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开封城下城的形成原因

那么，形成开封城地下“城摞城”、“门摞门”、“路摞路”这些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的奇特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究其原因，除了和以上所介绍到的历史的变迁、王朝的更替、战争的破坏等政治因素有关以外，另外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和开封城在古代历史上曾遭受过多次重大的水患分不开的。

1.水患

开封历史上的第一次特大水患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后不久，便开凿了一条大型的人工运河，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鸿沟。然而也正是这条运河，最后导致了魏国国亡城毁的厄运。在战国末年连年的诸侯争霸和战争兼并中，面对秦军的节节紧逼，魏国屡吃败仗，终于面临了都城保卫战的严峻时刻。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派大将王贲攻魏，遭到了大梁城军民的殊死抵抗，久攻不下，王贲乃决鸿沟之水灌大梁城，魏王在大水围城中坚守3个月，终因粮尽援绝，被迫投降，大梁城遂在大水和兵燹中化为废墟，一代名城作烟云散。王贲这次水淹大梁，也是开封城市历史上的第一次水淹城毁的悲剧，给当时的大梁城带来了灭顶之灾。汉武帝时，大史学家司马迁曾专程到开封实地勘察，“求问其所谓夷门”，面对残破凋零的大梁城遗址，司马公感慨万分，用“屠大梁”来形容这次秦魏之战，并叹之谓“大梁之墟”，给大梁作了最后的终结，不亦悲乎！千余年后，唐代大诗人高适还曾赋诗吊之曰：“魏王宫阙尽禾黍，信陵宾客随灰尘……全盛须臾哪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自此，开封城走完了其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光辉历程，进入了长期的衰沉期。

之后开封历史上的水患都和黄河有关。历史上的开封与历史上的黄河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座城市的兴衰以及历史上其与黄河的关系的话，那就是“兴也黄河，败也黄河”。隋、唐之际乃至五代、北宋时期开封的一步步走向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黄河给这座城市所带来的丰富的水资源分不开的，然而随着金元之后的黄河改道，河床一步步逼近开封，在黄河洪水的多次吞噬和黄河泥沙的不断淤淀之下，历史上曾经几度风流无比的开封城便也一步步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了。据《祥符县志》和《开封黄河志》记载：从金大定二十年（1180）黄河在开封县境决京东埽起，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尉氏荣村决口止，前后764年间，共决溢338处，平均两年多决口一处。据统计，在黄河的多次决溢中，开封城曾七次被淹（元太宗六年、明洪武二十年、建文元年、永乐八年、天顺五年、崇祯十五年、清道光二十一年），其中明崇祯十五年（1642）和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两次特大水患，均使开封城遭到了“灭顶之灾”。

明朝末年，爆发了著名的李自成农民军起义。崇祯十四年二月至次年九月，义军三次攻打开封，官军殊死抵抗，双方在开封展开了数场激烈的战斗。明崇祯十五年，官军企图水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解开封之围。先于六月决朱家寨，又于九月重决朱家寨和马家口。溃水在开封北郊的护城堤外合为一股，决开护城堤，围困开封城。九月十五日，洪水先后冲破曹门、北门灌入，全城覆没。城内水沙淤漫，街市房舍尽被埋没，低洼处水深数丈。“波中可见者，惟钟鼓两楼及各王府屋脊、相国寺顶、周王府紫禁城、上方寺铁塔而已。”“居人溺死者十有八、九，救援不及一二，叫苦连天，呼救满河，如鱼之游于沸鼎之中，可怜数十万无辜生灵，尽葬鱼腹之内。”这次洪水退后，黄水所挟带的泥沙把一座死城尽淤地下，城墙只露出水面，河流全被淤没，四城周围地貌完全改变，千里沃土，变成了无边的盐碱之带，正是所谓的“黄沙白草，一望丘墟”。这是开封自魏大梁以来的第二次特大水患，也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洪水退后，城内原有的37万6千人口，幸存者仅有3万余人。从此，开封昔日的繁华、历代的经营，便连同30余万枯骨一起，被厚厚的淤泥掩埋于地下了，只剩下夷山上的铁塔、繁台上的繁塔和延庆观之玉皇阁等极少数高大的建筑成为这场特大水患的历史见证。

开封城历史上的第三次特大水患是在清代的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841年8月2日），河决祥符（即开封）上汛堡（今郊区张湾村）。入夜，水抵城下，将五门囤堵。十七日早晨，城外洪水一望无际，四顾不见村落。午后，从城东南角水门洞向城内灌水。接着，洪水突破南门，顺东、西城墙四面环绕。守城官兵慌忙关闭城门，但由于城门和水门洞不断渗水，不久城内如同湖泊，水深3—9尺不等。至十四日城墙接连蛰陷，城内官民全力守城，分别在城东、西、北三门各设砖局，每天收购民砖数十万块，仍不敷用。后又拆庙宇、扒贡院，连相国寺内的太湖石，东棚板街阴沟上的石盖板都被运到城头抢险。城内树木尽成枯桩，民间的床箔几乎用完。“危急时，巡抚跪泥淖中吁天号泣，大呼百姓助我。”这次洪水围城达八个月之久，后经大学士王鼎及林则徐等率众堵口，方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1842年3月19日）合龙，开封城才得以保住。此次洪水退后，开封城变为盆地，惠济河也被淤塞，城内积水长期排不出去，土地碱卤、井泉苦涩，遗患无穷。

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黄河每年从其中上游特别是黄土高原一带挟带来的巨量泥沙，在进入广阔的华北平原以后，由于地势平坦，流速降低，便大量地沉淀了下来。这种现象在一马平川的开封尤为明显。据统计受此影响开封段的黄河河床每年平均抬高约10厘米，这样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使黄河的开封段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奇观。如清代靳辅在《治河奏绩书》就曾有这样的记载：“开封之境皆浮沙，河流迅驶，一经溃决，如奔马掣电，瞬息数百丈，工程必大，而下埽更难。故前代河决之患，此地常十居七八。”据开封黄河河务局1985年的实测，开封柳园口黄河段的河床底部，比当时开封龙亭公园院内的地面还要高出11.49米。历史上的每次洪水过后，在开封城所沉积下来的泥沙更厚。据近年来开封城区内的考古勘测资料可知，仅明崇祯十五年那一次洪水所形成的沉积层就厚达3米左右，局部地区甚至厚达5米。这样，一次次无情的黄河洪水所挟带的大量泥沙便把开封古代历史上的一座座城池按照时代早晚的顺序自下而上深深地淤没在了地下，从而形成了开封“城下城”、“城摞城”的奇特景观。

在谈到黄河与开封“城摞城”的关系时，从事过开封“城下城”考古工作20余年，历任开封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开封市文物管理处处长，现为海南省博物馆馆长的丘刚先生曾这样说过：“黄河在中国古代沿黄城市的兴起、发展、衰亡，以及对中华民族的繁衍、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影响力，都生动、具体地浓缩在了开封‘城摞城’中。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开封‘城摞城’对于研究黄河的泛滥、泥沙的淤积和灾变现象等等，都提供了大量材料。”

时至今日，曾多次遭受黄河水患之苦的开封城墙，仍屹立在历经沧桑的中原大地之上，其饱含、浸透着黄河水的一砖一瓦，似乎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证人，在向世人讲述着古城开封的兴衰。在今开封城郊内外，从地表以下所淤积的厚厚的泥沙中，人们至今仍然可以感受到滔滔的黄河水给这座古老的城市所带来的一次又一次深重的灾难，给这座城市的先民们所造成的一次又一次心灵的创伤，从而领略到开封城历史的厚重。

建国以后，随着新中国政府对黄河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黄河对开封的威胁也日渐减小。早在1952年，毛泽东在来汴视察黄河时就曾经指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如今，坐落在黄河中游之上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已经竣工并投入运行，它早已向世人宣告：黄河肆虐为患的日子将会永远成为历史，在未来的岁月里，它更多的将是造福于我们人类！

2.“夷门自古帝王州”的思想理念

形成开封“城下城”、“城摞城”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当和古代开封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的水系工程、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古代人们心目中“夷门自古帝王州”、“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思想理念有关。

综观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大多数著名的古都其自身在不同时期的城址的位置是不同的，多因战乱兵火国亡城毁等原因，而采取了抛弃原城旧址而另辟新址重新营建新城的做法。如秦都咸阳城，汉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唐东都洛阳城以及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等。上述都城在建新城时有的是在原城的旧址上把位置略作它移，如北京城、南京城等；有的则是相距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另辟新址，如西安城、洛阳城等。而在古都开封，一次次的兵燹水患将原先的城市毁灭吞噬殆尽，而后来的人们便一次次在脚下的这块热土之上重建新城，这样屡淹屡建，又屡建屡淹，再屡淹屡建，从而形成了罕见的“城下城”、“城摞城”现象。这种现象虽然在我国岭南地区的三朝都城广州和西南地区的巴蜀府城成都也曾出现，但都不如开封这样典型。

近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本人曾接受过国内多家新闻媒体的采访，而在采访的过程中，几乎都会被问及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对着一次次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开封城，后来的人们为什么不放弃原先的城址而偏要执著地在这片废墟之上重新筑城呢？其实，对于一名长年工作在古城开封的考古工作者来说，本人也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我想，这应该和古代的开封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古时人们“夷门自古帝王州”的思想理念有关。

上古时期，开封位于黄河冲积大平原的西部边缘，是华北平原与黄河平原的交接地带，东北离渤海约500公里，而距豫西丘陵地不过50公里，地势坦荡，土层深厚，适于农牧。这里的气候特点是大陆性强，雨量多集中于夏季而变率大，气候较现在温和。而且当时的开封附近河湖交错，水道四达，森林繁茂，水涝旱灾极少发生，更不存在像今天这样的土质盐碱化问题。总之，在古代，开封附近的自然环境还是比较优越的，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非常有利于早期开封城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正因如此，战国时期的魏惠王才审时度势，把国都由山西迁到了开封。

魏惠王迁都大梁后，为繁荣大梁，曾于公元前360年到前339年在大梁附近开凿运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沟。鸿沟开凿之前，大梁附近虽然河网密布，但不成系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于是魏惠王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即从大梁以西的荥阳引黄河水入郑州以东的圃田泽，再从泽东引水至大梁城北，然后折向东南到今淮阳东南与颍水交汇，东流入海。从此，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通过鸿沟连接起来，千里中原变成了水陆通道，灌溉交通更加便利。鸿沟的开凿，使大梁很快成为了“北据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形势富饶”之地，极大地促进了大梁乃至魏国经济、文化的发展，直接确定了大梁在当时七雄中的经济地位，也为以后开封成为驰名中外的大都市，创造了必需的先决条件。

隋代，隋炀帝继位之后，为了大规模发展漕运，于公元605—610年之间，开凿了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成为我国古代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其中大运河中段通济渠的黄河到淮河段，是利用古代的汴水改造而来，亦称汴渠。它西通河洛，南达江淮，是大运河中最主要的河段，南方的物资和商旅，从水路到洛阳和长安，都要从这里经过，因而显得特别重要。当时的汴州（开封）就坐落在汴河岸边，西距洛阳、西安之地较近，成为隋朝东部沟通江淮的东大门户，较运河岸边的其他城市发展更为迅速，所以汴州城很快便成为南北物质和人才的会聚之地，为唐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通济渠更名为广济渠，汴州仍居渠之要冲，“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交通地位愈加显著。值此良机，汴州城得以迅速发展，“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溯之咽喉，通江湖之漕运”，很快便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水陆大都会。于是才有了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汴宋节度使李勉扩建汴州城之事。

北宋时期的东京，不仅以宏伟的皇家宫殿著称于世，幽美的皇家园林流芳千古，而纵横交错、屈曲回绕的河流也使这座风流无尽的一代都城颇具江南水乡的特色。当时穿城而过的河道主要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等四条。四条河流之中，汴河、蔡河、五丈河皆通漕运，太祖赵匡胤曾风趣地将其比喻成为“京都三带”，其中仅汴河就“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石，乃至东南之产，万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以上四条河流，在当时的东京城附近构成了庞大的水利网，使京城的水利交通空前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天下之枢”、“万国咸通”的有利地位，把全国各地的物质源源不断地运抵京都，极大地满足了东京城的物质供应。北宋之所以定都开封，其他因素暂且不论，和汴河等河流方便的漕运以及四条河流所带来的丰富的水资源是分不开的。

直到明代，开封仍然以其便利的交通条件而奠定了其中原重镇的地位，如《如梦录》在记载明代开封城时就称其为“五门六路，八省通衢”。

综上所述，正因为古时的开封就有着地理、自然、经济、交通等多方面的优势，故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谋求发展的理想之地，建都立业的理想场所。当年的魏惠王之所以选择大梁作为迁都之地，就是因为当时的大梁有着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和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助于他谋求霸业。在政治上，当时的大梁地处天下中心，西离东周都城洛阳不远，会盟朝拜极为便利。在军事上，当时的大梁虽处四战之地，但东可窥齐、南能攻楚、西利御秦，在锐意称霸的魏王看来，攻伐掠野，居中原而觊觎天下，四周皆可发展。这正是所谓的“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思想理念。一代大梁的空前繁荣，从此奠定了开封作为“王者之都”的历史地位，这才有了金代李汾“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的千古名句。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开封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五代时期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在开封的定都，更使开封的政治地位一路飙升。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开封作为“王者之都”的鼎盛时期，也使开封作为“王者之都”的历史地位达到了极致。北宋人柴宗庆曾有这样的诗句：“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后人亦用“汴京富丽天下无”来形容宋代开封的繁荣。东京城的极度繁荣，更是使人们心目中“夷门自古帝王州”的传统思想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北宋灭亡以后，开封城的政治地位虽然在日趋下降，但它曾经作为“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一代名都、曾经创造出的极度辉煌而在人们心目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却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无法磨灭。到了这时，“夷门自古帝王州”已经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烙在了人们的心灵深处。到了明代，开封城的布局结构仍然很有讲究，按《如梦录》记载：“汴梁地脉，原自西来，故惟西门直通，余四门皆屈曲旋绕，恐走泄旺气也。”位于明开封城内的周王府也由于是建于宋、金故宫基址之上，故其王府规模大大超过了当时的工部所制定的标准，府内宫殿修建的华丽程度也远在当时分居其他各地的王府之上，正如明末清初时期的大梁人王紫绶所说：“天下藩封数汴中。”由此可见当时开封城的“王者之气”仍然很重，也正因如此，才发生了明初建文帝在开封“铲王气”这一著名的历史故事。直到清初的开封，尽管因为明代末年的那次特大洪水的洗劫已经破败到了“黄沙白草，一望丘墟”的地步，但当有人提出把当时的省会由开封迁至许昌时，仍很快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而最终未被清政府采纳。可见，在人们心目中，开封“王者之都”、“夷门自古帝王州”的理念早已根深蒂固。

正因如此，开封历史上一代代的先民们，才特别地热爱自己脚下的这块热土，才特别地眷恋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一次次的战争、一次次的洪水毁掉的只是原来的城池，而我们的先民们仍毅然在这块沧桑的土地上顽强地站立着，面对着一次次洪水退后的一片片废墟，在含着悲痛掩埋了亲人的尸骨之后，便重新对这片厚土寄予了满腔的热情与期望，一次一次重建家园，一代一代生生不息！千百年来，也就造就了一种精神，造就了开封人坚韧、勤劳、勇敢、豪放的人格魅力。正如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常俭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所说：“城市的叠压其实就是文明的叠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开封城几度被深埋，但开封人民始终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重建文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不向困难低头，敢于向命运抗争的精神至今仍是开封人民的传统。1996年，开封城墙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之后，一时间，开封人民心潮涌动，纷纷对古城开封的再度辉煌寄予了更高的厚望和更多的热情，众志成城，短时间内社会各界就自愿捐资数百万元，修复开封城墙和城门楼。如今，一座高大雄壮的城楼早已耸立在了历经沧桑的开封城墙西门之上，不仅成为开封改革开放的西大门户，还成为古城开封的标志性建筑，更成为古城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