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文学史：一个历史主义的神话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他所著《文史通义》里提出过一个问题，他说，史学家能不能为文章之士这一特殊的群体，写出一种特别的历史，就像司马迁、班固曾经在司马相如、扬雄列传中做过的，记述这些人的生平事迹，同时也展示他们的赋作，使“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他进一步检讨说，自从东汉以后，《史记》《汉书》的传统似乎就被中断，史学家越来越失去了应付日益增多的文人及其作品的办法，史部与集部的距离也渐渐增大，史书里的《文苑传》名义上是为文士而立，但文士的作品连同其事迹却被一再简化，最后往往仅剩下对文章之士来说可能毫无意义的干巴巴的官阶贯系，“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章学诚因此问道，在如今隔膜已经很深的史部之学与集部之学中间，史学家是不是还应该去寻找对话与沟通的路径？

可惜的是，章学诚本是个动口不动手的理论家，他并没有亲自去做对话与沟通的尝试，而且事实上，他所受到的史学训练依然来自传统，而在传统的史书编纂中，恰恰讲究的就是记言、记事两种体例的分别，这种区分本身正是致使史部之学与集部之学日渐疏离的原因之一，所以，虽然他很希望看到结合史部与集部的那么一种史书的出现，但对于这一写作理想能否实现，对于怎样将人事和文章捏合到一起、又怎样以史的方式讲述它们，却并没有多少信心，他甚至没有耐心等到答案出现，就作出了“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的结论。在《书教中》，他又劝诫人们，最好是怀着读史的心情，去读那一代代累积下来的诗集文集，通过以文为史的阅读，在各自心中完成那不可言说的历史的构建[159]。

以章学诚作为这个话题的开头，是因为下面就要谈到的，他在《文史通义》里提出的史学理想，百年之后终于有了回应，而他所提出的问题也似乎得到了答案，这里边最有代表性的答案之一，就在20世纪出版的数百种“中国文学史”中。不过由于学科变化的缘故，在章学诚时代，这问题涉及的，原来是史部之学与集部之学间的关系，后来变成了史学与文学间的关系。而起初这一问题的提起，针对的是史学家，后来则是由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担当起了解决它的任务。恰如20世纪的人们普遍理解的那样，“文学史”正是结合文学与史学的一种学问，文学史的编纂，其核心正在于完成对文学包括文人、文章及与此相关的现象的历史叙述，因此，“文学史”这一舶来的著述体裁，至少可以说是接近于章学诚理想中的那种史书样式，至于文学与历史能够在这个时代，借助于中国文学史的形态，实现它们的对话与沟通，关键还在于在这两个学科自身的转变过程中间，产生了一些促使它们互相接近的因素：

首先，是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传统史学遇到了科学史学的强力挑战，以政治为核心的历史观念逐渐瓦解，史学研究的重心，向着范围更广的文化领域倾斜，其中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160]、胡适一班人所热心的“国学研究”[161]，就都是要以文化史观取代政治史观、以多种领域的历史描述取代唯帝王政治为中心的历史描述。研究历史的学者相信，由经济、制度、艺术、宗教等各个角度进行分门别类的历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文化史之产生的必要前提，而文学的历史，恰巧也就是笼罩在这新的史学景观中的一支，文学史当然属于历史学的范畴[162]。

其次，是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趋向。这一时期，中国本土的文学批评也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学批评的挑战，人们开始感到传统批评只可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主观性，妨碍了中国文学的“有系统的研究”[163]。于是，有人希望能够“采用已公认的文学原理与文学批评的有力言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园地”[164]。在这个时代，尽管人们把文学当作人类情感的产物，却认为文学研究同一切学科研究一样，应当具有科学的性质，应把客观、真实当作其价值衡定的标准[165]。尤其是古代文学领域，人们觉得既然过去的文学在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历史现象，对它当然就要“用治历史的态度去研究”[166]，具备如梁启超看破《尚书》里的几首歌谣既非三代前所有也非春秋战国时所有、显然是汉人作品那样的“文学史的眼光”[167]，致力于对文学历史真相的考察和再现。这样一来，文学史在其研究手段和目的上，有时就与历史学自然达成了一致[168]。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被裹在历史研究的氛围里，这注定了它始终要受到同时代史学的巨大影响。文学史家虽然面对着特殊的文学问题，却也往往要借助历史学界普遍使用的话语，来作为思考和回答的工具，从吸取史学的若干观念、技术，到分享史学研究的一步步成果，文学史经常要从历史学科的发展中获取自己的资源[169]。

顺便要说的是，20世纪的中国史学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有了一个深切的认识[170]，因而造成试图描绘中国历史全过程的“通史”体裁的发达[171]，与此相应，便也有了贯穿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学的通史[172]。最早的中国文学史通常就是由上古写到清末的（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延伸出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为了便于集中话题，这里所讨论的仅限于由上古写到清末的现在叫作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范围），显然，当这一阶段内产生的文学进入到文学史的视野以后，它们就整个成了与当前隔绝的被封闭的历史，成了文学史家所要追述的往日故事。而中国文学史的叙述，由此也就有了一般历史叙述的性质，它是一种追忆，一种编撰，是在“历史想象”中进行的。每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完成，都曾经过叙述上的虚构和情节化的操作：覆盖它的页数，并不等于真正流逝的时间，历史事件的顺序以及凸出或隐匿的安排，明显地依据着一定的逻辑关系。贯彻全部叙述起到提筋架骨作用的，不仅有一系列经过精心选择的轴心概念和语汇（平民与贵族、形式与内容等），还有经过人为设置明晰可辨的开头、中部、结尾这样的段落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家其实很像那舌底生花的说书人，他们的叙述必须时时满足情节虚构的形式化要求，所不同的是，文学史家又从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简单说故事的人，他们的目标，更是要在这样的叙述中，达到对于真实的文学历史的还原[173]。

傅斯年理解他心目中的文学史：“所要写的是艺术，艺术不是一件可以略去感情的东西，而写一种的史，总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设施做根基。所用的材料可靠，所谈到的人和物有个客观的真实，然后可得真知识，把感情寄托在真知识上，然后是有着落的感情。”[174]还原文学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正是20世纪大多数文学史家的信念和心愿，人们不仅相信有过一个实存的文学历史，还主张通过精心的“考古”手段，用文学史的形式将它客观地再现出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者们渐渐酝酿出了他们理想的叙事方式，他们不断地用历史来解释文学的存在，用历史学的观念、方法、技巧，来圆满编织和随时丰富文学史的传奇故事，因此，如果要说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模式是靠着历史学的滋养形成的，是历史主义的一个神话，也许并不算夸张[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