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年鉴(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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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

重要讲话、文章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
(2011年2月12日)

各位委员:

大家好!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呼吁为制度化开展国学教育与研究留出一席之地。看到刚刚推出的《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送审稿)》上没有将“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作为多年来国学教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我感到非常遗憾!我相信,消息公布后,海内外也将会有无数人士感到同样深切的失望!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在我国学科建设与发展一事上,这样的决策似乎正在错过一次历史性的可贵机遇。也许我这么说有些言重了,但是,在国学教育制度化问题上做到慎之又慎,积极推进,这初衷当无问题。鉴于这样的认识,我还是想再一次就将国学列入学科目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作扼要的阐述,敬请各位深长思之。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中国第一家国学院,在国内高高举起国学的大旗。六年来人大国学院坚持大国学、新国学的理念,初步探索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国学教育创新机制,取得了累累硕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肯定,得到习近平、刘延东等领导同志的鼓励,得到了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去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教授的贺信中,提出了“国学新时期的发展”的概念,他对冯老“治学报国精神”的嘉许,就是基于冯老“以八十八岁高龄,仍带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为国学新时期的发展、为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部也批准国学本科专业为特色专业,并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列为“创新人才培养教学实验基地”。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带动下,弘扬国学已蔚然成风,国学的理念深入人心,学习国学、倡导国学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愿望,国学已超出了学术的范围,成为一场民族文化复兴的运动,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为了顺应中国全面和平崛起的历史潮流,整体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更好地规范和推进国学教育与研究,将国学设为一级学科,实属调整与完善国家学科建设方面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具有强烈的紧迫性与充分的合理性。因此,在送审稿未列入“国学”的情况下,在其交付审议之际,仍然建议比照欧美诸国设置“古典学”的形式,暂以“国学(或中国古典学)”的名义,作为历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列入学科目录中。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都会引起意见的分歧,国学也不例外。尤其是“国学”增列为一级学科之议,学术界赞同者固然很多,但质疑者也不乏其人。质疑者的最大理由是国学的定义过于宽泛,认为随着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传统学术的大部分内容已被分别归入文、史、哲等学科之中,这时若要再建立一门国学学科,势必是重复建设,不仅对现有学科体制形成冲击,而且缺乏学理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我们认为,这种质疑于情可以谅解,于理实难成立!我们主张将国学增列为一级学科,与现代学科体制的建设与发展并无任何矛盾与冲突。换言之,我们充分肯定文、史、哲等现代学科的合理性及其在传承传统学术中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同时又认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仅仅以文、史、哲等学科来传承“我国固有之学术”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与不足,完全有必要在文、史、哲等学科之外,再建立一门学科,作为对文、史、哲的会通、补充、完善。

首先,以文、史、哲为代表的现代学科体制主要是参照“西学”建立起来的,以此来传承传统学术必然是削足适履,摆脱不了肢解“国学”之弊。例如,经学与子学是传统学术的重要内容,前者是中国文化之根,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后者是古代思想家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与思考,是传统文化中最富有创造力,内涵最为丰富,也最具有个性魅力的部分。但在文、史、哲的学科体制下,经学、子学并没有其独立的位置,而被分割到文、史、哲等不同学科之中,结果只能是得其一偏,难窥整体。

其次,中国传统学术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会通之学,强调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注重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所以人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但在现代学科体制下,分科既已形成,想要综合已非易事。现代教育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即在分科的基础上又强调综合和交叉。设立国学学科,可以起到这样一个综合的作用,既可以弥补文、史、哲的不足,避免对传统学术的肢解、割裂之弊,又可以会通经史与文史,促进文、史、哲的沟通与融合,真正做到“不分家”。

最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汉民族虽然在其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的贡献也不容低估与抹杀。设立国学学科,把国学置于整个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既要有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也要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突出“大国学”的理念——这里的“大”是有容乃大的“大”,而非“大而全”的“大”——可以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其和谐相处,真正做到“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巩固国家的统一。为了消除人们对国学学科过于宽泛的疑问,需要对“国学”概念进行正名,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国学可以按约定俗成的说法指“我国固有之学术”,但它具有强烈的价值诉求,强调的是国学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与古代“欲亡其国,先亡其史”的说法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反映的是一种“国魂之学”。“国魂之学”不必限定在一个学科之内,凡是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包括文、史、哲的学者,只要是对传统持同情的理解,抱有弘扬的态度,都可归于国学的名义之下。其目的是在广大人文学者中形成一股凝聚力,树立起一面旗帜,将大家统一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来。

狭义的国学则是一种学科之学,它是对我国固有学术中那些不能简单地分割到文、史、哲学科中的内容,如经学、子学等,以及需要会通、综合的部分的一种整全的研究。由于其地位类似西方的古典学,可以称为“中国古典学”(简称“国学”)。众所周知,西方除了文、史、哲的学科外,还设有古典学,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作整体、综合性的研究。这说明,中西古代学术具有相似性,均体现为亦文亦史亦哲,都具有圆融、整全的特点,不可作简单的分科研究,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学科,采取综合式的研究,才有可能深入其堂奥。所以,我们主张将国学增列为一级学科。为了尽可能减轻某些持不同意见者的疑虑,我们建议比照欧美诸国设置“古典学”的形式,以“中国古典学(国学)”的名义列入国家学科目录之中,作为历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充分的理由与根据,既尊重了现有的学科体制,又对其作出有益的补充和完善。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的经验。清朝末年引进西方学科制度时尚且为传统文化保留了一席之地,清朝学部在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制定“八科立学”,即经、文、法、商、理、工、农、医八大学科,“经学科”在这里是作为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教育与研究而独立存在的。到民国初年,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经学科”乃被取消。现在看来,当时民国教育当局的做法妥当与否不是不可以重新讨论的。我们今天进行学科建设,不妨也有一点雅量,重新认识和借鉴晚清在对待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问题上的经验得失。再则,我们现行的学科制度是直接从西方学习和引入的,可是,西方欧美诸国都懂得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为此特地设置有古典学,为开展其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研究留出一席之地,把自己的传统文化纳入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系,而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漠视自己传统文化的整合性教育与研究,不让“国学”在我们现行的学科体系中合法落上“户口”,没有在制度层面上给它的传承与发展留出必要的空间,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也太有些匪夷所思了吧!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的生命在于鼓励并允许人们不断地尝试、创新,以适应时代、社会的需要,而不应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更不宜党同妒真、师心自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古典学(国学)作为新生事物,它在制度层面上的存废去留,难免言人人殊、聚讼纷纭,有讨论、有分歧是很正常的。是否设立国学学科,是学科制度设计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创新性,应该允许探索,不能简单地用投票的方式决定取舍。即使通过专家投票的方式来作出决定,也应该充分介绍,详细讨论,反复协商,让投票的专家深入了解设立国学学科的背景、问题的实质和分歧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投票。现在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进行通讯评议,未经充分介绍和反复讨论,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情况下就投票,其科学性和合理性难免令人质疑。

当然,鉴于设立新学科是一个错综复杂问题,需要经过一个摸索、试验的过程,同时为了避免一哄而上,可以考虑在增列中国古典学(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基本前提下,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持慎重的态度,率先在少数有条件的学校进行试点,等时机成熟,再进一步推广。

综上所述,我们强烈呼吁为国学教育与研究的制度化留个机会。希望学位委员会慎重考虑增设国学学科问题,使它能够正式列入《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送审稿)》之中。最低限度,也希望在“送审稿”上明确写上允许在少数条件成熟的重点高校中开展“中国古典学(国学)”一级学科设置与运作的试点工作诸内容,为国学教育与研究事业的正常进行提供制度化保障,共同迎接国学春天的到来!

以上发言若有不当之处,欢迎各位不吝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