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讨论与结论

上述发现与西方文献相比较，相似与差异并存。在我们的研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不管其职业状况或父母角色如何，女性普遍比男性倾向于认为环境议题的严重程度较低。而在西方，则通常有着相反的发现。那么在中国城市，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少关心环境议题呢？我们的分析或许能提供部分答案。

第一，环境知识的差异可能起着部分作用。在中国城市，与西方一样，女性对环境议题的知识了解较少。与知识支持假设预测的不一样(后文将有更多的探讨)，在中国城市，环境知识有助于提升环境议题关心水平。因此，表3—5报告的较大的间接效应为性别间的整体差异做出了贡献。

第二，环境议题的类型至少起着部分作用。尽管大多数“污染”和“其他”议题直接效应之间的比较并不显著，但加入间接效应之后，这一情形有着些许改变。“污染”和“其他”议题总效应之间的比较表明，“污染”议题认知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就业女性和未就业女性的系数上)小于“其他”议题认知的性别差异。

由此产生更多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什么“污染”议题认知方面存在较小的性别差异？这是否可理解为，相比“其他”议题，中国城市妇女优先考虑“污染”议题？若确实如此，是不是由于“污染”议题与健康和安全有关，而“其他”议题则不相关？可能正是由于西方与中国城市妇女对健康与安全有着共同关注。在西方，这类关心致使女性有着更高的环境关心水平，而在中国城市，同样的原因使得女性在这一方面与男性关心水平相当。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直接测量，我们难以探究中国城市男性与女性关心“污染”议题的原因。未来研究一个可行的方法是遵循博得和奥康纳(1997)的研究，将对健康风险认知的具体测量包含在内。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在未来分析中，将与健康和安全相关的环境议题同其他议题加以区分，可能更为有益。

至于本研究对职业状况与父母角色没有显著效应的发现，尽管我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还是略带遗憾和惊讶的。然而，发现职业状况和父母角色没有影响的这类研究并非罕见。尽管没有多少研究具体考察职业状况如何影响性别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但戴维森和弗罗登伯格(1996)依据一系列研究，确实报告了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可能与职业状况无关。至于父母角色，戴维森和弗罗登伯格(1996) 在文章中有着混合的发现。而在我们回顾的文献中，并没有太多研究检验这一假设，并且一些研究(Johnson,2002; Mohai,1997)确实没有发现父母角色的较大影响。但我们依旧认为，完全否定这两个假设为时尚早。因为在我们的数据中，职业状况被作为是/否二分变量进行测量。毫无疑问，需要对经济优先进行完整测量，并且需要对家庭内部以及家庭之外的劳动性别分工详加测量。

父母角色的确导致居住地效应的差异，这是另一令人惊讶之处。我们的分析表明，在非父母组中，居住在大城市增进“污染”议题关心水平，这与西方文献一致(Xiao and Dunlap,2007)。但居住在大城市的父母却较少关心与污染有关的环境议题。我们尚不明白其原因。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我们的样本中，我们仅仅关注有着6岁以下小孩的父母。若将这组扩展到有着更大小孩的父母，则必然扩大二级样本的规模，可能导致不同的发现，这值得未来进一步探究。

正如之前所指出，有关环境知识效应的发现与西方文献一致。与西方妇女一样，中国城市女性较男性倾向于拥有更少的环境议题知识。而且，如戴维森和弗罗登伯格(1996)所报告的，更为常见的发现是，更高的环境知识水平与更高的环境议题关心水平有关。很明显，知识支持假设在中国城市情形中也存在问题，需要更多的理论努力以解释为什么环境知识能提升环境关心。而除了性别之外的其他人口学因素的影响，与西方文献的通常发现类似(Xiao and Dunlap,2007)，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城市，更高的文化程度与更高的环境关心水平有关，并且教育程度也是所有人口学因素中最强的预测因素，而收入和年龄都只有较小的影响。

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部分环境议题认知方面存在某种性别差异。而我们对性别、职业状况以及父母角色的潜在交互效应考察表明，性别差异与职业状况和父母角色大体无关，这是一个值得将来进一步探讨的研究发现。最后，尽管与西方文献相比，我们的研究有着某些令人惊讶的发现，但如前所述，通过更为详细的分析可以发现彼此间有着诸多相似性。因此，我们认为，关于当今中国城市环境议题认知的性别差异，与西方可能有着比我们预想的更多的共同之处。故我们期望这一领域有着更多的研究，使得中国与西方研究有着更为直接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