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书阅览与展品陈列
图书阅览和展品陈列是民教馆不可或缺的工作。北平地区民教馆成立初期，二者分属不同部门，且是所属部门绝对的工作重心。1933年，戚彬如掌馆期间，图书阅览、展品陈列并入阅览部。就形式而言，民教馆各阅览室、阅书报处与普通图书馆同质（这一时期，北平地区主要有第一普通图书馆[1]、民众图书馆[2]及中山图书馆[3]三所图书馆），而展品陈列“则类似博物馆”[4]。
（一）图书室
北平地区民教馆设置的图书室，兼有固定和活动两种形式。兹分别论述。
1.固定式
北平地区各民教馆阅览室设置大体相同，一般分为阅书、阅报、阅杂志室等，间或专设儿童图书室。依照馆藏情况，各馆会酌情调整阅览室的结构。如第三民教馆藏书较少，便将图书、杂志合为一室。
图书来源与数量。北平地区民教馆的藏书，主要有购买和捐赠两种来源。图书以购买为主，杂志多为捐赠所得。采购图书时，民教馆有一定之规：“多选购适于民众阅读之浅近民众读物，始合民众教育之本旨。”[5]具体采购中，尤其是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民教馆须“先行充实民众读物，及各种浅近杂志，次及于自然、社会等科学，再次及于参考书及古书”[6]。同时，他们还统计“每日阅览人数，及其职业，与阅览图书之种类……以备指导民众阅览，及添置图书之标准”[7]。第一区民教馆的规定更为具体。它要求：图书采集“以应合社会进化的，表现时代精神的，吻合民众原理的，及记述革命事实四项为标准”；而“违反革命潮流的，抑压民众思想的，抵触民教原理的，及含有神怪色彩的”[8]图书则在取缔之列。
各民教馆成立之初，阅览室藏书量在2000册上下。这逊于正规的第一普通图书馆，大致与藏书较为丰富的阅书报处差不多。详见下表。
表2—1 1930年市立阅书报处概览表[9]
各民教馆藏书册数及发展状况略有不同。第一区民教馆开馆之后，经费支出关系增长缓慢，“关于古书，只有数部；关于社会、自然等科学，亦为数不多”[10]。戚彬如莅任后，该馆图书急速扩充。1933年该馆图书共有5814册，1934年增至万余册。包括：儿童读物、史地、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哲学及杂著等类。其中，常识类书籍最为丰富。该馆收录杂志40余种，报纸20余种。此后，该馆图书数量基本稳定在1万册左右。第二、第三、第四区民教馆成立稍晚，发展时间较短，藏书量远逊于第一区民教馆。
其中，第三区民教馆较为特殊。1936年，市政当局认为民众图书馆“地址僻处宣内东铁匠胡同，与一般民众不易联络”，“距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极近，有如叠床架屋，原无设立之必要”，不必“虚糜公款，设此无益之机关”[11]。该馆被并入正在筹备期间的第三区民教馆。民众图书馆的图书，部分由原通俗图书馆划拨。加之，市政当局“借拨小学教员巡回文库书之一部分，并社会局教育科图书室图书之全部分，作为基本图书”[12]。1933年，该馆藏书颇丰，有4232部，共计10963册。遗憾的是，这些馆藏未全部拨归第三区民教馆图书室。该馆开馆时，图书室藏书仅有500余种，2000余册，报纸共28种，儿童读物32种。这与其他民教馆起步阶段的藏书量相仿。
图书分类与编目。这一时期，北平各图书馆图书分类和编目方法尚无定式，既有新旧、又有美日的差别。第一普通图书馆旧籍分经、史、子、集4大类，新籍分为27类；编目按图书新旧进行区分，旧籍采用书本目录，新籍采用卡片目录。民众图书馆新旧书籍统用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13]，编目采用卡片式。中山图书馆图书分甲乙两部：甲部按四库全书分类，乙部参酌日本图书馆分类法；编目分检字、卡片、分类目录三种。
受此影响，各民教馆图书分类法也因馆制宜，略有不同。第一区民教馆将图书按新旧区分，采用不同的分类方法。旧书分经、史、子、集、丛书五类；新书不分中外，均参用杜氏分类法，分为总类、哲理科学、教育科学、社会科学、艺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语文学、文学、史地学10类。这与普通图书馆的分类法相比，兼顾新旧书籍的特色，也更加清晰、简洁。新书采用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采用了学界认可的热门分类法；旧书分类增设丛书类，突破了传统的四库分类法。这显示该馆工作人员于此颇费思量，既灵活变通，又能敏锐感知学界讨论的前沿问题。
编目方法中，卡片式目录使用最为普遍。1937年，第一区民教馆馆长张肇基认为，卡片目录“虽有所长，但不便翻阅，设置耗费，亦为事实”[14]。他添用分类目录，每类书籍即为一类文库，“使研究某项专门书籍者，有一目了然之便”[15]。第三区民教馆除卡片目录外，还备有目录册，“制定图书内容提要，以便民众检阅”[16]。而报纸期刊起初仅按月订成报册，不分种类，混合杂陈。1932年，鼓楼民教馆采用新规，将“所有各种报册，分门别类，依年月之先后，排置齐整，签以标志”[17]。这一方式，为其他民教馆沿用。
图书借阅手续与规则。民教馆馆藏报刊多为开架式阅览，读者自由取阅；图书则有开架阅览与闭架借阅两种方式。最初，通俗教育馆图书实行闭架借阅的方式。该馆拟定的《本馆图书阅览规则》规定，“阅览图书人须用入门阅览证换取图书阅览证，交管理人换取图书，阅毕仍须交还”，且“每次只须阅览图书一种，并继续不得超过三次”[18]。随着工作的深入，民教馆工作人员多方尝试，试图简化借书手续。他们觉得，“倘借书手续过于麻烦，以致减少其读书兴趣，甚至因之不肯再来，这样对于图书室的宗旨，显有违背”[19]。自此，开放式阅览广泛推行。第一区民教馆图书室“多采取开架式，任阅者自由择阅”[20]，第三区民教馆陈列杂志百余种，“完全为开架式，由阅览人自由取阅”[21]。图书借书程序也力求简单，阅书者只填写借书单即可。为避免民众因“不明了借书手续，而趑趄不前，甚至有时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第一区民教馆意识到指导民众熟悉图书借阅程序十分必要。工作人员对来馆阅览的民众，须“随时指导他们借书的方法，并告诉他们图书的分类法是用那一种，图书是怎样排列，目录是怎样检查，借书单应怎样填写……详为解答，使之了然而后已”[22]。
借阅手续简化的同时，民教馆还有意教导民众掌握良好的读书习惯与方法。第一区民教馆指出：“读书应有系统，方能循序渐进，收效自宏。倘随便阅读，任意翻览，只徒浪费时间、耗费精神而已。纵使即能获益，也是东鳞西爪，无补实际。一班阅者多不明斯理，我们应时加指导。如欲研究某种科学，应先读何书、后读何书？读书的态度和精神应怎样？应怎样读法？怎样撮要或笔记？怎样利用字典、辞典等参考书？均应尽我们能力之所及，多予指导。”[23]
阅览者的行为准则，通俗教育馆制定的《本馆图书阅览规则》有明确规定。这包括：读者须在规定范围内阅览，不得挟书出馆；开架阅览，虽可自由取阅，但不可执持多份；对所读书刊，应加意爱护，如有毁坏应负赔偿之责；阅览室内不得有朗诵等妨碍公共秩序的举动。这类规章的拟定，有助于维持书报阅览的正常进行，方便图书室管理。
阅览人数统计。到民教馆阅览的民众有以下三个特点：从职业、身份来看，读者大部分为颇有知识的市民，军警、儿童也比较多；从阅读种类来看，报纸的借阅量远超图书；从年龄、性别来看，男性远多于女性，成人多于儿童。这与北平地区整体特点保持一致。
各民教馆的日平均阅览人数不尽相同。第二区民教馆1936年10月阅览人数近1500，11月阅览人数2300有余，12月阅览人数1900有余。该馆平均每日阅览人数为60人。第三区民教馆的状况较为突出。新闻报纸阅览室日平均阅览者达100人，图书杂志阅览室以杂志读者为主，平均每日读者30人，儿童阅览室平均每日阅览者30人。该馆合计日平均阅览人数为160人。
第一区民教馆成立虽早，但日平均阅览人数一直维持在50人。详见下表。
表2—2 1932年8月—1933年7月民众教育馆阅览室图书阅览人数统计表[24]
这不仅远逊于普通图书馆等正规的图书馆，甚至也不如大多数阅书报处的阅览人数。1932—1933年，该馆历经变化。大量购置图书，对阅览人数的影响并不显著。《时代教育》第2卷第3期统计了该馆图书室1933年7月—1934年6月的阅览人数。该数据显示，1933年末该馆组织结构的调整，对阅览人数也未见明显刺激。其中原因不难言明。图书阅览一直是该馆的工作重心。组织结构的变革并未伤及图书室的核心地位。且在这段时期内，该馆阅览原则与制度没有显著变化，也是图书室阅览人数保持稳定的因素。
1934年5月，该馆阅览人数有了急速增长。该月共有4874人到馆阅览，日平均160人。6月，这一数字再上台阶，日平均阅览人数高达240人。其中原因，让人费解。《每日评论》同年8月对该馆的介绍，提供了关键线索。文中指出：“自从该馆免票阅览书报后，阅览者骤增。”[25]简言之，阅览室收费制度的废止是阅览人数激增的原因。该文还提到，免票后，该馆阅览人数增加1倍，约有百余人。这从侧面印证了前述对日平均阅览人数50人的解析。同时，它低估了免票制度对民众的刺激作用，实际的阅览人数是原来的4倍有余。由此可见，制度更替对民教馆阅览人数的影响最为直接。
各民教馆图书室的规模，大致与普通阅书报处相当。与正规图书馆相比，它不仅在藏书量、阅览人数等方面明显逊色，还极为依赖图书馆的理论经验与技术优势。例如，张肇基推广分类编目法时，需要先派员到第一普通图书馆进修。其藏书量较多数阅书报处更为丰富，但实际阅览人数并不占优。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民教馆除图书室外，还附设有阅报所、阅书报处等多处阅览机构。也就是说，其规模相当于多个阅书报处的总和，作用不容小觑。
2.活动式
活动式图书阅览新鲜、灵活，对民众富有吸引力。它还具有节约资源的优势，利于普及，有效促进民教馆与其他社教机关间的交流。其主要形式有巡回文库、图书流动车两种。
巡回文库被视作扩大民众阅读范围的有效措施，为北平市各社教机关采用。各民教馆也不例外。第一区民教馆改组前后，始设巡回文库。1935年，筹备中的民众乐园也以“南城一带，关于图书馆之设备尚付缺如”[26]为由，拟举办巡回文库。在此思路下，第四民教馆草创阶段，巡回文库即作为基本设施预设。第二、第三民教馆也是如此，并积极与第一普通图书馆合作，充实巡回文库。1937年，张肇基调整馆内工作时，极为肯定其作用。他指出：“距本馆较近之民众，得每日到馆借阅图书。但距离较远者，多有不便。亟应办理巡回文库，以图补救。且能增进读（缺字）效率，实为刻不容缓之举。”[27]当时报纸舆论也认为，巡回文库“对于市民阅览方面，更加了一层的便利。而且成绩，也颇有可观”[28]。
巡回文库的办理方法，由第一区民教馆的经验可以明晰。该馆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式：一是由该馆图书室编选书籍至乡村实验区；二是由该馆与第一普通图书馆共同编配图书合办巡回阅览；三是该馆接收第一普通图书馆巡回书籍，以便民众来馆阅览。其中，实行时间最长、最稳定的是第三种方式。
各民教馆每次接收第一普通图书馆的巡回图书一般在200种左右。详见下表。
表2—3 1936年4月第一区民众教育馆接收第一普通图书馆巡回图书阅览统计表[29]
同样作为第一普通图书馆巡回图书的输出对象，民教馆与其他阅书报处、民众学校的巡回周期却略有差异，这是因为民教馆可以独立或作为合作方向外输出巡回图书。它兼具图书输入与输出两种能力，有别于其他阅书报处等社教机关。
图书流动车，为的是“使远居偏僻地方的民众，与为时间所限没有闲暇到馆阅读书报的民众，都得有阅读书报的机会”[30]。第一区民教馆创办较早。1932年，该馆将北平市划分为5区，每区各设1车，每车配有管理人员1名。图书流动车所备图书“以关于民众儿童读物及有益身心浅近小说为限”[31]，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轮流到区内庙会、通衢等民众密集处，供人阅读，每60天巡回1周。
图书流动车的借阅规则，第一区民教馆也有专门的规章制度。其制定的《本馆图书流动车图书借阅规则》首先明确了图书借阅手续。它包括：借阅图书不得超过图书目录范围；借阅人须先签注借阅证，取阅、交还均由管理人办理；每次只能借阅图书1种，并在指定区域内阅览。该规则对借阅人资格与行为也有约束：患疯癫与酒醉者是不受欢迎的借阅对象，管理人可以拒绝或索回借书；借阅者不得携书他往或任意奔跑喧哗、扰乱公共秩序；有不爱惜图书、故意污秽损坏者，借阅人须照价赔偿。图书流动车的办理日渐成熟。
（二）附设阅报所及阅书报处
北平地区各“阅书报处之性质，类似通俗图书馆，不以图书馆名，以其规模较小故也”[32]。阅报所与阅书报处性质相似，最初仅提供报纸阅览，后来增加少量的图书以便民众阅览。1928—1937年，只有第一区民教馆附设阅报所和阅书报处。其余三馆成立时，阅书报处等社教机关未仿照第一区民教馆改组时的做法划归民教馆。直至1937年5月，北平市政当局拟将各阅书报处划归各民教馆办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这一计划未及实现。
1.阅报所
通俗教育馆附设的阅报所，在鼓楼东大街旧京兆尹署旁，设备简陋。该阅报所每月平均阅报人数为1800人，即日平均阅报人数60人。阅报所男性读者居多，占读者总数的九成以上。详见下表。
表2—4 1932年8月—1933年7月民众教育馆附设阅报所阅览人数统计表[33]
2.阅书报处
沿革。阅书报处的兴起稍晚于阅报所。二者虽然性质相似，却并无明显承袭的痕迹。阅书报处原多是讲演所的附属机关。民国以后，讲演所工作逐渐停办，多改办阅书报处。例如，市立第一、西郊阅书报处，分别于1932年、1924年由讲演所改组成立；市立第六、第八阅书报处，初为劝学所，后改为讲演所，再后又改设阅书报处。讲演所改设阅书报处，使该机构办理模式发生转变。讲演工作由主变次，成为书报阅览职能的附庸。很多阅书报处甚至已停止举办讲演活动，变为纯粹给民众提供书报阅览的社教机关。
北平地区阅书报处均由市府主办，全为公立性质。其数量长期维持稳定。1928—1935年，独立设置的阅书报处有12处，附设2~3处。具体情况可参见表2—1。
通俗教育馆起初未附设阅书报处。1933年社教组织系统变革之时，原第二、第十及北郊阅书报处划归该馆，分别改称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第一、第二、第三阅书报处。第一社会教育区第一阅书报处，位于东四北大街十条胡同西口北路东。1908年2月创立，附设于内城第二学区劝学员事务所。1917年3月，改称京师公立第二讲演所附设阅书报处。1928年8月，改称北平特别市第二阅书报处。第一社会教育区第二阅书报处，位于内三区安定门大街甲224号。原为京师公立第十通俗教育讲演所附设阅书处。1928年7月讲演部裁撤，改为北平市第十阅书报处。第一社会教育区第三阅书报处，位于德胜门外大街路西165号。前为京师公立北郊区劝学委员会事务所附设阅书报处。1926年因经费支绌将事务所裁撤，只留阅书报处，改称为北郊阅书报处。
1936年，市政当局大举增设阅书报处。2月，增设阅书报处2处，依序定名为市立第二、第三阅书报处，分别设在广安门大街107号及西直门内新街口西大街49号。3月，阅书报处激增30处。此后略有增减，至1937年基本稳定在45处左右。在此大环境下，民教馆也在乡村实验区增设阅书报处数处。
图书数目与阅览人数。民教馆附设各阅书报处图书也分固定式和巡回图书两种。由表2—1可知，各阅书报处藏书量由数百册至二千余册不等。第二、第十、北郊三处阅书报处于此并无优势。第十阅书报处的藏书量在城区垫底；而北郊阅书报处更在各独立设置的阅书报处中居于末位。
据《时代教育》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记载，各阅书报处每处日阅览人数约为150人。这与1933年1—6月的统计大致相符。后者数据显示，各阅书报处月阅览人数近5300人，每日阅览人数约170人。详见下表。
表2—5 1933年1—6月北平市各阅书报处阅览人数统计[34]
上表反映了组织系统未改组之前各阅书报处的办理情况。其中，第二、第八阅书报处阅览人数位居前列。第十阅书报处稍差，阅览人数多在平均值以下。但郊区各阅书报处中，北郊阅书报处位居前列，甚至稍好于城区第十阅书报处。这或得益于管理员的认真、负责。1930年，教育局的视察报告中提到，该处“有类似乡下农人和商人者，在室内阅览……足见该管理员董景生热心事务”[35]。
这三所阅书报处的读者构成与民教馆图书室类似。阅报人数远高于阅书人数，成人阅览人数高于儿童，男性远多于女性。详见下表。
表2—6 1933上半年第二、第十、北郊阅书报处总阅览人数统计[36]
改辖民教馆，未对这三所阅书报处产生实质影响。其原因与民教馆阅览室相近，即管理模式、阅览规则等制度没有显著变化。组织系统的调整并未改变其办理模式，只是需随时接受民教馆的指导与监督。
巡回图书。民教馆所辖阅书报处同样是第一普通图书馆巡回文库的输出对象。该馆巡回图书在各阅书处停留时间以一个月为限，八个月左右巡回一周。每次巡回过后，图书酌量增减一次。1929年，北平市制定了《北平特别市教育局巡回图书保管简章》。它将巡回图书分为党义、教育、文学及史地、自然科学、医学卫生、法制经济、图画杂志七类。实操过程中，巡回文库采用的是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图书分类法的不同凸显了巡回图书拣择旨趣的差异。教育、文学及史地、自然科学类书籍为二者各有。但前者选择图书偏好常识和公民教育，如党义、医学卫生等类。其目标更为明确，意在推行官方意识形态和灌输现代国民常识。采用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反而不如七分类法那样有针对性。第一区民教馆附设各阅书报处巡回图书阅览情况，详见表2—7。
表2—7 1936年3月第一社教区民众教育馆附设阅书报处接收巡回图书及阅览人数统计表[37][38]
巡回图书的办理情况与阅书报处的规模大致相符。附设第一、第二阅书报处图书借阅数量与阅览人数均高于平均值。城郊的第三阅书报处效果较差，还不到城区阅书报处的一半。各类图书中，最受读者欢迎的是文学与史地类图书。二者图书借阅数量和阅览人数均占总数的40%左右。民教馆附设第一、第二阅书报处也是如此。二者相较，史地类图书更为突出。而城郊的第三阅书报处，图书借阅较为平均。城乡差距显露端倪。
（三）陈列室
与图书阅览一样，北平地区民教馆的展品陈列分为固定和活动两种展览方式。第一区民教馆以固定陈列为主，分设史地、理科、卫生、工艺、国货五室及明耻楼。至1937年，该馆才有专门设置活动陈列室的计划。而其他三馆更注重活动陈列。第二、第三民教馆均设陈列室3间，仅有1间为固定陈列室，其余两室作为活动陈列室。
1.固定陈列
各民教馆固定陈列的展品主要有：普通科学的各种标本与模型、卫生模型、各种挂图及其他社会教育相关物品等。展品加有详细说明，其目的在于“或警惕恶习，或补充常识，使民众见景生情，深受感触之心理，行为自可渐趋改进”[39]。
通俗教育馆成立时，设有史地、卫生、理科、工艺四间陈列室，前三室位于楼之西半部之南、西、北三洞，而工艺室则偏处楼之东半部之最东一洞。①史地室。介绍中西社会演进情形以及天文地理、人文常识等。展品包括模型类、图表类、货币类、照片类、玩饰类、拓片类等。②理科室。介绍自然界动植矿的样式与生长繁殖情况以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展品包括标本类、图表类、模型类、仪器类、食物类等。③卫生室。介绍良好的卫生习惯、医药常识以及病疫发生、传播及疗治方法。展品包括模型类、图表类、食物类。④工艺室。介绍提升国民修养的艺术作品，及手工艺品的制造工艺与发展趋向。展品包括中画类、西书类、雕塑类、照片类、模型类。
国货室的成立，于1932年已在该馆的工作计划之中。1933年10月，该馆举办国货展览会。展品有机器纺织品、瓷器、文具书籍、化妆品、日常用品及小孩玩具等。展览后该馆顺势将部分展品作为固定展品，专设一室进行陈列。
明耻楼较为特殊，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它设在鼓楼二楼，原称齐政殿。就展陈面积而言，它相当于楼下各室的总和。采取收费制，是它又一独特之处，需铜元四枚方可入馆参观。
明耻楼以帝国主义侵华证据作为展示重点。展品包括：①该馆绘制的中华国耻地图。包括鸦片战争到九一八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事迹。图的边缘还略述国耻时间、起因及损失等内容。②中国被迫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中英《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等。③帝国主义获得的各种利权表。如中国战事外债表、列国在中国之铁道权表、列国在中国之矿山权表、中华国耻纪念日表、民国政治借款表、庚子赔款数目交还情况表。④列强在华制造的惨案、事变的照片。如上海五卅案、广州沙门惨案、济南惨案等。1932年前后，日本侵占华北的野心昭然若揭。该馆“觉得有把日本在国内各处的惨酷暴虐的兽行，整个的介绍给全民众之前，期待着他们鼓舞起他们阻碍这破坏和平的日本的兽行的发展的勇气来”[40]。其展品也相应调整，着重展示日本的侵华行径。
第三区民教馆的第一陈列室为固定陈列室。展品多由该馆购置，“虽未能蔚为大观，然民众最低之常识物品，亦粗具雏形”[41]。其展品有：①模型。主要是有关民众卫生、风俗人物等与社会教育有关的模型，尤以职业补习学校出品最为精致。②标本。陈列于东西两面。东部以动植物及贝类标本为主，西部以生理、疾病及矿物标本为主。③挂图。主要有动植矿物全图、卫生习惯挂图、生理大挂图、国音字母挂图、太极拳图、中外名人像、最新北平地图等。
1936年8月，该馆添置了森林利弊对照模型。它将四组模型分成正反两方形成鲜明对照。其中一组对照凸显森林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正面一组介绍森林具有保护土壤、调剂气候、供给肥料、增美风景、舒适身心等作用；反面一组用来展示森林匮乏会导致田壤龟裂、气候干燥、沙土垦淤等状况。另外一组对照展示森林对民众生活的重要影响。正面一组揭示森林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积极作用有四：①可以防止旱涝虫患等自然灾害；②出产木材为民众提供生活资料及经济效益；③可以作为牧场，蓄养牛、马、猪、羊等家畜；④林中禽鸟、兽类可以供民众畋猎。反面一组强调若无森林覆盖，民众遭受水灾、蝗祸伤损庄稼等场面。正反两方的强烈对比，使森林的主要作用及利弊，“完全可供民众一览无余”[42]，效果显著。
第二区民教馆展品来源复杂。既有该馆自购的生理挂图等十余种，还包括向区内市立小学借陈的自然科成绩品。此外，先期成立的第一、第三民教馆也拨调来各项模型，丰富该馆陈列。
2.活动陈列
活动陈列室的展品向社会征集，定期展览。这种陈列形式可以给“来馆者以参观多种物品之机会……调剂本馆经费之不足”[43]，同时能“增加参观者之兴趣”[44]。第二、第三民教馆活动陈列所占比重甚至超过固定式陈列。
第三区民教馆举行的活动陈列最为频繁，影响最大。该馆展品，一般每月更换1次，间或有2~3周者。第一期展览有二。①北平图书馆及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的珍本书籍、圆明园模型及各种舆图。如元明清三代北平地图、圆明园全图及建筑模型、西郊名胜图卷等。②故宫博物院书籍、书帖、挂图260余种。包括珍贵瓷器、金石、拓片及影印善本秘籍等。
第二期所征集的展品来源有三。①傅振伦到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期间所收集的会场情形，艺术、古物图照及各国研究中国艺术的87种杂志。②北平市中兴珐琅之珐琅器制造程序模型及各种珐琅精美器物。③北平玉器业同业公会的玉器雕琢程序模型等。
第三期系统展示北平邮务管理局的工作情形。展品计分四组：①邮政出版物。如全国邮政舆图、邮政章程、邮政事务年报及各种业务传单等。②邮票及明信片。包括新旧版邮票、各种纪念邮票、航空邮票、单双明信片等。③各种照片。主要介绍邮件运输情形及有历史价值的照片。④邮政器物。如信筒、信箱、日期戳记、公斤秤等器物。
1936年，该馆为青年画家张一舟举办个人画展。张一舟，师从齐白石，曾入北平北华美术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曾在北平、天津、保定、青岛、南京等地举办公开展览，获得各地人士好评。此次展出张一舟作品40余幅，俱系写意花卉。这是该馆为“提高一般民众鉴赏艺术作品兴趣”[45]而作的努力。1934年，该馆还策划过各种工业制造程序展览。如制呢程序、地毯织造程序、造纸程序、铅印制造顺序、酱油酿造程序、徽章制造程序及度量衡标准器等。
第二、第三民教馆都曾举办过北平市手工业出品展览，这与北平市政当局的督饬不无关系。他们深感“本市各种手工业之出品，向较其他省市为优，而多数市民之生计，亦悉赖以维持，惟近年以来失于提倡，此种手工业，亦即渐就衰微”[46]。为此，市府曾要求各区民教馆分期举办各种手工业出品展览会，以示提倡。第三区民教馆于1936年11月25日—12月24日举行。展品主要有银器、铜器、珐琅、象牙、虬角等精巧制品400余种。第二区民教馆紧随其后，于1937年1月1—15日举办。该馆征集慈幼女工厂、韩氏女子职业学校等50余处制造的手工业产品，总数计达500余件。
第一区民教馆活动陈列室设置后，展览逐步展开。1937年2月9日—3月8日，该馆举办了年画唱本及儿童玩具展览会。其中年画唱本由通俗读物编刊社提供，儿童玩具借自北平市第一职业补习学校及北平市立府学胡同实验小学。3月25日—4月24日，该馆又举办了儿童读物儿童恩物[47]展览会。展品征集自北平市各大书局、商店。儿童读物展品包括看图识字、小学生文库、中国故事读本、中国寓言读本、天方夜谭、格林童话、世界儿童歌曲、动物剪折法、实用急救法等。儿童恩物主要有各种战棋、建筑积木、六面画[48]及动物玩具、回轮汽车等。
民教馆所办活动陈列，以介绍民众生活常识的主题为首选。虽难免出现“陈列之品，多中上层阶级人氏所需要者，下层民众所需之品极少，未免美中不足”[49]的情况，但基本符合社会教育宗旨。
3.参观人数统计
北平地区各民教馆参观人数的统计，以第一区民教馆的记载最为丰富。该馆固定陈列与活动陈列发展较为均衡，更具代表性。此外，其一度实行收费制，参观明耻楼需要额外收费。而各学校、各团体、各机关、对于社会教育关心者及现役军人，只要服装整齐且持有正式公函，即可免费参观。由该馆统计入手分析，更能揭示参观者的特征及参观人数的影响因素。具体数据详见下表。
表2—8 第一社教区民众教育馆1935年8—12月陈列室参观人数报告表[50]
表2—9 第一社教区民众教育馆1932年8月—1933年4月陈列室与明耻楼参观人数统计表[51]
表2—8显示，1935年8—12月，来馆参观人数虽有起伏，但不同属性的参观者所占比重相对稳定。如成人参观者约占60%；儿童占20%~30%；军人所占比重最少，保持在10%上下；个人参观者占60%~70%；团体参观者所占比重在30%~40%。表2—9显示明耻楼与陈列室参观人数的差异。1932年8月—1933年4月，明耻楼月平均参观人数1400人，日平均参观人数47人。陈列室与明耻楼参观人数所占比重比较稳定：参观陈列室展览者占60%~70%，而明耻楼的参观者所占比重为20%~30%。前者参观人数约是后者的3倍。
两表比较可知，1935年该馆陈列室参观人数较之两三年前大幅下降。1932年8月—1933年4月，月平均参观人数3600人，日平均参观人数120人。而1935年8—12月，月平均来馆参观者仅1300人，日平均参观人数41人，仅为前者的1/3。张肇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中缘由，即“参观人日久难免生厌恶之心”[52]。举办活动陈列，恰是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
第一区民教馆活动陈列的参观人数数倍于固定陈列。具体参观人数，可依年画唱本及儿童玩具展览会、儿童读物儿童恩物展览会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年画唱本及儿童玩具展览会为期28天，共有67262人参观，日平均2402人。半月后举办的儿童读物儿童恩物展览会展期31天，除去两天休假外，共15529人参观，日平均参观人数535人。详见下表。
表2—10 年画唱本及儿童玩具展览会与儿童读物儿童恩物展览会参观人数对照表[53]
初看之下，这两个前后相继、主题相近的展览参观人数相差悬殊，日均人数前者约是后者的4倍。日参观人数起伏不定，多则上万，少则不过百余人。将这些数据抽丝剥茧、细加解读，影响民教馆活动陈列参观人数的因素便可了然。
年画唱本及儿童玩具展览会举办期间，正值农历新年。2月10日为除夕，民众多在家守岁迎新，鲜少出门。9、10两日参观者较少也属正常。初一开始参观人数激增。25日元宵节参观人数达到顶峰，高达万余人。此后参观人数渐趋稳定。儿童读物儿童恩物展览会为期1个月的展览中，4月4日及18日参观人数远超过其他各天，分别为3585人和1056人。这两天时值周日，应有学校或团体组织集体参观。由上推知，影响民教馆活动陈列参观人数的因素至少有两个：一是学校、机关、团体组织的集体参观；二是被民众视作节假日休闲娱乐的活动。
注释
[1]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由原京师图书馆分馆及通俗图书馆合并而成。合并前，二者均为北京政府教育部于1913年创办。1926年5月，京师图书馆分馆改称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为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1927年7月，二馆合并，改称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馆址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22号前翰林院讲习馆旧址。1928年11月，由北平特别市教育局接管，改名北平特别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1932年，图书馆改隶社会局。1933年改称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日伪统治时期称“北京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北平解放前夕，又称北平市立图书馆，在此期间，1917年建立于中山公园内的图书阅览所也合并过来，成为市馆的分馆和儿童图书馆。
[2]民众图书馆，位于宣武门内东铁匠胡同，在学务局时代名为社会教育办公处附设通俗图书馆。1929年5月改称市立民众图书馆。其前身是1913年成立的京师通俗图书馆。通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分馆合并为第一普通图书馆后，通俗图书馆改设社会教育办公处附设通俗图书馆。1936年，该馆被并入第三区民教馆。
[3]中山图书馆，原名图书阅览所，成立于1917年8月，直辖于教育部。1924年12月更名为京师第三普通图书馆，1927年又更名为第二普通图书馆。1928年11月划归北平特别市政府管辖，改称北平市革命图书馆。于1929年3月开始阅览，7月又更名为中山图书馆，1949年并入北平市立图书馆。
[4]李经印：《阅览部现况》，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1期，1936年7月。
[5]《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办卫生展览会和年画、唱本、儿童玩具展览会经过情形及呈报该馆改进计划书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68，1937。
[6]《文艺部工作概况》，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
[7]张肇基：《本馆设施计划》，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2期，1936年8月31日。
[8]《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续），载《每日评论》，1934年08年29。
[9]《社会教育》，载《时代教育》，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
[10]《文艺部工作概况》，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
[11]《社会局关于呈报第二、三、四社教区民众教育馆组织规程、经费预算的呈文及市政府的指令以及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行各种展览会的呈文和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04，1936。
[12]《社会教育》，载《时代教育》，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
[13]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为世界各图书馆广泛使用的图书分类法。由美国图书馆专家麦尔威·杜威于1873年提出。中国近代图书分类早年受日本图书馆的影响。1910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将美国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介绍到中国。随后，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在中国各图书馆广泛被使用。
[14]《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办卫生展览会和年画、唱本、儿童玩具展览会经过情形及呈报该馆改进计划书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68，1937。
[15]《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办卫生展览会和年画、唱本、儿童玩具展览会经过情形及呈报该馆改进计划书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68，1937。
[16]张肇基：《本馆设施计划》，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2期，1936年8月31日。
[17]《文艺部工作概况》，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
[18]《本馆图书阅览规则》，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
[19]《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办卫生展览会和年画、唱本、儿童玩具展览会经过情形及呈报该馆改进计划书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68，1937。
[20]《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办卫生展览会和年画、唱本、儿童玩具展览会经过情形及呈报该馆改进计划书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68，1937。
[21]李经印：《阅览部现况》，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1期，1936年7月。
[22]《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办卫生展览会和年画、唱本、儿童玩具展览会经过情形及呈报该馆改进计划书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68，1937。
[23]《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办卫生展览会和年画、唱本、儿童玩具展览会经过情形及呈报该馆改进计划书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68，1937。
[24]根据《民众教育季刊》相关数据经过统计与修订制表。
[25]《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续），载《每日评论》，1934年08年29。
[26]《社会局关于呈送设立民众乐园计划草案、经费预算给市政府的签呈现及给第一区民众教育馆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21，1935。
[27]《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办卫生展览会和年画、唱本、儿童玩具展览会经过情形及呈报该馆改进计划书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68，1937。
[28]《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续），载《每日评论》，1934年08年29。
[29]根据《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关于呈报本年三、四月份巡回图书阅览统计表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制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19，1936。
[30]《文艺部工作概况》，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
[31]《本馆图书流动车简章》，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
[32]《社会教育》，载《时代教育》，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
[33]根据《民众教育季刊》相关数据经过统计与修订制表。
[34]根据《时代教育》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相关数据制表。
[35]《北平特别市教育局科员郭维墉关于视察西北郊公立民众学校阅书报处近况给局长的报告及教育局关于义务教育调查表给李湘宸先生的便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4—004—00022，1930。
[36]根据《时代教育》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相关数据制表。
[37]根据《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关于呈报本年三、四月份巡回图书阅览统计表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制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19，1936。
[38]此次参与巡回的阅书报处共有15处。平均阅览人数和册数依《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关于呈报本年三、四月份巡回图书阅览统计表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19，1936）相关数据统计而成。
[39]张肇基：《本馆设施计划》，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2期，1936年8月。
[40]《博物部工作概况》，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
[41]《阅览部添置造林模型》，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2期，1936年8月31日。
[42]《阅览部添置造林模型》，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2期，1936年8月31日。
[43]李经印：《阅览部现况》，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1期，1936年7月。
[44]《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办卫生展览会和年画、唱本、儿童玩具展览会经过情形及呈报该馆改进计划书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68，1937。
[45]《本馆举行张一舟个人画展》，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6期，1936年7月。
[46]《北平市社会局民国二十六年教育行政工作计划》，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7—00204，1937。
[47]恩物（Gifts），恩赐物的简称，是由学前教育家福禄贝尔（Friedrich Froebel）所设计的一套教育材料，包括不同颜色的彩球、不同形状的积木等，引导幼儿通过这些教具，由简及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内在规律。
[48]一种拼图积木玩具，它每个面都可以拼成不同的图案，引导幼儿建立立体空间概念；进行不同方位与角度的无序拼图，锻炼儿童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思维与会话能力。
[49]《民众教育馆主办国货展览会昨晨揭幕》，载《世界日报》，1933年10年11。
[50]根据《社会局关于北平市短期小学设置暂行办法和短期小学教员服务待遇暂行办法的呈文及市政府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315，1936）相关数据经过统计与修订制表。
[51]根据《民众教育季刊》相关数据经过统计与修订制表。
[52]《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办卫生展览会和年画、唱本、儿童玩具展览会经过情形及呈报该馆改进计划书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68，1937。
[53]《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办卫生展览会和年画、唱本、儿童玩具展览会经过情形及呈报该馆改进计划书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68，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