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形城市的奠基：辽、金、元遵从“汉礼”

在中国古代社会，圆形的天与方形的地，构成人们最基本的形态观念，因此有了祭祀天的圆形天坛祈年殿，又有了祭地的方形地坛。而与地相关的，还有方形的井田、方形的房屋、方形的城池。可见这种方块形状的土地形态，就是人们最理想的居住空间，而形成此观念的源头则来自儒学的周礼。《周礼·考工记》有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对照周礼中的营国元素，这种方形城市的形态不仅常见于汉人建立的王朝，也同样为古代中国北边的少数民族王朝所接受并遵循着。

今天，我们讲到北京城建都的历史，通常总要从1153年金朝肇建中都说起，由此，北京城作为都城的时间便有了860余年的说法。但这对于对北京城有着重要贡献的契丹辽人来说，明显有失公允。事实上，辽人不仅先于女真人半个世纪就已经建都幽州（北京），而且其城建工程亦然成为金朝建都的蓝本。而在元、明、清三朝中，有关北京城建的叙事，也无不从辽朝开始。

○辽朝燕京城

在契丹辽人建都之前，北京曾以古城幽州闻名，而幽州自古就是一个军事要地。有记载曰：“幽州在渤、碣之间。”“其地负山带海，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1]早在汉代幽州就有州刺史派驻，唐朝时其依然为军事重镇，曾经是卢龙节度使的管辖区，有过昔日的辉煌。五代时，后晋高祖石敬瑭借助契丹人的军事力量建立起自己的割据政权，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石敬瑭不惜以割地称臣为代价，将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一同割给了契丹人。于是，辽朝拥有了幽州。

据《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以及《析津志辑佚》等文献记载，会同元年（938年）冬月，辽主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又曰“燕京”，府曰幽都。这一年当是辽朝奠都幽州的开始，也是北京成为都城最早的年份记载。而后70余年，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契丹人改幽州府为永安析津府，幽州城修建的历史也始于这一时期。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当始于辽朝，即从938年算起，或者可以说，北京作为都城至今已历经千余年。虽然，辽朝在幽州所建的南京城不过是辽国五个都城中的一个，但辽朝在幽州建城的奠基作用是不容忽视、更不容抹杀的。

在史籍的记载中，辽人虽为契丹族，注重保持着其固有的民族习俗，但却始终把黄帝、炎帝视为本民族的祖先，在文化上也追求并践行着“学唐比宋”的方针，尤其表现在以中原文化命名城市和规划城市上。其南京析津府就是依照汉俗儒风，“取古人以星土辨分野的办法，以为燕分野旅寅，为析木之津”^[2]。而且，在辽朝设置的五个京城中以南京析津府最大，其城址在今北京市西南。

辽朝都城的遗址今天已不复存在，但辽的析津府是建在古城幽州的基址上的，在今北京城的西南。据《辽史》云，城中东北隅有燕角楼，此即今广宁门内之南北烟阁胡同。以地势言之，则辽城即唐城也。^[3]兹采集清人的各种相关考证及记载，罗列如下：

辽之故城即因唐藩镇城之旧，其地在今城西，偏及郊外地，今琉璃厂在正阳门外，而乾隆间得李内贞墓志，称其地为燕京东门外之海王村。又今黑窑厂在永定门内慈悲庵，而今存辽寿昌慈智大师石幢，亦称为东京。北盟汇编：郭药师袭辽，由固安渡卢水，夺迎春门，陈于悯忠寺前。是辽东门在悯忠寺之东，慈悲庵之西，界址规模，略可想见，若后人所谓萧太后城，即辽之故城，并非别有一城也。^[4]

唐采师伦《重藏舍利记》谓：智泉寺，在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景福《重藏舍利记》曰：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而金人记土地庙，在北门内道旁路西。以此度之，则今外城之西南，乃金代内城之东北也。盖金代内城在今西南，元人别建北城，南城当时即毁。故元遗山诗注云：大安殿基改为卖酒楼，今则益不可问矣。然如宣武门外有所谓老墙根者，正在土地庙之北，或是金西城北面故基。而烂面胡同近金城东面，其西南二面则在城外。《呆斋集》所谓梁氏园，在京城西南五六里，其外有旧城，号为萧太后城者，即是也。余尝徘徊于天宁寺左近，以大路考之，则昔日街衢之迹，犹有可验。又广渠门内外土中，古砖累累。元瓷片随锸而出，琢为带板、画轴头等物，至今未已。且多琉璃瓦，疑是殿基也。

乾隆中，琉璃厂窑内得辽李内贞墓志，知厂地在辽名海王村。按：海王村亦名海王庄，见《金史·后妃列传》，在城东三里。^[5]

观王秋涧《复隍谣》云：炀城咫尺不划去，适足囊奸养狐虺。又云：禁军指顾旧筑空，郊遂坦夷无壅隔。夫曰炀城，则其为海陵之城明矣。秋涧此作，在至元二十五年。其后大德八年，虞伯生《游长春宫记》犹云：燕京故城。又云：长春宫，压城西北隅。是足为辽城犹存之证。若金城则长春宫居其正北矣。又明徐中山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南城，南城至明初尚在，则是辽城未全毁之一证。又明人记梁家园外有废城者，亦即此城也。故今宣武门外迤西，有地名老墙根，此亦即辽城之基之东北隅也。^[6]

清人的多方考证，都旨在证明，辽朝的南京城是建在古幽州的基址上的。所谓萧太后城，即辽之故城。辽之故城即因唐藩镇城之旧，其地在正阳门外、城西的琉璃厂一带。另外，又有刘定之游梁园记曰：

梁氏园，在今京师西南五六里，其外有旧城。旧城者，唐藩镇、辽、金别都之城也。

并记载，由于元朝迁都稍东向，旧城东半部入于朝市间而全无踪迹：

而西半犹存，号为萧太后城，即梁氏园所在也。

其城仅存土。^[7]

而且，清人同时考证出，辽人建的南京析津府要比幽州城大些，“幽州城周二十五里”，而辽的南京城“城方三十六里”^[8]。这在说明辽朝建立的南京析津府是一个标准的方形城市的同时，也佐证了古城幽州也是一个方形城。

此外，南京析津府的城市空间自内而外由宫城（大内）、皇城、内城、子城四部分构成，其样态有这样的记载：

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大内在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东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门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左掖改万春，右掖改千秋。门有楼阁，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皇城西门曰显西，设而不开；北曰子北。西城巅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关，古北之口，桑乾河、高梁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瑶屿。府曰幽都，军号卢龙，开泰元年落军额。统州六、县十一。^[9]

根据上述记载，辽燕京城的城墙高三丈、宽一丈五尺，有八个城门。在方三十六里的空间内，不仅建有大内（宫城），其宫室各有匾额，曰永兴、曰积庆、曰延昌、曰彰愍、曰长宁、曰崇德、曰兴圣、曰敦睦、曰延庆、曰长春、曰太和、曰延和等，而且还有坊市、廨舍、寺观。

但是关于辽的南京城还有另外一种记载。

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池堑一如边城。^[10]

这里所说的“内城”应该是指“城方三十六里”之城，而外筑之四城，当为拱卫内城之“子城”。“子城”空间不大，“各三里”，却“楼橹池堑一如边城”，足见“子城”的战略防御功能，其“前后各一门”则进一步说明了“子城”在护卫城市中的作用。

此外，值得强调的还有城中的社区，即城中设坊。辽代“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南京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11]繁华之象依稀可见。这些坊区分布在皇城周围，从文献中可以确定方位的有归厚、显中、棠阴、甘泉、时和、仙露、敬客、铜马、奉先等九坊。坊内的一些寺观一直留存到今日，如现在的法源寺即当时的悯忠寺，现在的天宁寺塔即是当时天王寺内之塔。

图片来源：三本赞七郎的摄影作品《北京》（1906）。

总之，在辽人留下的不甚清晰的记载中，我们依稀能够看到的是，契丹人在幽州城的旧址上建立的是一个汉制的都城，方形形态、宫室建制、坊市庙宇，以及30万人口聚居在坊内，其空间形态将一个汉文化的都城要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图片来源：Alphonse Favier. Pé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1897: 3.

○金中都城

金王朝为女真族所建，最初的都城在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白城子）。公元1125年，金朝在政治及军事上取代辽朝后，其社会的文明推进却远不及其军事征服来得迅猛，至其第三代皇帝熙宗时，国家对城市的建设仍然没有重视起来，国无城郭，民且星散而居。

金志：国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辽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宫室，与中原州县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无间，自前朝门至后朝门，皆出入之路，无禁。孟春，击土牛，士庶老幼咸观于殿侧。^[12]

金朝的这种状况，在海陵王时得到改变。海陵王名迪古乃，字元功，汉名完颜亮，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庶长孙，完颜宗干次子，母大氏。皇统九年（1149年）十二月，完颜亮弑杀熙宗登上帝位，十二年后，在南征途中又在内乱中被部下杀死。他以残暴、嗜杀、荒淫而闻名后世，死后又被贬为庶人。但在金朝历史上，完颜亮却是一位有着“撼摇霹雳震山河”气魄的皇帝。他的作为不仅体现在严肃吏治、完善中央集权等改革方面，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北京城的建设。

天德三年（1151年），完颜亮以上京辟在一隅，而燕京乃天地之中为由，下令迁居燕京。两年后，即海陵贞元元年（1153年），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用为京师名为由，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改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大兴府领节镇三，刺郡九，县四十九^[13]，并开始扩建中都城。

完颜亮是个汉文化功底甚深的女真人，他能诗善文，经常儒服雅歌，喜好与辽宋名士品茶弈棋、一道谈古论今。他仰慕中原的文化制度，在政治上大批起用渤海人、契丹人、汉人，以延揽人才，扩大政权的基础。而他在汉化上迈出的最大一步，就是将诸宗室亲族及其所属诸猛安^[14]尽数迁至中都。与此同时，他仿汉制扩建中都城，更是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金中都城址建于辽燕京之上，在元代尚可找见其遗址。^[15]而且，元朝将金中都称作南城。但是，随着明朝外城（南城）在嘉靖年间的修建，金中都遗址亦不见于今日。而元朝将金中都遗址称作南城，也间接地告诉了我们，辽金都城在元大都的南面。对此，清人朱彝尊、于敏中等根据诸多前人志集、文集、碑刻所记，并以当时尚且存在的地面建筑遗迹参稽互证，考证出，元朝称为“南城”境内的悯忠寺、昊天寺在今宣武门之南，与广宁门相近。当时城外的白云观西南的广恩寺，是辽金时的奉福寺，距西便门尚远。而根据金人的碑记，这些寺都在中都城内。还有，在正阳门外的琉璃厂，可以在辽人的墓碑中找到其归属的位置，其地当为燕京东门外之海王村。对此，清人孙承泽的考辨尤其清晰。他说：

若夫金城，今惟八里庄西，地名十里河东岸有废城，以准望计之，此为海陵故城，正与围七十五里之广输相准。此外，永定门外旧有九龙冈，土冈回环，此金城东南隅也。盖金之城，其西北直包今钓鱼台（金名同乐园），东北包今西苑（金名万安宫），而西南包今丰台，东南抵南苑矣。若元城，其东西与今城同，北则抵今北顶，包黄、黑寺于内；南则止及今两长安街而止。至徐中山改缩其北面，永乐又展其南面，是为今城。自朱氏《日下旧闻》及吴氏《宸垣识略》，皆不能详指辽、金、元故城所在。故考古者，遂茫无头绪，直等诸殷土芒芒而已。余尝于暇日走都城西南，遍搜遗迹，归而发书证之，如是者非一日矣。一旦天启其衷，恍有所悟，亟援笔而成。是图推之于辽、金、元、明四史，旁及诸家之说，广征博考，无不悉合。今而后如出喉鲠，大快人意，亟登之此书，以资佐证。^[16]

代表官方的《日下旧闻考》亦曰：“辽金故都在今外城迆西，以至郊外之地。其东北隅约当与今都城西南隅相接。”元朝的所谓“南城”即在明清北京城的西南，为“唐幽州藩镇城及辽金故都城也”^[17]。这也可以视为金中都建在辽燕京旧址之上的明确记载。

对于中都修建事宜，完颜亮十分重视，先是命人绘制京师宫室图，交予左丞相张浩等按图增广燕城。张浩为辽阳渤海人，在辽太宗时曾奉命提点修缮东京大内，入金后，再次受命于海陵王完颜亮。从文献记载看，张浩修建中都城，是在原“燕京旧城周围二十七里”的基础上改造并扩建的，这应该就是内城。而除了张浩之外，受命修城的还有左右丞相张通古、蔡松年等。从他们修筑的中都城中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中都城继续沿袭了方形城池，以及在内城中修建宫城，内城外建子城、外城的空间格局。

清人根据《元一统志》考证说：“金盖因辽旧城展拓其东北隅，当与今（清朝）都城西南隅相接。”此为一说。又根据《金史》蔡珪、刘頍二传，“海陵筑城时，于辽故城之东南二面，皆大为增广”^[18]。此又一说。而宋金的文献也大都证实了清人的考证，所谓“金天德三年展筑三里，见析津志所引金蔡珪大觉寺记”^[19]。金中都共周三十里，楼台高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池堑三重，此为金中都城内城。城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焉。其正门四旁皆又设两门，正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余悉由旁两门焉”^[20]。

由此可知，金人在修建中都城内城时，以受阻河道之故向东面扩展是可以确定的，扩展三里许也是可以接受的。只是无法确定扩展的方向是向东南还是向东北。

金人营建宫室，则取真定府潭园材木。“宫城四围凡九里三十步”，内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21]诸如寿康宫、大安殿、朵殿，以及常朝之所仁政殿等。“宫城之前廊，东西各二百余间……将至宫城，东西转各有廊百许间，驰道两傍植柳，廊脊覆碧瓦，宫阙殿门则纯用碧瓦。”^[22]如此浩繁的工程，需要往返于北京与真定之间取材，所需之人力之众可想而知。

此外，金中都保留了辽南京的四个子城建筑，而且是在海陵王定都中都之前。四子城建在内城与外城之间，用于内外城之间的连接。建子城，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守备的需求。“至大金国志所称城周七十五里者，则指外郛而言，犹今外城之制也。”^[23]据文献记载：

金太祖天会三年（此处有误，应该是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宗望取燕山府，因辽人宫阙，于内外城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墉堑，悉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廒甲仗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

其子城有四，皆在大城内，如完颜律明请守大城用章希古，曰：大城汗漫，凡七十余里，如何去守！设或不利，必皆走入小城。所谓小城，即此四城也。观于大军攻内城，四城兵皆迭至，自城上击之，则知此四城原为护内城之用，而金主亮复筑外城以包之。今外城遗址已失，而四城地界方位，更无从辨矣。^[24]

由上述记载可以基本断定，金中都城由宫城、皇城、内城、子城、外城五部分构成。但仍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金中都城的周长究竟是多少里？在相关记载中，有“幽州城周二十五里”之说，契丹人在此基础上将燕京建成“城方三十六里”的城市。^[25]那么为什么金朝在重建中都时，就变成“燕京旧城周围二十七里”了呢？而金朝最后建成的中都城，据称“周三十里”。但在穆鸿利的研究中，金中都周长18 690米，折合37华里，全部为夯土板筑而成。^[26]鉴于资料的缺失，这一疑问暂时无解。

图片来源：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524.

其次，金朝内城中除了皇城、宫城外，亦设置坊区，但坊的数量已增至62个。西南、西北隅有42坊，东南、东北隅有20坊，其坊名俱载于《元一统志》。清人根据《析津志辑佚》《元一统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参酌考证，其中可考的有：时和坊、奉先坊、延庆坊、仙路坊、棠阴坊、显忠坊、北开远坊等，“大约皆在宣武、广宁二门之间，其余则多不可考矣”^[27]。《金史·地理志》记载，贞元元年，“户二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二”^[28]。其户数人口与辽南京的30万户口相比略有缩减。

此外，金中都还有学校的建制。据记载，“辽太祖时立南京太学，而规制不可考”。但在金海陵王天德三年，“始置国子监，定制词赋经意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凡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会课，三日作论策一道，季月私试，如汉生制”^[29]。

由此可见，金中都城不仅依然保留了方形城的形态，其规制均效仿北宋都城汴梁，且其坊制、皇城、宫城亦效仿汉制。也就是说，金中都城的修建，是女真进入中原接受并遵从汉文化的标志。关于这一点，清人多有评价：

金本无宗庙，不修祭祀。自平辽后，所用执政大臣多汉人，往往说天子之孝在尊祖，尊祖在建宗庙，金主方开悟。遂筑室于内之东南隅。庙貌虽具，制极简略。迨亮徙燕，乃筑巨阙于南城之南，千步廊之东，曰太庙。标名曰衍庆之宫。^[30]

金自天德（海陵王立）以后，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礼寝备。南郊坛在丰宜门外……北郊方丘在通玄门外……朝日坛曰大明，在施仁门外之东南……夕月坛曰夜明，在彰义门外之西北。^[31]

及海陵立，有志都燕，而一时上书者争言燕京形胜，梁汉臣曰：燕京自古霸国，虎视中原，为万世之基。何卜年曰：燕京地广坚，人物蕃息，乃礼义之所。^[32]

上述文字表达了两个主要的意思：一是在金朝的高层统治中用了许多汉人，且为“执政大臣”，他们以自身的思想理念及文化素养影响着金朝的政治决策。在海陵王迁都并修建中都城的过程中，得到了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这对于改变此前金朝的村寨式的星散居住状态，摆脱无城无郭的游牧社会性质起到重要的作用。二是海陵王完颜亮定都中都后，金朝的礼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始有南北郊之制”。而在中国的礼制中，南北郊的祭天与祭地，均属于国家的大祀。说明，对于金朝的女真人而言，进入北京城后，是其向中原文化迈进的一个关键步骤。换言之，奠都中都，对金朝而言，意义重大。

有关金朝的汉化，刘浦江有一经典的评价，他说：

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国是一个典型的汉化王朝，但它对汉文明的接受毕竟有一个过程。太祖、太宗时代，金朝的政治制度基本沿袭女真旧制，部族传统根深蒂固。当时女真人对于汉文化传统中的京师制度还懵懂无知，完全不理解一国之都的政治意义，因此在建国多年之后，前朝旧都竟然仍被称为上京，而作为本国政治中心的金上京却长期没有州府名称和京师名号，姑且称之为“御寨”而已。金朝政治制度全面转向汉化，是熙宗即位以后的事情。熙宗朝的汉制改革，从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大约持续了八九年之久。改革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都城制度等等。^[33]

但在上文中，刘浦江并未提到海陵王修建中都的意义。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时人的认识中找到答案。

据称，在海陵王之后，金世宗有迁都金莲川^[34]之意，却被谏止。金世宗将幸金莲川，梁襄上疏极谏曰：

臣闻高墙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篱也。行宫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是废其藩篱也。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健。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弊。燕盖京都之首选也。况今又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囊日之陪京也。^[35]

正因为修建中都“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弊”，意义重大，故金人投入的人力物力都远远超过了辽人，仅从这一点，也可看出金人对营建中都的重视程度。《金史》：

营南京（燕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36]

《顺天府志·金故城考》记载：

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至燕京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37]

《天府广记》曰：

炀王亮经营北都，规模出于孔彦舟，役民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金世宗谓宰臣曰：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他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38]

此外，金人还在宫阙北部累土积石堆起一座“万岁山”。万岁山位于子城东北的玄武门外，周二里许，高百余丈，由金人积土所成，为大内之镇山。对此，清人孙承泽考证说：“当蒙古初时臣服于金，其境内有一山，石皆玲珑，势皆秀峭。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谋欲压胜之，使人言欲得此山以镇压我土，蒙古许之。金人乃大发卒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39]及元人灭金，迁都于燕，并营建大都，此山适在元大都的禁中，遂赐名“万岁山”。

通常，人们认为海陵王迁都意味着他同旧势力的决裂，但深层次上还可以说，他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汉文化，是对汉文化的认同。而“万岁山”所表达的金人对堪舆、谶纬等神秘力量的崇拜，也在说明金人自身文化与汉文化有着许多相同的价值认同。

○元大都

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族相继灭金灭宋后，于1264年建立元朝，改元至元。至元四年（1267年），由金中都城向东北建新城并迁都于此。九年，改名“大都”，史称“元大都”。但元朝虽建有大都新城，却仍然保留了原来的上京，实行两京制度。而元朝对大都的改建规模却相当大。

首先在城址上，元朝没有选择辽金的旧城址，而是从金中都内城东北三里处向北拓地建新城，新城只将金中都外城东面的琼岛、液池圈进城内，并以此作为元朝大内的营建地。

图片来源：Alphonse Favier.Péking.histoire et description.1897：5.

有关元朝迁都建都的过程，《元史·地理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元太祖十年，克燕，初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太宗七年，置版籍。世祖至元元年，中书省臣言：“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兴府仍旧。四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今城而迁都焉。京城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里，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海子在皇城之北、万寿山之阴，旧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恣民渔采无禁，拟周之灵沼云。九年，改大都。十九年，置留守司。二十一年，置大都路总管府。户一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用至元七年抄籍数。领院二、县六、州十。州领十六县。^[40]

其次，大都城虽然废弃了辽金的旧城址，但新建城池的空间形态没有改变。《析津志》曰：至元四年二月己丑，始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建都，以为天下本。四月甲子，筑内皇城。^[41]元陶宗仪的《辍耕录》亦曰：“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砖甃。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工，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分六门，正南曰崇天……凡诸宫门，皆金铺、朱户、丹楹、藻绘，彤璧、琉璃瓦饰檐脊。”^[42]由此可知，新建的大都城也是方形的。

至于大都城内的分布大都见于清朝人的记载。《日下旧闻考》曰：

元都城周六十里，以围三径一衡之，城中南北相直应二十里。

中为天子之宫，庙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贵戚功臣悉受分地以为第宅。然则元之大内在今地坛之右矣。^[43]

《光绪顺天府志》曰：

（元大都之南门之丽正门）内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门外萧墙，周回可二十里许。^[44]

这门外“二十里许”的萧墙应该是皇城之墙。可见，元大都的空间格局主要由皇城、宫城和坊构成，没有外城。此外，清人震钧还引证时人的记载，对大都的形制、宫殿、城门、宫门等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辍耕录》：京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门。

《禁扁》：城之正南曰丽正，左曰文明，右曰顺承；正东曰崇仁，东之南曰齐化，东之北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南曰平则，西之北曰肃清；北之西曰建（健）德，北之东曰安贞。宫城，正南曰崇天，左曰星拱，右曰云从。东有东华，西有西华，北曰厚载。

《大都宫殿考》：南丽正门内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门建萧墙，周回可二十里，俗呼红门阑马墙。墙内二十步有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名周桥。桥四石白龙擎载。旁尽高柳，郁郁万株，远与城内海子西宫相望。度桥可二百步为崇天门（按：此云海子西宫，则元大内在今大内少北）。^[45]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1）.

据记载，元朝大都的建置亦与汉人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汉人当中的代表人物是刘秉忠。刘秉忠，先世瑞州人，叔祖分别官辽、仕金，元世祖忽必烈在潜邸时，闻其“博学多才艺”，邀与俱行。既入见，“应对称旨，屡承顾问。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刘秉忠久侍忽必烈，“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秉忠既受命，以天下为己任，事无巨细，凡有关于国家大体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听”^[46]。而元朝初年，以金中都为大都，即为刘秉忠之议。

史载，就元朝于何地建都一事，忽必烈征询刘秉忠的意见。“元世祖尝问刘秉忠曰：‘今之定都，惟唯上都、大都耳，何处最佳？’秉忠曰：‘上都国祚近，大都国祚长。’遂定都燕之计。”^[47]刘秉忠正是以国家社稷与国运久远的角度来思考建都之地，并以此说服了忽必烈。

先是，世祖忽必烈命刘秉忠相宅于桓州东、滦水北之龙冈，于此修建城郭，三年而毕，中统元年，名其城为开平府，而以燕京为中都。五年，以此地为大汗阙庭所在，加号开平府上都。而在此前一年，即四年，忽必烈又命刘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刘秉忠请定都于燕，忽必烈从之。诏营城池及宫室，仍号中都。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刘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48]至元二十年（1283年），另一汉人崔彧上疏言，大都非如上都止备巡幸，不应立留守司，应置总管府。次年，置大都路总管府。^[49]元朝都城的建制逐渐完备。而自修城到工程告竣，前后历时数年，修城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仅修建宫城一项，自“四年十月，议筑宫城，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二万八千余人，至八年二月工成。宫城周围九里三十步”^[50]。

相比辽、金的都城，元大都留下的文献更多一些，我们可以见到的文化内涵也更加丰厚。

首先是大都城内设五十坊，“以大衍之数成之，名皆切近”。“大衍之数五十”系《易·系辞上》中之语。而大衍之数，是从河图洛书中来的，它是古人在论述古易揲蓍草取卦、卜筮之法时提到的，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这是中国传统儒学中一种推理换算的概念，是用数字来表达对世界的认识。同时，又是取天地本不全，一切显象之物皆不能圆满之义。由此，元大都的五十坊（据相关研究，元大都实设四十九坊），可被视为儒家思想在城市中的投影。

而且，元朝的许多祀典也都渐从汉礼，这就要求其都城的建制也一应遵从汉礼：

元之初，祀礼皆因国俗。世祖十二年十二月，以受尊号，遣使谕告天地，下太常检讨唐宋金旧仪，于国阳丽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坛，设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行一献礼。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夏四月壬寅，始于都城丽正门外南七里建坛壝。^[51]

其次，元大都城虽略显长方形，但“方九里”的筑城原则没变。

综上所述，无论是辽南京、金中都还是元大都，虽然都系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修建的都城，但其修建的人文内涵却依然沿袭了中原方形城市建筑的特点，这与儒家文化影响的广泛程度有关。

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城市，固然与北方平原辽阔、地域平坦的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它仍是一种文化理念在现实中的体现。如果我们追本溯源，仍不难发现它的原始形态为“匠人营国，方九里”的规范，中心体现一个“礼”字，并爰取了儒家文化的天圆地方之说。因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作为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其人文文化的厚重是可以想象的，而地理环境又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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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脱脱.辽史：卷37.北京：中华书局，1974：487.

[2]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

[3]震钧.天咫偶闻：卷10.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222.

[4]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第1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4.

[5]震钧.天咫偶闻：卷7.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72-173.

[6]震钧.天咫偶闻：卷10.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223.

[7]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21.

[8]吴长元.宸垣识略：卷1.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8；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第1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429.

[9]脱脱.辽史：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74：494.

[10]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37.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588.

[11]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011；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5.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69；脱脱.辽史：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74：198.

[12]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12.

[13]脱脱.金史：卷5.北京：中华书局，1975：115；脱脱.金史：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75：572.

[14]猛安，是金朝军政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编制单位及其主官名称之一。

[15]金末，蒙古军攻占中都城，金中都被毁，经考古发掘，得金水关遗址，并认定此水关应该毁于元代中晚期。水关遗址曾在1990年被评为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6]震钧.天咫偶闻：卷10.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223.

[17]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37.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589，590.

[18]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第1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6.

[19]吴长元.宸垣识略：卷1.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9.

[20]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2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750.

[21]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29.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409.

[22]脱脱，等.金史：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75：572-573.

[23]同①589.

[24]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第1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5-6.

[25]吴长元.宸垣识略：卷1.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8；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第1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429.

[26]穆鸿利.大金国走向盛世的历史摇篮——金中都//朱明德，梅宁华.蓟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根据《日下旧闻考》记载，金中都旧基，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据此计算金中都周长约为一万七千六百余米。

[27]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37.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593.

[28]脱脱，等.金史：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75：573.

[29]孙承泽.天府广记：卷3.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34.

[30]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29.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410.

[31]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29.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593-594.

[32]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第1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5.

[33]刘浦江.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中国社会科学，2013（3）：161-179、207.

[34]金莲川，原名曷里浒东川，位于河北省北部塞外沽源县老掌沟境内，是白河支流黑河的源头，是辽、金、元三代帝王的避暑胜地。金大定八年（1168年），金世宗策马来此，正值金莲花盛开之际，他从“莲者连也”取金枝玉叶相连之意，遂将此地更名为“金莲川”。金朝在这里建离宫，元代建陪都于此，称元上都。

[35]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5.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75.

[36]脱脱，等.金史：卷5.北京：中华书局，1975：117.

[37]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第1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5.

[38]孙承泽.天府广记：卷5.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49.

[39]孙承泽.天府广记：卷37.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554.

[40]宋濂，等.元史：卷58.北京：中华书局，1976：1347.

[41]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8.

[4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59：250.

[43]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38.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599.

[44]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第1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43.

[45]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25.

[46]刘秉忠传//宋濂，等.元史：卷157.北京：中华书局，1976：3688，3693.

[47]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5.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79-80.

[48]宋濂，等.元史：卷58.北京：中华书局，1976：1347；宋濂，等.元史：卷157.北京：中华书局，1976：3693.

[49]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4.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61.

[50]孙承泽.天府广记：卷5.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49.

[51]孙承泽.天府广记：卷6.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