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义理】
又一种“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总译序
周宁/厦门大学
196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欧洲形成中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第一卷《发现的世纪》第一、二分册，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现代史
专业伯纳多德·施密特讲席教授唐纳德·F·拉赫（Donald F. Lach，又译劳端纳，1917年9月24日—2000年10月26日）。用“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作为书名，大概有两层意义，一是指现代欧洲文化形成中的亚洲知识状况；二是指现代欧洲文化形成中亚洲文化的作用或影响。书名似可译为“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影响”，这样意义更加明确，但却不够准确。因为书中讨论亚洲文化对现代欧洲的影响，内容并不充分，就目前已出版的三卷九册而言，作者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讨论的仅是现代欧洲文化形成中的亚洲知识状况。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出版，似乎并未引起大反响。一则当时西方世界现代史或欧洲现代史学界，依旧是“欧洲中心论”一统江山，关注的问题是西方如何自发地兴起、如何向全球扩张、如何创造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从反面思考亚洲或非西方世界对现代欧洲的影响、有意“反写”“欧洲中心论”的学术思潮，尚未出现；二则，仅从第一卷来看，不论在观点的新锐、史料的丰富，还是规模的宏大程度上，《欧洲形成中的亚洲》都还不足以成为一部“巨著”。然而，一切仅仅是个开始，这两册将近1000页著作的出版，将引出未来28年间一套三卷九册的巨著陆续面世。《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二卷分三册，出版于1970、1977年。到1993年，第三卷分四册出版的时候，《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已经成就三卷九册、近5000页的皇皇巨著。它们是：第一卷《发现的世纪》，一、二册；第二卷《奇迹的世纪》：第一册《视觉艺术》、第二册《文学艺术》、第三册《学术研究》；第三卷《发展的世纪》：第一册《贸易、传教、文献》、第二册《南亚》、第三册《东南亚》、第四册《东亚》。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从发愿、研究、写作到出版，历时半个世纪，第三卷出版的时候，拉赫已经是近80岁的老人了。60年前读大学时的一个学术念头，研究亚洲文化对现代欧洲的影响，竟耗去了他将近一生的年华与精力。能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中，是无比幸福完满的。当年吉本（Edward Gibbon）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成14卷，耗时20余载，著作最后完成时，吉本说他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判了终身监禁的囚犯，终于获释了。然而，生命可有“可承受之重”，却不可有“不可承受之轻”,1794年，《罗马帝国衰亡史》完成6年以后，吉本就去世了。生命是需要事业支撑的，1993年，拉赫出版了《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三卷九册，7年以后辞世。有这样一套巨著纪念，拉赫的一生当是幸福完满的。茨威格说过，人生应该到伟大的事业中去寻求不朽。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三卷九册完成，不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学术界，都是一项“壮举”。在拉赫最初的设想中，该书将系统整理现代历史早期——15到18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并试图讨论亚洲知识对欧洲现代文化的影响。《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书名暗示了全书的主题：现代欧洲形成中亚洲的作用，尤其是文化方面的作用。
拉赫探讨欧洲发现亚洲的过程，关注的不是地理大发现对亚洲的影响，而是“发现”亚洲对欧洲现代文化本身的影响；他探讨欧洲发现亚洲的文化方式，关注的不是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扩张对欧洲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影响，而是观念与知识方面的影响。拉赫思考的是观念史或文化史方面的问题，他为自己的研究明确设定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欧洲关于亚洲的知识，这些知识的获得与传播方式以及知识的具体内容；二是这些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带来的实际影响。拉赫的著作最初的用意并不仅在“欧洲的亚洲知识”上，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亚洲文明曾经启发欧洲的现代化历史，并从思想、制度、艺术与技术上塑造了现代欧洲。在拉赫最初的研究动机中，似乎具有某种“反写”“欧洲中心论”的倾向。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不仅欧洲促进引导了亚洲的现代化，亚洲也曾促发推动欧洲的现代化。
当然，不管是“欧洲中心论”还是“亚洲中心论”，从跨文化研究立场上看，都是一种“偏见”。世界现代文明形成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现代化历史或全球化的历史，是一个多元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系统进程。欧洲与亚洲是一个互动互惠的整体，发端于古老欧亚大陆的近500年现代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时代。面对这个大时代，不论探讨欧洲对亚洲的影响，还是亚洲对欧洲的影响，都是重要的课题，具有非凡的意义。只有大著作才配得上大时代，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朗西斯·罗宾逊（Francis Robinson）评论这部书时说，“伟大的历史主题呼唤着伟大的著作。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历史研究》、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都是足以匹配并与它们所记述研究的那个伟大时代争辉的巨著。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也属于这类巨著。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也为新的历史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思想素材。”
一、“发现的世纪”: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关注欧洲的亚洲知识与亚洲知识对欧洲的影响两个层面的内容，从整体上看，其研究框架是这样的：拉赫首先在系统的时空框架上全面考察了欧洲现代化早期亚洲知识的成长。在时间上，这种知识上的增长从中世纪晚期或蒙元世纪的大旅行开始，一直到启蒙运动前，也就是从地理大发现到文化大发现；在空间上，这种知识的拓展从南亚开始，逐步向东南亚、东亚推进，首先是印度，然后是马来半岛、中南半岛，最后是日本与中国。中国不仅是地理上最遥远最神秘的地方，也是知识上最遥远最深刻的地方。在积累知识的基础上，拉赫试图将研究深入到社会文化实践层面上，具体考察亚洲文化对欧洲现代化的影响。他的研究思路纵横交错，在第一卷中，他实际考察了16世纪亚洲知识在欧洲的传播过程与方式，其中回顾的古代与中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与想象，更像是“剧前故事”。从第二卷开始，拉赫分别从视觉艺术与工艺、文学与社会知识、科学技术与学术研究等方面，探讨欧洲的亚洲知识的积累与亚洲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第三卷沿着西方贸易与传教势力的推进，分别描述欧洲对亚洲不同区域——南亚、东南亚、东亚的知识状况，并试图研究亚洲不同区域文化对欧洲现代化的影响。当然，这是个更为庞大复杂的问题，拉赫还计划写第四卷，具体分析亚洲不同区域国家“对欧洲艺术、科学、思想、制度、经济和社会实践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卷是他最初研究规划中没有的，因为写作内容规模不断扩大，才衍生出第四卷的计划；令人遗憾的是，他在第三卷第一册前言中许诺的第四卷，最终也未能完成。而这一“未完成的第四卷”留下的遗憾，将可能影响到《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整体理论的建设。
第一卷《发现的世纪》的重点是16世纪欧洲对亚洲的认知与想象。尽管1500年前后是拉赫在时间上的研究起点，但此前欧洲关于亚洲的知识或想象并非一片空白。第一卷开始，拉赫简要回顾了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东方传说一直到中世纪，尤其是蒙元世纪马可·波罗、鄂多立克、曼德维尔等人的“亚洲故事”，已经使欧洲认识到一个若有若无、似真似幻、令人将信将疑的“神奇的亚洲”。但是，16世纪之前欧洲的亚洲知识，既不确实，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也有限，所以拉赫在自己的研究中将这一部分内容当作某种“前奏”或“剧前故事”处理，先追溯欧洲前现代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中世纪的东方“知识”遗产。
古希腊—罗马时代欧洲的东方知识基本上只限于印度，托勒密时代或许听说过东南亚与东亚的中国，但知识不具体而且与各种稀奇古怪的传说混杂在一起。中世纪欧洲的东方知识水平，衰退与进步同时发生。一方面是古典时代的东方知识被遗忘了，另一方面，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与交流，尤其是十字军东征，为欧洲带来了新的东方知识。最后是蒙元世纪的大旅行将许多欧洲人引向东方，直到最遥远的中国，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来到中国边境，而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则深入大汗统治下的中国并生活多年。最重要的是，这些旅行者不仅深入亚洲了解亚洲，而且又将亚洲的消息带回欧洲，笔者在《天朝遥远》中曾如此论述这一时代欧洲的亚洲知识的意义：
蒙元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陆带来的“世界和平”，瞬间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旅行与贸易、观念与知识，都开始了一场革命。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世界市场的雏形出现；二是世界地理的观念开始形成。在汗八里或行在，可以看到来自中亚、西亚、欧洲的商人，在威尼斯或里昂，可以买到西亚的织品、珠宝，印度的、爪哇的香料，中国的生丝与瓷器。旅行与器物的交流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中世纪基督教狭隘的世界观念被大大扩展，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大汗统治的契丹与蛮子可能是最诱人的地方。“旅行已经揭示了在亚洲东部有一个帝国，其人口、财富、奢侈和城市的伟大均不仅是等于而且超过了欧洲的规模。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中国的旅行，而不是去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当时大多数欧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
实际上，没有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陆带来的“世界和平”，就没有西方历史上那个“走向世界”的时代；没有大旅行时代刺激起的西方对东方文明的渴望，也就没有伊斯兰世界复兴后西方人探索新航路的冲动；没有中世纪晚期亚洲知识与想象对欧洲文化的启发，就不可能有地理大发现甚至文艺复兴出现。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室给契丹大汗盖着金印的国书、托斯卡内里的信与海图，可能还有《马可·波罗游记》，从帕洛斯港启航寻找通往大汗国土的新航路。为了寻找通往中国的新航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6年以后，达伽马的船队带着对印度胡椒与香料的记忆和渴望，还有关于“长老约翰”的传说与猜想，到达南印度，上岸后通报印度副王，他是来找香料与基督徒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亚洲知识或想象，对欧洲现代历史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拉赫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种启发，只是对这种启发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他认为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的艺术与技术、观念与信仰“并没有因为亚洲知识的传入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有在大量的欧洲人开始去亚洲生活和工作，并开始将他们熟悉的欧洲文明的观念和实践，与他们在亚洲的见闻体会比较之后，欧洲文明的自我变革才有可能发生。”
蒙元世纪将欧洲人带到亚洲深处，此时欧洲关于亚洲的知识，已经在欧洲酝酿一场革命。不论是地理大发现还是文艺复兴，其文化动力与灵感都可以追溯到蒙元世纪东方知识的开放。拉赫博士有关这一段历史的论述翔实而深刻。他所使用的史料不仅有严肃的知识性著作，还包括宗教传说、文学艺术与民间传说。尽管这些知识或传奇多有荒诞不经之处，但作为欧洲现代化的文化动力与灵感，其意义是重大的，而且，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到来，中世纪传奇的迷雾逐渐消散，代之而起的是具体切实的知识。从果阿到马六甲、从澳门到长崎，关于东方世界的知识随着旅行游记、传教报告、商贸手册传回欧洲，亚洲知识在具体化的同时也科学化了，不仅传教士、航海家、商人、政府关注亚洲知识，文人与科学家也开始相关的著述与研究，16世纪欧洲知识系统中的亚洲，已经具有了严格的历史与地理、制度与风俗研究的意义。
拉赫简要回顾了欧洲古典时代到中世纪的亚洲知识状况之后，进入该书的主要内容：详细论述了地理大发现早期或者说16世纪欧洲的亚洲观念与知识状况。历史很难有一个截然分明的起点。拉赫取1500年为起点，也是一个惯常的、约定俗成的做法。史学界通常将1500年当作全球化历史的起点，根据是15世纪最后10年东西航路的发现。《发现的世纪》以1500年和1600年为上下时限，1500年大概是西方扩张的开始，而1600年是西方扩张第一波结束第二波开始，西北欧取代了伊比利亚，成为欧洲扩张的主力。历史也很难划定一个确定的区域，拉赫的著作名义上研究“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实际上拉赫使用的“欧洲”大概等于“西欧”，而“亚洲”大概等同于南亚、东南亚与东亚，古代到中世纪欧洲曾将这一地区统称为“印度”。拉赫在第一卷导言中提到这个问题，只是没有深入论述：“这里使用的‘亚洲’，指的是印度河以东地区的大陆和文明。‘欧洲’则指斯拉夫语世界西部的国家和人民。”
新航路的发现使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直接交通与贸易成为可能，欧洲开始接受一个真实的亚洲。只有在一个普遍接受的真实的亚洲前提下，亚洲知识及其对欧洲文化的实际影响才成为可能。地理大发现造成欧洲与亚洲在商贸与传教上的直接联系，亚洲货物，诸如印度的胡椒豆蔻、中国的丝绸瓷器，开始出现在欧洲，从沿海港口到内陆城镇；同时，欧洲的传教士们，尤其是耶稣会士，也开始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前往果阿、捕鱼儿海、马六甲，一直到澳门，他们传回的关于亚洲风物人文状况的书信或报告，借助新兴的印刷技术在欧洲传播。欧洲文化中的亚洲逐渐成为一个真实的、有文明人居住的世界，并开始影响欧洲人的生活与观念。至此已经出现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欧洲关于亚洲的知识，二是这些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16世纪的欧洲对亚洲逐渐形成某种“整体性认识”。在欧洲人的世界知识中，印度河以东的亚洲是一个遥远、神秘、富庶甚至文明的地方，主要由三大国家与区域组成，那就是印度、中国与由许多岛屿构成的东南亚。欧洲的亚洲地图已经绘出现代亚洲地理的基本轮廓，并注意到亚洲的山川构造对亚洲政治与人文的影响。他们对亚洲不同地区国家在物产、风土、人情、制度、信仰上不同的特点，也有了基本的掌握。印度盛产香料，是一个信仰多元的神秘的国度；中国更为理性也更为世俗，有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物产丰富，但与欧洲的贸易前景尚不明确；东南亚是个人种博物馆，香料群岛丰富的贸易资源，几乎让欧洲人只见财富不见人文。
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发生巨大的变化，除了知识量的明显增加之外，关注点的转移也值得注意。16世纪前半叶，欧洲的亚洲知识已经基本上涉及印度河以东亚洲的不同地区，但主要还在印度与东南亚，他们了解最多的是马拉巴尔、果阿、马六甲和香料群岛这些地方。香料贸易将印度和东南亚带入欧洲人的现实世界，此时，中国还基本上是传说，日本就更为模糊神秘。但到16世纪后半叶，中国与日本逐渐取代印度和香料群岛，更为欧洲人所关注。欧洲人对南亚和香料群岛热情减弱，一则因为香料贸易已经基本稳定，二则因为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传教屡受挫折。与此同时，传教士刚刚进入中国，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巨大的、统一的帝国。中华帝国对欧洲人的吸引力，不仅展现在财富与风俗上，还有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各方面内容，从器物、制度到思想。16世纪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风靡欧洲，几乎把中国描绘为一个理想帝国。如果说香料贸易使印度与东南亚成为与欧洲密切相关的“生活现实”，中国则寄托着欧洲人关于社会制度的理想。
与几乎同时发现的荒蛮的美洲不同，亚洲在自然资源、社会人口、技术与工艺上都优于欧洲。亚洲物产丰富，除了诱人的香料之外，还有印度和缅甸的宝石，东南亚的贵金属，印度、中南半岛、中国与日本的稻米，中国的大黄和高丽的人参，以及各种珍稀动物如大象、犀牛、老虎、蛇、鳄鱼、飞鱼、天堂鸟等。亚洲人口众多、人种复杂、城市巨大、经济发达。亚洲有黄种人、黑种人，他们的皮肤从黄色到黄褐色到棕褐色到浅黑色、黑色，甚至还有白色，在欧洲人看来，日本人和中国人是白肤色的。欧洲人习惯以肤色判定文明，白色近于欧洲人，是最优秀的人种，而黑色近于非洲人，是最劣等的民族。欧洲的肤色种族主义古已有之，并不是进化论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还有，现代欧洲的政治理念也并不是从开始就倾向于自由民主的，现代化早期他们更倾向于开明君主制度，他们羡慕像中国、暹罗这样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集权国家的社会秩序与管理效率更有益于他们的贸易与传教。他们憎恨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印度教信仰，对中国的文官制度和开放的宗教态度充满好奇。
拉赫对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的研究具体而深入，从航路的开辟到传教点的建立，从印度到东南亚再到日本、中国，拉赫追索西方商贸、传教与求知的足迹深入更深更远的亚洲腹地。首先，他分别叙述欧洲国家在东方扩张中的作用与相互之间的竞争，详细分析了不同国家的相关文献，从商务与传教报告到虚构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献如何形成、如何传入欧洲并在欧洲不同国家传播。通过讨论欧洲不同国家语言的文献，拉赫不仅介绍了亚洲主要国家诸如印度、中国、日本的状况，也没有忽略诸如马来亚、菲律宾、中南半岛一些次要国家或地区，并利用了当代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在详尽的文字论述之外，作者还提供了多幅地图和地图说明，以及书后长达75页的分类文献索引。拉赫的著作不仅对欧洲史研究有贡献，他所提供的欧洲文献，对亚洲历史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地理大发现是一场革命，它改变了整个世界，但首先改变了欧洲。就改变世界而言，它是全球化历史的起点，就改变欧洲而言，它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起点。地理大发现在西方历史上引起的革命，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也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它改变了西方文明对自身、世界、历史的看法。改变对自身的看法是，西方文明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也不是最优秀的文明，由此形成一种宗教与文化上的宽容精神；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在于发现世界是人的世界，由不同民族国家习俗法律组成，不是人与怪物的世界；改变历史的看法在于，历史体现为一种文明的进程。早在16世纪末，法国史学家波普利尼埃尔（La Popeliniere）在《三个世界》（Les Trois Mondes,1582）中对世界进行了历史性描述，他不仅承认亚洲是文明的源头，也承认亚洲在制度与文物上的先进；在宗教信仰上他的态度也是宽容的，作为新教徒，他敬慕耶稣会在东方的努力，虽然他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但也能看到其他文化的优越性。更激进的如法国人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发表于1553年的著作《世界之奇迹》（Des Merveilles du Monde），他试图证明东方优于西方，基督教并不是掌握真理的唯一方式，东方智慧要远优于西方。波斯特尔是伏尔泰等人的先驱，早于启蒙运动200年。
16世纪的欧洲正处在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一方面是传统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依旧存在，另一方面是开放的文化心态逐渐形成，是一个过去尚未过去、未来仍未到来的时代。就亚洲知识而言，旧传说与新知识纠缠在一起，1550年前后，欧洲一部分人与一些国家，已大致掌握了这个广阔的大陆与众多岛屿的地理轮廓与国民状况，但托勒密地图依旧主导着欧洲人的亚洲地理观念，中世纪遗留的长老约翰（Prester John）传说也依旧在民间流传。欧洲人在贸易上是开放进取的，在文化上，尤其是信仰上，却是保守封闭的。他们仇恨伊斯兰教文化，鄙视印度教习俗，同时也排斥佛教。印度教是印度本土的信仰，在印度信众广布，其中瑜伽信徒多为一些圣洁、温顺、智慧的人，婆罗门却傲慢难以接近。在基督徒看来，印度教的某些偶像与基督教有相似之处，他们也一直努力在印度寻找圣托马斯传教的遗迹。佛教起源于印度，流传四方，兴盛于中国。但中国信众似乎并不虔诚，中国是一个有多元信仰的国家，这让基督教传教者看到机会。欧洲扩张者中，商人对亚洲的宗教好奇但没有兴趣，传教士有兴趣，但出于宗教偏见，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异教。他们并不了解佛教在亚洲的传播方式，也不知道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奇怪的是，他们似乎更能理解日本的神道教教义和仪式。欧洲人大多反感印度与东南亚岛屿社会的生活方式，但颇为欣赏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家庭制度。他们尽管还不可能了解儒家伦理社会的真正意义，但儒家伦理在社会组织形式上展现出许多让欧洲羡慕的特征，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与考试制度——中国社会的教育与文化水平明显高于欧洲。16世纪的欧洲人尽管不可能完全理性开放地理解亚洲文化，但好奇心与求知欲促使他们收集了大量有关亚洲早期历史和民俗、语言和文学、艺术和技术乃至科学的资料。
作为一位志向远大的历史学家，拉赫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就意识到西方历史学界的一个巨大偏见或盲点：人们只注意欧洲对亚洲的影响，这方面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关于相反方向的问题，如亚洲对欧洲的影响，却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言，很少有这方面的著作讨论亚洲对欧洲尤其是现代欧洲的影响。拉赫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西方历史学的现状。《发现的世纪》的研究，主要内容集中在中世纪晚期到现代早期欧洲的亚洲知识的获得与积累，尚未深入拓展到亚洲知识对欧洲社会的影响的深度层面上。但不管怎样，欧洲扩张过程中亚洲知识的最初样貌，已经在第一卷《发现的世纪》中呈现出来。
有人提出一种观点，改变了研究的方向与方法；有人提供了丰富全面的历史叙事，使研究观念与方法有了可靠的根据。拉赫收集了欧洲16世纪浩瀚的亚洲知识史料，同时掌握了多种语言以便阅读这些史料。他的努力是巨大的，收获也必将巨大。拉赫不仅全面展现了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而且，在更深层意义上，为进一步研究亚洲知识对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文化的深层影响，从观念与制度到艺术与技术等不同方面，准备了扎实的史料基础。这也可能是《发现的世纪》深入讨论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最有学术价值的方面。拉赫本人也表达过，他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为不同学科的专家更为精细的专论提供一个笼统的背景”。
《发现的世纪》梳理了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的来源与传播渠道，相关文献涉及大量的公文、游记、传教报告、书信、编年史、回忆录、航海日志与地图册。但是，对于相关亚洲知识在欧洲的影响，第一卷尚未展开论述，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作者留待第二卷讨论。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的增长与社会影响是显著的，这种影响远不限于航海、商贸、殖民与传教等历史实践领域，还深入到欧洲现代的知识与价值革命领域。遗憾的是，拉赫关注知识史的问题，却没有将一般知识进步的历史描述推进到思想史的分析层面，所以，这多少会令在浩瀚史料中寻找深度思想与观点的读者有些失望。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开辟了一个深广的研究领域，启发了多层面多方向的相关研究。在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上，拉赫继承了兰克开启的史学传统，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和考辨；重视史料来源，深入档案文献，根据原始的文献用文字复原历史，超然是非褒贬之外地“如实记述”，不作价值判断，不加主观见解，不讨论历史的一般规律；同时又避免过多地关注政治史，而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社会与文化问题上。拉赫又借鉴同时代风行的年鉴学派开辟的“新史学”，努力突破传统的政治史格局，侧重社会经济文化分析，将研究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整体历史层面上；借助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进行文化史或观念史的研究；关注亚洲知识和观念的形成、传播、影响，具体到知识与观念的形态、文化样式与物质构成、社会流行与传播方式、教会宫廷与商业运作、读者的接受视野、理解与应用方式等。最后，他也努力使自己的著作具有观念史或文化史的深度与广度，揭示欧洲现代化早期历史上关于亚洲的观念的流行与心态变化的过程与方式。但是，他在观念与艺术本身的研究上，并未达到思想史或哲学史的深度与高度，也没有对导致思想或观念本身的意义及其变革的社会生活与文化语境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拉赫治史的文献功力是非凡的，掌握并分析如此浩繁的史料，对任何一位史学家都是巨大的挑战。尽管也有学者指出拉赫的一些疏漏，诸如拉赫可能不太熟悉航海技术与海图，对航海里程单位“里格”（league）的换算有问题，甚至不清楚中世纪晚期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地图（Catalan atlas）究竟是一张图还是由多幅地图构成的地图册，如此巨大的文献索引再注“前揭书”（op. cit.）不仅没有必要，还会引起混乱。另外，书中还出现若干处人名地名的拼写错误与不统一，如著名制图师de Lemos的名字被误拼为de Limos，诸如此类。有些问题我们有能力发现的，已在翻译中加了注释，拼写错误我们已在译名对照表中作了核对统一。
二、“奇迹的世纪”:16世纪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拉赫写作《欧洲形成中的亚洲》那些年，正值芝加哥大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958年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获得者毕都（George W. Beadle）、曾任美国联邦司法部长的李维（Edward H. Levi），相继出任校长（1961—1968、1968—1974），著名历史学家、《西方的兴起》的作者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任历史系主任，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等著名学者云集芝加哥大学，《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两册出版那年（1965）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杨联陞也相继受聘芝大历史系。拉赫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从事自己的研究，条件优越、学养深厚、视野宽广、工作艰辛。
第二卷《奇迹的世纪》将研究拓展到16世纪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在研究层面上明显推进了一步。拉赫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的研究明确设定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欧洲关于亚洲的知识，这些知识的获得与传播方式以及知识的具体内容；二是这些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带来的实际影响。《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只讨论到第一个层面的内容，至于亚洲对欧洲文化的实际影响，拉赫许诺将在第二卷论述。第二卷如期将研究推进到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上。第二卷《奇迹的世纪》分三册，第一册《视觉艺术》、第二册《文学艺术》、第三册《学术研究》，分别讨论16世纪“亚洲知识”对欧洲艺术与文学、科技与学术的影响。
16世纪是“奇迹的世纪”，“新发现”的亚洲开始影响到欧洲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民间工艺到高雅艺术，从文学到历史，从科技到学术。在第二卷第一册《视觉艺术》中，拉赫首先追踪16世纪亚洲艺术品或工艺品的流传过程与收藏方式，并进一步考察这些艺术品或工艺品对欧洲的实际影响。见到这些稀奇的亚洲“珍宝”，诸如各种工艺品，树木花卉，珍禽异兽，颜料与香料，纺织品与家用品，欧洲人的具体反应是什么？好奇、热情？轻蔑、冷漠？模仿、创造？他们如何把这些物象展现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中？拉赫在研究中发现，尽管稀有的东方艺术品或手工艺品还不至于挑战或改变欧洲艺术形式，但却为欧洲艺术提供了新的题材、装饰风格与象征形式。最明显的就是绘画作品中欧洲风格的背景上，竟然时常出现亚洲动物，诸如大象、犀牛、老虎、猿猴、鹦鹉，使文艺复兴时代绘画展现出某种异域色彩。葡萄牙君主曼努埃尔一世送给教皇的印度大象，被拉斐尔画入自己的作品，影响了许多绘画作品。还有就是中国的明式家具，尤其是雕有花鸟图案的中国式桌椅，对欧洲尤其具有吸引力。
拉赫选择从视觉艺术入手，研究亚洲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视觉艺术》研究文艺复兴全盛期至巴洛克时期亚洲艺术品、手工制品、动植物、建筑装饰与风景图画等对欧洲艺术的影响。通常人们以为，西方扩张早期输入欧洲的亚洲物品，主要是一些物质消费品，没有什么文化意义。而拉赫的研究让人们确切地意识到，16世纪强烈吸引并影响欧洲的亚洲因素，不仅是胡椒与香料、丝绸与瓷器，还有亚洲艺术与技术。
研究亚洲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亚洲的器物或观念以什么方式传入欧洲，欧洲人又如何理解、接受、应用、发扬，并将它们融入自身的文化中，进而改变了欧洲人关于世界、人类、历史与未来的看法？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史料梳理与实证研究。在《视觉艺术》的“引言”中，拉赫指出，16世纪亚洲知识进入欧洲社会并进而影响欧洲文化，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不仅知识与器物上的积累需要假以时日，文化上的冷漠与隔膜、傲慢与偏见也阻碍着欧洲对亚洲文化的接受。最初的冒险家、商人与传教士前往亚洲，他们带回的亚洲知识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冒险家与商人们的文化修养不足，影响了他们的眼界与理解，传教士具有当时欧洲人最好的文化修养，但宗教信仰的局限使他们无法客观公正地理解、介绍异教文化，他们提供的有缺陷的信息进入欧洲后，欧洲文化的接受视野也尚未准备充分，工匠们可能会模仿亚洲器物的装饰图案与工艺技术，但并不一定理解亚洲艺术的精神与形式；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们对欧洲古典艺术的专注与热情，也可能使他们对亚洲艺术视而不见。亚洲器物与工艺可能引起他们一时的好奇甚至羡慕，但并没有马上引发模仿与借鉴的尝试。影响的实现必须经过一个缓慢细微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难以察觉，变化的形迹不仅被当时的人忽略，后世的学者亦难有明辨。
人类文化与艺术本身的交流和演进过程是微妙的。各种信息，虚构与真实，各种思想观点与艺术形式，陈腐与新颖，纷呈杂致，分散着人们的注意力，正是在这纷纭之中，精神的潜流已在历史深处悄悄地转变了，并开始一点一点地改变生活与生产方式。大量来自亚洲的香料、动植物、生产生活用品乃至工艺品、艺术作品进入欧洲人的生活，同时，大量有关亚洲的游记、传教报告与书信、大事记与编年史也传入欧洲，亚洲不仅在欧洲人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真实重要，也变得越来越亲切甚至令人羡慕。与此同时，欧洲自身的文化也在发生着变化，逐渐为接受亚洲文化腾出了知识与价值的空间。一是宗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欧洲的文化价值观念；二是欧洲连年的战争与混乱促使欧洲反思欧洲文化自身的合理性；三是地理大发现时代从世界各地涌入欧洲的知识，已经改变了欧洲人的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系。
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打开了整个东方世界，尽管此时欧洲人头脑中还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亚洲概念。土耳其以东的广阔土地与海洋，在欧洲人的“常识”中都可能统称为“东方”或“亚洲”，至于亚洲究竟可能向东方大洋与岛屿延伸多远，谁也不清楚；而“印度”，一段时间似乎既可以指印度河以东的地区，又可能指哥伦布新发现的美洲。然而，知识的模糊或概念的混乱，丝毫不能减弱欧洲对亚洲文化的向往。16世纪是个热情而充满想象力的世纪，商人追求亚洲的香料与织物，传教士渴求亚洲的信徒与灵魂，哲学家——当时对自然科学家的通称——研究亚洲的动植物，而艺术家，试图从稀有珍奇的亚洲工艺品与艺术作品中获得创作的灵感。
通常人们认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沉浸在西方古典文明的辉煌中，毫不理会地理大发现展示的亚洲文明，甚至将亚洲当作“野蛮的异教地区”。拉赫的研究证明事实并非如此，16世纪的欧洲不仅向古代开放，也向东方开放。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艺术家不仅模仿西方古典艺术，也将亚洲艺术因素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不仅艺术家，欧洲上流社会，包括王公贵族和富商巨贾，都以建立私人珍宝馆收藏亚洲工艺品为时尚。这些艺术品或工艺品作为亚洲风物人文的“沉默的见证”，满足并同时刺激着欧洲人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亚洲艺术带来的视觉与观念上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艺复兴的意义。拉赫的研究揭示了另一种真实，商人、传教士从亚洲带回的大量商品与工艺品，引起了文艺复兴艺术家们的好奇与兴奋，即使没有改变他们的趣味与创作形式，至少拓展了他们的艺术视野与想象力，将他们从欧洲艺术某些陈腐的传统中解放出来。拉赫追寻各种亚洲文物，从手工艺品与艺术品、各种建筑装饰图案、风景图画到植物花卉与动物图案在欧洲的流布过程与方式，从葡萄牙、西班牙到安特卫普、低地国家、法国、德国、奥地利，进而分析这些亚洲艺术因素如何出现在欧洲的绘画、雕塑、建筑与工艺作品中，如何代表某种离奇与怪诞的风格，改变了文艺复兴艺术的风貌。拉赫尤其关注文艺复兴绘画中出现的亚洲动物与植物，诸如印度的大象、老虎，东南亚的犀牛与花卉。当然，亚洲文化对文艺复兴时代欧洲艺术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视觉艺术》中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证明亚洲知识对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
许多欧洲人习以为常的所谓“欧洲传统”中，都包含着某些难以察觉的“亚洲因素”，拉赫以充分的实证材料证明了这一点。文艺复兴时代亚洲对欧洲艺术的影响表面上看不甚明显，是因为欧洲艺术家吸收了亚洲艺术的形象、想象方式甚至技术手段，并已将其完美地融入欧洲艺术的创作传统中。以往西方也有人研究过东方艺术对西方的影响，但关注的时段多为启蒙时代和现代主义运动，如利奇温（Adolf Reichwein）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修·昂纳（Hugh Honour）的《中国风格》，克拉克（John James Clarke）的《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而有关文艺复兴时代亚洲艺术对欧洲的影响的著述并不多见。
《奇迹的世纪》全面探寻16世纪欧洲文化不同领域的“亚洲印记”。1977年出版的第二卷第二册《文学艺术》、第三册《学术研究》继《视觉艺术》之后，进一步探讨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学与学术、思想与习俗的影响。第二、三册在内容上密切相关，可以看做是一本书，甚至参考书目与索引都是两册共用的，第二册的前言也介绍了第三册的要目。当然，第二册的重点在文学，第三册在学术。拉赫最初计划《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研究1500年至1800年欧洲的亚洲知识以及亚洲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每个世纪用一卷两册的篇幅，全套书共三卷六册。但实际上仅16世纪，拉赫就用了两卷五册的篇幅。
《文学艺术》首先考察16世纪欧洲有关亚洲的基本文献以及文献的内容和传播方式，然后从文献进入文学，考察亚洲文化对欧洲世俗文学的影响，具体到欧洲各民族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亚洲素材与形象、主题和观念。就亚洲知识的传播过程而言，有地域、国家、社会阶层上的推进过程。16世纪的葡萄牙是欧洲的亚洲知识的集散中心。葡萄牙商人与传教士将亚洲信息带回祖国，先是从葡萄牙到西班牙，再由西班牙传入文艺复兴重镇意大利，借助新兴的印刷术与图书馆收藏，进而扩展到德意志、法国、低地国家与英国。这是亚洲知识传播的地理过程。就社会而言，首先是这些国家的王室垄断亚洲知识，然后，由于信息增多与印刷术推进了信息的传播，亚洲知识从宫廷教廷流入社会，进入公共知识领域。拉赫详细考察了当时西北欧地区国家的王室图书馆与私人收藏的有关亚洲图书的状况，从第三册最后的参考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有关亚洲著述的最完整的书目。总体上看，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仍处在一个知识与想象并存的状态，只是知识逐渐加强，想象逐渐消退，呈现出现代知识进步的典型过程。随着葡萄牙扩张势力远及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他们带回欧洲的有关亚洲海域与国民的信息开始在欧洲传播，并进一步影响到欧洲不同国家的文学，我们在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与北方德语文学中，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亚洲知识的影响。与此同时，这种影响还深入到16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地理学与制图学、语言学与人种志等知识领域，有效地推动了西方现代学术的发展。
伊比利亚扩张初期欧洲视野中的亚洲依旧具有传奇色彩，印度是个古老的传说，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起，印度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就是个奇异神秘的地方；中国是个全新的发现，欧洲人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弄清楚，伊比利亚扩张先驱们发现的“大明”或“中国”，就是马可·波罗那一代人传说的契丹。16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明显增长，但马可·波罗时代以来有关亚洲的种种想象依旧流传，旧传奇与新知识纠缠在一起。就中国知识而言，意大利诗人洛多维科·阿利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写作《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时，皮雷斯（Tomé Pires）率领的葡萄牙使团已到广州，但阿利奥斯托仍将中国称为“契丹”，这是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对中国或中国北方的称呼。
从一种可有可无的异域知识与传奇，变成本土想象与思想的素材，经历了一个有趣的文化涵化过程。在文学与社会一般想象中，印度与中国的风物和意象，赋予欧洲文化一种浪漫的异国情调。奇怪的是，葡萄牙与西班牙作为欧洲扩张的先驱，与亚洲接触更直接，关注的问题也更现实，因而对亚洲的文学想象就相对薄弱平淡一些；相反，意大利和法国没有直接参与东方扩张，却对东方具有更加浓厚的文化兴趣，一则因为意大利、法国是文艺复兴中心，文化素养与热情都比其他国家高，二则因为没有殖民扩张造成的直接利益关系，感受更清新，想象力也更为活跃。《疯狂的奥兰多》中高卢骑士奥兰多在欧亚大陆历险，疯狂地爱上了契丹公主安杰丽卡，故事的场景从鞑靼、赛里斯到契丹、印度，还有一个名叫阿秦那（Alcina）的岛，在契丹以东，可能是马可·波罗所说的西潘戈（日本）。阿利奥斯托似乎知道他那个时代的“发现”。他的传奇英雄可以走海路跨越大西洋到阿秦那，然后去契丹。返回欧洲的时候，从阿秦那出发，沿着中国海岸向西航行到马六甲、锡兰，从波斯湾登陆横穿阿拉伯半岛到红海，自埃及到意大利。在非洲海岸，他得知地球上的大洋都是相通的，绕过非洲同样可以到达印度。
一面是思想，一面是实践；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的思想追不上欧洲的实践，欧洲人的亚洲知识赶不上欧洲人在亚洲扩张的脚步。就在欧洲人痴狂地阅读那些天方夜谭式的契丹传奇的日子里，葡萄牙人已经开始踏上真实的中国土地。第二卷第二、三册的文献年代，与第一卷第二册有许多重合处。皮雷斯使团的幸存者将中国的消息带回葡萄牙。1549年，走马溪之役后，又有一批不走运的葡萄牙人，被当作海盗关进大明的监狱。侥幸者从广西的流放地逃出，不止一人也不止一次地叙述他们在中国的见闻与经历。其中最有名的是盖略特·伯莱拉（Galiote Pereira）的《中国报道》（Algumas Cousas sabidas da China）。伯莱拉的《中国报道》由教士们抄录后寄回葡萄牙，但并没有流传到宫廷之外，葡萄牙王室封锁东方的任何消息。直到16世纪中叶，欧洲关于中国的最新消息仍仅限于葡萄牙，而在葡萄牙又仅限于王室，社会上流传的“亚洲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马可·波罗、曼德维尔式的传奇，绝大多数欧洲人还无法判断契丹或中国是否是同一个现实的国家。
地理大发现首先是财富大发现，然后才是思想大发现，知识的流传远没有财富的流动那么迅速。16世纪中叶欧洲市场上的东方香料已经开始跌价，绝大多数欧洲人还相信印度有狼头鬼、巨足客，中国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国家。拉赫尤其重视法国文化对亚洲的接受，伊比利亚与意大利都从贸易与传教方面直接介入东方扩张，法国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扩张运动，却因此赢得了想象与反思的空间。拉伯雷笔下的巨人庞大固埃（《巨人传》,1532—1553）漫游到契丹，从欧洲到契丹，像从巴黎到意大利。1539年到1560年在法国最流行的《世界指南》（La Dirision du Monde），对中国、日本、果阿这些地方完全无知。全书160页，用在亚洲部分的只有12页，不足十分之一。编者雅克·西诺（Jacques Signot）属于当时最博学的那一批人，他们不是没听说过契丹或中国，而是不相信它们真实存在。这既表现出他的严肃又表现出他的无知。1575年，法国旅行家安德烈·德维（André Thevet）出版长达2000多页的巨著《寰宇通志》（La Cosmographie Universelle），第一卷第二册是专论亚洲的，他的亚洲知识是从普林尼和同时代传教士甚至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徒那里获得的大杂烩。他将他那个时代一位法国人可及的中国知识或想象全写到自己的书里，如此广见博识的法国人也不过如此。
然而，知识毕竟在进步，从想象到现实，从西南欧到西北欧、从王室教廷到民间社会。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在16世纪下半叶得到改观，一是亚洲知识逐渐传出王室传出伊比利亚半岛，二是亚洲知识逐渐具体化现实化。仍就中国知识而言，1550年至1580年，在欧洲的一些大城市里，包括里斯本、罗马、帕多瓦、威尼斯、塞维利亚、里昂、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可以看到伯莱拉这位当过中国人俘虏的葡萄牙勇士的《中国报道》，它被译成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刊行。此外还可以见到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加斯帕·洛佩斯（Gaspar de Lopez）、若昂·德·巴罗斯（João de Barros）、卡斯特涅达（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等人关于中国的报道。1570年，欧洲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专述中国的著作──《中国志》（Tratado das cousas da China），作者是葡萄牙耶稣会士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克路士根据自己短期逗留中国的见闻与伯莱拉的《中国报道》，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我们只需浏览一下它的章节标题，就知道在那个时代这是一本多么难得的关于中国的读物。
有关亚洲的知识以伊比利亚半岛为中心，逐渐向整个西北欧地区扩散；以前主要被宫廷与教会垄断的亚洲知识也开始流入社会，借助新兴的印刷术广泛传播。16世纪最后25年，一个稍有教养的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甚至德意志人，都可以像伊比利亚人那样从当时的读物中获得不算准确但已较为全面的有关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的地理与历史知识。至少他们应该知道中国的国土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一条大河将它南北分开，首都在北京，北纬43°～45°有一条抵御鞑靼人入侵的长城。中国有15个省，200多座城市（府），中国人喝茶，中国妇女缠足，汉语异常诡异。1585年，奥古斯丁会修士儒安·贡萨列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编写的《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在罗马出版，同年就再版于西班牙的巴伦西亚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1600年，意大利已印出19版，西班牙11版，法语译本分别见于1588、1589和1600年，“舰队年”（1588）伦敦出现了英语译文，最初的德语、荷兰语译本面世于1589（法兰克福）与1595年（阿克默尔与阿姆斯特丹）。到该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已有7种语言的46种版本。《中华大帝国史》提供了系统而充分的中国知识。该书共分三部，第一部是对中国的总体介绍。门多萨对中国的地理风物、人伦制度、文化幻想、军事武装等各方面进行了完整的描述，第一部也是该书的核心，对当时以及后世影响最大。第二部叙述菲律宾的西班牙教团三次前往中国传教的经历。第三部汇编了一些门多萨认为有价值的有关中国的零散信息，似乎可以作为第一部分系统论述的补充与注释。在以后出版的一些版本中，该书还被加入其他一些附录，一张中国地图或一份有关中国的资料目录。
欧洲人探索世界改革自身的热情与努力令人惊叹。16世纪的欧洲不仅掌握了大量的亚洲知识，而且试图将这些知识用于自身的文化变革与建设中。坦率地说，拉赫关注的并不是亚洲，而是欧洲的亚洲知识以及欧洲的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拉赫详尽描述了欧洲当时各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亚洲的著作，尤其强调了某些私人收藏的意义，如费迪南·哥伦布就收藏了大量有关亚洲的书籍资料；逐一讨论了亚洲文化对欧洲不同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意志、荷兰、比利时、英国，不同文学类型如传奇与诗歌、小说与散文、政论与说教文学，不同学科如制图学与地理志、宇宙学与世界史、语言学与人种志、工程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影响。就文学而言，拉赫重点分析了葡萄牙诗人卡蒙斯，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塔索，法国小说家拉伯雷、散文家蒙田，英国剧作家马洛、莎士比亚等作家作品中的亚洲影响，开辟了比较文学的新领域与新问题。就自然科学与技术而言，拉赫尤其关注那些直接影响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的科技知识与发明，如地理志与天文学、航海术与工程学。就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言，语言学与人种志是个重要的问题。亚洲有众多民族，不同民族的语言是让欧洲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问题，有些语言，如中文，在字词构成与语法结构上与欧洲语言差异如此之大，让人想起巴别塔神话。如果现今世界上各民族语言千变万化，是上帝为惩罚人类修建通天塔的结果，那么，此前人类使用的共同语言还存在吗？过去人们以为古希伯来语是早年人类共同语言的遗迹，如今，有人开始猜测象形汉字可能近似巴别塔之前人类使用的共同语言。发现亚洲促成了欧洲学术界对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兴趣，拉赫在书中还整理了一份附录，列出了欧洲语言借用的亚洲词汇的对照表（见第十一章附录：“欧洲词汇中的亚洲词语”），其中有些非常有趣并充满想象力的发现，比如说，欧洲语言中的“typhoon”可能来自汉语的“台风”。进一步的问题可能是这种借用是如何发生的，难道古希腊水手到过南中国海，或者通过阿拉伯航海家，阿拉伯语种是否有“typhoon”一词？
地理大发现的两个世纪间，广阔的世界一步步在欧洲面前展开，精彩无限。首先是原始自然的美洲，然后是神秘富饶的印度，再后是物产丰富的东南亚，最后是新奇文明的中华帝国。所有这些地域的发现、事件的发生，都如奇迹一般，让欧洲人兴奋不已。亚洲知识影响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文化，还不仅限于一般知识的发现，在技术与发明方面，中国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印度的数学与香料制作技术，也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四大发明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得到特殊的重视，反倒是西方人率先强调罗盘仪、印刷术、火药三大发明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的三大发明从根本上推进了西方的现代化。没有指南针、罗盘仪就没有地理大发现，没有火药便没有殖民扩张，没有印刷术，就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培根在《新工具》中将罗盘仪、印刷术、火药的“发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起点，“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再次强调这三大发明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二战期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三大发明之外加上造纸术，提出中国的“四大发明”说。反思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这“四大发明”的意义可能是“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最大贡献”。
第二卷第三册《学术研究》主要探讨亚洲对欧洲科学技术的影响。16世纪欧洲的学术研究关注普世论题，他们试图将基督教神学与古典哲学结合起来，同时面对地理大发现展示的新知识；在保持思想与信仰传统的同时，强调客观观察的重要性，观察与实践成为某种真理形式。那是一个“西体东用”的时代，亚洲知识对欧洲学术研究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实践领域，工匠比艺术家、炼金术士比化学家、制图师比地理学家、词典编纂者比语言学家，更容易接受亚洲影响。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受地理大发现影响最大的，是地理学与生物学，欧洲的宇宙学传统（当时的宇宙学内容广泛，包括地理学、历史学、数学、天文学、航海术等）被新发现的世界彻底改变了，而新发现的各种新奇的动物与植物，让人们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自然世界。就欧洲不同国家地区而言，伊比利亚处于扩张的前沿，顾不上思考新发现带来的科学问题；荷兰人和德国人热衷于宗教改革，也没有多少科学热情；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虽然在现实扩张中滞后，却具有观念与知识上的敏感和深厚的世俗知识教养，他们更具有“思想扩张”的优势，在亚洲知识的冲击下，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朦胧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相对论，开始反省欧洲知识传统狭隘的一面。这种新的知识态度，最典型地表现在蒙田的《随笔集》中。
讨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代欧洲文化中的亚洲影响，具体意义在于证明亚洲知识也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精神的一部分，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提供想象的灵感、思想的资源与行动的楷模。在那个人们为古典艺术着迷、为信仰方式疯狂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时代，亚洲知识在一点一点地改变欧洲人的知识与价值观念。首先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统治人们的世界观念的托勒密地理学体系崩溃了，古典作家有关世界与人类历史的描述也变得可疑，世界比地中海沿岸地区广阔得多，历史也可能比《圣经》的记载悠久得多，欧洲人必须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世界上有许多陌生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信仰方式、语言与习俗吸引着欧洲人的探索与求知欲望。
拉赫力图全面考察16世纪亚洲知识在欧洲各个文化领域的影响，这种研究是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有余而深刻性不足，甚至在某些细节问题上，尤其是涉及历史与语言学方面，存在一定的误解。比如说，拉赫认为，古印度与古希腊史诗都可以证实一个战车文明的时代，而中国古代却没有相关记载，中国历史缺失战车时代，因为中国文明自古便与世界隔绝。这种论断，或者说是臆断，不仅存在误解，而且明显暴露出知识上的缺陷，中国先秦典籍多处提到战车，商周时代战车是主要军事装备，车战也是主要作战方式。此外，还有一些有关中国语言尤其是方言的问题，也出现理解与解释上的偏差，如“茶”在北方官话、闽南方言中的发音不同，西语中也出现不同的音译。当然，任何研究涉及如此广泛内容的著作，都难免出现一些细节上的错误，现代学者的专精与百科全书派的博大不可兼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得在百科全书式的博大，失于现代学者的专精。
从第二卷的研究看，《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留下的学术遗憾有两点：一是博大有余专精不足，二是史实有余史识不足。拉赫的研究收集了难以驾驭的史料，庞杂的史料加上繁复的叙述，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概括与不断出现的提纲挈领性的论述，可能影响读者的阅读理解以及对全书思想框架的整体性把握。这也是其他一些“巨著”，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共同的缺陷。庞大工程的致命点往往在结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致命的学术缺陷，也在思想结构上，一部准备了如此丰富史料的著作，如果因为思想结构与理论观点上的缺陷，未能达到预期的学术影响力，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
三、“发展的世纪”:17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
1993年，《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三卷终于问世了。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欧洲形成中的亚洲》陆续出版，对学术界甚至整个知识界，都是一种挑战。第三卷分四册，主要研究17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在内容与体例上基本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册更像是总论，其中八章的内容分成两部分，分别讨论欧洲向亚洲扩张的两个方面：一是贸易与传教的现实方面的扩张，二是知识与想象方面的扩张。第二、三、四册为另一部分，专题讨论“欧洲的亚洲形象”，在内容与体例上有所拓展与变化，具体到亚洲不同地域，分别讨论17世纪欧洲视野中的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如果将第三卷四册按内容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册为一部分，第二、三、四册为一部分，我们依稀可以辨认出拉赫最初设计的三卷六册、每卷两册的基本格局。
（一）文化大发现的世纪
在西方现代化历史上，17世纪是一个重要而又容易被忽略的转型与过渡的世纪。首先是欧洲扩张格局的变化。17世纪欧洲扩张势力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北大西洋国家势力取代了伊比利亚，成为欧洲在亚洲扩张的主力，葡萄牙的印度公司转移到巴西，西班牙殖民者则放弃印度洋转向太平洋。伊比利亚扩张的高潮时代结束了，他们曾经在世界各大洲的边缘都建立了自己的贸易点与城堡、教堂，他们挥霍掉自己民族的资源、想象力与勇气，然后在腐化中衰竭。西北欧扩张代之而起，荷兰人、英国人在亚洲开始取代伊比利亚人的扩张优势。伊比利亚人奠定了东方贸易网，荷兰人、英国人继承下来，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该体制的作用。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个巨大的联合企业，它综合了私商和国家利益，统一了商业与军事行动。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维持着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海上霸权，当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衰落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已准备好在亚洲接替荷兰人的霸权。
欧洲在亚洲的扩张远没有在美洲那么顺利。他们在转瞬之间征服了美洲，旋即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他们在美洲、非洲与欧洲之间、建立了一种经济与政治的互补体制。欧洲人是主人，他们需要美洲的土地与矿藏，不需要美洲的人，于是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大批死亡，一个世纪间人口锐减80%。欧洲人需要非洲的人而不需要非洲相对贫瘠的土地，于是成船的黑奴被一批批地贩运到美洲。他们在亚洲无法这样得心应手，莫卧儿帝国、中华帝国依旧强大。欧洲人竭尽全力，也不过是在东方的几大帝国边缘建立起一些贸易点和军事要塞，而且或多或少都是在东方帝国的默许下存在的。欧洲在亚洲还没有取得文明的优势，他们在等待机会，也在自我调整。
17世纪欧洲的主要问题，并非来自所谓的欧洲扩张与亚洲本土力量的冲突，而是来自欧洲社会自身基督教与世俗资本主义之间、基督教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欧洲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与封建王朝之间的冲突。在东方，欧洲扩张力量尚不足以挑战亚洲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甚至根本无法构成对亚洲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秩序的冲击，反倒是两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与亚洲的交往，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结构、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亚洲贸易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结构，新的贸易模式出现了——就欧洲本土而言，亚洲商品的输入促进欧洲国家与城市之间的贸易关系，形成了以港口城市为结点的欧洲贸易网络，造就了一系列新兴的贸易港口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就世界贸易体系而言，亚洲商品，诸如香料、棉纺织品、瓷器、茶叶、咖啡等，成为欧洲、美洲、非洲洲际贸易体系的驱动器或黏合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与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亚洲贸易对构建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作用。
17世纪欧洲扩张在现实世界进入一个中歇期，但在观念世界，则进入一个跃进的阶段。这其中的道理耐人寻味。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热情，最好维持在无知的好奇与已知的确信之间的张力关系上。如果对某一异域文明的知识已经到了了如指掌的地步，好奇心失去了，熟悉又带来轻慢，自然不会有什么热情。同时，如果对某一异域文明无知或大多无知，人们也不会有太多的热情，因为它还没有进入文化期待的视域里。马可·波罗到门多萨时代，欧洲对亚洲的知识还不够丰富，即使是好奇，也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知识与信念基础上。而到18世纪后期，欧洲对亚洲的知识又太多，多到没有好奇，冷漠就出现了。17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视野，恰好处在无知的好奇与已知的确信之间张力关系的微妙的平衡点上。知识已经足够多了，但还没有多到驱散好奇，而好奇驱动期望与想象，填补知识的空白。
另外，17世纪欧洲对亚洲知识的热情，还有其现实历史的必然性。西方扩张势力被阻止在东方内陆帝国的边缘上，从外部看上去，东方帝国依旧遥远、神秘、稳定、强大。西方扩张的问题，还与东方社会自身的历史状况有关，它涉及到东西方国家实力的对比。亚洲与美洲不同，亚洲具有深厚的文明传统、强大的国家机构与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上也并不差于西方。1650年前后，亚洲的游牧文明扩张达到历史的高峰，他们在波斯建立了萨菲帝国，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在中国建立了清帝国。这些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结合的东方帝国，虽然在经济技术上都已相对停滞，但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的扩张仍在继续，而且相对于欧洲而言，依旧强大。就中国而言，1700年的清朝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此时，西方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军事实力上可以挑战中国，也根本不可能组织起联合力量。西方即使在经济上表现出微弱的优势，也不在总量上，而在组织形式上。
相比之下，欧洲则显得支离破碎、动荡不安。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历时半个世纪，终于以光荣的妥协结束，因为砍了国王高贵的头颅之后，在严厉的护国公的剑影下生活，人民并没有感到自由与幸福。荷兰已经露出衰竭的迹象。在东方，荷兰的公司像国家；在欧洲，他们的国家又像公司。荷兰与英国、法国交战，荷兰的商人都将粮食卖给法国人，继续在伦敦开银行。伊比利亚的帝国从本土到海上全面衰落。路易十四继承了腓力二世的世界野心，但他的世界胸怀似乎并不比查理曼大帝宽广，世界基本等于欧洲，路易十四想当欧洲霸主，不断在欧洲发动战争。德意志经历了宗教改革与30年内战，正在慢慢地恢复生息。这期间西方扩张的疆域基本上没有扩大，在已经扩张到的土地上，欧洲势力却在争夺统治权。葡萄牙在马六甲输给荷兰人，却在巴西赢了荷兰人。荷兰人把英国人赶出了安汶，英国人不久就把荷兰人赶出了纽约。
17世纪是欧洲扩张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当欧洲扩张的物质力量受阻的时候，知识力量却逐步深入亚洲文化的方方面面。首先是随着欧洲扩张势力格局的变化，欧洲的亚洲知识生产状况发生了相应变化。西北欧，尤其是荷兰，取代了伊比利亚半岛，成为亚洲知识中心。印刷技术的提高与出版机构的普及，促进了亚洲知识的增长与传播。传教士的书简、商人和使节的贸易报告与出使报告，以及诸多纪实也许有所虚构的游记，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印刷出版。在一般知识基础上，学者们也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对亚洲的动植物学和医药学的研究，这些知识与研究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知识结构，也多少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念。
17世纪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推动这个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进步并改变欧洲人价值观念的，有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欧洲扩张势力格局的改变，在欧洲内部，西北欧扩张势力取代了西南欧扩张势力，新教国家势力取代了天主教国家势力，成为欧洲扩张的主力；与此同时，欧洲的亚洲知识传播中心也从伊比利亚半岛与意大利半岛转移到荷兰与低地国家、日耳曼国家与法国、英国。其次，这个世纪的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间，文化上出现一种开放的、外向的心态，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出现在西方现代性思想起点上的“东西之争”与“古今之争”同时在17世纪的欧洲肇始。最后，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势力均衡达到某种僵持状态，亚洲帝国依旧强大，欧洲扩张势力停留在亚洲帝国的边缘，对亚洲帝国的物质欲望与文化好奇，形成一种独特的仰慕亚洲文明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是最耐人寻味的一部分。
西方现代扩张的外向与内向精神之间的张力结构值得研究。现代欧洲在发现亚洲的财富的同时也发现了亚洲的文化；在发现亚洲的“他者”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在发现欧洲的现代性自我。博岱（Henri Baudet）在《人间乐园》（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一书中提出，考察欧洲人与非欧洲人的关系，应该注意到两个层次的关系。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层次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观念的、文化的或神话的层次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层次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在欧洲人的观念中，东西方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一种关系表现在最广义的政治生活领域中，它是一种具体环境下与具体的非欧洲国家、人民、世界的一种基本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自由地使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有时甚至用教会传教的术语表达。在大多数研究西方防守与扩张的历史的历史学家笔下，记载的都是这类关系的历史。另一种关系完全出现在人的头脑中，它的领域是想象的领域，充满着西方文化中关于非西方的人与世界的各种形象，这些形象并非来自于观察、经验，具体可成为现实，而是来自于某种心理冲动与期待。这种心理动力创造出与第一种主导政治现实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心理现实。它同样具有一种强大的、明确的影响力，主导着东西方的关系，因为它具有一种绝对的现实价值与神话般的力量……”
（二）一般知识状况：贸易、传教与文献
第三卷第一册《贸易、传教、文献》在整个第三卷中，更像是个总论，介绍西方扩张势力在贸易、传教、知识上的进展。首先是西方扩张在亚洲的势力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比利亚扩张势力衰落，葡萄牙基本上退出印度，仅留下果阿及北部的几个据点和中国海岸的澳门；西班牙放弃马鲁古群岛与中南半岛，只图巩固菲律宾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的殖民地，确保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17世纪是荷兰人的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马六甲，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经营香料贸易，并一度占领台湾，进入日本，接手葡萄牙控制的锡兰岛和马拉巴尔海岸的各大商馆。到17世纪后半叶，法国势力开始加入角逐亚洲的行列，商人使节进入印度，“国王的数学家们”被派往北京。
欧洲世俗扩张势力格局变化的同时，基督教在亚洲传教的势力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罗马教廷支持的天主教传教事业随着伊比利亚世俗政权的削弱而衰落，耶稣会依旧把持着印度、中国、菲律宾等国的传教事业，同时也受其他修会的制约。随着新教国家加入扩张队列，新教徒也加入东方传教事业，并与天主教徒展开竞争，他们不仅关心亚洲人的灵魂，也关心那些在亚洲的欧洲天主教徒的灵魂。到17世纪末，几乎所有的欧洲基督教教派都在印度河以东的亚洲有了自己的代理人，俄国的东正教（中国人称罗刹教）神父也出现在北京。
“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普世主义思想与狂热的扩张精神。西方扩张从来是贸易、战争、传教三位一体的，其中传教有着重要意义。在西方扩张的世俗力量发生变化的同时，传教势力也相应出现结构性变化。商人需要利润，水手需要暴富，贵族需要冒险，新兴的民族君主国家的国王需要更大的土地、更广阔的海域和更多的财富，教士们为了上帝需要更多的信徒，而在亚洲的扩张的确能够满足上述要求。有人在分析西方扩张的动力结构时提出著名的“4G”:GOLD, GOD, GLORY, GUN。GOLD：海上贸易可以带来巨大的财富：黄金、香料、象牙与奴隶。GOD：航海冒险的意义在于将异教世界的财富运回基督教家乡，再将基督教送到异教世界。GLORY：骑士精神将他们的宗教狂热与世俗精神结合起来，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GUN：三桅三角帆葡萄牙式远洋快船成为活动炮台，可以在200码之外击毁各个方向的敌船。
17世纪的欧亚大陆，人从西向东流动，货物与知识则从东向西流动。越来越多的欧洲商人、传教士出现在亚洲的同时，越来越丰富具体的亚洲知识也出现在欧洲。那些热情执著而又勇敢的传教士，是文化海洋的哥伦布。他们逐渐发现了亚洲文明的意义，并将这种意义通过越洋书简传达给欧洲。欧洲不同国家、不同教派、不同修会的传教士，对欧洲的亚洲知识的积累与传播作出了不同程度与角度的贡献，拉赫与克雷的研究让我们从整体上了解了那个时代传教士对亚洲知识的贡献：首先是天主教教会，包括耶稣会、圣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们，以及法国的“外方传教团”，他们在遥远的东方传教，他们的著作在欧洲出版，他们引起的“礼仪之争”使中国文化成为欧洲讨论的热点；新教传教士似乎并不太关注中华帝国的制度与文化，但他们对印度与东南亚民俗信仰乃至自然现象的观察与记录，大大丰富了欧洲的亚洲知识。
从16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欧洲对亚洲的地理历史、政教制度、人文习俗等，已经有了整体的印象，而且，尽管对不同国家地区的认识深浅不同，但基本知识已经具备了。其次，除了知识的积累与进步之外，还有文化视野的变化、知识的细分与关注点的转移。17世纪西方扩张的洪流已经把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士带到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将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带回欧洲。欧洲不同国家观察与认知亚洲的视野和关注点不同，对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看法也有所区别。除了地理、物产与贸易状况是共同的兴趣所在外，总体上看，天主教国家更关注宗教与政治，包括民众的信仰状况与政体制度，新教国家则更关注世俗社会与民间习俗，对技术与知识的兴趣也更加浓厚。欧洲不同国家的亚洲知识期待视野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而欧洲对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认知与判断也有所区别。总体上看，印度知识依旧模糊不清，不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印度都缺乏统一性，印度形象的文化意义也缺乏确定性与明晰性，欧洲对印度的态度主要是知识上的好奇，也许还有价值上的排斥；相对而言，中华帝国的意义则是明确的，对17世纪政治动荡的欧洲来说，中华帝国最有文化启示意义的是它的开明君主制度与儒家伦理，欧洲人对中华帝国，不仅有知识上的渴望，还有价值上的仰慕。东南亚的状况最为复杂，除了贸易价值之外，欧洲人还没有在那里发现什么文化价值，他们对东南亚的文化兴趣，主要在人类学或人种志，还有动植物学与海洋地理。
17世纪欧洲的世界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具体、全面。一位有财富与学养的人，可以从当时欧洲的出版物中，获得关于这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人种、不同文化的基本知识，而这在哥伦布、达伽马的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不但可能知道阿兹特克、印加帝国的野蛮风俗与覆灭过程，而且可能了解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犯下的种种暴行；他不但可能了解印度的地理与物产、风俗与信仰，而且开始客观地思考这种异教文化的意义。印度是个远比伊斯兰世界更神秘也更富饶的世界，欧洲人了解印度教的兴趣，也远比了解伊斯兰教的兴趣浓厚。印度严格的种姓制度，各种稀奇古怪的信仰仪式，大大小小的神，堆积成山的胡椒，柔软的棉布，富丽堂皇的宫殿，种种物质与精神的财富，都让欧洲人着迷。相对于印度的奇幻，中国似乎更平实也更现实。中国是个有庞大人口的国家，政治制度更合理，行政治理也更有效。然而，对17世纪的欧洲，中华帝国的吸引力不仅在它幅员辽阔社会安定，更重要的是它的以科举制为代表的官僚体制与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文化思想。17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动荡世纪，传教士们亲身经历并仔细记录了明清易朝的动荡历史，即使如此，他们依旧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现代欧洲逐渐成为世界财富、权力与知识的中心。最初那段跨文化交流的有趣历史，首先应该归功于传教士与商人，然后是欧洲的出版商、印刷商。17世纪欧洲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都给欧洲的亚洲知识的积累与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职业化的出版商取代了印刷商，出版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从而大大促进了亚洲知识的传播。有关亚洲的书籍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从一个出版商到另一个出版商不断翻印，从一个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城市。17世纪最初那些年里，伊比利亚仍是关于亚洲著作的出版重镇。随着自身的海外扩张与图书业的发展，荷兰和法国逐渐取代了伊比利亚与德意志国家，成为亚洲知识传播的中心。拉赫在详细分析了亚洲文献在欧洲的印刷出版状况之后，又对欧洲不同语言的亚洲文献进行了分别的介绍。首先是伊比利亚文献，包括教会书简、世俗游记文学，然后是意大利语文献。意大利人热衷于翻译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文献，虽没有信息源的优势，但有传播优势，罗马是教廷所在，大多数教会文献都汇集在那里，在天主教国家里，拉丁语是通用语言。不同国家的文献由于文化视野不同，内容重点也不同。总体上看，天主教国家重传教，新教国家重商贸。由于教廷所在，意大利语文献主要集中在教会内容上。法语文献出现比较迟，世俗传奇、人文考察与宗教报告并重。荷兰语文献多为航海与贸易内容，商人，而不是传教士，成为主要作者。活跃的海外扩张与城市出版印刷业的发展，使荷兰在17世纪大半时间里扮演着欧洲的亚洲知识中心的角色。相比较而言，德语、英语文献要落后许多，德意志国家忙于宗教内战，无法发挥它的印刷特长，英国的扩张基本上还没有开始，有些英语的亚洲文献出版，也基本上是翻译的二手资料。
（三）欧洲的亚洲印象：南亚与东南亚
17世纪是欧洲的亚洲知识大跃进的时代，关于亚洲的出版物几乎涉及了印度河以东亚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从印度、东南亚到日本、中国。17世纪初欧洲的亚洲知识还主要集中在印度、东南亚，到17世纪末，中国已经成为欧洲读者最为熟悉的亚洲国家。当然，“欧洲之亚洲”仍是从印度开始的，古典时代欧洲文献中就有关于印度的记述，有关印度的传说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地理大发现开辟东航路，印度是东方的起点。第三卷第二册《欧洲的亚洲形象：南亚》中，拉赫着重研究17世纪欧洲对印度次大陆及周边地区国家的认知与想象，考察了欧洲多种语言中关于南亚的报道，尤其是耶稣会士的传教报告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务报告，这些文献提供了关于南亚次大陆各方面的信息。17世纪欧洲的亚洲视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首先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使欧洲拥有更开放自由、更科学人文的视野看待南亚的文化，尤其是印度神秘复杂的宗教信仰。南亚次大陆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关于印度的狗头人、巨足兽之类的传奇消失了，欧洲人开始以科学人文的精神观察印度的自然、人与社会。其次是葡萄牙对好望角航路的垄断先后被荷兰、英国、丹麦、法国的扩张势力冲破，新教国家也加入到东方扩张的行列中来。他们在观念上不同于南欧的天主教国家，更开放也更世俗。随着这些国家的介入，欧洲的亚洲知识大为丰富，欧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语言中都出现了关于亚洲乃至印度的印刷读物。
拉赫按照地理区域逐步介绍17世纪欧洲视野中的印度，莫卧儿帝国被分为不同区域，从古吉拉特到恒河平原再到孟加拉与东部。在对印度的观察与体验中，欧洲人逐步获得了更具体细致的关于印度信仰与习俗方面的知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在信仰上分外复杂多样的社会，北方的莫卧儿帝国信奉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内部哲学和神学上存在分歧，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甚至大于伊斯兰教与异教的冲突。欧洲人在莫卧儿王朝统治核心的北印度，可以与穆斯林和平共处，但在南印度马拉巴尔、古吉拉特乃至东南亚，他们和穆斯林的关系则势同水火。随着欧洲人深入印度腹地和南部，他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印度教，南印度遍地庙宇，形形色色的神灵，稀奇古怪的仪式，让欧洲人无比好奇。印度是个滋生宗教的沃土，但奇怪的是，曾经兴盛一时的佛教却几乎销声匿迹了。
欧洲关于印度的主要文献，来自英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职员的报告、耶稣会士的书简和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旅行者的游记。三类人的身份、教养、趣味不同，对印度的观察也各不相同。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关注物产与商业习俗，传教士关注信仰与地方管理，旅行家则关注地理民俗。他们提供的印度“知识”，其中有些的确是客观的事实，有些则是想象、猜测、误解甚至虚构的产物，从道听途说到异想天开。总体上看，欧洲人对南部印度的宗教与社会的观察比北部更细致深入，那是因为欧洲国家与这些地区有更多的商贸联系；尤其是斯里兰卡，欧洲人在那里已经建立了殖民地，一位英国商人在那里生活了20年，对僧伽罗人社会的观察细致入微。17世纪欧洲文献对印度次大陆的记录，为研究印度历史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印度人本身历史意识不强，当年法显、玄奘和尚为他们保留了一段中古历史，如今欧洲人又为他们记录了近代历史。
拉赫在繁复的史料叙述中，特别关注欧洲人面对亚洲文化表现出的自身价值观的调适与变化。比如说，对待印度教文化，欧洲人随着知识的积累与价值的反思，开始表现出理解的态度，试图从印度的立场和角度理解印度。比如麦斯沃德对欧洲人普遍感兴趣的印度教徒寡妇殉夫习俗，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不是轻率地谴责这项习俗的野蛮，而是从一些寡妇自愿慷慨殉夫的行为中看到爱情的忠贞与纯洁。他在谴责“这种残忍野蛮的习俗”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她们“对亡夫的纯洁的爱”，这在17世纪欧洲观念基础上，是颇为不易的，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启蒙时代的文化开放态度。在那个时代里，罗杰可谓是对印度教理解最深、态度也最为开放的欧洲人。他细心观察印度特有的社会制度与宗教习俗，包括种姓制度、婚丧仪式以及殉夫、斋戒、祭祀、占卜等。他努力进行客观的观察与记述，避免价值评判。他试图从婆罗门朋友那里深入了解各种古怪习俗背后的思想原则，他把印度教当作一个活的宗教，试图从印度教的立场和观念理解印度教。一种异域文化的意义不在于它的怪异或不合理性，而在于它的平实与可接受性，这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所在。
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印度河以东的亚洲可以划分为四大区域：南亚次大陆及其岛屿、大陆东南亚、海岛东南亚、东亚。印度是一个神秘诱人的世界，有不可思议的信仰与不可理喻的习俗，遥远而不可亲近。相对而言，东南亚对西方来说似乎更具体也更好把握。离开印度次大陆第一站就是锡兰（今斯里兰卡），这是东方一连串香料岛屿的起点，是欧洲千年传说与梦想的地方。当年欧洲人进入亚洲水域，渴求的就是这个岛屿生产的肉桂。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传说的“乌托邦”，如果在现实世界可能找到一个“地址”，就是这个美丽富饶的岛屿。英国水手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经历海难之后，在锡兰岛上滞留20年，他详细描绘了这个仙境般的岛屿上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风土人情、制度习俗，许多细节分外动人：热带之夜，晚风飘香，同村男女睡在一间宽敞的长屋里，男子睡一边，女子睡另一边，有人半夜醒来，抽烟、嚼槟榔，然后又哼着摇篮曲轻轻睡去，有人则蹑手蹑脚走出屋外，与情侣幽会。
尽管现实中的航海充满艰险而贸易又纷争不断，出现在文字记述中的香料岛屿却分外美好。从锡兰到爪哇、苏门答腊一直到几内亚群岛，这些生产胡椒、丁香、肉豆蔻的岛屿从西向东延伸，从印度洋到进入西太平洋。尽管此时欧洲人对这些岛屿的内部还不了解，但已经在一些港口建立了自己的贸易点，诸如马六甲、万丹、巴达维亚……16世纪是伊比利亚人的世纪，16世纪的欧洲已经可以从伊比利亚文献中得知大陆东南亚与海岛东南亚的自然与人文的基本状况，赖麦锡（Giambattista Ramusio）的三卷本《大航海记》（Navigationi et Viaggi）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7世纪初荷兰人和英国人继伊比利亚人之后来到海岛东南亚，给欧洲提供了以香料群岛为中心的更多的东南亚岛屿的信息。从苏门答腊到新几内亚，星罗绵延三千多个岛屿，是最重要的赤道国家以及世界上重要大岛的最大聚集区，这些岛屿的历史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移民史。有关菲律宾的信息主要来自西班牙殖民者，耶稣会士佩德罗·奇里诺（Pedro Chirino）的《菲律宾群岛纪事》（Relación de las islas Filipinas）与西班牙殖民官安东尼奥·德·莫尔加（Antonio de Morga）的《菲律宾群岛志》（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是殖民地早期关于菲律宾的最好著述。
东南亚位居印度与中国之间，受两大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影响。从马六甲到巴达维亚到马尼拉，欧洲人不仅熟悉那些港口城市，对东南亚内陆也有一定的了解。他们甚至深入密林深处废弃的神秘古城吴哥，介绍了吴哥的建筑奇迹，那些铺着大理石板的街道、保存完好的纪念碑与石像，他们甚至猜测吴哥是亚历山大大帝或罗马人甚至犹太人建造的。他们了解越南是个汉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越南人像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白皙，据说河内位于红河三角洲中心市场，是人口拥挤但秩序良好的城市。相对于越南，泰国（或称暹罗）的风土人情，更让欧洲人着迷。法国工程师绘制了从大城到暹罗湾的湄南河航道详图，描绘了两岸的城市、王宫、庙宇、民居的图样。泰国社会是一个按等级划分的复杂社会，法律与传统详细规定了每个人的职位与职能，全民信奉佛教。国王及其大臣主管政府机构和法律系统，国王拥有无上的权威，除了寺庙财产之外，所有土地归国王所有。泰国社会分为自由民与奴隶，许多华人居住在泰国，从事商业活动。早期殖民者大都带有某种“人类学家”的兴趣与眼光，他们观察、描述东南亚居民的人种特点、不同的习俗与语言，尽管他们的记述有诸多误解，但仍是人们了解东南亚历史最可靠最丰富的资料。仅就知识而言，是欧洲殖民者将东南亚带入世界史的。
总体上说，17世纪欧洲已经基本上能够勾画出印度河以东亚洲的地理与人文面貌。整个南中国海沿岸国家与城市，基本上已经出现在欧洲的地图与文字记述中，只是朝鲜半岛还处于某种未知状态。关于日本，除了一些迫害基督徒的恐怖故事外，欧洲人几乎没什么印象。一则因为欧洲对日本的兴趣并不如对印度、东南亚岛屿和中国那么浓厚，不管是传教还是贸易，日本的价值似乎都不大；二则，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尽管文明程度相当高，但封闭排外，欧洲人无从了解日本。关于中国周边地区，除了中南半岛、缅甸、尼泊尔等地，他们已经知道西藏、蒙古、东西伯利亚等地，当然，在17世纪的欧洲文献中，亚洲最重要的地区是东亚。据拉赫统计，除了那些书简和各种零散著述之外，17世纪欧洲有关印度河以东亚洲不同地区的著作，多达120余种，其中将近一半是关于东亚的。除了文献之外，还有许多实物，诸如工艺品、服装、日用品等，也出现在欧洲王宫与上流社会的客厅，还有亚洲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也被带回欧洲，甚至亚洲人也来到欧洲。
学术界尽管已有不同著作分别研究17世纪欧洲对亚洲不同地区国家的知识状况，但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拉赫这样做过总体研究。在印度河以东的广阔亚洲地域，自然风土、人情习俗各不相同。在所有的亚洲国家里，欧洲人最关心的还是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华帝国是亚洲最伟大的帝国，领土完整、政治稳定、文化统一。17世纪欧洲的中国知识已经相当全面、具体、准确，包括中国的版图、物产、人口、制度、风俗、信仰等等，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科举制度与儒家思想，他们习惯将中国理想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文化教养最高的国家。
（四）欧洲的亚洲印象：东亚与中华帝国
在欧洲现代文化史或观念史上，17世纪是“欧洲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相对于前一个世纪，17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主要有两大改观：一是承认亚洲文明的真实性，进而形成开放的多元文明的观念；二是开始接受亚洲文明某些方面的优越性，进而反思欧洲文明的意义与价值。17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开放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出现。未来启蒙运动中发挥效力的东方文化影响，在知识层面上的准备从17世纪已经开始了。
拉赫运用数量惊人的史料论证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亚洲知识的增长过程和方式，试图追索亚洲知识对欧洲现代思想与运动的影响。就史料丰富工程浩大而言，整部《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丝毫不亚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历史学家固然不是全知的，也不可能奢望全知，但尽可能地在深度与广度、大场面与小细节上详尽再现人类曾经的历史经验，仍是历史学家的使命与志向。更何况拉赫选取的论题本身，就需要如此巨大的篇幅，否则根本无法再现欧洲史乃至全球史上那个非凡时代的重大事件与重要意义。
在欧洲现代历史上，亚洲知识有两次大扩展，一次在紧随地理大发现后的17世纪，一次在19世纪的殖民化运动之后。就中国知识而言，在欧洲早期历史上有大影响的著作，基本上都出现在17世纪前后，从1585年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到1735年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的《中华帝国通史》，其间的重要著作如《利玛窦中国札记》（1616），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神父的《大中国志》（1640），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神父的《中国历史十卷》（1658）、《鞑靼战纪》（1653）、《中国新图志》（1655），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神父的《中国图志》（1667），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神父等的《孔夫子：中国的哲学家》（1687），李明（Louis Le Comte）神父的《中国现状新志》（1687—1692），白晋（Joachim Bouvet）神父的《康熙帝传》（1697），卢哥比安（Charles Le Gobien）神父的《耶稣会士书简集》（原名叫《耶稣会的某些传教士写自中国和东印度的书简》[1702]、《耶稣会某些传教士写自外国传教区的感化人的和吸引人的书简》[1703]）。
第三卷第四册《东亚》进一步研究欧洲对中国、日本以及中国周边地区的知识。就中国知识而言，《东亚》用两章介绍明末清初的中国，其研究的重点多少有些偏移。因为描述17世纪中国历史与17世纪欧洲的中国知识，研究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前者的着眼点在中国历史状况如何，后者的着眼点在欧洲的中国知识状况如何；前者只需要介绍中国那段历史发生了什么，诸如朝代更迭、战争、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状况等，后者则需要分析欧洲的中国知识的传播与形态变化。可惜这一册很少涉及后一方面的内容。这让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在“欧洲形成中的亚洲”这一大主题下，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内容呢？或许最有意义的内容应该是欧洲的中国知识状况以及中国知识对17世纪欧洲文化的影响。
漫长的17世纪在拉赫沉重的叙述中即将结束，有关亚洲知识的全方位扫描也到了最后一站：中国。对现代西方文化最有启示意义的亚洲知识不是印度知识，而是中国知识，不是关于中国的物质财富的知识，而是关于中国文化思想的知识。就“欧洲形成中的亚洲”这一观念史的课题来说，17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中对欧洲最有文化启示意义的，恐怕就是中国报道了。从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大汗的国书去寻找通往“大汗的大陆”的新航路，到白晋神父带着《康熙帝传》从北京返回巴黎，欧洲人的中国知识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百年间，欧洲先后出现了三种中国“知识型”：首先是表述财富与君权的“大汗的大陆”，然后是表述制度与文明的“大中华帝国”，最后是表述思想与文化价值的“孔夫子的中国”。
对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而言，有关“大汗的大陆”的传奇，渲染世俗财富与君权，隐喻地表达了世俗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观念、早期资本主义的重商精神、绝对主义国家与开明君主专制理念。到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的中国知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异，门多萨、利玛窦们在“大中华帝国”形象下种种表述中国的观念、意象、词汇与修辞技巧，与当年马可·波罗、曼德维尔们表述大汗的传奇，已经完全不同，新的知识类型最早出现于葡萄牙冒险家有关中国的报道中。报道者或者到过中国、或者在东南亚某地接触过中国移民或海商；他们的身份有使节、商人、军人、传教士，他们在中国的经历有长有短，见识有多有少，但他们关注的“中国内容”，却基本相同：诸如疆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政治有序，司法公平，社会稳定，道德淳朴，文化优雅，历史悠久，发明过印刷术与造纸术、火药，甚至大炮……在“大中华帝国”中，我们看到欧洲的中国知识型断裂的一面，渲染财富与君权的物质化的中国形象转化成一种文化智慧与道德秩序的中华帝国形象，新的知识类型出现；同时，也看到连续性的一面，“大汗的大陆”的传奇的某些因素，在社会无意识心理层次上融入中华帝国的形象中，中国知识谱系的一致性寓于不同的形象类型中。
对17世纪的欧洲来说，发现中国不是发现一片土地或大规模的发财的机会，而是发现了一种文明，一种独特而优越的政治制度与伦理基础。17世纪欧洲的“中国知识”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犹如福柯所说的“知识型”（episteme）。一种新的“知识型”出现，意味着欧洲认识与想象中国的文化视野，看待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关系，构筑中国形象的观念秩序，都与过去不一样。“孔夫子的中国”知识型在欧洲建构起一种充分理想化、思想化的中国形象。传教士们津津乐道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悠久的历史、公正廉洁的司法制度、文雅勤劳的百姓……伊莎贝尔·拉瑟拉指出，传教士笔下的中国，“是西方所制造的最有影响的乌托邦……那是一个公民国家的形象，它稳定、世俗化、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这些论著既揭示了西方思想的发展历程，又推动了这种发展，它们被用来制造一个关于中国的乌托邦。那些对自己的时代提出怀疑并在寻找一个可资参考的观点的人，就可用来进行自己的描绘。这些论著宣布：‘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是可以存在的，它极度文明，存在于世界的另一面。'”
西方现代文化中，先后出现了三种中国知识类型：“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与“孔夫子的中国”；三种知识型分别强调三个层次不同侧面的意义：从物质财富、制度文明到思想信仰；中国形象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器物阶段、制度阶段到思想阶段。“孔夫子的中国”知识型的出现，以1667年基歇尔神父的《中国图志》问世为标志，到1767年魁奈（Francois. Quesnay）出版《中国君主专制论》（Despotism in China），才基本上宣告结束，它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西方启蒙文化。其间塑造孔夫子的中国形象的一系列代表性著作，还有1669年约翰·韦伯（John Webb）的《关于证明中华帝国之语言有可能为人类最初语言的历史评说》, 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等四位神父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1697年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与李明神父的《中国现状新志》,1721与1728年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两次演讲《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与《哲人王与哲人政治》,1756年伏尔泰的《风俗论》，还有那出著名的中国戏——《中国孤儿》（1755）。欧洲文化16世纪的重点是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在思想文化上的成果，要到17世纪才表现出来，那就是继地理大发现后的文化大发现。如果说地理大发现的政治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美洲新大陆，地理大发现的思想文化价值则主要表现在亚洲旧大陆，那是对不同文明的发现。亚洲文明在科学上、政治上，甚至宗教精神上，都可能优于欧洲。而亚洲文明中最优秀的，莫过于中国文明。17世纪的欧洲普遍认为，中华帝国是这个世界上治理最好的国家。如果说印度的吸引力在它的财富与信仰，中国则在它的制度与思想。
“孔夫子的中国”出现在1650—1750年间，此时文艺复兴已经结束，地理大发现接近尾声，启蒙运动全面开始。“孔夫子的中国”在启蒙运动的高潮中达到其光辉的顶点。西方现代文化中三种中国知识类型，作为文化他者，表现了西方现代观念的不同阶段不同侧面的内容，构成西方多元现代性经验的一部分。西方“真正现代的精神世界”，在启蒙运动中诞生；而在启蒙思想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发现“孔夫子的中国”的影响。现代性经验，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跨文化空间中多元互动生成。令人感动的是当年莱布尼茨的想象与期望：“在相隔遥远的民族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
地理大发现“发现”了亚洲的财富，文化大发现“发现”了亚洲的思想，当亚洲的制度与观念价值出现在欧洲文化中时，“发现亚洲”在观念心理层次上对欧洲的巨大的“现实价值与神话般的力量”就实现了。启蒙运动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启蒙主义者相信，对广阔世界的了解，能够使他们更好地认识与改造自身的文化。在启蒙理性的背景上，有一种深厚的乌托邦冲动与浪漫主义精神。他们不仅仰慕中华帝国的文明，甚至以伊斯兰文明批判欧洲文明，如让·查丹（Jean Chardin）的东方报道与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同时还在美洲或欧洲背景上塑造所谓“高贵的野蛮人”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扩张征服外部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却敬慕颂扬这个正不断被他们征服的世界。在欧亚关系上，现实层次与观念层次的倾向完全相反，但又相互促进。对亚洲的向往与仰慕促动欧洲的政治经济扩张，扩张带来丰富的亚洲器物与知识，又在推动已有的东方热情。两种完全相反的倾向又相辅相成，这就构成一种历史张力。
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面推进，起初是贸易与传教，启蒙运动之后的扩张又自命肩负着传播推行现代文明的使命。这种扩张是自我肯定与对外否定性的。外部世界是经济扩张、军事征服、政治统治的对象，也是传播基督教或推行现代文明的对象。但同时，西方文明在观念与心理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冲动，这是一种自我否定与向往甚至崇拜外部世界的心理倾向。发现与知识逐渐使好奇与向往变成敬慕。这种敬慕体现在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上。除了地理大发现和通商带来的知识与器物外，跨文化研究更注重西方现代文化的知识与集体想象的社会心理动机。大发现带回的知识与器物，一方面是这种集体无意识期待中的产物，一方面又在不断确证、拓展这种期待。从地理大发现到启蒙运动，西方文化中的异域向往与崇拜终于落实到中华帝国。在社会生活方面，它是时尚与趣味的乐园，在思想文化上，它是信仰自由与宽容的故乡，在政治制度上，它是开明君主制度甚至哲人王的楷模。东方不再是一个怪异奇迹与魔术的世界，而是一个优异的文明的世界。
17世纪是欧洲现代观念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从文艺复兴转向启蒙运动的时期，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结构是离心性的，启蒙运动时代的精神结构是向心性的，现代性精神核心的两大思想动机，“东西之争”与“古今之争”，都肇始于17世纪，而且与欧洲的亚洲观念密切相关。17世纪欧洲人开始在真实与现实意义上认知亚洲，相信亚洲与欧洲一样，是一个“人”的、“文明”的社会；欧洲人开始在开放的、文明比较的角度认知亚洲，承认亚洲与欧洲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信仰体系与各自的文明优劣处。但总体上说，亚洲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在技术与工艺精致、道德与政治秩序的清明上，要高于欧洲文明。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并承认这种多样性的合理性，形成开放的、自我批判的多元文明观念，是欧洲现代文明从文艺复兴转向启蒙运动的关键点。
17世纪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成为西方观念史或文化史上一个异常重要但又时常被忽略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西方文化发生了从“离心主义”向“向心主义”的转型，理性主义核心取代基督教信仰核心，重新确立了欧洲中心主义观念。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西方文化，有一种开放的、外向的、离心的价值取向。文艺复兴崇尚古代，是时间上的“他者”，地理大发现渴望未知的海洋与岛屿，是空间上的“他者”。古代与异域文明的辉煌，时刻在对比中映衬出欧洲现实的缺憾，成为一种超越与批判的力量。这种外向超越、离心开放的价值取向，在启蒙运动中发生变化。明显的标志是“古今之争”与“东西之争”尘埃落定，明确现代胜于古代，西方胜于东方。西方文化视野在启蒙运动中从古代异域转向现代西方，价值取向也向心化了。启蒙哲学家在理性启蒙框架内构筑的世界秩序观念，是欧洲中心的。首先是进步叙事确立了西方的现代位置与未来指向，所有的异域文明都停滞在历史的过去，只有西方文明进步到历史的最前线，并接触到光明的未来。然后是自由叙事确立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与优越性，西方之外的国家，都沉沦在专制暴政与野蛮奴役中。最后是文明叙事，启蒙精神使西方外在的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一片光明，而东方或者整个非西方，依旧在愚昧、迷信、衰败与堕落的黑暗中。
西方现代历史惯于在欧洲自身寻找现代性精神结构的动力与灵感，强调“古今之争”甚于“东西之争”。笔者认为，在西方现代性自我奠基的过程中，“东西之争”即使不比“古今之争”来的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海德格尔说现代是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这个图像的时间维度是现代与古代，空间维度是西方与东方。人们关心西方现代性的时间维度，将现代性的确立点定在“古今之争”，实际上西方现代性还有空间维度，其确立点还包括略晚于“古今之争”发生的“东西之争”。文艺复兴时代不仅崇古，而且一度颠覆了传统的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观念秩序，一是东西界限不清，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传统的世界观念；二是东西方价值颠倒，彻底开放的现代精神中出现东方胜于西方的思想，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早期，也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启蒙运动在一场“东西之争”中恢复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念秩序。“东西之争”尽管不如“古今之争”那般激烈，但确也有思想的交锋与观念的转型，而且关系到西方现代性的基础。“古今之争”确认“现代”，“东西之争”确认“西方”，这样才构筑起完整的“西方现代性”。西方现代性是一种新的体验时间与空间的方式，在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像”中获得自我确证的整体性想象。只关注西方现代性的“古今之争”，很容易落入现代性普世主义，只有提出西方现代性确立过程中的“东西之争”，才能明确西方现代性的“西缘”。西方现代性精神进程最终在启蒙运动中完成从离心向向心的转型，“现代西方”概念在意义与价值上获得双重确立：今胜于古、西胜于东，在“古今之争”中定夺现代胜于古代的，是“进步”概念，在“东西之争”中定夺西方胜于东方的，是“自由”概念，现代西方是进步与自由的西方。启蒙精神主导的西方现代性观念与价值，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出现在古代东方表现停滞与专制的亚洲形象，成为被否定、被排斥的“他者”，支持了西方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西方文明如果不发现世界，也就不会发现自身。任何一种文明的意义，都只有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才能够完成自我确证。即将到来的18世纪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启蒙世纪，也是“欧洲形成”中亚洲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世纪。然而，拉赫的研究停止在17世纪，即将到来的启蒙运动的前夜，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犹如英雄牺牲在滩头或黎明。拉赫在最初的研究计划中设计的两个层面的内容，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与亚洲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如果就第二个层面而言，最有研究价值的是启蒙运动时代。一则因为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性完成自我奠基，是所谓“欧洲形成”的关键时代；二则因为启蒙运动中亚洲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最为深广，亚洲思想直接参与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与自我意识构建。仅就中国文化而言，中国思想不仅影响到启蒙运动中最活跃的阶层与人物、最主要的思潮与论争，而且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层面上的意义。首先是传教士在中国发现了普世语言与天启神学的奥义，普世基督教理想似乎有了着落；其次是传教士与哲学家共同策划的中国的自然神学与道德哲学启示，可能引导欧洲走出混乱残酷的宗教纷争；再次是启蒙哲学家在中国发现“异教的美德”，从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到中国皇帝的开明君主制，中国思想成为启蒙政治哲学挑战神权、批判王政的武器；最后，即使在启蒙哲学的开明君主政治期望破灭以后，中国还给重农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某种虚幻而不合时宜的希望。
四、未完成的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意在何处？
（一）成在“史实”，失在“史识”
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基本上属于观念史或文化史研究，关注观念的变革、意象的形成、心态的转化以及世界观与价值观的问题，对风俗与制度、政治与贸易、技术与生产方面的描述细致而丰富。拉赫认为，所谓亚洲文化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影响，最准确地说，是拓展了欧洲人的知识视野与价值观念，让欧洲人见识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古典传统、甚至与古代西方文化未曾有过任何联系的异域文化，而这种文化恰恰在很多方面都比欧洲文化更优越。在那个路德、马基雅弗利、哥白尼、罗耀拉生活的世纪里，欧洲思想分外活跃，而此时亚洲文化的出现，无疑既是一种诱惑，又是一种挑战。诱惑在于欧洲文化对一种更优越更美好的文明的向往，挑战在于这种异教文明动摇了欧洲文化既定的价值观念与知识结构，酝酿着即将到来的“东西之争”与“古今之争”，从而奠定西方现代性的精神基础。遗憾的是，关于18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与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三卷几乎没有讨论到，在“欧洲形成中的亚洲”这一课题下，最有思想价值的部分缺失了。那么，我们又如何平心静气地看待拉赫著述的得失呢？
拉赫成在“史实”，失在“史识”。学界往往惊叹《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规模，却并未对其历史观念感到震撼。在一般印象上，拉赫继承了兰克史学传统的精密与年鉴学派的博大，却没有分享他写作时代的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批判精神。在思想结构上，《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留下的遗憾在第一卷就出现了，直到第三卷也没有改善，第三卷讨论亚洲不同国家的知识在欧洲的传播，在论述线索上显得更加繁复也更加凌乱。从主题上看，《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本该更多讨论亚洲文化对欧洲的具体影响，或欧洲现代文化从亚洲文明中获得的启示，恰恰在这一点上，该书论述并不充分。拉赫只是满足于指出一些明显的亚洲物象与某些风格、样式或精神特征上的类似，缺乏影响上可实证的讨论。空泛地讨论诸如影响、冲击、启发、渴望、模仿之类，而不提供可分析的实证；单一地讨论作品与风格，而不思考社会文化与历史语境，不分析艺术作品影响相关的文化历史意义，总给人一种研究不够深入的印象。而且，拉赫讨论亚洲文化，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作为整体的亚洲文化的概念，亚洲似乎只是一些互不相干的国家地区。当然，这也反映了欧洲当时的亚洲知识状况。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三卷进入17世纪，欧洲关于亚洲的知识越发庞杂，欧洲记录亚洲的文献几乎难以考察穷尽，拉赫的“全知视野”研究方法，实际上已经使研究难以进行。这是该课题对拉赫和他的合作者的考验，也是对该项目最初设计的合理性的检验。《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问世12年后，即1977年，第二卷才出全，可见研究工作的浩大与艰难。原计划每个世纪用两卷或一卷两册的篇幅，第一卷完成，分两册出版，而到第二卷，已经变成三册，可见内容繁杂庞大，已非原来计划的篇幅可以容纳。当第三卷终于在1993年出齐时，已经成为四册，内容越来越庞杂，篇幅越来越浩大，研究工作也越来越艰巨，原来拉赫一人独自担当的研究写作任务，现在也从第二卷第三册起，由拉赫与克雷分担。原计划的三卷六册显然不能容纳研究的成果，到第三卷四册出版，《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已经成书九册，超出拉赫最初的规划。而用了九册的篇幅，也才写到17世纪末，不仅18世纪的内容未及论述，而且17世纪亚洲文化对欧洲艺术、科学、思想、制度、经济和社会实践影响的研究，也没有展开。拉赫在第三卷的“前言”最后，又许诺计划中的第四卷，如果第四卷如愿完成，这套书可能超过原计划的规模至少一倍。遗憾是第四卷至今未能问世，而拉赫先生已于2000年谢世，庞大的研究计划可能永远无法如愿实现了。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成为一部未完成的巨著。或许这样一部规划如此庞大的著作，是任何个人都难以完成的。研究欧洲扩张过程中欧洲的亚洲知识的成长以及亚洲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像是一次对观念史的艰难的探险。首先是源头，涓涓细流，文献有限，但研究可以做得细致而全面。随后知识增长，文献与问题也增多，犹如支流不断汇入，观念史已成一条大河，浩浩荡荡，考察工作艰难，在整体上难以做到全面通透，具体上难以做到细致深入。第二卷的研究已经暴露出问题，这些问题出自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建立在实证史学全面史料基础上的整体观念史，在研究上是否可行？是否可能？河面逐渐宽阔，水深也难以探测，第三卷研究17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教廷与各传教会的传教报告，不同领域人士的著作，文学作品乃至一般社会舆论等等，内容已经无比庞杂，史料丰富到难以驾驭的程度。以全知视野研究整体意义上的亚洲知识，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即使将研究分解到局部进行，分别处理欧洲对亚洲不同地域不同方面的知识与想象，也困难重重。如果说第三卷的研究在观念史上仍有可能，再写下去，到18世纪，这种实证的整体的观念史的研究在方法意义上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1696年莱布尼茨编辑出版《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并郑重其事地在汉诺威自己的办公室挂上“中国动态办公室”的门牌，伏尔泰形象地说，当时巴黎人对中国的了解比对法国外省的了解还多，启蒙时代的亚洲知识已经出现并渗透进欧洲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体意义上的亚洲知识根本无法把握，非以个案形式研究不可。“欧洲形成中的亚洲”这条观念史的大河已经横无际涯，如同到了入海口，个体研究者只能望洋兴叹了。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庞大的研究计划之所以无法如愿实现，问题可能出现在该研究计划在研究观念与方法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上。然而，不管怎样，就已完成的部分而言，《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博学的著作之一，问题重大、视野广阔、史料丰富。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拉赫在一部著作中试图展现两个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以及亚洲知识影响欧洲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这种“全知全能式”的研究，无论对研究者还是读者，都是巨大的挑战。《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三卷出版后，学术界好评如潮，认为传统史学领域又一部巨著诞生了。但同时也难免有异议：拉赫的研究耗时30余年，动用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庞大的篇幅（仅第三卷就达到两千余页），但多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研究的过程过于沉重，而结论又过于简单。人们不仅会疑问，这项庞大的研究计划的问题或论题究竟是什么，理论建树何在？庞大的第三卷第一册将近800页，但该册结尾处拉赫的总结却简单得让人失望：“总而言之，欧洲印刷的大量的有关亚洲的书籍，这些书籍在欧洲不同语言中的广泛传播，通俗与学术写作对这些文献以及相关信息的征引，都使17世纪的欧洲读者对亚洲的现实有了更好的了解，对亚洲文明的不同方面，诸如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有了更清晰的印象。”（许玉军译文）难道一切就如此简单吗？用一句话可以说明的道理，难道需要几百页的论证吗？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此巨著的思想价值何在？这些疑问在第三卷出版不久，就有人提出过。毕竟在后现代主义史学语境中，历史最有价值的不是史料，而是用史料说明的思想。
毋庸讳言，《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在学术上仍留下一些遗憾。首先是对亚洲知识缺乏整体性思考与理论概括，大量繁复的史料几乎淹没了作者的观点。该书最有学术意义或读者期待最多的论证应该是：亚洲究竟如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17世纪的欧洲文化，包括文学艺术、观念与制度；17世纪欧洲文化的特点与亚洲文化的启示意义究竟是什么；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并评价17世纪亚洲对欧洲文化的影响。遗憾是这些问题在拉赫的著作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系统的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学术价值，史料基础大于理论建树。该书留下的最大问题是，总体上看欧洲形成中亚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以“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为题的巨著，似乎不足以说明“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意义”或“亚洲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这个最有魅力与震撼力的主题。
其次，该书在结构与意义上缺乏完整性。从结构角度看，18世纪内容的缺失，将这部著作留在“未完成”的状态。在第一卷的“前言”中，拉赫对他这项庞大的研究计划作了基本的说明：他的研究涵盖三个世纪，从1500年到1800年，计划每个世纪用两卷的篇幅，全套书共三卷六册。“这项研究的前两卷（共包括两本书）是我深思熟虑的六个系列的第一个部分。这六个系列联用一个名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关注的时段为1500年到1800年。我计划每个世纪用两卷的篇幅加以探讨。第一卷将包括那个时期欧洲对于亚洲的流行观点的概述，新的信息到达欧洲并散播的渠道，以及这个世纪的个别亚洲国家在欧洲人眼中尚存疑问的混合且变化的形象。第二卷将关注亚洲的知识对于欧洲的制度、艺术、工艺和观念的影响。虽然各卷的研究是独立的，但我希望这个系列作为一个整体，将为不同学科的专家们更为精细的专论提供一个笼统的背景。”拉赫不仅没有写到18世纪，而且，17世纪也只论述到第一层面的内容。拉赫的研究设定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有关亚洲的知识的生产、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与方式；二是欧洲的亚洲知识对现代欧洲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生活方式、制度习俗、艺术与技术等各个方面。第一、二卷分别讨论16世纪两个层面的内容，而第三卷的内容，只涉及17世纪第一层面的内容，基本上在论述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几乎没有涉及亚洲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在第三卷“引言”最后，拉赫不无遗憾地说，这一卷已经不能评说欧洲的亚洲知识“对欧洲艺术、科学、思想、制度、经济和社会实践的影响”，而要留待第四卷了。然而，未写出的第四卷成为永远的遗憾。
结构上的缺憾势必带来意义上的缺憾。若论该书计划的第二层面的内容，最有说服力的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知识对启蒙欧洲的影响。而对第二层面的内容研究不够，就很可能背离拉赫研究的初衷。如果只论证欧洲掌握大量的亚洲知识，而不论证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影响，那么他不但不可能“反写”“欧洲中心论”，反而会加强“欧洲中心论”。拉赫在《发现的世纪》“导言”谈到研究动机时指出，他关注的问题是：在现代欧洲形成的那段历史中，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如何，亚洲知识的作用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文化的影响。不可否认，拉赫最初的研究动机中，的确存在着一种“反写”“欧洲中心论”倾向，但问题是，他的论述未能贯彻这一动机，最终不但没有能够“反写”，反而加强了“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叙事。因为论述欧洲掌握丰富的亚洲知识，而不论证这些知识对欧洲现代文化的切实影响，等于佐证“欧洲中心论”的合理性。
未完成的第四卷对已完成的前三卷，可能在理论上留下致命的缺憾，毕竟确立一种批判立场与方向容易，从理论与史料上论证这一批判的立场与方法，就艰难了。如何保证理论的明确性与一致性呢？欧洲“发现”亚洲，建立庞大的亚洲知识体系，并从亚洲文化中获得自我创新的灵感，这种论述思路或结论，恰好证明欧洲在世界现代性现实与观念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在欧洲中心前有一个亚洲中心，不仅不能回避欧洲的兴起，反而证明了西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步是欧洲现代性的核心观念，欧洲后来居上，正是欧洲的进步为欧洲赢得世界中心的地位；强调亚洲对欧洲现代文明的影响，不仅不能贬损欧洲现代性的辉煌，反而证明欧洲现代文化自由开放的优越性，善于从其他文明中汲取营养并自我发扬，恰好是欧洲文化的优势所在。于是，从“反写”“欧洲中心论”的研究，很可能变成某种“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
（二）又一种“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
西方现代文明对财富与知识的浮士德式的追求，一直是令人惊讶与困惑的历史事实。在短短的400年间，西方从一个偏僻的角落变成世界的中心，拥有整个大海洋的霸权，地球五分之四的土地成了其殖民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研究现代文明，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这个奇迹。创造这一奇迹，财富、制度、权力、心理的因素固然重要，知识的因素也不可忽略。托多罗夫谈到西班牙转瞬之间征服中南美洲的奇迹时曾说：“这惊人的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现代以来，欧洲是世界财富与权力的中心，也是世界知识的中心。
假设欧洲是世界财富与权力的中心，也是世界知识的中心，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表述。拉赫在第一卷第一册的“导言”中论述全书的主旨与构想，曾经谈到他的研究动机是有感于西方历史学界漠视东方文明对西方的影响，他的研究将试图颠覆历史学界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强调亚洲文明的辉煌与亚洲文明对欧洲的贡献。这一研究宗旨在西方史学界具有“先见之明”。拉赫写作的时候，“反写”“欧洲中心论”的学术思潮尚未形成，拉赫说他的研究动机早在25年前在西弗吉尼亚大学读大学时就产生了。研究西方扩张史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研究只是从西方扩张的角度出发，关注西方如何发现东方，向东方殖民并开展贸易与传教活动，似乎近500年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就是西方发现东方并影响东方的历史。而历史上亚洲如何影响西方的问题，为什么无人问津呢？现代西方学者关注世界现代史，主要问题是欧洲扩张为何发生、如何进行，其内在动力或文化与制度方面的优势是什么，欧洲文化的独特性与创造性因素何在？于是，一部世界现代史就写成了欧洲扩张凯旋的历史。在欧洲兴起的现代历史叙事中，如何思考并评价亚洲的积极意义，这是历史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拉赫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理论主张，却在西方史学界后殖民主义历史理论兴起之前，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批判意识，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这种批判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思想素材”。
拉赫有意“反写”“欧洲中心论”历史叙事，从观念史或文化史角度探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亚洲对欧洲的影响，这也是他的总书名“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意义所在。拉赫注意到欧洲中心主义实在论历史观的误区：它假设西方处于某种“永动”地位，而非西方则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欧洲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文明过程的主导者，发动并塑造了现代化运动，并将它逐渐推广到亚洲乃至全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或全球一体化的历史，就是西方现代文明主导的历史，非西方文明完全是被动的、边缘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研究普遍忽略的事实是：首先，在欧洲兴起之前的1000年或1500年，亚洲一直是“旧世界”（主要指欧亚大陆）世界体系的主导者，而且这种主导作用一直延伸到现代历史早期。欧洲文明的优势并未那么早出现，也未持续那么久。如果从地理大发现算起，现代世界历史500年，前250年到300年，欧洲文明并没有真正胜出，反倒是亚洲依旧保持着古老文明的优势，自信从容。欧洲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无法挑战那些强大的亚洲帝国，在社会生活与文化上还深受其影响。欧洲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使欧洲逐渐赢得文明的优势，这种优势保持了200到250年，亚洲文明复兴，日本、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再次挑战了欧洲的文明优势。其次，在“欧洲兴起”的现代化运动早期，亚洲在器物、制度与思想上为欧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蒙元世纪“发现”东方，亚洲的物质生活启发了欧洲世俗生活热情与资本主义萌芽，这时亚洲对欧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器物方面。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与亚洲直接联系，亚洲真实化，不仅珍贵的亚洲物品是真实的，亚洲优越的制度与习俗也具有了真实意义，“大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治理最好的国家。最后是文化方面，亚洲文明在道德与艺术上达到的文化高度，是令西方人仰慕的。从蒙元世纪到启蒙运动的五个世纪，亚洲对欧洲的文化影响遍及器物、制度、观念等不同层面。在现代欧洲形成的过程中，亚洲起到重大作用。
拉赫的研究有意颠覆“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叙事，代表着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术的前沿思想。《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出版，正值西方现代思想与史学观念酝酿转型的重要时刻，拉赫的著作既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又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所谓应运而生，是说拉赫的著作产生在西方学术界酝酿批判“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思潮背景下，尽管他没有明确深入地论述并贯彻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理论主张，却在研究视角与宗旨、史实与史识方面直接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所谓开风气之先，是说拉赫的著作开“反写”“欧洲中心论”的后现代史学思潮之先河，《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基本思想形成与开始出版，都在20世纪后半叶一系列论题相关的重要著作问世以及相关论争发生之前，并为批判“欧洲中心论”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思想素材。
西方后现代文化批判“欧洲中心论”的思潮，开始于20世纪后半叶。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前半叶，西方人对亚洲的看法基本上是否定性的：亚洲是愚昧软弱、衰败混乱之地，几乎让人无法想象亚洲文明曾经的辉煌。即使那些对亚洲古老文明仍抱有不切实际的仰慕与眷恋的东方学家或汉学家，也很难相信亚洲文明具有任何现代价值，或者说，对欧洲现代文明具有任何启示与借鉴意义。即使一战之后西方一度流行所谓“东方文艺复兴”，也只是一时的、时尚性的审美想象。对现实的现代西方而言，亚洲不过是一些只有经济价值、文化空白的殖民地。大概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方后现代思想开始有意识地批判这种“欧洲中心论”。1969年，《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出版四年以后，基尔南（V.G. Kiernan）出版了《人类的君主：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系统地批判了欧洲对非欧洲世界的偏见。《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二卷后两册（1977）出版一年以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1978）问世，这部著作开创了明确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影响了西方学术思潮近30年。就在拉赫与助手撰写第三卷的那些年里，批判“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学术思潮继续发展。1987年，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推出《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从源头上颠覆西方文明的西方性，指出西方古典文明的古典性是外缘的，西方古典文明源自亚非语文化。1993年，《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三卷第四册出版的同年，J. M．布劳特（J. M. Blaut）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也出版了，这部著作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激进、深刻，富于雄辩力。什么是“欧洲中心论”，或者说“欧洲中心主义”? J. M.布劳特在该书中明确指出：“欧洲中心论”是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的“一种强而有力的信仰”，这一信仰认定“欧洲文明——即‘西方’——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上的或精神上的特质。这一特质使欧洲人群在所有历史时代直至当今时代，永远比其他人群优越”。
拉赫思考和写作《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学术界也在酝酿并发动一场“反写”“欧洲中心论”的学术运动。就在这一系列“反写”“欧洲中心论”著作问世的同时，著名的论争也开始了。这场论争发生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之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巨著《现代世界体系》讨论某种“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第一卷《十六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The Modern World-System V.I: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出版于1974年，第二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巩固，1600—1750》（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出版于1980，第三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时期，1730—1840》（Modern World-System III: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1730-1840s）出版于1989年，第四卷《温和自由主义的全盛期1789—1914》（The Modern World-System V.1V: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 1789-1914）最近出版于2011年。随后，安德列·贡德·弗兰克出版了一系列著作：1992年弗兰克与吉尔斯（B. Gills）合作发表《五千年世界体系导论》（The Five Thousand Year World System: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一年以后又共同主编了论战文集《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弗兰克认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论完全是虚构，是“欧洲中心论”的神话，即使这个世界体系存在，它也只是早已存在的“亚洲中心”世界体系的自然发展而已。1998年，弗兰克又推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以“亚洲世界体系论”或某种“亚洲中心论”挑战沃勒斯坦欧洲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论”，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弗兰克认为，15至18世纪是“亚洲时代”，中国和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所谓欧洲的扩张，不过是欧洲逐渐进入这个以亚洲为中心，以白银为润滑剂、黏合剂或杠杆的世界体系，欧洲的兴起并非所谓欧洲独特性的创造，而是亚洲中心的世界体系发展的结果。世界体系并非只有一个中心，也并非某个中心永远不变。19世纪以来亚洲衰退，欧洲取代亚洲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而到20世纪末，原来的亚洲经济中心以中国、印度为代表，又逐渐恢复起经济和社会活力，世界体系即将重构。
弗兰克指责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欧洲中心论”，沃勒斯坦反驳弗兰克的“亚洲世界体系论”不过是“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沃勒斯坦并不否认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亚洲相对于欧洲具有一定的文明优势，欧洲只是世界的边缘，但问题是现代欧洲的确成功建构了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承认欧洲中心是错误的，而不承认“欧洲中心论”，则无法认识到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从根本上批判“欧洲中心论”，引导世界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弗兰克与沃勒斯坦的学术观点表面上看相互对立，实质上却内在统一。二人同样否定“欧洲中心论”和“欧洲式资本主义”，弗兰克用一种外在的“全球化视野”颠覆“欧洲中心论”，沃勒斯坦则从“欧洲中心论”内部出发，批判“欧洲中心论”，进而否定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弗兰克与沃勒斯坦在批判“欧洲中心论”这一基本观点上是相同的，他们的论争不过是20世纪后半叶“反写”“欧洲中心论”的大学术思潮下上演的一出双簧。
弗兰克与沃勒斯坦等学者多从经济与社会角度讨论世界体系或世界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拉赫则从观念史的角度思考世界观念体系中的中心与边缘问题。《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一）它开启并构成20世纪后半叶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与社会理论，并为这种理论思潮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思想资源；（二）在以社会经济史为主要领域的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学术思潮中，拉赫开辟了文化史或观念史领域，从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与文化影响方面“反写”“欧洲中心论”。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从观念史的角度入手，研究欧洲的亚洲知识以及亚洲知识对现代欧洲的影响，试图改变西方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中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偏见：亚洲在知识与观念上模仿学习欧洲现代文明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欧洲学习亚洲纯属无稽之谈。拉赫要提醒读者注意的事实是，亚洲学习欧洲只是短短的两个世纪内的事，而欧洲学习亚洲，则有数千年的历史，即使是最近500年全球文明的历史，一半以上的时间也是相对优势的亚洲文明在启发与创造欧洲。通常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亚洲相对于欧洲，明显具有文明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在进入世界现代化历史后便逐渐失去了。开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欧洲，掌握了文明的制高点，反过来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技术与思想上影响并主宰亚洲，这似乎是全球文明近500年的大趋势。的确如此，世界现代化历史500年，西方逐渐取得了相对的文明优势，西方对东方，尤其是东亚、南亚、东南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也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而最后的100年，西方的优势逐渐减弱，东方复兴从东亚开始，日本、中国、印度从20世纪初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竞逐富强，并显示出越来越多的文明优势。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试图从观念史或文化史角度颠覆现代欧洲流行的亚洲观念，也在一定意义上批判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史学与社会理论研究，注意到世界现代文明的多元性与非西方文明在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对西方的影响。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则将这种研究推进到西方现代文明观念形成中的非西方的作用，尤其是近东与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明自我构建的“他者”意义。拉赫的研究尽管没有后现代史学与社会理论的新锐的批判性，却将一种前卫的学术思想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并成功地将相关研究问题与方法拓展到南亚、东南亚与东亚在欧洲现代历史构成中的意义这一论题上。
在20世纪后半叶“反写”“欧洲中心论”历史叙事的学术思潮中，《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贡献仍是独到而巨大的。拉赫关注西方扩张在知识上的意义，从史识上看，《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在历史观念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一般欧洲中心主义世界现代化历史叙事中，地理大发现与欧洲扩张的意义主要在欧洲对亚洲的影响；但在这部著作中，欧洲在亚洲的探险与征服，意义不在欧洲如何影响或冲击亚洲，而在亚洲对欧洲的反向影响或冲击。在东西文明比较视野内，欧洲现代化历史500年，基本上可以以18世纪中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欧洲相对于亚洲并没有表现出文明的优势，相反，亚洲文明在器物与技术、制度与观念等方面，逐步影响甚至塑造了现代欧洲文明，为后一个阶段欧洲文明的胜出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二）一般世界史或欧洲扩张史强调的多是经济、军事、政治与宗教的扩张，很少关注世界知识的扩展与文化的启蒙。这部著作关注的是欧洲人现代知识与观念的成长，尤其是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亚洲的意义。欧洲对亚洲的“发现”，不仅是对一种悠久优越的异在文明的发现，也是对自身文明的发现与重构。首先，在观念层面，丰富的亚洲知识不仅使现代欧洲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我。亚洲知识为欧洲文化的自我批判与自我确认提供了系统的参照，促发了现代欧洲文化的自觉。其次，在实践层面，亚洲文化在器物、制度、观念上为欧洲现代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模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想的榜样，使欧洲得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它的现代性精神与制度结构的设计。
如果说《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学术贡献“史实”大于“史识”，那么，从史实上看，《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从观念史与文化史的角度提供了异常丰富细致的史料，支持“反写”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批判理论，这一点是相关著作未能做到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核心理论假设是，亚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是低劣的、边缘化的、被动的“他者”。批判这种理论假设，不能只提出一种颠覆性的史识，还需要提供充分的史实支持这种批判。“史实”的工作从史料收集与整理分析入手，需要长期繁复深入细致的研究。所谓亚洲知识是通过什么人以什么形式、什么渠道与方式、如何传入欧洲的？冒险家的游记、传教士的书简、商人水手的日志、文人的传奇与历史，这些文献如何形成又如何传播，各自的作用与意义如何？亚洲知识进入欧洲，是如何扩散并发生影响的，其空间扩展与时间推进的方式如何？空间上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南欧再到西北欧，从教廷王宫到个人书斋与街头故事；时间上从蒙元世纪到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其中16—18世纪是最重要的时段。亚洲知识在欧洲传播，究竟如何构成对欧洲文化的切实影响？在文学与艺术、科学与技术、制度与风俗等领域和方面，这种影响是否可以实证？具体到亚洲的不同区域，南亚、东南亚、东亚，各自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印度的香料与信仰方式，中国的开明君主与科举制，日本礼俗与国民道德，东南亚的贸易方式与风土人情，究竟对欧洲的现代化如何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深刻而有趣的课题，都需要翔实的史料论证。在拉赫这部史料惊人丰富的未完成的巨著中，我们已经看到迄今为止相关领域中史实方面最重要的贡献。
然而，从“史识”角度看，拉赫的研究陷入明显的观念困境。《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史学思想似乎并没有超出“欧洲中心论”，其中所有关于亚洲文明的优越及其对欧洲现代影响的论证，似乎都在证明现代欧洲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因为在现代亚洲与欧洲的交往中，欧洲始终是进取的、主动的，不断扩张并始终保持着自我开放与自我批判的现代精神。相对而言，亚洲尽管在现代历史早期依旧保持着文明优越性，但由于其保守封闭、冷漠多疑的文化特征，势必将失去其文明的优势，将世界让给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欧洲。《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史学思想不仅没有动摇“欧洲中心论”，反而加强了“欧洲中心论”。值得注意的是，拉赫的研究越在深度与广度上推进，离他最初的理论动机就越远，不仅可能遗失了“反写”“欧洲中心论”的理论目标，甚至可能否定了这一慷慨但又牵强的假设。欧洲人的进取心与求知欲，使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掌握了亚洲知识，而如果知识就是权力，他们也掌握了主宰亚洲进入现代历史的权力，如此这般，又如何批判“欧洲中心论”呢？拉赫的研究似乎结果背叛了初衷，颠覆“欧洲中心论”历史观谈何容易，不论是史实还是史识，都不足为论。在笔者看来，拉赫的理论困境也是整个“反写”“欧洲中心论”学术思潮的困境。各种理论，不论从世界经济体系还是世界观念体系角度，试图撼动“欧洲中心论”，最终都会给人留下气势张扬但又内容牵强的印象。J. M．布劳特说“欧洲中心主义”是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的“一种强而有力的信仰”。的确如此，但问题不在于它是否是一种信仰，而在于这种“信仰”是否能够得到“史实”的支持。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世界现代历史的确能够证实这种“信仰”：欧洲是世界现代现实与观念体系的中心。
拉赫的研究也是一种“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不仅是价值判断，也是事实判断。选择一个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学术立场很容易，但将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理论假设落实到具体的史实与论证中，则分外困难。“欧洲中心论”发起于启蒙哲学家的历史叙事，从伏尔泰、赫尔德，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兰克的世界史，“欧洲中心论”最终确立，20世纪全球史观有意修正“欧洲中心论”，建立一种全球主义的新的历史观，但是，全球史观并非否定“欧洲中心论”，而是希望以一种公正的、批判的态度理解欧洲中心在世界现代史中的意义。在全球视野内，欧洲仍是中心。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试图在新的全球文明史观下叙述世界史，修正“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但具体到论述中，依旧无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叙事格局，将西欧当作1500年以后全球文明的动力与中心。或许真是这样，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念，作为一种激进的理论主张提出，是引人注目令人兴奋的；但作为一种理论落实到实证的历史研究中，就令人失望甚至令人沮丧了。这让我们想起艾蒂安·巴拉兹（Etienne Balazs）说过的那句话，要批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观念困境也是整个20世纪后半叶“反写”“欧洲中心论”史学思潮的困境。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史学批判“欧洲中心论”世界史观，拉赫庞大的历史知识与写作计划，可能为这种激进但又时常有些空洞的后现代历史批判理论提供充分的史料支持。但事实并非如此，《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似乎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论据证明，在欧洲现代化文化自我奠基与自我塑造过程中，亚洲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未能使“欧洲中心论”史学设计的欧洲文明快车脱离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资本主义的自主发展的历史轨道；更无法——甚至作者也无意——动摇西方流行的欧洲自主论与欧洲优越论的历史叙事逻辑。古典—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创造现代欧洲文明这一基本命题在拉赫的著作中没有丝毫动摇。坦率地说，拉赫的贡献在“史实”不在“史识”，仅此“史实”，已颇为不易。唐人刘知几道，“史有三长：才、学、识”，世间治史者难得三长兼备，“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冷静反思，客观评价，《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学术意义，不在于提出一个前卫的学术观点或创立一个学派，而在于完成了艰巨的史料梳理并开创性地提供了全景式历史叙事。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开创了一项艰巨而又意义非凡的事业，并为这项事业奠定了非凡的基础。研究现代欧洲形成中亚洲知识的状况与亚洲对欧洲现代文化的影响，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课题，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达到拉赫的广度与深度。所谓某些“史识”方面的“缺陷”，所谓“未完成”，都不会贬损《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巨大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史学价值。准确地说，“未完成”有双重意义：一是《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并未如作者的规划如期完成，个人有限的生命与精力，都使这一鸿篇巨制难以完成；二是《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开创的研究基业，仍有待后辈学者继承。学术是一项一代一代人努力、不断累积成果的事业，《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所奠定的深厚宽广的研究基础，将使后辈学者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