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理论分析与假说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深度和广度将对贸易隐含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现有文献仅讨论了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某一方面对节能减排的作用，而未考虑嵌入的程度不同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也不同。此外，融入全球价值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会间接导致其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存在差异。鉴于此，本部分将理论阐述融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规模、结构、技术和环境规制四条传导路径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间接影响。

1.融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直接影响

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和程度高低将通过传统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结构直接影响贸易隐含碳排放。从传统资源消耗来看，由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主要进行高技术中间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及营销、设计等活动，其产品的附加值较高且能源消耗较少，而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主要从事产品的加工组装和生产制造等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的传统资源。传统资源消耗的同时也意味着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增加。同时，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越高，推动该国进出口贸易稳步增长，进而需要消耗大量的传统资源导致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潘安（2017）认为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逐渐深入，贸易隐含碳排放规模也随之扩大。从要素投入结构来看，自然资源、资本和人力资源是投入生产中的主要资源，其中自然资源和资本是被动生产资源，往往需要由人力资源的变化而带动。如果一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其将重视对高端人力资源的培养（李静，2015），通过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掌握全球价值链生产，进而对传统资源的依赖降低，贸易隐含碳排放随之下降。当前，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凭借品牌、技术、管理的优势，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并控制全球价值链，使得发展中国家长期扮演获利甚微的代工角色（刘斌等，2015）。Cole等（2014）基于企业的微观数据找到了日本将污染工序外包给其他国家的证据。这表明，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容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国家出口隐含碳排放显著上升，而将生产外包的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国家需要进口大量商品满足国内需求，进口隐含碳排放则会明显增加。

假说1：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和参与度对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差异。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与出口隐含碳排放呈负相关关系，与进口隐含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而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与进出口隐含碳排放均呈正相关关系。

2.融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间接影响

融入全球价值链将增加一国经济的国际参与度，对外贸易稳步提升，同时受到外国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对国内生产结构、技术水平及生态环境均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融入全球价值链不仅会通过参与环节和嵌入程度直接影响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还会通过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对贸易隐含碳排放产生间接影响。其具体作用路径见图1。

图1 融入全球价值链通过经济结构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间接影响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加深意味着国际贸易进一步开放，而贸易开放必然会带来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张。一般而言，一方面，贸易的规模效应为负，其将带来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加（谢锐和赵果梅，2016）。另一方面，位于全球价值链不同节点企业的经济活动的碳排放强度存在差异。通常来说，处于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等知识密集型环节企业的经济活动的污染强度相对较小，而处于加工组装、制造等生产性环节企业的经济活动的污染强度相对较大（胡飞，2016）。

假说2a：当出口规模扩张时，出口隐含碳排放规模也必然增大，但若一国处在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非生产性环节，其碳排放规模扩大的程度较小，反之则较大。

随着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其产业结构也不断实现转型升级，由以生产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向以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逐步衍变。此时，出口商品结构逐渐由重污染工业产品转向轻污染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彭水军和包群，2006）。产业结构升级直接带动能源消费结构升级，进而减少碳排放。然而Schmitz（2004）认为，发达国家的领导企业为防止低端企业对其垄断地位和利益产生威胁，会阻碍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一旦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试图获取核心技术进步时，发达国家的领导企业会认为其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将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阻碍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产业链升级。因此，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容易被发达国家的全球价值链链主所“俘获”，被锁定在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低端环节，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Gereffi，2001；刘志彪和张杰，2007）。

假说2b：融入全球价值链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但只有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到足以摆脱“低端锁定”的困境，其才能通过结构效应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反之则会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不利于减排。

全球价值链嵌入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授权、技术外溢等方式影响技术进步（Glachant et al.，2013）。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发达国家通过鼓励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促使其发挥比较优势，进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Humphrey and Schmitz，2002）。然而，王玉燕等（2015）和杨飞等（2017）认为全球价值链是否能通过这些渠道促进技术进步取决于本国是否具有足够的吸收能力，如果一国不能有效地消化先进技术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低端环节。Gereffi和Luo（2014）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大、管理专业化、高技术产品占比高、出口市场多元化和技能工人占比高的企业更能够从全球价值链中获益。此外，技术进步一方面会带来能源利用效率上升，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经济规模扩大，因此技术进步既有污染减排效应，也有促进污染排放效应（申萌等，2012）。

假说2c：全球价值链嵌入推动技术进步的效果受到吸收能力的制约，只有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上升到一定程度，技术进步的规模效应小于污染减排效应时，融入全球价值链才能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否则将无益于减排。

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不断提升，意味着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在逐渐提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呈倒“U”形的关系（Kuznets，1995）。也就是说，随着一国发展水平上升到一定阶段，其保护环境的意识增强，会加强环境规制政策限制污染产业的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东道国一方面能学习和消化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其也将认识到国际严格的环境规制和国外消费者的环境偏好，进而将提升本国的环境标准以满足国外需求。然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绿色悖论”，其认为“好的意图不总是引起好的行为”（Sinn，2008），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反而加速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是“倒逼减排”，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并最终实现节能减排。张华和魏晓平（2014）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呈倒“U”形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逐渐提升，环境规制的碳排放效应由“绿色悖论”转向“倒逼减排”。

假说2d：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能带动一国加强环境规制政策，只有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到一定水平，环境规制跨越“绿色悖论”的门槛时，才能通过环境规制“倒逼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