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东城市化的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城市化发展不仅迅猛,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如下特征。
一 过度城市化
城市化为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和城市资源的重新分配、转移的过程。[98]城市化对于现代化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若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进展便会造成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城市及城市人口增长比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和住房建设更为迅速,导致城市人口膨胀和贫民窟出现、社会组织紊乱等问题。中东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中东城市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现象。
(一)中东城市过度城市化成因分析
首先,中东国家缺乏现代产业支撑,过度城市化是外生型经济、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中东城市在一战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城市化整体水平变化不大。如埃及,从19世纪中期到1907年,城市人口的比重从12.0%增长到14.4%(大约50年净增长2.3%)。[99]在1867到1930年间,伊拉克城市人口从24%增长到25%(70年间净增长不足1.0%)。[100]二战后中东经济复苏,也出现了不同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新特点新问题。由于大部分中东国家的城市基础都受到宗主国的影响,原有城市本身的相对规模都比较大,城市人口和重工业大多集中在一两个大城市,形成了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即从本国来看,现代化大都市和传统落后的农村并存。中东国家经济发展不同于西欧的内生型而呈现“后发、外生型”特点,城市发展缺乏相应的现代产业基础,内部支撑力不足,易导致过度城市化。
其次,中东过度城市化与石油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的加工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有关。这一点与西欧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区别。西方城市发展是和工业化、现代化等联系在一起的,伊朗的城市化过程特征是农业转变为“首都经济”的附属的过程。城市发展是农村—城市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结果。[101]战后随着石油工业的兴起,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油价上涨,海湾地区产油国城市化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吸引大量农村和外籍劳动力,城市人口每年以5%~10%的速度上涨。[102]中东城市化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工业化速度,形成过度城市化。
最后,中东过度城市化与中东国家经济政治政策密切相关。二战后的土耳其政府单纯追求高度工业化,将工业化片面等同于城市化,甚至一反由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一般规律,试图以城市化推动工业化,从而导致了过度城市化。1950~1980年间,土耳其城市人口由400万增加至2000万,增长了4倍。[103]2014年,土耳其城市人口已经超过5500万,城市化率达到73%。[104]
(二)中东过度城市化的表现
首先,最大城市人口规模不合比例,城市首位度高。在中东城市体系中,最大城市人口规模的不合比例扭曲了位序—规模法则[105](rank-size rule)的对数线性相关的特性。每个国家第一大城市的理想规模是基于其第二位序的城市人口规模来计算的。联合国数据显示,2016年伊朗的德黑兰首位度为2.74,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2.94,以色列特拉维夫为3.36,埃及开罗为3.9。阿拉伯半岛的石油生产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的首位城市人口的比例都非常高,其中卡塔尔的绝大多数人口集中在首都多哈,首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8.7%。[106]
其次,城市区位间不平衡。德国地理学家W.克里斯泰勒提出理想的城镇规模和空间分布理论—中心地理论[107],指出出于贸易和经济的需要,依赖于交通技术的发展,城市作为当地服务中心的角色呈现着城市空间规模和分布上的内在逻辑,即小城市密集且相隔较近,大城市稀疏且相隔较远,两者地理之间还有一些中等规模的中心地向中等规模的市场提供中等级别的服务。土耳其、埃及、伊朗中小城市人口所占份额小,致使大城市首位度高。同时中东国家城市化区位间不平衡,黎巴嫩、科威特、卡塔尔、巴林、以色列、沙特城市化高达85%以上,有严重的过度城市化表现;阿富汗城市化为23%,其余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介于这二者之间。
最后,低下的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化和都市生活具有历史的内在关联。在工业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生活方式不是工业化的充分条件,却是工业化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中东地区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单一迁移方向促进了城市化空间规模的扩大,但城市生活方式却没能自动相随。中东城市化的数量远远超过城市生活的质量。大多数农村移民没有采用都市生活方式,城市化只是城市中心在空间数量上的扩张,并不能提高社会的现代化水平,他们只是“都市村民”。[108]他们屈身于城市,以群体的方式生活在城市边缘,他们的“农村生活方式”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减弱。新的农村移民居住的地方,很快地转化为贫民区。[109]如黎巴嫩乡村贫困、农业部门衰退与服务业特别是首都服务业迅猛发展并驾齐驱。农村人口移民城市导致的后果之一是贝鲁特社会和宗教社区的不平等。[110]拉巴特的20世纪60~90年代的城市规划,留下了一个发展不均衡的首都,富人区与穷人区隔离,并少有两个群体碰面的交汇地。事实上,以安全为取向的城市化在加重社会分裂的同时还在创造新的社会分裂。[111]过度城市化作为一种不协调、畸形的城市化,对社会稳定也有着复杂而多重的影响。
二 非正规经济行业扩张
中东历史研究显示,非正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或在许多世纪一直存在。[112]市民习惯到没有卫生许可证的街头摊贩那里购买水果;在装修房屋的时候,以低价雇佣没有执照的工人;家庭雇佣保姆,没有用工合同,也不给保姆买社会保险。非正规经济活动涉及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在伊朗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10年以上的从业者从1956年的57.7%,增加到1966年的73.7%、1976年的86.9%。[113]1987~1997年,伊朗投入建设领域的私人资本增加15倍,德黑兰在这些部门就业的人数增加80%。零售店和批发店的数量增长130%,德黑兰已成为世界上零售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114]
在中东各国的土地利用和城市形态方面,正规和非正规经济行业在地理空间上产生了明显的分野,形成所谓的二元结构。如城市空间布局泾渭分明,豪华住宅和高档公寓对应的是在拥有工作和机会强势的正式行业员工。而贫民窟和棚户区对应的是非正规经济行业谋生人群、转型经济中的失业人群、涌入城市的农民等。他们无法参与正规经济,被迫选择非正规就业方式维持生计。非正规经济是贫困、低收入商人和消费者生存机制与经济上之所需,其经济活动为农业品和工业品提供了一条出路。[115]这些功能是通过小规模投资和价格低廉、可以协商商品价格来维持的。非正规部门的服务功能形成一种大的非正规经济活动,特别是在建筑和交通领域更加突出。[116]
三 殖民主义的影响犹在
为满足殖民国家经济掠夺和政治统治的需要,西方国家建立了诸多殖民城市,形成了与殖民统治相适应的中东城市体系。这些城市的建立是殖民者有效控制殖民地人口、资源,进行殖民统治的反映。从城市功能、选址上可清晰看到这类城市是为满足西方殖民国家的军事控制、政治统治以及经济掠夺服务的。如这些城市的功能多倾向于服务宗主国的管理和贸易,而不是作为居住地点;由于殖民化的铁路和公路网可以将内地与沿海的贸易中心联系在一起,进而维持欧洲人在中东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控制,并源源不断地将内地的矿产和农产品通过港口出口。如为满足西方殖民者的石油需求而兴建的伊朗石油城市阿巴丹,1925年英国出于安全战略考虑在巴勒斯坦北部建立的军事要塞阿富拉城(Afula)(该城战略地位重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出于交通、贸易因素而重建的港口城市海法等。这些城市共同构成战前中东城市基本布局: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水陆交通枢纽和铁路、公路沿线。
然而,这种以满足殖民掠夺为目标的城市分布对区域均衡发展的消极作用很大,它一方面使大城市、沿海和沿交通线城市、石油城市得到空前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内陆城市面临衰落困境。结果导致农村人口向极少数的几个大城市聚集,形成过度城市化,导致中东地区内部城市化水平差异明显。与此同时,由于殖民者对石油等资源的大肆掠夺,一些资源型城市因过度开采而日趋衰落,一些城市长期在经济上充当出口产品的中转站,不能促进国内商品经济市场的发展,城市具有很强的非工业特征,成为中东地区城市化经济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殖民主义侵略促使中东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形成。建立晚、发展快是中东沿海、沿河、沿路等众多殖民城市的特点。这些城市与本土城市相比,“具有较高的经济起点和发展水平,凸显现代城市的属性”。[117]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中东城市与传统落后的农村并存,形成二元结构,即“一边是财富的集中和文明富有的积累,而另一边却是贫困的加剧和愚昧、饥饿的增长,城市和乡村完全是两个世界,而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却同处一国”。[118]中东国家独立后不仅继承了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而且在某些国家中呈加剧之势。
战后许多中东国家受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现代化理念影响,在20世纪70~80年代片面发展工业,有些国家甚至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致使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119]如埃及是全球最大的小麦进口国,每年从海外进口1000万吨小麦,进口成本为210亿埃及镑,约合30亿美元。[120]中东国家长期忽视农业生产、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使各国在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城乡差异日益明显,造成大量农民涌入城市。
中东国家对大城市的过度偏向政策也是造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殖民主义留下的烙印首先是许多主要城市作为殖民国家管理中心而产生,它们新近才从殖民主义中独立出来,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意识地继承了殖民时期的集中化管理,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更多是由政府所主导的。”中东国家亦不例外。独立后一部分国家转向一党政府或独裁统治,并纷纷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为目标。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成为中东各国政治精英们进行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中心,大城市的吸引力因而急剧增强,最终“这种新的中心性成为一股吸引人们进入城市的主要力量”。[121]
近代西方国家将中东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其成为宗主国的原料来源地和商品输出地,中东国家畸形的经济结构形成。“英国在占领埃及后,积极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强迫埃及种植棉花,大量开垦荒地;叙利亚和黎巴嫩成为德国生丝原料的供应地;伊朗等产油国成为西方石油的主要供应地。二战后各国通过国有化和保护主义政策,工农业有一定发展,特别是石油经济使中东大部分国家原有经济结构发生嬗变,但却造成了从一种单一走向另一种单一,产油国的经济高度依赖于石油,非产油国由于间接依赖石油,经济结构同样存在着高风险和脆弱性。”[122]20世纪80年代后,各国纷纷进行经济调整,但由于稳定与调整矛盾日益突出,经济结构并未得到彻底改变。正是由于殖民时期所形成的单一制经济结构,中东国家不仅无法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而且经济发展频频遭遇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困扰;不仅造成中东经济的脆弱性,而且使中东城市经济无法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中东城市彻底消除殖民者的遗产任重道远。
四 城市化特点与社会稳定
中东国家城市化的特点与社会稳定密不可分。首先,过度城市化是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温床。中东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公众(特别是农村移民者)的社会期望,但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造成了社会期望与社会满足间的巨大鸿沟,致使公众不满心理形成,导致短期内难以被克服的各种城市问题,从而造成城市中大部分农村移民悲观失望情绪蔓延。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期望与满足剧增,但满足的增速低于期望”,“或期望增大,但满足先增后减”于是强烈的期望受挫感和相对被剥夺感迅速产生,进而可能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政治骚动的社会氛围,从而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123]
同时,过度城市化作为中东国家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失衡作用下的社会经济现象,构成了当今中东国家社会秩序不稳的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其主要表现为畸形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固有社会文化特征的消极影响扩大以及城市贫富差距状况恶化,诱发了更多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影响社会治安与稳定。以城市匿名性特征为例,由于城市居民的时间和精力有限,除狭小范围外,无法与更多人保持、发展关系,再加上城市规模大,城市中的人绝大部分都是陌生者,人与人间采取冷漠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以事为本。[124]由于过度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急剧涌入,城市人口的异质性空前强化,各种不同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以及社会习俗的陌生人迅速聚集,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机会更多,也更为短暂。大量初到城市的农村移民往往难以适应城市生活,文化冲突不断。在过度城市化环境下,城市匿名性(陌生与冷漠)所体现出的消极影响更为突出。城市匿名性急剧增强极易成为中东国家发生诸多违反常规的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诱因。
其次,中东国家多经历过殖民主义侵略,并形成城乡二元制社会。20世纪后半期,尽管各国纷纷获得独立,但殖民主义遗产犹存。于是,中东国家城乡生活在物质层面、文化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的冲突长期持续,[125]农业生产状况由于得不到政府的重视而趋于恶化。在过度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急剧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经济发展步伐滞后于城市化速度,因而大量进城的农村人口无法获得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于是,农村人口进城仅出现地域空间上的城乡转移,而在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特性等方面更多地保留了农村时的状态,于是造成了城乡文化冲突的加剧。“这些以农村移民为主体的穷人对城市社会主流制度的脱离以及非一体化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群长期脱离主流社会,他们对主流阶级所信奉的基本制度怀有敌意,仇视警察,不信任当局政府及位居高层的人。”[126]可见,被边缘化的农村移民群体内部所形成的亚文化潜伏着一种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反抗。随着城市贫富分化的加剧,这一贫弱群体必将因为相对或绝对利益受损而产生强烈的“相对被剥夺感”和“绝对被剥夺感”,并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正如戈德斯通(Goldstone)在他的历史调查中所说的那样,通常由于急剧而出乎预料的食品价格上涨以及大规模的失业,长期饱受贫困之苦的家庭无法承担突如其来的经济冲击,于是对现有社会秩序带有极大破坏性的骚乱便发生了,20世纪80年代开罗和阿尔及尔发生的骚乱便是如此。[127]
最后,过度城市化引发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大量农村人口移民城市以及随之产生的城市失业、贫困等一系列城市问题改变了中东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而高失业率进一步恶化了中东城市中固有的贫困问题,以农村移民为主体的“城市边缘群体”兴起。[128]处于此种社会结构下的城市边缘群体,由于就业岗位有限,长期工作在各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经济收入毫无保障,再加上城乡文化冲突造成的“身份歧视”,使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这些必然导致他们产生强烈的社会不公正、被剥夺感。贫困的移民特别是非法居住者既要为食物和就业问题而奋斗,还要经常参加“为了土地和住房的令人绝望的械斗”。[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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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阿姆撒尔”是阿拉伯语“界限”一词的复数音译,其单数形式称“米绥尔”(Misr)。这个古闪语词汇原先似乎用来指边界或疆界,所以这里为“边城”之意,实际上就是阿拉伯人在被征服地区建立的军事营地。
[20] 〔英〕伯纳斯·路易斯:《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郑之书译,中国友谊出版社,2000,第72页。
[21] Michael R.T.Dumper,Bruce E.Stanley,C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ABC-CLIO,California,2006,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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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王向东、刘林平:《世界体系论对发展中国家过度城市化的解释》,《求索》2001年第6期。
[37] United Nations,The World’s Cities in 2016,New York,2016,http://www.unpopulation.org.
[38] 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第155页。
[39] United Nations,The World’s Cities in 2016,New York,2016,http://www.unpopul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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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UN-Habitat,The State of Arab Cities 2012:Challenges of Urban Transition,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2012,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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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United Nations,World Urbanzation Prospects:The 2014 Revision,New York,2015,http://www.unpopulation.org.
[95] 高珮义先生将18世纪6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假定:城市人口占10%以前为城市化的“史前阶段”,占10%以后为城市化起步阶段;超过20%为加速城市化阶段,超过50%为基本实现城市化阶段;超过60%为发达城市化阶段,超过80%以后为城市化的自我完善阶段。参见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第7~9页。
[96] United Nations,World Urbanzation Prospects:The 2009 Revision,New York,2010,http://www.unpopulation.org.
[97] 城市贫民窟相关数据来源:UN-HABITAT,Slums:Levels and Trends,1990-2005,New York,2009,pp.7-9。
[98] Ralph Thomlinson,Urban Structure,Random House,New York,1969,pp.37-42.
[99] Gabriel Baer,“Urbanization in Egypt,1820-1907,” a paper on the Conference on the Beginning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University of Chicago,1966.
[100] M.S.Hasan,Growth and Structure of Iraq’s Population,1867-1947,Bulletin of the Oxford Institute of Statistics,1958.
[101] Michael E.Bonine,Population,Poverty,and Politics in Middle East Cities,Florida University Press,Florida,1997,p.258.
[102] 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4,p.102.
[103] 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59页。
[104] United Nations,The World’s Cities in 2016,New York,2016,http://www.unpopulation.org.
[105] “位序—规模法则”是Felix Auerbach于1913年研究德国城市时首先提出的概念,后来由Alfred Lotka重述并详尽说明,参见Alfred Lotka,Elements of Physical Biology,Williams and Wilkins,Baltimore,1925,pp.306-307。
[106] United Nations,The World’s Cities in 2016,New York,2016,http://www.unpopul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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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Yasser Elshehtawy,The Evolving Arab City,Tradition Modernity and Urban Development,Routledge,New York,2008,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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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Michael E.Bonine,Population,Poverty,and Politics in Middle East Cities,Florida University Press,Florida,1997,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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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Michael E.Bonine,Population,Poverty,and Politics in Middle East Cities,Florida University Press,Florida,1997,p.92.
[117] 潘兴明:《英国殖民城市初探》,《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
[118] 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第37页。
[119] 冯璐璐:《中东经济现代化现实与理论探讨》,人民出版社,2009,第39页。
[120]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311/20131100399036.shtml.
[121] 〔美〕布赖恩·贝利:《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顾朝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83页。
[122] 冯璐璐:《中东经济现代化现实与理论探讨》,人民出版社,2009,第135页。
[123] 〔美〕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43页。
[124]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312页。
[125] 向德平编著《城市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第232~234页。
[126] 〔美〕布赖恩·贝利:《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顾朝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91页。
[127] Michael E.Bonine,Population,Poverty,and Politics in Middle East Cities,Florida University Press,Florida,1997,p.240.
[128] 车效梅、李晶:《多维视野下的西方边缘性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
[129] Farhad Kazemi,Poverty and Revolution in Iran—The Migrant Poor,Urban Marginality and Politics,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80,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