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公安情报学学科研究发展综述

1.3.1　现代公安情报学学科兴起与发展的背景

尽管公安情报实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公安情报理论的研究受到更多重视则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安情报工作可以追溯到1927年11月成立的中央特科，即中共情报保卫工作专业机构的建立[39]。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包含公安情报工作，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公安情报工作的特定形态[40]。虽然其工作涵义、方式和手段与当前的公安情报工作不尽相同，但其活动规律与现在公安情报工作是一致的。现代公安情报学学科兴起和发展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首先，信息时代安全形势面临挑战的迫切需要。进入21世纪，信息时代特征越来越明显，时空域界限越来越模糊，全球范围内人、物、信息的流动频率日益增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态势错综复杂，网络犯罪、电信诈骗、恐怖主义、毒品犯罪、走私等有组织犯罪日益猖獗。面临地区、全国乃至全球犯罪的严峻形势，各国纷纷关注情报在警务决策和执法行动中的重要作用，情报主导警务随即成为21世纪的一项管理哲学和警务运动。在英国，情报主导警务这一概念被明文载入法律，要求所有警队在2004年4月前实施“国家情报模式”。美国自2001年“9·11”事件后，信息和情报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时代”警方防范恐怖事件和控制有组织犯罪的关键因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警方也相继实施了“情报主导警务”。我国不仅面临国际共同的安全形势问题，而且国内由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派生的社会矛盾也日渐多发，实施“情报主导警务”的呼声更为迫切。国际、国内在日益严峻的安全和稳定形势逼迫下，警务治理都倾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即研究如何高效利用情报来应对复杂安全和稳定形势中的基本规律和解决之道。可以说，公安情报学研究的动力源于安全威胁、信息爆炸、警务变革等多重因素叠加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为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需要以不断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结果而主动研究公安情报工作的选择。

其次，我国公安情报学兴起的实践基础是基于信息化的公安情报工作。公安情报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科学，实践基础对促进学科的兴起和发展非常重要。现代公安情报学研究的兴起，紧紧伴随着公安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应用而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在公安户籍管理中的应用，我国正式启动了公安信息化建设，这期间，开始出版和刊发与公安情报、公安信息等主题有关的成果，如出版了《刑事侦察情报学》（1988年）、《公安信息学》（1986年），刊发了10余篇涉及信息或情报技术、公安信息理论、公安档案信息、人犯信息、犯罪情报分析、间谍、犯罪情报资料收集等的文章。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4年底“中国国家犯罪信息中心（CCIC）”正式运行、1998年公安部实施“科技强警”战略提出建设“金盾工程”，我国公安信息化建设快速推进，公安情报信息研究工作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与公安情报、公安信息等主题有关的研究成果快速增加，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主题——公安信息”进行模糊匹配检索，共有681篇（其中有效文献有150多篇），以“主题——公安情报”进行模糊匹配检索，共有154篇（其中有效文献近30篇）[41]。从文献检索情况看，1991年至2000年期间，公安情报研究工作取得了迅猛发展，但这期间研究内容仍比较分散，研究的理论性还比较欠缺。进入21世纪以来，以解决不同警种、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之间信息传递渠道不畅、分析研判水平不高、交流共享不足、综合效益不好等问题，公安部提出并明确建立“公安情报信息体系”的基本思路和整体构架，并把公安情报系统建设作为“金盾工程”二期的龙头项目来抓，这标志着我国公安情报工作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与此同时，公安情报研究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主题——公安情报”进行模糊匹配查询，2001～2015年共查询出1073篇（其中有效文献近500篇），以“主题——公安信息”进行模糊匹配查询，检索结果多达数千篇，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研究深度和体系也越来越强[42]。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公安情报学研究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一门新兴的学科——公安情报学正逐步兴起。

最后，公安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公安情报学专业地位的确立，为公安情报学学科建立奠定了合法性地位。2005年3月，教育部批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试点开设公安情报学本科专业，同年9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招收全国第一批公安情报学专业全日制本科生。专业的获批和学生的培养标志着中国公安情报学学历教育以及学科专业建设的正式开始[43]。2011年《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修订，公安学、公安技术被分别增列为法学、工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后，公安院校又开始将公安情报学作为公安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加以论证和建设。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发布，公安情报学专业被调整为特设专业和国家控制布点专业[44]。至此，“法学门类—公安学一级学科—公安情报学二级学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结构基本形成。这一结构表明，公安情报学学科专业的归属问题得到解决，学科专业位置得以最终确定下来[45]。我国教育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型”的现代化，政府部门直接干预下形成的学科和专业“目录菜单式”的管理模式，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吸收、借鉴西方大学教育的经验而逐渐形成的特色。这种特色管理模式成了“倒逼”学科建设的直接推手，公安情报学学科建设讨论热也多是受制度“倒逼”所至。

1.3.2　从情报学发展演进看我国公安情报学学科发展

情报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是20世纪产生的新兴学科，是情报工作发展的产物，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情报工作实践的高度总结和概括。人类的情报实践活动出现较早，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初期，情报活动之间谍活动甚至比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本身还古老，但由于情报实践活动是一个拼命隐匿自己的社会活动，一直以来都带有浓重的秘密色彩，致使研究情报的活动远远滞后于情报工作实践。

我国的情报学研究，是以引入研究开始。在我国，关于情报、情报学的称谓以及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及边界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基本形成“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两大学派。持Information学派普遍认为，情报被作为科学来研究始于1945年，以美国科学与发展局局长V·布什（Vannerar 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著名论文《诚若所思》（As We May Think）为标志[46]。1953年，荷兰学者J.F.Farrandance首次提出了“情报科学家”（information scientist）这个名称，1955年，在他的倡导下“情报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一个学科名词首次被使用。1959年，美国正式提出并使用information science一词。这样看，该学派主张的情报学基本对应和等同于国外的“图书馆和信息科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那么，情报学就是一门文献信息研究且体现图书馆本质和理念的信息科学。持Intelligence学派则认为，情报学起源于军事学和谋略学[47]。甚至，我国的一些学者将“Intelligence Studies”完全等同于军事情报学研究[48]。Intelligence学派的研究者认为，把“情报”（Intelligence）作为一门专业科目（Professional Discipline）进行训练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的英国，主要从外交、侦察和国内安全3个主要科目发展而来[49]。而“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则发端于美国“战略情报之父”谢尔曼·肯特1949年出版的《战略情报为美国的世界政策服务》（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50]一书。中国情报学泰斗包昌火先生则认为，中国情报学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而应该建立在“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两大基石上，并把“Information”转向“Intelligence”化，即把信息转化为情报和谋略作为我国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的核心任务[51]。笔者比较赞同包昌火先生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情报学界受到的认可度较高，也比较能反映情报学的发展。

情报科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大体可分为学科形成期、初级发展期、快速发展期和深入研究期四个阶段[52]。

1.情报学学科形成期

情报学学科形成始于20世纪40年代，是从文献学发展中独立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同时也是科学研究迫切需要和技术发展应用推动下形成的一门综合性学科。20世纪40年代，由于二战结束后迫切需要发展生产和恢复经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进入一个空前发展阶段，涌现的科研成果呈指数急剧增长，科学技术人员在情报工作结构及情报传递渠道与方式多样化、复杂化条件下面对犹如海洋般的科技文献显得无能为力。为了高效地向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提供所需要的科技情报，各国均纷纷设置了专门的情报机构，配备有大批专职情报人员，对迅速增长的情报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存储、报道、交流与分析综合。相应地，与这些复杂的情报活动密切相关的理论、方法、技术等，也就从情报工作中不断产生出来。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技术也开始引进到情报工作中来并获得广泛的应用。1945年7月，布什发表了《诚若所思》一文，被视为情报科学的开端。在此文中，布什不仅第一次提出将传统的（即图书馆学意义上的）储存、检索机制与当时的计算机的能力结合起来的概念，还提出了一种称为“MEMX”的情报机器的设想方案，使个人图书馆的储存、检索和显示计算机化。并且，他还清楚地认识到，在能够以联想方式工作的机器研制出来之前，人们所能办到的事情只可能是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复杂的方法进行分类。1948年，英国科学家S·C.布拉德福发表了《文献工作内容的改进和扩展》一文揭示了传统文献工作向情报科学转移的历史趋向。1948年，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召开了首次国际科学情报会议，聚集了世界上最杰出科学家讨论与那个时代科学和技术有关的图书馆和情报问题。1949年美国战略情报学家肯特出版了《战略情报》一书（自1949年出版至1986年已经被译成3种语言，有23个版本），成为情报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上述以提出情报及其有关方面应进行单独研究为核心特征的事件，预示着一个新的学科——情报学形成。当然这一时期的情报学仍旧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1953年，肯特在一份备忘录中称“情报是一门没有积累的学科”，“情报语言的不精确——这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令可见一斑”，“没有情报组织历史知识的事实”[53]等等，这些都表明了情报理论研究的不足。

2.情报学初级发展期

20世纪50年代，情报科学初步形成了学科的研究体系和内容，包括情报组织、情报存储与检索、机器翻译和情报需求。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活动进一步加速，且科学传播更加公开化，这意味着科研成果共享性越来越强。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技术改进，加速和扩大了科研成果的出版和传播，许多科学家为了对付文献量激增的情况，转变为科技情报科学家，为自己和他人提供服务，这就在一段时间内使科学情报活动成了科技界的重要活动之一。由此便产生促进了人们对情报活动和情报服务规律的探讨。1955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部刊物《情报研究》创刊，肯特为创刊号发表了《情报文献的必要》一文，重申了情报图书资料对情报学科发展和情报工作的必要性，后来，他在《情报研究》上就情报理论和情报工作者建设发表了9篇文章和11篇书评，为情报理论和情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性的基础。

情报科学初级发展期主要针对实际需要重点探讨如何更好地进行文献服务，强调的是情报源的管理和开发，扩大服务范围和服务方式，探讨机构设置和各种方式之间的关系，其实质仍是经验性、事务性层面的研究，情报科学的理论性探索不够。1956～1965年我国情报科学论文主题分布主要为情报检索176篇、中国情报事业168篇、各国情报事业153篇、情报整理128篇、情报服务118篇、情报收集91篇、情报组织管理69篇、情报基础理论37篇、情报分析研究25篇、情报教育与培训17篇。[54]这期间所发表论文数占1980年以前发文量的56.24%，形成了一个情报科学研究的高峰。[55]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始于1956年，由于创建初期特定的历史背景，我国的情报科学学科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深受苏联的影响。

3.情报科学快速发展期

情报科学在20世纪60～70年代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主要研究以计算机为中心的自动化情报检索系统及与之相对应的处理技术。一是情报实践应用研究与技术的突破。1961年，美国化学文摘社用电子计算机实现了“化学题录”的自动编排，在情报实践工作中取得了突破。1963年贝克（Joseph Becker）与海斯（Robert Hayes）合作出版了《情报储存与检索：工具、要素和理论》一书，是第一本将情报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处理的教科书。1963年出版的名为“科学、政府与情报”的《韦恩伯格报告》，是情报科学史上一份重要文献，对情报科学和情报工作的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和建议。1967年，出版了作为《韦恩伯格报告》补充的《科技传播》，又处理并总结了一系列重要情报理论和实践问题。进入70年代以后，文献量进一步激增，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定量化、数学化、自动化深入到许多领域，由政府资助和合作开发出的许多情报检索系统不断进入商业化阶段。1972年，洛克希德公司的DIALOG、系统发展公司的ORBIT等联机检索系统相继投入使用。联机检索系统的使用，使得组织和个人在情报需求和情报需求方式上发生了量和质的变化。二是出版一批情报理论研究成果。除了实用技术的突破外，情报科学在理论研究上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C.加菲尔德发明了引文索引并试编成《科学引文索引》，普赖斯提出了科学文献指数增长定律与衡量科学文献老化的普赖斯指数，原苏联学者米哈依洛夫等出版了《科学情报原理》《情报学基础》《科学交流与情报学》等著作，美国学者萨拉赛维奇编著了《情报学导论》。三是文献计量学得到进一步发展。文献计量学早就受到人们的注意，在此之前已经提出不少经典定律，如布拉德定律、齐夫定律等。由于联机检索系统愈加成熟、能力更强的文献自动处理技术的出现，以及对大量文献进行处理的需要和科学学、计量学的发展促进，人们对原有定律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验证、评价和发展，使文献定量研究成为一批情报科学家在70年代的主要研究活动。于是，情报科学在不断发展完善中逐渐确立了独立于传统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学科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许多国家的文献标引、图书分类法中开始使用“情报科学”的学科名称，在本学科领域出现了众多的代表人物，并产生了一系列基础文献和核心文献。一批学术团体和专业性学术杂志繁荣发展，情报科学教育也得以蓬勃兴起。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这一时期情报科学出现停滞，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复苏。进入60年代后，根据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对情报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962年制订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首先应当针对科学技术10年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项目，深入系统地摸清国际上有关学科和专业的发展水平和趋势……同时深入了解国内的科学技术动态，结合国内情况，提出综合的和专业的技术经济情报和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报告。”为国家规划、重点项目攻关和科技管理决策服务。这个阶段的情报研究工作以专业研究为主，主要研究科学技术的现状与发展，同时，注意国内外对比分析，出版了大量的综述、评述和专题的研究报告。总体上看，在情报科学的快速发展阶段，我国明显落后于世界情报科学发展的步伐。

4.情报科学研究深化期

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信息基础技术发展更为迅猛，为情报科学技术应用带来更大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情报学家们认识到情报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匮乏，必须加强在新的信息技术背景下的情报科学基础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今，情报科学进入基础理论研究与技术应用研究的深化期。1994年，荷兰皇家科学院图书馆资源委员会出版了一份长篇报告。该报告不仅批评过去几十年中对科学和情报技术的偏爱导致了社会和人文科学文献供应的萎缩，而且还强调情报技术除数字化期刊论文的存取外未能提供其他有效手段。1980年，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发表了题为《情报学基础》的系列文章，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情报科学的基础，提出情报科学的基本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的观点。为深入探讨和解决“情报爆炸”问题，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经济等角度来研究信息社会环境中的情报问题。情报加工自动化进一步发展，以广泛采用现代语言学、决策论、人工智能最新研究成果的自动标引进入到第三代，同时，自动编写文摘、自动翻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联机检索在更广范围内得到应用。情报科学开始由单纯科学技术维度转向技术、用户兼顾的倾向，表现出情报科学研究的分支学科研究活跃——情报科学研究出现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深化研究的热潮，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研究领域，包括情报经济学、情报计量学、情报社会学、情报心理学等。20世纪90年代后，信息社会变革引发一系列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的创生，情报科学研究因此呈现新的特征，即研究对象由传统的纸质为载体的文献转变为以数字形式存储和传递的信息，进而转变为知识。于是，网络环境下实现知识的组织和提供成为情报科学研究的新课题。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数字图书馆、竞争情报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得到巨大发展。今天，在美国和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情报研究已经是一门显学，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情报科学理论和实践研究得到全面复苏，步入快速发展期。马费成等学者对我国1980～2003年情报科学论文发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看出[56]：80年代中期我国情报科学发展进入一个高峰期，无论是发文总数还是各主题研究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但到了90年代，我国学科研究进入低谷，遇到学科发展瓶颈，许多刊物停刊，发文量锐减；90年代中期后，发文量有所回升，特别是国内情报事业、学科基础理论、情报检索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57]。1992年，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此后，信息领域的论文占情报科学论文总数比重迅速上升，以“情报”或“情报学”命名的论文则在减少。1991年之后，情报检索类论文开始有所减少，而信息处理技术类论文逐渐增多；从1998年开始，情报检索论文有了明显回升，信息处理技术类论文减少。有学者认为，“情报”主题和“信息”主题论文数量的变化，预示着情报科学的一种回归。和世界情报界一起，我国的情报科学研究也处于不断深化发展期。

1.3.3　情报学学科研究对公安情报学学科研究的影响

在进行学科独立性研究时，一个最基本的研究问题就是为这一学科找到其隶属和归属的上位学科。公安情报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源自哪个或哪些学科发展而独立出来?它与哪些学科有关系?这样的学科寻源探索自然成为公安情报学学科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和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与“公安情报学”概念表述最为直接的两个学科“公安学”和“情报学”均有观点认为是公安情报学的上位学科。由于公安学自身“法定”学科地位的确立始于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联合颁布《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才把公安学独立作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确立下来。因此，认为公安情报学是公安学的分支学科、由公安学发展而独立出来的观点并不普遍。相比较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公安情报学是从情报学发展应用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分支学科。如公安情报界知名学者曹凤教授认为：“公安情报学是情报学的分支学科，是特别注重实践的应用性学科”[58]；彭知辉教授也认为：“公安情报学是情报学的分支学科，是普通情报学理论在公安领域的具体应用”[59]。当然，也有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安情报学是与情报学完全不同、也无直接关系的一门独立学科，并主张公安情报学研究应该摆脱对情报学的依赖和借鉴。“情报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当成公安情报工作的基础性学科，大大限制了对公安情报实战的解释和指导价值，在新情报观看来，情报学与公安情报知识体系并无从属关系”[60]。我们研究认为，公安情报学和情报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研究对象，即“情报”，而情报学至今已成为一门显性科学，有系统的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原理都可以在公安情报学研究中加以创新性借鉴，他们之间有直接的“源”“脉”关系。因此，研究情报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有助于我们开展公安情报学学科研究。

1.情报学为公安情报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相似性借鉴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对源头学科、相关学科的理论借鉴、方法借鉴，都需要以先发展起来的相关学科为基础，甚至以某一学科为母体经过理论的慢慢发展成熟而独立出来。尽管情报学不是公安情报学的唯一来源学科，但公安情报学与情报学仍有着必然的渊源关系。因此，研究情报学与公安情报学的相似关系，可以从情报学成熟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方面得到借鉴，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公安情报学。

首先，从二者的相似性中探索公安情报学学科定位，获取公安情报学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的人才支撑。“公安情报学”概念，给我们的直观感觉就是“公安+情报学”的组合，而“公安”只是个名词性定语，与“学科”或“科学”有关的就是“情报学”，而情报学又是一门发展较为成熟且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学科。毫无疑问，当公安情报学作为学科被提出时，学者们理所当然地将其定位于情报学的分支学科。由于公安情报学行业应用性特征显著，公安情报学被直接看成是情报学在公安领域具体应用所形成的新兴的应用性学科。公安情报学作为学科名词被提出，只为公安情报学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可能，真正把公安情报学建设成一门学科则需要有组织、人才、机制作保障，从概念、对象、原理、方法、内容、发展应用等方面构建起逻辑严谨、完整清晰的理论体系。公安情报学作为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之初，拥有一支专业化人才队伍是关键。实际上，早期开展公安情报学研究、第一批从事公安情报学的专业师资，均是来自有普通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实战人员。公安情报学建设初期的学科理论体系主要是通过参考情报学知识体系构建起来的。“在公安学独立建制成为一级学科之前，公安情报学找不到合适的上位类学科，业内研究者自然而然地选择把情报学作为公安情报学上位类学科，以获得学科理论支持，快速实现公安情报学科体系‘从无到有’的转变。[61]”

其次，从二者的相似中揭示公安情报活动规律，并参照性地提出公安情报实践工作方法，吸收借鉴情报技术方法应用于公安情报实践。情报活动是情报学研究对象之一，情报学研究认为，情报活动基于情报信息收集或搜集、组织加工、存储、分析研究、传递交流、提供服务、开发利用等基本环节和管理活动。情报学研究了情报活动流通规律，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哥夫曼的情报传染理论[62]、费桑的微观情报传播理论[63]、维克利的情报传递理论[64]、丰成君的“信息栈”与信息交流对数变换理论[65]等。公安情报工作也离不开基础信息的采集、录入、加工处理、分析研判、传递交流、开发利用等工作流程及对公安情报资源的管理。因此，公安情报活动与情报活动具有大致的工作流程，二者具有共同的规律特点。情报学研究的情报活动工作方法和原理，可以参照性地加以借鉴吸收到公安情报活动环节中来。也就是说，情报工作与公安情报工作在情报信息收集、处理、加工、检索利用、分析研究、传递交流过程中的基本方法、技术、手段均具有很大程度的通用性，都需要依托计算机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检索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技术手段，都需要依托情报信息分析理论与方法从事情报研究工作，都需要运用大致类似的管理手段对情报信息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与管理。可以说，情报学的研究成果可供公安情报学借鉴与利用，公安情报学的成果亦有助于丰富情报学应用知识体系。

最后，从二者的相似性中明确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重点。学科的独立与成熟以是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明确的研究内容、突出的研究重点等为基础和依据。公安情报学由于学科建设提出时间晚、学科建设时间短、学科研究成果有限、学科理论研究内容零星分散、研究人才队伍弱等特点，目前对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是什么”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和统一，由于研究对象在学界仍没得到明确和统一，具体研究内容也很难清晰、明确下来，围绕哪些内容作重点研究也成为待考察问题。事实上，公安情报学与情报学在学科研究的基本对象上是一致，这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公安情报学与情报学研究所指向的情报（本身就是信息）和信息，其内涵和形式都是一致的。现代情报学作为研究信息现象与信息活动规律的一门学科，对所有行业（包括公安）的情报工作与信息工作及其相应的学科建设，均有基础性的借鉴价值与指导意义，是各行业应用情报学的基础性学科。情报学的研究内容框架以情报活动为主线，即以情报信息搜集、组织、加工、处理、存储、检索、分析、传递、服务与管理等技术、方法与一般规律作为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根据相似性类推原则，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内容也以公安情报信息采集、加工、组织、分析、存储、检索、传递、服务与管理等各环节的技术、方法与一般规律作为其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同理，对于学科研究重点而言，情报学是以情报分析为学科核心，公安情报学也将是以情报分析作为情报工作的灵魂。

总之，在公安情报学学科建设初期，从其与情报学的相似关系中，参照情报学体系构建公安情报学知识体系，有其科学合理性。

2.情报学为公安情报学科建设与发展鉴别出差异化特性

将公安情报学定位于情报学的分支学科，不仅有助于从相似性中参照情报学构建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明确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重点等，更有助于从相异中突出公安情报学的特色和地位。承认情报学与公安情报学差异，并不是否定情报学对公安情报学的贡献作用，而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公安情报活动规律，探究属于公安情报学自身的理论、方法、内容、体系等。

首先，从与情报学的相异比较中，考察出公安情报学学科来源的综合性，也说明公安情报学具有广泛的学科基础，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在公安情报学学科建设研究中，有学者提出摒弃情报学对公安情报学的影响，站在全新的角度来探究公安情报学学科的建立；或认为情报学不是影响公安情报学发展的重要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统计学、地理学等对公安情报工作者的指导意义远胜于情报学；甚或认为“依托情报学建立起来的主流情报观一直主导着公安情报理论与实践，公安情报工作的滞后以及我们当前面临的一系列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境，可以归结为情报观念中的问题”；等等。暂且不去评说上述观点正确与否，但可以肯定的是：科学研究本身就需要有批判思维，需要不同观点和见解相互交融碰撞，才能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公安情报学学科研究对于源头学科批判性借鉴是有利无害的，也是必须的。综合起来看，不对影响公安情报学学科发展的上位学科、来源学科进行重要性排序，除了情报学对公安情报学研究有着理论和方法借鉴外，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犯罪学、信息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对公安情报学也有着可兹借鉴的影响。换句话说，公安情报学不是从情报学学科发展应用的单一主线中发展独立出来的，他是借鉴和引用了诸多学科的理论精髓及技术成果，结合公安情报工作自身特点，通过揭示公安情报及其公安情报活动规律而创造性地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应用性学科。

其次，情报学中的“情报”与公安情报学中的“情报”进行差异性比较，可以很好地揭示公安情报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与建立和研究公安情报学学科一样，情报学的建立和研究发展存在学科溯源问题，一般认为，情报学起源于文献学。因此，受文献学的影响，情报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围绕“文献”和“文献活动”进行研究。文献是指记录有一切知识的载体，由于记录知识的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发展，载体上记录的知识体量也在与日俱增，于是，现代情报学研究就是致力于解决情报体量增长与情报有效服务利用之间的尖锐矛盾。在研究解决这一矛盾问题中，就需要不断探求如何利用科学的方法、不断发展进步的科学手段来加强对文献的组织，使之有序化，并要能很方便地为人们所获取和利用。情报学中的“情报”以科技文献研究为核心，现已拓展到社会信息领域。情报学的目标和基本任务可凝练为“寻求解决人类的知识困境问题的学科”[66]。公安情报学中的情报主要是指与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的敌情、社情、民意等，现已逐步拓展到与公安工作有关的一切信息。公安情报学的目标和基本任务并不是实现公安情报信息的序化和转化、填平信息鸿沟、解决知识困境，而是服务于安全与秩序。显然，情报学中的“情报”概念与公安情报学中的“情报”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有差异的。通过情报学与公安情报学关于“情报”内涵及学科目的与任务的差异性研究，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出公安情报学研究的基本对象的本质问题，从而避免简单模仿情报学关于情报及其情报活动规律研究的套路。

再次，从公安情报学与情报学关注的重点领域、运用的技术手段差异对比中明确公安情报学研究重点、突出公安情报学运用的技术方法手段。从二者相似性比较中知道，情报学与公安情报学在研究重点与技术方法手段上有诸多共性，但深入分析可发现，二者在研究重点和运用的技术方法手段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从前述分析来看，公安情报学和情报学都把情报分析作为重点来考察和研究，但是，根据实践需求，公安情报学不仅侧重于情报分析，还非常重视对情报获取方法、技术与手段的研究，而情报学很少将情报搜集与获取作为学科建设的核心与关键。在情报搜集获取的技术方法上，现代情报学强调公开手段获取的重要性，对于传统情报搜集获取的秘密、特殊技术手段则很少被现代情报学所强调。相比较而言，公安情报学依然重视情报搜集获取及其相关技术手段的研究，诸如强制性的搜查、询问、讯问，技术性的检验、勘验、技侦，以及秘密性的特情、耳目、线人等公开的、秘密的、人力的、技术的手段获取情报，这些都是现代公安情报学研究的重点。即使是在同样关注的情报分析问题上，二者对情报分析的技术方法手段研究重点也不同。普通情报学以文献研究为重点，相应的情报分析技术方法也主要以适用于文献为主，如情报计量学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信息计量学方法等，而公安情报学所关注的研究方法则主要以打击犯罪为目的的各种方法，诸如犯罪制图分析、犯罪模式分析、假设分析法、贝叶斯分析、模式分析法、案件比较分析（串并分析）、系列案件案犯特征分析等各种犯罪情报分析方法。

总之，对公安情报学与情报学的相似和相异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公安情报学学科进行准确定位，有助于明确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研究重点。

1.3.4　我国公安情报学研究现状评述

现代公安情报学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因为，警务情报活动自诞生之日起便服务于政治稳定、社会公共安全与秩序需求。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警务活动在服务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中对情报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驱使下，以探索公安情报活动规律、揭示公安情报特点，以有效利用公安情报解决公安实践问题的公安情报学就此诞生。

1.我国公安情报学研究历程

我国公安情报学研究的历程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21世纪以前，另一个是21世纪以来。

（1）起步研究阶段（21世纪前）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由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决定的，公安情报学的建设和发展也不例外，同样依赖于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在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中，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过程中带来原有社会秩序的重构与重建，社会发展孕育了大量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的违法犯罪与社会矛盾冲突成为主要表现形式。一方面，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新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治安环境恶化，犯罪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国际化、智能化、暴力化趋势。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诸多不稳定因素使人们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而传统反应型的警务模式面对全球化的快速变化难以适应。在“风险社会”中，警察与犯罪的较量则更多地体现在对现代科技手段和情报信息的掌握和运用上[67]。信息化发展使信息成为新兴警务发展变革的关键词，情报导向警务、情报信息主导警务、信息警务、信息化警务、警务信息化、数字警务、电子警务等概念纷纷出现在公安工作文件、学术研究成果、日常工作交流中。情报或信息，被提升到战略资源的高度，在社会公共安全管理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社会公共安全情报工作体系正在形成，日益复杂和专业化的情报实践活动，迫切需要系统的研究，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需要专门人才的培养。于是，我国公安情报界掀起了公安情报学学科建设的早期探索。

20世纪90年代前，公安情报学学科建设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公安情报类专业教材和专业书籍也为数不多，内容涉及犯罪情报学、刑事侦查情报学、公安信息学等，如黎镇中编著的《刑事侦察情报学》（1988年9月出版）、朱启禄主编的《公安信息学》（1986年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2）快速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

21世纪以来，公安情报学学科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知网与维普中国科技期刊网全文检索，“公安情报学”一词是卜安淳教授2001年在《公安学、警察学及其相互关系》一文提出。其后，在2002年新世纪情报学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有代表提出，情报学可以分为普通情报学和专业情报学（或应用情报学），专业情报学包括文献情报学、科技情报学、图书情报学、竞争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海关情报学、社会情报学等[68]。自此，“公安情报学”作为学科名称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公安情报学学科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涌现出一批相关研究成果。笔者查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69]，以“主题——公安情报学”检索出公安情报学学科或专业类有效论文32篇。出版了多部与公安情报或信息有关的著作和教材，代表性的有王志华的《犯罪情报资料教程》、于凤玲等编著的《刑事侦查情报学》、孟宪文主编的《公安信息学》、全国公安情报学研讨会论文集《公安情报学理论与实践》、陈志军等编《犯罪情报信息学》、公安部政治部编《公安情报学》（2014年9月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苏英杰主编的《公安情报学理论研究综述》（2013年6月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刘硕主编《公安情报学总论》（2015年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曹凤等著《公安情报学前沿问题研究》（2008年1月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犯罪情报学》（2014年1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王丰年与李亦农编著的《犯罪情报学》等。

为了深入探讨我国公安情报学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下面，我们对2004年以来公安情报研究的内容进行了文献梳理分析。各年度样本内容的词频分布见表1-1。

2.对我国公安情报学研究现状析评

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21世纪以来，公安情报学研究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涌现出较多的研究成果。成果在时间轴上的分布情况与公安情报学专业设置与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公安情报学专业的设置与建设促进了公安情报学研究的发展。从学科与专业的关系来看，是公安情报专业倒逼了公安情报学科发展。从主题研究的频次分布来看，情报主导警务、反恐情报是研究的重点，其次是公安情报分析、边防情报、侦查情报。总体来说，公安情报学还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甚至还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其研究的体系还未真正建立。

首先，公安情报学理论体系研究还未形成核心的学科理论体系。学科的理论体系是该门学科系统化的一种知识体系，即概念的逻辑体系。拉托斯所认为科学要获得比较有效的进步，其理论本身应当构成一个内在结构完整的、严密的理论系统，即“科学研究纲领”[71]。显然，就我国公安情报学的研究现状来看，公安情报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尚未形成。从近十余年来文献样本显示的结果看，涉及公安情报理论主题的文献只8篇，这8篇涉及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等基础理论内容的较少，对于引导公安情报这一个学科研究领域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也只有1篇文章[72]。在这8篇文献中，讨论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公安情报学学科定位、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公安情报研究内容等问题时看法也不太统一。如就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公安情报学是研究公安情报现象、性质、结构、作用及情报活动特点、规律的科学[73]，有的学者认为是研究公安情报的产生、传递、存贮、检索、分析、利用的活动规律[74]；就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内容问题，有学者认为包括：公安情报基础理论、公安情报应用理论、公安情报管理科学、公安情报技术科学四个方面[75]，有学者认为包括公安情报理论层、公安情报学应用层、公安情报学的基础理论层三个方面[76]，还有学者认为包括公安情报的获取、公安情报系统的设计开发、公安情报安全管理与反情报工作、公安情报制度与政策法规研究[77]。公安情报学学科重要研究内容及研究对象在主流学界观点不统一或没有被达成一定共识，这就意味着公安情报学研究核心体系尚未形成。

其次，研究内容较为分散，研究深度不够，研究热点不突出。由于公安情报学尚处于建设初期，研究工作又滞后于公安情报实践，学科建设之初关于公安情报学核心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研究者缺乏科学理论引导，研究人才分散，致使公安情报研究的内容较为分散，研究重点不突出，核心内容没有作重点研究。从表1-1中，我们发现样本分布显得较为零散，研究主题内容涉及公安情报分析、情报主导警务、公安情报系统、公安情报学体系、公安情报理论、反恐情报、治安情报、禁毒情报、公安情报采集、派出所情报、涉外案件情报、边防情报、经济犯罪情报、侦查情报、情报政策法规等方面。虽然说学科研究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多角度、多层面开展公安情报学研究更有助于丰富学科内容和学科体系，拓展学科研究视野，但在研究成果数量有限的情况下，研究内容零散愈加突出公安情报学学科不成熟。从文献内容来看，大多文献主要侧重公安情报应用层面研究，以考察公安情报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经验性、对策性的研究内容居多。虽然，公安情报学属于应用性科学，其学科使命也在于服务于情报实践，但学科研究本身并不仅仅只是探讨实践层面的工作经验与对策措施，应用性学科也需要有理论研究深度，注重对研究对象内在本质、内在规律的揭示，现有关于公安情报实践应用性研究过重只能说明公安情报学研究深度不够。从情报学角度来考察，情报学研究最活跃的主题依次为情报检索、情报学基础理论、情报过程自动化的方法和设备、世界各国情报事业[78]，而在上表样本中关于情报检索、情报过程自动化的方法和设备等内容的文章几乎空白；情报学中的重点内容情报资料的搜集、保管也较少涉及；情报学中另一重点内容——情报的分析，样本中所占不到10%，并且，从样本文献内容来看，只是介绍了一些传统的情报分析方法，对于将新的计算机技术应用到情报分析中的方法，如基于网络的技术、信息抽取技术、语义网络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和信息可视化技术的情报分析方法几乎没有涉及。

最后，公安情报学还未建立起专门的研究方法。专门方法的建立与否是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适当的科学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不适当和不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科学研究的质量，产生错误的结论，甚至使整个科学研究失败。公安情报学的研究要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就必须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来适应所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的对象[79]。情报学研究方法是多样的，在已经形成的情报学研究方法中主要有实验法、资料法、辩证思维法、逻辑思维法、求同思维法、抽象思维法、概念法、判断法、推理法、模型法、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类比法、分析法、假设法、移植法、组合法、数学法、控制法、系统法、行为学法、社会学法、历史法、陈述法、实证法、规范法、评估法、实践法[80]。纵观公安情报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数还是靠移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情报学方法中的归纳法、演绎法、专家法，社会学方法中的社会网络关系法、调查法、案例法等，统计学方法中的回归分析法、贝叶斯分析法等，管理学方法中PEST分析、SWOT

分析、情景分析法等，而这些方法绝大多数都是定性方法类，公安情报学几乎就没有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学科研究越注重定量方法使用，表明该学科越精确、越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