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推而言之，一方特定区域的人群创造一方文化，一方文化推进一方经济社会发展，即所谓“天开人文，首出庶物”。在湖湘这块热土上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湖湘文化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影响深远。特别是近现代湖南异军突起，浩然特立，“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1]，为之驱动、活跃日新的湖湘文化更加焕发出动人而夺目的光彩，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追捧。
何谓文化？对它的诠释与阐述多种多样。英国学者泰勒说：“文化是个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习惯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一些其他的能力和习惯。”英国著名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说：“文化就是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事物。”我国大学问家胡适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梁漱溟说：“（文化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这些解释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审视、立论，揭示了文化的一定特性和显赫功用。不管持何种观点，“文化”总是与特定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相联系的。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发现、创造的价值，以及在发现、创造价值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相通、生命律动相偕、前进脚步相随、创造发明相映。作为区域文化，它自有许多卓异之处，并带有一些神秘色彩。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湖湘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文化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深深扎根于湖湘大地，由居住和来到这山乡泽国的人们所创造、所传播。她发轫于斯，陶铸于斯，融汇于斯，成熟于斯。在传世文献记载中，古代湖南是“蛮荒”之地，未开化、不发达，原住湘人被蔑称为“荆蛮”“蛮虏”。而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揭示：早在远古时期，湖湘地区就有了较高的文明，在诸多方面都能与中原文化争妍斗艳，不少成就独步领先。临澧县竹马村出土了1.8万年前的高台式木楼，道县玉蟾岩出土了1.2万年前人工栽培稻和圆形陶器，澧县车溪乡城头山发现了6000年前我国最早的城池。在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沿岸和洞庭湖周边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及商代遗址有一千余处，出土的青铜器居南方各省之首，达到了商周手工业技术的最高成就。特别是长沙马王堆汉墓数千件随葬品、湘西里耶3万余枚秦简和道县鬼崽岭数以万计祭坛石像的出土，举世惊叹。
越来越充足的事实雄辩而毋庸置疑地说明：长江流域文明同样是中华文明之源。湖湘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楚文化最为典型的代表。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在阻山隔水的环境中，湖湘文化独辟蹊径，风致自创，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
这里到处留有远古帝王圣迹，帝德广被。史载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2]。舜帝到此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3]。苍梧、九嶷都在湖南境内。大禹治水到处奔波，在南岳岣嵝峰刻有禹碑。湖湘与楚郢都邻近，楚之远祖施以教化，泽润深远。祝融任高辛氏火正，明于律历天象。他以南岳为主要活动区域，死后“葬衡山之阳”。今衡山有赤帝峰、祝融祠。祝融十二世孙鬻熊为三朝王师，所著《鬻子》堪称“子学之宗、楚学之祖”。贾谊谪居长沙，著有《新书》10篇，其中多引《鬻子》。湘楚实乃德化奥区、文明渊薮。
这里陆续出土的大量商周鼎彝、秦汉简帛与绘画大都表现出鲜明的湘楚特色，反映出湖湘先民丰富卓越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这里“好巫重淫祀”。建立在想象与虚拟超自然力量之上的巫风巫术特别盛行，不受礼制和祀典束缚的泛神祭祀风靡民间，体现农耕社会原始信仰和行为特征的傩文化延续至今。
这里崇拜凤，以凤为祥瑞的征兆、至德的象征、美好情感的寄托。湖南人是实实在在的“凤的传人”。
这里深受道家思想的浸润。《汉志》将《鬻子》列为诸子道家第四，《隋书·经籍志》将其列为诸子道家第一。上古时期道家的循道守正、率性归真主张在整个精神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面对社会纷争和困难的条件，人们超然自适，追求心灵的独立与宁静，探究和接近宇宙的本原和人生的真谛。
这里山水奇丽，钟灵毓秀。造物主特别垂青斯土斯人，让他们在这满目葱茏、如诗如画的活动场景中感受灵气、涵养性情、激发灵感，得到“江山之助”。
这里在封建时代一直远离中央王朝和方国的统治中心，德泽寡被，条件艰苦。朝廷与牧守总对包括湖南在内的荆楚加以排斥，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蛮虫难化，执心违邪”[5]，侵夺无时，征伐不断。《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史记》等史籍多有记载。《诗经》中露骨地写道：“蠢尔蛮荆，大邦为雠”[6]“挞彼殷武，奋伐荆楚”[7]。4000多年的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8]。在长期威压重逼的生存环境中，湖南人养成了剽疾顽悍、任侠尚气的性格，形成了疾恶如仇、勇于反抗的民风。其“民气之勇、士节之威，实甲于天下”[9]。
凡此种种，积聚为湖湘文化的独立根性。这种特定的文化根性自有由来，历久未泯。它对湖南人的心理结构、性情禀赋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又影响、催生湖湘文化的其他因素。
二、湖湘文化是一种有思想深度的文化
湖湘文化以深刻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创见为灵魂、为指引。楚先祖鬻熊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的圣德治道训诫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他明确提出：“昔之帝王，所以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为功者，以其民也。”[10]“发教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11]此洵为民本、仁政思想之先声，亦为湘楚文化之家法真传。湖南人有很强的原道精神，许多仁人志士以“虽九死其犹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态度，探索宇宙、社会、人生的大本大原。从屈原的《天问》到毛泽东的“中国应当向何处去”，从周敦颐深奥的“太极”探索到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古典哲学体系，都充满了求真的勇气与睿智。湖南人爱“打破砂锅璺（问）到底”，不得真经不罢休。岳麓书院的院规要求士子们“通晓时事物理”“疑误定要力争”。毛泽东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途，博览中外经典，躬身调查研究。他在为《湘江评论》所写的《创刊宣言》中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12]曾国藩多次强调“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指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这反映了湖湘文化的极可贵之处，凡要做一番大事者，一定要把握本原，立定根本，审时度势，找准方向，绝不盲目实践。
正因如此，湖南历来是出思想、出人才的地方，而且很多人都能在极不利的条件下建功立业。周敦颐与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孔孟伦理道德为核心，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养料和思辨方法，与本土文化和新的时代因素相融合，深入探索宇宙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和知行观等范畴，阐发心性义理，创立了理学。后众多学者相与传习鼓吹，形成了湖湘学派。坚实的理学体系的建立与实行，标志着湖湘文化的成熟与兴盛。后世很多湖湘俊杰无不深受理学影响，无不以理学名教出膺艰难。极有影响力的湖湘四典——《怀沙》《岳阳楼记》《桃花源记》《爱莲说》，从世界与自我、社会与人生、向内与向外、大我与小我、执着与超脱等多个维度，抒兼济之志，述独善之怀，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已经具有的深度和高度以及普世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大批湘籍革命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与深厚的国学根底相熔铸，与生动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术文化和经世致用传统向最新、最高层次发展，创立并发表了很多富于远见卓识的重要思想，以此指导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毛泽东为主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为重要的行动指南之一。其理论建树和实践功绩震古烁今，名闻环宇。刘少奇的党建与经济工作理论，彭德怀的军事思想，徐特立的平民教育思想，蔡仪的美学理论等，都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产生广泛的影响。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编纂的《湖湘文库》，汇集湖湘文化成果尤其是思想理论方面的杰出成果，卷帙浩繁、光彩熠熠。它揭示出了一个规律：湖南人爱动脑筋想问题，尤其对时代大潮流、大事业、大变革感兴趣。在经世致用的目标指引下，推本溯源，把握枢机，用先进理论指导实践，通常都是先有思想后有事功，“其功业皆本原学术”[13]。特别是近现代，组织领导和积极投入社会运动的湖南人大都是学识渊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型人才。他们以实学勤实事，以实事程实功。这就使得湖湘文化在观念、精神方面显得特别突出。亦如朱汉民先生所说：湖湘文化首先是一种观念文化、精神传统。
三、湖湘文化是一种崇尚道义的文化
湖南人由来就有“踔厉敢死”“铁肩担道义”的禀性。人们常用“霸蛮”“剽悍”“任侠”“其俗好勇”“劲直任气”评说湖南人。但这只着眼于外在表现，而真正的内在驱动力和意志力来源于血诚道义。服膺真理，崇尚道义，嫉恶向善，忧国忧民，是众多湖南俊杰的共性。他们“义不负心，忠不顾死”[14]，行事处世顾大义、重气节，刚强正直，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他们恪守儒家礼教，向往仁政德治，反抗暴政压迫，追求社会公平；他们见贤思齐，遇恶务除，不平则鸣，不公则争。在新的历史机遇来临之时，湖南人总是走在前面；在大是大非之前，湖南人从不含糊。唐朝政治家和诗人吕温在《题阳人城》诗中写道：“忠驱义感即风雷，谁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日据时期一汉奸向齐白石索画，齐白石在所画《不倒翁》上题诗：“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这充分体现了湖南人的忠义血性和道义原则。史志屡以“刚直峻厉”“风骨凛然”“立朝敢言”“不避权要”“直振中外”盛赞湖湘直臣义士。为了捍卫真理，匡扶正义，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们忍辱负重，勇于担当，蹈难履险，慷慨赴义。长沙太守李荠抗元殉节，全家就戮；记者沈荩将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昭示天下，惨遭杖毙；维新变法骁将谭嗣同反抗君主专制，不避斧钺，发出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浩歌；民主革命先驱陈天华为祖国积弱积贫、受人欺凌而痛彻心骨，蹈海明志，唤醒国魂。明代刘瑾窃柄乱政，湖南官员予以群体性的抗争，被处死、系狱、贬谪者数以百计，胡节“抗疏条瑾罪恶凡十三上”“为瑾党毒死”[15]，周玺“三被廷杖”[16]，崔岩“两系召狱”。[17]早期共产党人夏明翰为救国救民，矢志不移，视死如归，临刑前写下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一切都是道义使然。杨昌济说：“近夕革命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18]这里的学风主要指崇尚道义的士气民风。
四、湖湘文化是一种经世济时的文化
湖南人特别关心世事国运，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很多杰出人物都“留心经济之学”，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治国安邦的抱负。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就以“康济时艰”作为治学宗旨。左宗棠“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曾国藩“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常告诫后辈：“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这就比传统文化中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更进了一步。即使身居下层，也要承担“排一方之难”的责任。湘学士风历来以经世致用为尚，关注时势，明习世务，鄙弃皓首穷经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的学究腐儒。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沉潜宋儒程朱诸书”，精研心学，同时对“经史及宋、元、明、清、当代儒生之书，悉究其源流，而务适于用”。他以强烈的经世精神写下了《筹漕篇》《筹鹾篇》《筹河篇》等一系列针对时政急务、补偏救弊的策文。为了“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撰成《海国图志》一百二十卷。他还博采自清以来“切于事”“合于今”的文章，辑成《皇朝经世文编》。该书“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19]尤其是“三湘学人，诵之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20]湖南一师《教养学生之要旨》也着重强调：“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在此就读的毛泽东时刻关注世界大势，心系国祚民瘼，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他组建新民学会，就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21]的志趣。受经世致用之学的培育与浸润，湖湘学人大多热衷投身社会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作为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现代最有朝气、最有影响力的省份之一。
五、湖湘文化是一种求变趋新的文化
从湖湘文化的基本倾向和主要施为看，求变趋新是其重要精神特质和价值追求。湖南人“敢为天下先”，就植根于不断地求变趋新。无论是治学还是用世，湖南士民都有一种浩然独立、不囿成见、戛戛独造、自辟蹊径、敢于突破各种藩篱的变革气魄和创新精神。对此，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有一段精辟的概括：“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二百年来，大江南北相率为烦琐之经说，而邵阳魏默深治今文《尚书》、三家诗，门庭敞然。及今人湘潭王氏之于《公羊》，类能蹂躏数千载大儒之堂牖而建立一帜。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22]这种风气的形成与湖湘士民的原道穷理和通达时务直接相关。为了掌握宇宙、社会、人生的真谛，上下求索，九死未悔，故能开悟解蔽，不断有新的发现和创获。认清历史潮流，通晓时务物理，故能会适变通，“不凝滞于物而能与时推移”[23]。另外，湖南地处偏隅，远离中央王朝，思想较为自由，少门阀观念，无门户自限。成功的湖南人大多都没有背景，依靠个人奋斗，凭硬本事吃饭。因而他们没有多少顾忌，敢说、敢闯、敢干，充当改革创新的急先锋。王船山信守“道随器变”“天地之化日新”的理念，自立宗主，大胆提出“六经责我开生面”[24]“道莫盛于趋时”[25]。魏源说：“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26]毛泽东诗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都充分表达了湖南人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强烈愿望和卓绝胆识。近现代多次社会变革，湘人往往首举大旗、首开风气、砥柱中流、引领潮流，就是这种求变趋新湖湘文化的典型体现。
六、湖湘文化是坚忍刚健的文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刚健不拔的乾道精神在湖南人身上体现得很突出。万难不辞、百折不挠、乐观进取、永不放弃。章士钊在一篇文章中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27]不管面临多么复杂的环境，多么艰苦的条件，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与风险，湖湘俊杰都勇往直前，坚忍顽强，能够“扎硬寨，打死仗”“砍掉脑壳碗大疤”“打脱牙和血吞”。因而事功卓著，超拔群彦。孙中山先生在评述湖南革命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曾国藩以坚忍强毅著称。他牢记祖父“以懦弱无刚两字为大耻”的教诲，屡败屡战，不屈不挠，咬定牙根，徐图自强。清王朝给了他“勇毅侯”的封号。有人评价曾国藩“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28]这也是很多湖南人的共同性格。唯其如此，湖南才出现“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七、湖湘文化是一种崇学践履的文化
湖南人由来就有爱读书、善读书的传统。耕读继世，孝友传家，为众多宗族士子追慕景从。唐宋以还，这里官学发达、私学盛行，笃学力行蔚成风尚。南宋时期，书院就达51所，几乎遍布全境州县。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崇学之风尤盛于民间。“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三代不读书，关倒一屋猪”“秀才不要种，只把书来统”“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知天下”，这类劝学民谚在乡闾陇亩广为传播。受世风环境所染，无论簪缨世族、还是寒素之家都以耕读为尚，苦修为乐，培育了许多才俊豪杰，以致“蓬蒿之下或有兰香，茅茨之屋或有公王”。[29]另外湖南读书人好深钻覃思，穷理追本，不囿旧闻陈说。许多奋励有为之士学问淹博、才识卓荦，主要得力于自主研习和独立思考，而非仰赖于学校教育。诚如《一法通》所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进得去，出得来，化得开。穷搜遍览，力学无遗。毛泽东青年时期就立下宏愿：“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30]一辈子嗜书如命，勤学不倦。他很早就对学校教育有所反思和叛逆，指出学校里“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哀以逝，心中实大悲伤。”[31]他怀抱“幽谷乔木之训”，刻苦自修。在长沙求学时，他利用一切机会寻书借书，只要是“印刷物”都向人索求，采用“辐射线”办法广为涉猎，从而获得了丰富深湛的真知实学。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我们见到很多借书还书、求教问难的信笺。如1915年2月24日《致文咏昌信》：“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一本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把书都读烂了，可见用功之勤。1916年2月19日《致萧子升信》：“《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同年2月29日《致萧子升信》：“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希先生遇有关于语言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印刷物，并请赐寄。”求书若渴，几近乞讨。毛泽东不但对传统文化特别钟爱，而且阅读了大量近现代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学、博物学、物理学等书籍，可谓古今群籍，无不博览精研。在这些早期文稿中，毛泽东发表了很多新颖独到的读书感慨和见解，富于启迪，发人深省。他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了1.3万余字的批注，而且还画了很多标记性符号。学而思之，思而审之，审而辨之，辨而化之，“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32]，故而造就了文韬武略、经天纬地的“伟大之器”。
曾国藩说：“要成大事先读书。”他多次在家书中告诫诸弟和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曾国藩本人就是“能通经以致用”的硕学通儒。他自称“血诚儒者”，学宗程朱，博古通今，编撰了《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刻印了《船山遗书》。即便在军旅征战的间隙仍手不释卷，要求士兵们也读“四书”“五经”，第一个把读书之风带进军营。周敦颐、王船山、左宗棠、王闿运、贺长龄、陶澍、谭嗣同、魏源、杨树达、金岳霖、翦伯赞、沈从文、李泽厚等一大批湖湘名人无不饱读诗书，博通经史，高文雄笔，满腹经纶。
值得注意的是，湖湘学人一直崇尚“实学”“有用之学”，注重躬身履践。古代湘域治《尚书》《春秋》《周易》者甚众，深受沾濡，多有创见。众多才俊以史为鉴，精通易理，积极用世，坚持“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33]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著作中评价推崇17位近代湖南历史人物时说：“其人为天下士，为事亦天下事……同归于好学深思。”湖南学风之炽，从学之众，自古以来，相沿成俗。“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34]由此看来，湖南成为理学发祥地，绝非偶然。无怪乎北宋文学家王禹偁在《潭州岳麓书院记》中发出感叹：“谁为潇湘？兹为洙泗。谁为荆蛮？兹为邹鲁。”
八、湖湘文化是一种砺德修身的文化
湖南士民历来信奉理教、遵从道统，立身制行，存敬畏、知荣耻、敦伦纪、崇节操。忠恕、孝悌、礼恭、仁善观念深入人心，砺德修身世代所重。过去编修的志书、谱牒着重旌表忠孝节义典范，订立的族规家训以孝悌清忠、仁爱敬慎为箴戒。清朝光绪年间所修的《湖南通志》就是一部蹈仁践义的英雄谱，一部立志淑身的教科书。从书院学堂、茅茨湖泽走出来的许多成大功业者，都具有荷道以躬、修自淑的共同品性。他们秉持民胞物与的襟怀，熟“内圣外王”的要诀，以经学用事济世，亦以经学身厉节，即所谓“以醇儒笃躬行”。[35]在其膺任履中，政尚慈惠，仁民爱物，整躬饬行，操履洁清“以忠诚为天下倡。”[36]虽位居要津、手握重权，终公忠体国，尽瘁职事，勤谨慎独，坚苦自持，以碌巧伪、逸豫贪欲为耻。不少人为官一生，立身做人㬭然无污，解组归乡官橐萧然，无异寒素，有的甚至“贫无以殓”。明代长沙府人杨孟祥以乡举知巴州，“抚民慈爱，守己清廉，布衣蔬食，妻子仅免饥寒”[37]。茶陵人陈谦，任泸州知府十多年，身后遗产“惟布被一袭，米数升而已”[38]。衡阳人蒋福陵，“公廉恺悌，士民德之，”[39]死于杭州知府任上，无钱归葬，杭人“醵钱以殓丧，归多哭送者”[40]。
曾国藩修身齐家最为自觉，约饬甚严。他一生都怀临深履薄之惧，“立志拔于流俗”，[41]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撰《五箴》（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以自警，以慎独、主敬、求仁、习劳为日课，竭力“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42]他对私欲财利看得最为洞彻，意识到“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43]故而，“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橐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44]他将洁己修身贯穿于家庭日用之间，时时处处约束自己遵道而行。名所居为“求阙斋”，以日记为察失改过方式，“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意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45]他精研《易》道，深明盈虚消长之理，谆谆告诫诸弟、子侄，不离“八本、三致祥”，[46]务为仁厚、忠信、明强、笃实、畏惧、敬慎、勤敬、俭约、有恒、刚强、谦谨、隐忍，力戒昏惰、傲恨、骄怠、奢淫、贪鄙、作伪、虚妄、猜忌、嫉妒、私欲、多言、忿激。要求“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
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47]正因如此，曾氏后裔代有才俊。
受环境和文化的濡染，湖南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带有很深的理学印记，较好地继承了正己淑身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终身矻矻操劳，而不图一己之私。他孝亲惇友，而多位亲友向他求官谋职，全都断然拒绝，以公诚之心劝告亲友“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使政府为难”[48]。他还给当地政府写信嘱咐，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因为是自己的亲戚就不好放手管理。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对自己的亲戚充满挚爱和关切之情，常以自己的有限薪金接济他们。但他始终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从不徇私情，搞请托。他在给地方政府的信中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49]这是何等的公廉，何等的磊落！毛泽东一生俭朴，不改本色，服装鞋袜破了又补，补了又穿，一件普睡衣穿了20年，打了73个补丁。三年困难时期他与全国人民一道受苦，主动降薪节食，女儿因饥饿、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清廉自守，人所共仰。毛岸英很好地继承了这种廉正家风，他在给表舅向三立的信中，对舅舅希望在长沙谋求厅长一职，“替他感到惭愧”。他说：“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他特别提到：“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着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50]今天读来令人感慨万千，深心叹服。在三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众多老党员中间，这类典型还有很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众多的湖南俊杰以“以清节闻”，在一定范围和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不肃而化”“人不敢干私”的效果。
九、湖湘文化是一种影响深远、功业卓著的文化
湖湘文化昌明发达，具有许多“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的“岸异之处”，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近代以来，许多惊天动地的壮举勋业发轫于湖南，许多震古烁今的创新变革由湖南人引领统率。谭嗣同诗云“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这并非虚夸。有人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51]梁启超在《南学会叙》中写道：“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侍读学士潘祖荫在推荐左宗棠的奏折中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杨度持论更坚定直截：“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人卓绝不凡的精神品格和责任承担世所公认，代代踵武。
因受湖湘文化“明体适用”的务实特性所影响，三湘才俊“读书穷理，有稽古之功；存心济世，有爱民之具，”[52]在社会舞台上踔厉风发，事功卓著。“无湘不成军”，就是这一情况的典型反映。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御侮、共和国创建，湖南人都奋然领先，砥柱中流，做出了卓越贡献。这种卓绝事功，也是文化的效绩。湖南人深受湖湘文化的浸润激励，而湖湘文化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内核为旗帜，堪称道南正脉、理学渊薮。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传统文化弥足珍贵，力量无穷。连近代西方思想家、政治家都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人文精神资源，以补偏救弊。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说：“很好地继承发扬这些优秀思想成果，我们将会在世界文化价值观的交锋中占据优势。要想更好地走出去，首先还是应该找回自我。”[53]湖湘文化的功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湖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社会习俗等分不开。韩愈早就有所察觉，他说：“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郴之为州，在岭之上，测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气，于是焉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衡山之神既灵，而郴之为州，又当中州清淑之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其水土之所生，神气之所感，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寻之名材，不能独当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54]钱基博说得更为透彻：“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55]湖南人自己也有感悟，曾国藩联语：“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毛泽东《送纵宇一郎东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韶山这种特定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与湖湘文化的习得、化成密切相关。正因如此，湖湘文化风骚独领，卓然特立，引人瞩目。
任何文化都是以人文为核心。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承载和实践者。今天我们讲湖湘文化，更多的是指生活在湖南地域中的人们所秉持的思想品格与精神特质。一些研究者将湖南人最为突出的精神与性格概括为：质朴忠诚，厌奢华，忌虚浮；倔强贞固，头撞南墙而不回，不到长城非好汉；坚忍顽强，好汉流血不流泪；勇于任事，敢于负责，不避斧钺，不顾毁誉；仁善任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锄强扶弱，负气好胜；能耐艰苦，嚼得菜根，受得磨难；不受羁束，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笃学覃思，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特立独行，抗节守志，浩然独往，不与流俗相侔；厉己持本，恭行仁德，刻苦廉正，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一籽落地，万谷归仓”；刚健进取，自强不息，一日不为，三日不安。很多湖南人都具有这些精神基因，因而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危难时候，湖南人往往能够做出“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来。我们还要看到，在特定的历史、地域条件下形成的湖湘文化既有独特优势和卓越品格，同时又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较为明显且常为人所诟病的问题和不良现象有：热衷于政治和改造社会，不太重视经济与建设；由信奉理学、恪守道统滋生了较强的文化守成性，新生事物的成长往往遇到巨大阻力；蛮习未化，急于求成，有时轻忽客观规律，霸蛮行事；傲慢自负，“为学则以圣贤自期，为政则以宰相自任”，往往瞧不起别人；事功至上，忽略对人的终极关怀；逞强好斗，带有江湖侠义色彩，遇事易走极端。湖湘文化这些缺陷往往都是与它的优势相对待而存在，相比较而彰显。正如蔡元培所说：“湖南人性质沈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56]其他方面也与此相类。不少湖南名人性格鲜明，敢作敢为，功过是非后人颇多评说。最有争议的曾国藩，当时就有人评议“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57]，无论曾国藩理学造诣多深，对文化传承的贡献多大，厉己多严，他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罪责是不容抹杀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论定湖湘文化具有二重性，不加区分地认定湖湘文化阻碍了近代社会发展。总的来说，是美中不足，瑕不掩瑜。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主次两个方面的矛盾，各种文化都具有趋美向善、荡污汰劣的功能与机制。湖湘文化同样在不断地扬弃消极落后因素中创新发展。
综上所述，湖湘文化是湖南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精神生活中所创造的宝贵财富，在中华文化的星空熠熠闪光。它既典型而集中体现了湖湘精神、湖湘作风和气派，又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掘湖湘文化的厚重底蕴，传承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践行湖湘文化的核心理念，弘扬湖南文化的优良品格，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热爱乡梓、振兴中华的豪情壮志，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巨大作用。大学开设“湖湘文化”课程，旨在以践薪传之义，以效励志之用，以襄兴湘之业，以酬强国之志。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青年画家李煌先生创作的大型壁画《三湘铸英才》上有一首题画诗，表达了这种继往开来的豪情壮志：“湖湘文明苑，自古多英豪。经世筹良策，吊民赋楚骚。格物能为则，致知竞登高。彪炳著青史，踵前看吾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