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唐代洛阳地区的经济

第一节 农业

洛阳地区的农桑业，安史之乱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丰年粮价普遍低贱，东都人口密集，粮食需求量大，粮价有时会比其他地区偏高一些。永徽五年（654年）丰收，洛州粟米每斗价为两钱半，粳米每斗十一钱。开元十三年（725年），今山东省一带米每斗五钱，东都为十五钱。开元十九年十月四日（731年11月7日），唐玄宗提前一年巡幸东都，所下《幸东都制》解释原因说：“顷京辅近甸，膏泽未均”，而“河汴频稔”，“陕雒（洛）之交，稼穑亦盛”^[1]，即长安地区旱情严重，洛阳一带连年丰收。大和六年（832年），河南尹白居易作《六年寒食洛下宴游，赠冯、李二少尹》诗说：“丰年寒食节，美景洛阳城。……米价贱如土，酒味浓于饧（麦芽糖）。”^[2]唐代洛阳地区水环境非常好，除了种植北方传统的农作物，水稻也是常见品种。中唐诗人李贺作《昌谷诗》描写家乡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昌谷的风光说：“昌谷五月稻，细青满平水。”^[3]洛阳自古便是蚕乡，向朝廷进贡文绫、缯、縠、丝等。唐太宗命监察御史萧翼到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市）永兴寺找僧人辩才，谋取他所珍藏的王羲之《兰亭集序》墨迹。萧翼装扮成书生，从洛阳搭商船沿运河南下，见辩才后诡称自己前来出售蚕种。由此可见唐代洛阳依然以蚕桑纺绩闻名遐迩。因此，唐玄宗曾下诏让河南地区缴纳绢帛以代租米。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洛阳周围的土地逐渐被兼并到官僚地主手里。唐高宗时，洛州刺史贾敦颐鉴于富室强宗籍外占田，括得三千余顷，授予贫乏农家。唐玄宗时，东都留守李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伊阙），别业（庄园）相望”，被人们讥讽为“有地癖”^[4]。安史战乱过后，都畿一带不满千户，田地荒芜，长满草莱。

唐末中原板荡。黄巢农民军过洛阳，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后来，驻守东都的官军经常到畿县抢夺财物。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县）节度使秦宗权，也纵兵四处掳掠，其部将孙儒于光启元年（885年）攻陷东都，焚烧宫室、衙署、民居，抢得鸡犬不留，月余而去。东都城只剩下断壁残垣，白骨蔽地，荆棘丛生，偌大的都市空空荡荡，居民不满百户。

光启三年（887年），张全义赴任河南尹，麾下只有数百人，相与据守三城中的中州城，周围荒地无人耕种。张全义选出十八位精明能干的部下，每人给一旗一榜，除城区的河南、洛阳二县以外，分赴河南府所属十八县，充当屯将。他们树旗张榜，招徕流亡，劝课农桑，免收租税，杀人者处死，其余犯罪，只处以笞刑杖刑，于是流民归之如市。几年间，城坊逐渐恢复，周围农田桑麻蔚然，大县男丁七千，小县也不少于两千。张全义外出巡视，看见田畴开垦，便以酒食犒赏田主，有农桑丰收者，亲至其家，慰劳老小，赐给绢帛衣物。百姓纷纷颂扬道：“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5]他看到田野荒秽，就集合百姓，杖打田主。当他得知是由于缺乏劳力耕牛所致，就批评邻里不予提供帮助。从此，乡民互相帮助，勤力耕作，家家积粮，灾年不饥。

洛阳是大运河的中心城市，市区和周边地段设置了一些大型粮仓，关东地区缴纳的税粮大部分运到这里。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洛阳县尉杨齐哲指出：“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6]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七月十四日，瀍河暴涨，市区漕渠泛滥成灾，漂没诸州运送税粮的船只数百艘，计有今江苏、安徽、河南、浙江、河北的扬州、寿州、光州、和州、庐州、杭州、瀛州、棣州“租米一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六石，并钱绢杂物等”。于是开启斗门，泄洪水入洛河，“以搜漉官物，十收四五焉”^[7]。洛阳粮仓储备粮食的数量相当大。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年），北仓、太仓、含嘉仓、太原仓、永丰仓、龙门仓六处总共储存粮食一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其中洛阳市区的含嘉仓就占了将近一半，为“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