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都城纪胜》与《东京梦华录》的文本关联
对第二个问题的考察,即《都城纪胜》与《东京梦华录》的文本彼此有怎样的关联,我选择从两个角度介入。首先,我将找出《东京梦华录》中有哪些描写先前都城的段落,被《都城纪胜》的作者精确引用,并用来与他所熟悉的当下杭州的情形进行对比。接下来,我将对两个文本的总体结构进行比较。
1.比较两个文本中的呼应段落和主题
在《东京梦华录》中找到与《都城纪胜》相呼应的段落并非易事,因为实际上在两个源文本中并没有完全平行的段落。相反,晚出现的文本(《都城纪胜》)与早出现的文本(《东京梦华录》)的相关性,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可能是:《都城纪胜》的作者消化了他从早先文本中读到的内容,把自己关于开封认知的内容与他在杭州的亲见亲闻组合起来。
为了说明《都城纪胜》作者的这种移入方式,我想举以下几个实例来说明《都城纪胜》的作者如何处理从《东京梦华录》中获得的知识。这几个实例也都来自上文中提到的领域。
孟元老在文中提到,过去开封的“经纪之家”并不回家用膳,相反他们去市场上的餐馆吃饭,接着他列举了他所知道的不同地区的烹调风格,比如提供“北食”和“南食”的餐馆:
在《东京梦华录》的几个地方,孟元老提到开封城中典型的北方饮食,其中的特色饮食有“白肉”和“胡饼”。“瓠羹”非常可能是北宋开封的常见食物,一类小餐馆就是以这一食品来命名的,称为“瓠羹店”:
开封“瓠羹店”前的招幌,看起来与《都城纪胜》里面描写的典型的南宋杭州的招幌非常相似,作者认为这类招幌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开封时代,甚至早于宋代:
或者,让我们再看一下在“瓦舍众伎”这一类别下的例子:《都城纪胜》的作者提到几种都可以称为“小艺”的娱乐种类,比如杂剧、影戏以及“叫声”。《都城纪胜》的作者认为,“叫声”起源于商人小贩吆喝贩卖物品的简单歌曲,在北宋时期发展成为一种音乐类别。在《东京梦华录》里,“叫果子”被列为在北宋时期的都城开封兴起的娱乐作品之一。此外,在《都城纪胜》里,演员穿农民打扮以资笑料的那类杂剧被称为“杂扮”或者“杂旺”,这类剧在《东京梦华录》里被提到过三次:
在仔细检视之后发现《东京梦华录》中的一些段落提供的这些材料与我们从《都城纪胜》中获得的材料相符合之后,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个文本是怎样彼此关联的。让我们检视《都城纪胜》的作者尤其看重的两个方面:一、在涉及北宋开封典型的商业、消费和文化时,《都城纪胜》的作者在每个领域都提到,南宋的杭州或者与开封旗鼓相当,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二、在涉及很多典型的北宋开封的生活情调时,作者努力要表明的是,他所生活的杭州,在这些方面无所不包,保存和发展了北方的“旧”传统,并将其与南方和东南地区的风俗和传统组合起来。
换句话说,《都城纪胜》的作者似乎把《东京梦华录》看成是与他描写当下杭州可以对等的文本。在序言中,作者把这个意图说得很明确:
也许《东京梦华录》之外,还有其他的材料可以提供关于都市生活的信息可资比较。尽管原则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无由确认。更令人信服的可能性是,《东京梦华录》以其对都城开封生活的生动描写,成为《都城纪胜》的作者最理想的参考资料。从这里他获得了关于北宋开封的生活习俗和传统的各种知识,他可以在自己的文字中提及它们并作为勾勒杭州生活画面的基础:杭州成为新的标准,它在综合保存了北宋开封的特点的同时,变成了多层次的新都城。
2.两种文本外向结构和内向结构的对比
让我们首先对《都城纪胜》和《东京梦华录》的总体结构做一对比。简单地对比两个文本的长度就可以发现其明显的差异。《东京梦华录》包括十章,27550字,每章又分成若干节;而《都城纪胜》则是一部相当短的作品,总共十节,全部字数不超过6350字。《都城纪胜》的字数不到《东京梦华录》的四分之一。
两个文本的内在结构上的差异更为醒目:《东京梦华录》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一至五章,是按照地貌特征来安排的。更精确地说,这是从一个生活在大约1120年的人,或者步行或者乘车,行进在北宋开封不同的街道里巷所能看到的事物来组织安排章节的。第二部分是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的,包括了一年之中在开封发生的官方的、宗教的和民间的各种节日庆典。
与这种安排完全不同,《都城纪胜》中十四节的编排是相当系统性的。每一节都有一个标题,与这一节的主要话题密切相关。这些话题集中于杭州的不同层面,如集市、餐馆、娱乐场所、庙宇等(见附录二)。
如果给《都城纪胜》每节一个标题用来描写一个“现代”都市所能提供的设施,如“购物”、“餐饮”、“娱乐与休闲”和“服务业”,作者借助于选项而达到整体布局上的良苦用心就更为明显。作者对话题选项的安排,要留给读者的印象是:作者要表明,他所在的杭州符合一个“物有所值”的京师皇城的典范,是一个堪为北宋开封后继者的都城。
这样的布局安排的确与《东京梦华录》形成明显对比。奚如谷在其早年对《东京梦华录》的研究中曾经指出作者在文本布局上的特点,认为这种按照作者感知的顺序编排的结构使得文本中的描写如同照相机一样,不允许有主观的印象。他这样写道:
紧接着,他又补充道:
从以上所列的细节,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都城纪胜》的作者是在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使用《东京梦华录》,而不是像奚如谷曾经强调的那样,《都城纪胜》是“对《东京梦华录》的有意模仿”。(注:Stephen H.West(奚如谷):“The Interpretation of a Dream:The Sources,Evaluation,and Influence of the Dongjing meng Hua lu”,T’oung Pao 71(1985):pp.63-108,p.100.)我更倾向于认为,《都城纪胜》的作者通过将《东京梦华录》中提到过而今仍然存在的现象,以关联式而非系统性的秩序来编排,把这些因素作为自己文本的主要部分。《都城纪胜》是《东京梦华录》的“文摘”,《都城纪胜》的作者编排了他从中发现的有用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