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丘濬研究概述

丘濬（1421—1495），字仲深，号深菴，明代广东布政使司琼山县府城西厢下田村（今海南省琼山市府城镇金花村）人，明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

丘濬“幼孤，母李氏教之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举乡试第一，景泰五年成进士”。其后，仕途辗转，为官于景泰（1450—1456）、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四朝，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曾出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等，贵为内阁阁臣。且在阁臣中以“博极群书”著称，有“当代通儒”的美誉，时人称之为“琼台先生”或“琼山先生”。丘濬心怀经世济民之志，酷爱读书，一生著述甚富，撰有《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世史正纲》《琼台会稿》《琼台类稿》《伍伦全备忠孝记》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大学衍义补》。《大学衍义补》全书约140万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描摹了一幅治平天下的理想政治蓝图，其经世思想跃然纸上。

丘濬自步入仕途始，为解决明朝统治危机与社会危机而殚精竭虑，勇于担当，积极筹谋救时良方，然而“壮志未酬”，徒留遗憾。丘濬身后，随着晚明社会危机与统治危机加深，部分尚有道德责任心与政治使命感的官员和学者为寻求明朝“自救”之路而上下求索，如杨廷和（1459—1529）、杨一清（1454—1530）、王圻（1530—1615）、邹观光（1556—约1620）、陈仁锡（1579—1634）等人，他们客观评价丘濬及其经世思想，兴起一股“丘濬热”；明末清初，明之遗老遗少在反思明朝覆亡原因及总结其历史教训之际，丘濬经世思想亦成为他们关注与研究的对象，如陈子龙（1608—1647）、方以智（1611—1671）、顾炎武（1613—1682）等人，他们或将丘濬著作付梓以传播，或受其经世思想启发而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有所作为。

明清以来，关于丘濬事迹的记述及其思想研究已经断断续续展开。不过，1898年琼山教谕王国宪所撰《丘文庄公年谱》是迄今所存最早最详细的丘濬传记。1936年，陈沅通过田野调查搜集资料而撰写了《丘海里墓记》，从典籍到田野，这个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丘海里墓记》也标志着近现代对丘濬的学术研究自此展开。然而，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丘濬研究才进入一个新阶段，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亦丰富起来。客观说来，此间虽然不乏综合性研究成果，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但是，总体上分析，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丘濬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其他方面研究成果仍属“凤毛麟角”。另外，检索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界关于明代丘濬的名字，因为各种原因，亦有写成“丘浚”“邱濬”及“邱浚”等，特此说明。关于丘濬研究成果，恕不枚举，要言之，主要有如下特点：

其一，丘濬经济思想备受研究者推崇，成果不菲。丘濬经济思想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学界对丘濬“超前的”经济思想颇感兴趣，相关研究成果就丘濬富民思想、为民理财主张、重视工商业、发展国内市场与海外贸易等思想等做了较为深刻的探讨。这些成果，多从丘濬所处明代社会经济生活实际着眼，归纳分析丘濬经济思想的时代特征与内涵。如赵靖《丘濬：中国十五世纪经济思想的卓越代表人物》（《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吴申元《丘濬经济思想初探》（《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李普国《论丘濬的经济思想》（《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文浅父《被遗忘的经济学家丘濬》（《羊城晚报》1981年5月14日）、黄国强《略论丘濬的经济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赵靖《丘濬——市场经济的早期憧憬者》（《海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朱鸿林《丘濬与〈大学衍义补〉:15世纪中国的经世思想》（普林斯顿大学1984年博士论文）、苏倩《丘浚的听民自为论及其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李璧《为国以足民为本——试论丘浚的养民、富民思想》（《海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石世奇《试论丘濬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郑朝波《丘濬提出劳动价值论辨析》（《新东方》2015年第3期）、黄英《由王而圣始，由内而外终——丘濬〈大学衍义补〉的内在理路》（《孔子研究》2016年第6期）等。

其二，丘濬政治思想成为丘濬研究的新“热点”。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及臣民关系是丘濬建构社会及政治关系的基本框架，也是丘濬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丘濬君民关系思想是解析与理解丘濬政治思想倾向及其治国主张的重要内容，也是丘濬政治思想时代性的基本判断。政治思想研究一直是丘濬研究的一个热点，学界主要对丘濬的民本思想、立政以养民主张等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剖析其时代特征与历史内涵。如陈弱水《追求完美的梦——儒家政治思想的乌托邦性格》（《中国文化新论：思想篇》，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年第1卷）、陈永正《从〈大学衍义补〉试析丘浚思想》（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李焯然《丘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建华《明代经世儒臣丘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李月华《丘濬民本主义君主观与黄宗羲君主论的相似性》（《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郗军红《丘濬〈大学衍义补〉治民思想研究》（南开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其三，丘濬生平及其他思想研究的成果也很多。丘濬是明代海南岛的一位传奇人物，关于他的故事一向为人们乐道。如陈桓升《明儒丘琼台的思想概观》（《人生》1996年第5期）、王万福《丘琼山之著述与思想》（《广东文献》1977年第2期）、周伟民与唐玲玲合撰《丘濬年谱》（《海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第2期）、苏云峰《丘濬——一位遥从海外数中原的布衣卿相》（《丘海学刊》1982年9月）、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中国学人》1970年第12期）、杨群《明代大儒丘文庄公》（《华学月报》第50期，1976年2月）、王万福《明丘文庄公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李焯然《丘濬之史学》（《明史研究专刊》1984年第7期）、范中义《丘濬的军事思想》（《军事历史》2017年第2期）、李谷悦《丘濬的“海运构想”——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古代文明》2018年第2期）等。

其四，近年来，《大学衍义补》成为丘濬研究的重点内容，似有替代“丘濬”研究之势。就当前学界研究《大学衍义补》情况而言，丘濬与《大学衍义补》的关系，不是一位名人与一本名著的关系，也不是一位名人与其思想的关系，而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与一个时代及其“理想社会”的关系。丘濬的丰富思想虽然并非《大学衍义补》一书所能囊括，但《大学衍义补》确实具体而集中地反映了丘濬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与社会理想。《大学衍义补》作为丘濬的代表作之一，其思想价值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成为丘濬思想研究的重要对象与主要内容，研究成果不菲。如当代著名学者朱鸿林称：“《大学衍义补》此书在16世纪开始的明代有真正的影响力。它广受欢迎，读者众多，因为它为实际的经世知识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而又有现实意义的读本，同时又为关怀国家大事的人们宣示了一种实用的精神。《大学衍义补》所获得的种种反应，显示了明代的知识界从来未曾全为理学中的心学主张所统制，至少从15世纪末期开始，为数不少的士大夫以及在学应试以求仕进的学子，都以一种有意识的努力，持续地追求着有体系的实用经世知识。而《大学衍义补》一书，则是这种明体适用之学的文字上的最高成就。”周谷城等学者编撰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亦称：“（丘濬）经历明永乐、宣德、正统、景泰、成化、弘治等七朝，以惊人毅力博览群书，尤致力于典章制度研究，长期担任研究经史子集、历朝政务的职官，熟悉历代律令制度和政治法律思想，并得以从理论上对政治法律思想进行分析、归纳。”又言：“作者认真总结和吸取了前人的思想成果，使本书的思想内容包罗宏富，为研究古代，尤其是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司法、军事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本书还开创了我国古代比较法学研究的先例。作者的政治法律思想，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研究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和政治法律思想史必读的要籍。”李龙潜指出，“《大学衍义补》是政治类书中最有地位的一种”，“体现了作者求实、求用的精神”。事实上，学界对《大学衍义补》的研究有取代“丘濬”研究之势。

挂一漏万，上述特点归纳不能涵盖所有研究成果。目前，综观相关研究成果，惊羡与肯定之余，还有一些遗憾。学界对丘濬经世思想的研究力有不逮，缺乏专门与系统的论述，而丘濬的经世思想又是其思想中极具创新的内容，对其经世思想的一些基本问题甚至还没有研究者涉猎。凡此，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也为本书对丘濬经世思想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有明一代，时值“明清宇宙期”及“灾荒空前严重期”。成化（1565—1587）以来，明代各种自然灾害频发，“脆弱生态区”漫延，“三荒”问题严重，“生态流民”增多，“灾害型社会”加剧，地方安全与国计民生深受影响。另外，明代乃是中国“社会进程的一段微妙时刻”（白寿彝先生语），处于中国传统小农社会向近代多元社会转型之萌动期，明代经世思想内涵颇为丰赡，承前启后，涵容中西，以极具变化与极富时代性、地域性为特征。丘濬经世思想记录了当时丘濬关于国家与时代的认识与思考，是其政治理想、学术理念及其精神文化生活图景的有机统一。故而，本研究主要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环境史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系统剖析明中期灾荒、社会变迁与丘濬经世思想三者的多维互动关系，对丘濬经世思想予以专门研究。

二、官与人同品：对丘濬的基本评价

丘濬步入政坛之际，明朝国势式微，政治腐败，城镇生活奢靡化，乡村经济多凋敝，流民遍野，帝国统治危机四伏。面对国家危局，丘濬没有“袖手旁观”而“自娱自乐”，而是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筹谋经世济民之举，以救时为己任。丘濬为官清廉，砥砺品行，心系社稷，重视民生，堪称古代为官做人的“双佳”人物。

（一）本分做事：丘濬仕途作为

步入仕途的丘濬胸怀经世济民之志，如他自称：“少有志用世，于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意谓一旦出而见售于时，随所任使，庶几有以藉手致用。”景泰五年（1454），丘濬由进士选入翰林院供职，他努力提高学识，而非汲汲于事功而蝇营狗苟；他安心读书，“凡古圣贤所以用心而著于书，古帝王所以为治而具于经史者，与夫古今儒生骚客所以论理道写清景而寓于编简者，皆得于此乎。神交梦接之，而肆吾力焉”。而且，他似乎进入了一种“学人”境界：“经史事幽讨，兀兀穷岁年。誓言追往哲，绝彼尘累牵。立足千仞岗，心游万古天。”安贫乐道，安分守己，做好分内工作，这是丘濬初入政坛的做官准则。如供职翰林院期间，丘濬积极参与朝廷典籍文字编纂工作，全身心投入其中，尽职尽责，他相继参与《寰宇通志》《天下一统志》《英宗实录》《宋元通鉴纲目》等纂修工作。同时，丘濬并非沉迷于文字而忘乎时事，而是心系天下。如天顺七年（1463），两广之地族群纷争不断，战乱频发。丘濬及时上呈《两广用兵事宜》《两广备御猺寇事宜》等奏疏，就平定地方动乱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战略战术，受到明宪宗成化帝的嘉许。

然而，丘濬仕途几经转折而离实际的政治民事渐远。丘濬为此感叹，入翰林“首尾二十余年，四转官阶，不离乎语言文字之职，凡昔所欲资以为世用者，一切寓之于空言无用之地”。成化十年（1474），五十四岁的丘濬在《甲午岁舟中偶书》诗中写道：“老到头来不自知，畏途犹自苦奔驰。不如归卧长林下，扫地焚香待死时。”“五十骎骎入老乡，世间滋味饱经尝。匡时有术无施处，旦夕惟焚一炷香。”“乐土何乡似醉乡？混混沌沌度年光。恨天戒我平生酒，苦被醒眸扰闷肠。”“地角天涯最远乡，我家住在海中央。他年乞得身归去，追忆经游梦一场。”虽然在丘濬诗文中流露了一些看似“消极”的情绪，但在现实工作中，他仍是全身心投入，爱岗敬业，兢兢业业，有一颗“平常心”。如丘濬在《左右箴铭序》中写道：“人苦不安分，汲汲然常有不足之念。迨其老矣也，犹不息心。予今年五十有五矣，忝以文字为职业，然往往用于空言，平生所学，竟不得一施为者。人或予惜，然不知此予分也。况骎骎老境，虽或见用，而亦气衰志惰，不能以有为矣。”自我安慰与自我认可，诗文而已，诗文之外才是真实的丘濬。如成化十三年（1477），丘濬写道：“五十年来加七岁，古稀相去十三年。饱谙世味只如此，痛绝尘缘任自然。举世不为齐客瑟，后人或取蜀儒玄。人生但得平平过，不用操持更问天。”除了笔耕之外，还是笔耕，丘濬此间兢兢业业于“撰述”，以“文字”为事业，本本分分，尽职尽责。然而，丘濬所写文字，绝非“无病呻吟”，而是以时代为内容，以经世为旨归，是有为而为之。

明朝成化（1465—1487）以来，开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即进入晚明——一个社会“畸形”商业化的时代。要言之，成化时期，城乡贫富差距拉大。经过了百余年对农民及农村的持续剥敛，城镇积累了大量财富，经济社会生活也日趋活跃。其中，商业、手工业生产渐成规模；市民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富人阶层逐渐壮大。值此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微妙时刻，农民贫困问题及大规模流民运动不仅导致了这一时期以租佃制盛行及非农产业发展为标志的乡村经济与社会结构变化，也刺激了城镇经济非正常扩张。换言之，由于流民涌入，城镇手工业劳力充足了，小商小贩队伍壮大了，生活性服务人员也增多了，“城镇人口”迅速膨胀，城乡间人口与商品流动加快，全国商业市场网络初步形成，区域性城镇商业化趋势增强。特别是北京周边、长江中下游、大运河沿岸及华南部分地区的商业市镇渐趋繁密。商品经济蔓延，社会风气的随之趋于“商业化”。当时，无论城镇还是乡村，重商意识越发流行。如丘濬所言：“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见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竞奢之风也愈演愈烈。奢靡之风浸淫，民众价值观念骤变。明初公认的道德规范至此仅仅成为胆小怕事的“窝囊者”及循规蹈矩的“落伍者”不敢逾越的框框，不守常规、巧取豪夺者成为时代的“幸运儿”；世人竞以追逐奢靡为时尚，金钱至上，整个社会呈现“礼崩乐坏”态势。显见，成化时期的明朝进入以经济社会自组织为主要途径、以商业社会构建为核心内容的早期商业化时代。问题在于，这种社会商业化建立在自耕农破产、农民贫困化基础之上。凡此，这种“商业化”不仅拉大了城乡居民经济与社会生活水平差距，城乡之间矛盾亦不断激化，贫困乡村成为拖垮城镇社会的决定性的破坏力量，城镇亦多陷入奢靡化“自残”地步。大明帝国至此实则滑入了一个波谲云诡的畸形商业化时代。可以说，晚明是一个在烂熟的传统思想道德文化圈里滋生着反传统“异质”文化的过渡时期，是一个“传统”与“反传统”并存而彼此颉颃的特殊历史阶段，各种矛盾与问题交织，传统经济生活与社会秩序则陷于逐渐被“否定”之“窘境”。

目睹社会种种变化，随着年事日高，丘濬感到来日无多，越发自励以报效国家。成化十五年（1479），时年五十九岁的丘濬利用业余时间，投身于《大学衍义补》的撰述。该书名为“续补”真德秀所撰《大学衍义》，实为以明中期经济社会等问题为思考对象，广征儒家经典、史籍及先儒的经世主张，通过“按语”形式，点评历代治国理政举措之利弊，广泛深入地探讨明朝建国百年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问题，具体提出自己的经世理念与治国策略，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救时之作。

《大学衍义补》全书一百六十卷，卷首为《审几微》一节，补《大学衍义》之子目《诚意正心之要》余绪。正文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为纲，立《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十二目，其下又分一百一十九子目，全书一百四十余万字，集明代及明以前儒家治国思想之大成，志在全体大用，“体用”结合。概言之，《大学衍义补》的经世治国理念与主张，是以明中期社会经济变迁为背景与思考对象的救时之举，是儒家“治道”与“治法”有效整合、旨在适应社会发展的一次升华。丘濬从政治高度就国是予以深刻检讨，明确提出“立政以养民”等救时理念。如丘濬在其所著《大学衍义补》及奏疏中，借古喻今，反复强调养民政治观：“自古圣帝明王，知天为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养民。凡其所以修德以为政，立政以为治，孜孜然，一以养民为务……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欤。”丘濬还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矣。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税敛、宽力役，以为民造福。民之享福，则是国之享福也。彼昏暴之君，视民如土芥，凡所以祸之者，无所不至。民既受祸矣，国亦从之。无国则无君矣。国而无君，君而无身与家，人世之祸，孰有大于是哉？”既然“人君之治，莫先于养民”，如何养民呢？丘濬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慎刑罚”等养民理念与措施。其中，“为民理财”是丘濬救时之核心思想。丘濬指出：“安养斯民之政，在开其资财之道。”那么，朝廷是为“己”理财还是为民理财呢？丘濬提出“为民理财”主张，谓：“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岂后世敛民之食用者，以贮于官而为君用度者哉？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又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君特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丘濬明确了“财”的民生意义，肯定人们追求“利”与“财”的合理性，并提出“各得其分”及“各安其分”的理财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丘濬主张培育市场、发展工商业，并视其为“为民理财”的重要手段，即人们“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具足，是国用有余焉”。丘濬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强调物质财富对民生与社会稳定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培育市场、发展工商业及海外贸易等重要经济理念。凡此，都是丘濬处于“无为”之境的有为之举，是其忠于职守、心系民生与国家的儒臣本分。

（二）好学廉介：丘濬的为人之道

“内圣外王”，由修身而齐家而治国而平天下，是儒家人格成长与经营世功的基本路径与逻辑谱系。《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丘濬饱读经书，深谙其道，信仰儒家学说，知行合一，成就一代儒家人生模范。如明人焦竑撰《玉堂丛语》载：“世称丘文庄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仅得张淮一园，邸第始终不易，廉静三也。”《明史》亦称：“濬廉介，所居邸第极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事实上，好学、介慎及廉静是丘濬的基本品格。

金榜题名，丘濬官居翰林院清要之地，光宗耀祖，衣食无忧。一般说来，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勤奋读书而博取功名目的至此已达到。对于丘濬而言，此时，书中“千钟粟”“颜如玉”及“黄金屋”已在掌中。其后，一般说来，新贵们会追名逐利于庙堂之上，攀缘附会于权贵中间，觥筹交错，宴飨自如，享受人生。然而，丘濬没有这样做，而是“手不释卷”，读书学习成为他终身习惯与追求，可谓终生学习者。史称：丘濬“既官翰林，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为了读书，他在自家庭院建起“槐荫书屋”，藏书其中，潜心读书，勤于著述。如丘濬自称：“予日居其间，翻阅书史，口诵心惟，凡古圣贤所以用心而著于书，古帝王所以为治而具于经史者，与夫古今儒生骚客所以论理道写清景而寓于编简者，皆得于此乎。神交梦接之，而肆吾力焉。”

丘濬为人处事讲原则，直道而行，清廉自律，实事求是，不畏权贵，故有“廉介”之名。如丘濬曾“与修《英庙实录》，或谓于少保之死，当著其不轨，丘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危矣。人挟私诬之，其可信乎？’或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尚书江渊，丘曰：‘竑杀其兄，而以此觊免死。且广西奏楮用土产，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土楮”。可见，丘濬能为于谦正名，能揭黄竑之伪，心底无私，坦坦荡荡而为之，不以身价利益为计。又，史称丘濬“文章雄浑壮丽，四方求者沓至。碑铭序记词赋之作，流布远迩，然非其人，虽以厚币请之，不与”。然而，丘濬实事求是之举，竟遭来诸多诋毁。如《玉堂丛语》据传闻而载：“琼台丘公濬，学博貌古，然心术不可知，人谓阴主御医刘文泰讦奏三原公令人作传事，可见其概矣。”时人何乔远称：“丘濬立朝有险谲之名，读书宿儒亦岂宜尔。若迂与亢，疑有之矣。”

成化以来，明朝日趋腐败，官场黑暗，官吏躁进，贪污纳贿公行。然而，丘濬能够洁身自好，廉洁自律，这是难能可贵的。如丘濬亦诗云：“仕途险似万重山，面面巉岩步步难。我欲直行行不得，曲行逆礼讵能安？”又，丘濬生活简单简朴，居室卑陋而四十年不易，俸禄除了基本生活用度，剩余全部献给国家。待其棺椁南归之际，“除钦赐白金绮币外，囊无赢资，行装惟图书数万卷而已”。

（三）余论

论及世间人物，孟子有言：“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孟子以后，“事君人者”“安社稷臣者”“天民者”及“大人者”等分别成为读书人实现自我价值之人生目标。其中，饱读诗书、深谙儒学经义的丘濬也曾思考着自己的理想人生。

丘濬在《欲择〈大学衍义补〉中要务上献奏》称：“凡古今治国平天下要道，莫不备载。而于国家今日急时之先务，尤缕缕焉。臣自幼殚力竭神以为此书……凿凿乎皆古人已行之实事，而在今日似亦有可行者。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经言变乱纷更也。其中所载，虽皆前代之事，而于今日急先切要之务尤加意焉。”综上，不难得出，丘濬所“为”，乃为社稷之谋，而非身家名利。从仕途视之，亦然。成化二十三年（1487），明孝宗看罢《大学衍义补》, “称善，赍金币，命所司刊行。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修《宪宗实录》，充副总裁。弘治四年（1491），书成，加太子太保，寻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尚书入内阁者自濬始，时年七十一矣”。在其位，谋其政。入居内阁的丘濬年过古稀，体弱多病，他“恐有负皇上之所委任，误国家之大事，妨天下之贤才”，连续上疏请求辞去“阁臣”而告老还乡。丘濬此举，并非以个人身家荣辱为计，而是以国事为重。然而，明孝宗坚决不允。丘濬感叹：“六疏求归未得归，可堪临老履危机。云龙际合真难遇，海燕孤单慢自飞。黄吻读书初志遂，白头归隐素心违。此身已属皇家有，空向秋风叹式微。”

丘濬作为明中期中央重臣，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也是一位有着强烈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士大夫，其政治上的热情表现为政治上的理想主义与生活上的强烈自律倾向。他把儒学元典中的民本思想与民本政治化作为现实生活目标与动力，并尝试以之改造政治、改造社会，回归“民本”初心。为此，丘濬的理想政治与理想社会诉求表现为政治上的执着，并努力实现之。无疑，这也是一个充满政治理想的“读书人”对现实社会新变化新刺激的一种经世救时反应模式。然而，高度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统治强烈排斥丘濬在儒家经典中发微的“民本政治”思想，现实毕竟不是“理想社会”。故而，丘濬“不合时宜”的政治理念与社会期待遭到“合时宜”人物的讥讽与排斥。丘濬当时备感孤独，我们无法感知丘濬当时是有着“曲高和寡”的怅惘还是有着“众人皆浊我独清”的痛楚。不过，他曾感叹：“方年少气锐之时，意欲奋发有为。今则阅世久而历事多，始知天下之事思之非不烂熟，但恐做时不似说时，人心不似我心。”直到古稀之年，丘濬才得以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以典机务。然而，此时的他体衰多病，无能为也，如其在《入阁辞任第二奏》中称：“今幸不为圣明所弃，正臣竭诚尽力摅平生所学以死报国之秋也。顾乃屡行奏章以辞宠命，夫岂其本心哉？盖时不待人，死期将近，虽欲陈列就力，不能也已。是以捧读手敕，感激之极不觉泪零。既而自恨自叹儒生薄命，一至于此，上负圣恩，下孤素志，兴言及此，中心惘然。伏望皇上察臣由衷之辞，实非虚伪之让，悯其老病，赐以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