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是坚持学术的尊严与独立。这需要有勇气和自觉，有惟真理是从，只知有哲学不知有其他的精神。冯先生具此精神，故能成就其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之哲学体系。

举一个例子。他的新理学哲学体系——“贞元六书”中之《新事论》，副题为“中国到自由之路”。冯先生服膺历史唯物论，即以之观察中国的未来，在书中指出应走之路。一留美之教授学人心悦诚服马克思此一理论，不是政治的力量，不是利益的驱动，只是坚信其为真理，而唯真理是求是尚。信此为真理，即以之解决古今中西文化之争，指出中西文化之争，实为古今之争，西方文化的特性并非在“西方”两字，而是代表文化之近现代“类型”，即由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皆为近代的。中国文化并非所谓东方的，而是“古代”的，建筑于农业小生产之上，故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皆为前近代的，也即封建的、专制的、家长制的。中国达到自由之路，即是由古代转向近代，故所谓西化即近代化、现代化，而“化”是全盘的“类型”的转变。冯先生并不讳言自己是彻底或全盘西化论者，并由此而指出孔子之思想代表古代，不适合近现代的社会生活，由此亦推出哲学无分于东西。

冯先生说：“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即专就名词说，近代化或现代化之比西洋化之名，实亦较不含混。”“照此方向以改变变我们的文化，则此改变是全盘底。因为照此以改变我们的文化，即是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就此一类说，此改变是完全底，彻底底，所以亦是全盘底。”

关于哲学，冯先生说：“哲学的目的，是在于求普遍的公共的义理。这些义理，固亦须用某民族的言语说之。但某民族的言语，对于这些义理完全是偶然的、不相干的。在这一点上，哲学与科学是一样的，至少应该是如此。”“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的，不在乎其内容，而在乎其表面。我们以为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的，某民族的哲学之所以不仅是某族的，而且是某民族的，其显然的理由是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史讲的，是用某民族的言语说的。我们可以说，这些分别是表面的，在外的。不过所谓表面的，在外的者，是就哲学说。就民族说，这些分别于一民族在精神上的团结，及情感上的满足，有很大的贡献。这些表面能使哲学成为一民族的精神生活的里面。就哲学说，这些分别是表面的，是在外的，是不重要的。但就民族说，这分别又不是表面的，是在内的，是很重要的。此分别的民族哲学，对于哲学的进步，至少是没有妨碍的，因为这些分别，对于哲学不过是表面的，在外的。但如此分别的民族哲学，对于一民族在精神上的团结、情感上的满足，却是有大贡献的。因为这些表面，能使哲学成为一民族的精神生的里面。”

以上的结论都是冯先生依据他所信为真理的学说逻辑地推出的。

基于对历史唯物论的坚信，冯先生临终前，亦用以分析毛泽东革命的一生，指出：前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的思想是科学的。1949年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他的思想是空想的。1958年办人民公社，公社的性质是封建的，所以是封建的，因其代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皆是古代的、小农的。冯先生说：“第二阶段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为革命的领导者认为，革命的性质可以决定革命的任务。这就是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直接违反的。”1958年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以为是到共产主义之路。冯先生分析说：“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所提倡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从另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又像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在那样的家庭中，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依赖于家庭而生活。成员有收入，都要如数上交家长；如果没有收入，也照样受家庭的供给。家庭为其成员准备了‘大锅饭’，成员都有‘铁饭碗’。”这，可以说是很尖锐的批评。

冯先生指出，人类的思想总是以其经验为资料的。以旧的资料配上新的名称，这可叫作“新瓶装旧酒”，人民公社便是。

有如伽利略讲，地球不是中心，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数学公式与观察皆证明此为真理，则虽触犯基督教义和教会，亦在所不顾，而无所畏惧。此即学术独立与尊严之精神。此精神是冯先生留给我们的“不言之教”，无比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