯习在翻译选材、翻译观、翻译策略等方面对其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进而剖析蓝诗玲的中国文学英译作品成功走向英语世界的深层原因与启发意义。第四章“戏剧翻译研究：《哈姆雷特》王宏印汉译本的鉴赏与评析”从文字、文学与文化三个维度对王宏印的《哈姆雷特》汉译本进行全面的鉴赏和评论，分析了该译本庄严典雅与诙谐俚俗相互交融的语言文字特色、韵体素体与散体对白彼此对应的文体艺术风格、论疏导读与讽喻评点多策并用的文化诠释架构，进而借鉴本雅明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论证了该译本作为文学经典重译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五章“诗歌翻译研究：庞德《华夏集》中国古诗意象英译及其诗学意义”以庞德所引领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为参照，考察其对《华夏集》中国古诗意象的英语翻译，重点分析庞德在英语翻译过程中对其中中国古诗意象的整体移植策略、部分移植策略、创造性改译策略，在此基础上探讨庞德中国古诗意象英译对其意象主义诗学发展的积极影响，进而论述了其《华夏集》英译对中国古诗、中国文学在西方英译与传播方面的重要价值。

下篇“基于文学翻译的理论思考”同样包括五章。第六章“文学翻译标准：傅雷的超越与霍姆斯的贡献”以中西译论中的文学翻译标准观为切入点，对中国传统译论中傅雷的“神似”说和当代西方译论中霍姆斯的“对应”说进行了相互对比和阐发，认为这两种翻译标准观虽然理论形态表现各异，但它们却以极其相似的文学翻译实践和理论分析为依据，共同深入地揭示了文学翻译现象的本质，并且分别对各自译学话语体系中固有的“求信”与“对等”翻译标准观构成了解构和超越，从而为未来全新文学翻译标准观的重建提供了有效借鉴。第七章“互文性理论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鉴于文学翻译活动自身鲜明的互文性特征，论证了互文性理论所蕴含的文本观、读者观、意义观、文本生成观等观念，在帮助文学翻译研究树立起全新的客体观、主体观、意义观、翻译过程观等核心理念方面所具有的认识论价值，进而剖析了互文性作为一种语篇分析、文本分析的手段和文学批评的参照标准，对文学翻译实践和文学翻译批评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第八章“《文学翻译批评论稿》理论思想评介与解析”评述了《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一书的文学翻译批评思想，着重分析了其西学与国学贯通的理论思想、基础与前沿并举的理论思想、研究与鉴赏结合的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基于批判的文学翻译批评学科建构思想，论述了这些理论思想对促进我国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发展所具有的建设意义。第九章“中国传统译论中的马建忠‘善译’理论：异质特征及其现代诠释”以现代语言学和现代文艺学为参照框架，对马建忠“善译”理论不同于中国传统译论精神的异质特征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诠释和理论形态上的转化，发掘、阐释了其在开创中国译论的语言学研究模式和读者中心论范式方面所具有的理论内涵，以促进中国传统译论向现代译学理论的转化与发展。第十章“当代译学格局‘二元对立’之诘：从内部批判到外部超越”对文学翻译研究与当代译学格局中的“二元对立”现象进行了批判与反思：一方面，从内部对导致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规范学派与描写学派、结构学派与解构学派之间“二元对立”的深层核心概念进行批判与重释；另一方面，在追溯“二元对立”致思模式的哲学、语言学根源的基础上，树立翻译研究的辩证思维模式，并通过对翻译学本体理论的诉求来实现对当代译学格局“二元对立”及其致思模式的外部超越。

此外，余论部分先以域外视角的形式展示了英国文学翻译活动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图景，是本书作者就英国文学翻译对牛津大学马修·雷诺兹（Matthew Reynolds）教授所做的两次学术访谈——余论一为“文学翻译在英国（译论篇）”，余论二为“文学翻译在英国（史论篇）”；而余论三“奈达翻译理论对当代译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启迪——兼论奈达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价值与局限”一文，则以他山之石的形式论述奈达翻译理论这一源自美国的经典译论对当前译学理论建设、文学翻译研究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