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德兰士瓦从业

我很快提出在德兰士瓦从业的申请。（P.134）有人担心当地法律界可能也会反对，结果证明这种担忧毫无根据。我在最高法院注册律师，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家事务所。在德兰士瓦，就数约翰内斯堡市的印度人最多，所以从公益事业和自谋生计的角度而言，这儿最适合我安顿下来。亚裔人管理局的腐败程度让我每天都大长见识，这也是德兰士瓦英属印度人协会努力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把撤销1885年的《第三法案》作为长期目标放到了次要地位。当前的目标仅限于如何面对来势汹汹的亚裔人管理局，谋求自保。印度侨民代表团谒见了多位英国政要，包括出访德兰士瓦的米尔纳勋爵和塞尔伯恩勋爵，德兰士瓦省副总督亚瑟·罗雷爵士（后来他出任马德拉斯总督），以及其他职位较低的官员。我经常去拜见政府官员。零零散散地，我们解决了一点问题，但都只是东拼西凑。我们得到的慰藉少得可怜，就像被强盗洗劫一空的人，哀求了半天也只讨回一点廉价的财物。（P.135）前面我提到过亚裔人管理局那两名被开除的官员，就是我们强烈抗议的成果。事实证明，我们对政府要限制印度移民的担忧不无道理。欧洲移民不再需要通行证，但印度人不行。之前布尔政府虽有严苛的反亚洲人立法，但从未严格执行。这倒也不是因为他们宽宏大量，而是因为行政的松懈。英国官员可没那么好混日子。英国宪法历史悠久，中规中矩，官员必须像机器一样依法办事。有一整套逐级审查体系限制官员做事的自由度。因此，在大英宪政体系中，如果政府政策开明，官员待臣民就极为宽松。反之，如果政策严苛压抑，官员对臣民就手段强硬。而之前的布尔共和国，情况正好相反：臣民能否从开明的法律充分获益完全取决于负责行政事务的官员。就这样，大英帝国在德兰士瓦确立政权后，所有不利于印度人的法律执行得越来越严格。（P.136）原有的空子全都被仔细地堵上了。前面已经看到，亚裔人管理局的运作肯定会苛刻行事。因此，撤销原来的法律毫无可能。印度人能做的只有试探，看看这些严厉的官员在办事的时候会不会有所松动。

有一个原则问题需在此事先探讨一下，以便大家更好理解印度侨民的想法，以及后面情况的发展。大英帝国在德兰士瓦和自由邦确立管制之后，米尔纳勋爵就委派一个委员会整理清单，列出原先这两个布尔共和国限制臣民自由，或违背英国宪法的法律法规。原先那些反印度人法规无疑应被纳入其中。可是米尔纳勋爵这么做，并不是为给印度侨民平怨，而是要让英国侨民息怒。他想在第一时间就废除那些压制英国人的旧法。委员会很快就递交了报告，勋爵大人大笔一挥，原先大大小小不利于英国人的法令即告作废。（P.137）

这个委员会也准备了一份反印度人的法规清单。清单以书的形式出版，却被亚裔人管理局轻易拿来当作工作手册。而这在我们看来，就是滥用。

设想一下，如果这些法律法规没有对印度人点名道姓，但行政人员可以在执行时酌情处理，就算不上有意针对印度人，而是适用于全体子民的普通法；作为普通法，这些法律法规做出的是整体性规定，只是行政人员在执法时对印度人特别严格，原本也能达到立法者针对印度人的目的。这样一来，在执行过程中，谁也不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随着时间淡化掉原来的怨恨，政府也就没必要修改法律，只要执法较为开明，就足以化解愤愤不平的印度人。这样的法律，我称之为普通法，而与之相反的则名为特殊法，或种族法。后一种即所谓的“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法律”（colourbar），也就是仅凭肤色判断，强加于欧洲人除外的黑人或黄种人的法律。

让我从已实施的法律中举例说明。读者们应当还记得，（P.138）纳塔尔地区曾颁布首部《剥夺选举权法案》，但其因取消亚裔选民的资格，后未获大英帝国政府通过。现在，政府若能修订反印度人之法，极大教化民意，则大多数民众不仅不会仇视亚裔人，反而会生出友善之心。民众和睦，自会消除原先法律中“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刚才提及的《剥夺选举权法案》就是种族歧视、阶层歧视立法的一个例证。政府废除了这部法案，颁布新法，取而代之。两者实际上达到了同样的目的，但后者剔除了种族区分的话语，更具普遍性。其中一款条文内容如下：“纳塔尔地区侨民，凡其原籍国迄今尚无议会选举之民选机构，不得做选民登记。”此处压根没提到印度人或亚裔人。至于印度是否有议会选举之民选机构，则由各位律师见仁见智了。不过，让我们姑且假设一下，假设1894年印度没有民选机构，今天也没有议会选举，那么纳塔尔管理选民登记的官员把印度人加入不合资格的名单，谁也不能轻易说他违法。一般而言，法律普遍假定，政府应维护民众的权力。（P.139）因此，只要当局不强烈反对，即便有此立法，印度侨民或其他人的名字也可在选民册上登记在案。换言之，如果少一点对印度人的反感，如果当地政府无意伤害印度人，即便法律条文只字不改，印度人也能做选民登记。从前面提到过的南非地区法律，我们还可举出几个诸如此类的例子。因此，明智的政府应当尽量少颁布带有阶层歧视的立法；能不颁布更好。法律一旦出台，再要撤回困难重重。国家只有在大力教化民意后，方可废除现行法律。政府若肆意修改或废除法律，国家宪政则无稳定可言，无秩序可言。

现在，德兰士瓦地区反亚裔法律法规所包含的毒害，我们更清楚了。这些法律法规都带有种族主义特征：亚裔人因为是亚裔人所以没有选举权，而且他们在政府所划定的亚裔区外也不能拥有土地。法典中的这些法律法规一日不废，行政部门对印度人就爱莫能助。（P.140）因为它们不属一般法，米尔纳勋爵的委员会也只能另列一份清单。如果这些法律法规属于一般法，换言之，如果它们在表述上并无明确针对亚裔人，即便执行起来是有针对性，那么它们也早就和其他旧法一道被废除了。管事的官员就再也不能推诿说自己束手无策，再不能托词说旧法未被新政府立法机构废除，他们只能依法行事。

亚裔人管理局继承下这些歧视性旧法，严格执行。但凡这些法是值得执行的，政府就应该加大执法力度，堵上所有让亚裔人有可乘之机的漏洞，无论是无心之失抑或是刻意放水。问题看上去简单而直接。要么原有法律是恶法，应被废除；要么它们是正确的，但需修正其中缺陷。可是新政府却选择继续执行这些旧法。在刚刚过去的布尔战争中，印度人和英国人并肩作战，同生共死，但这已成了昨日黄花。比勒陀利亚的英皇代理机构曾为了印度侨民的利益据理力争，但现在改朝换代了。消除印度侨民的疾苦是英国发动布尔战争的理由之一，（P.141）但那些其言灼灼的政客目光短浅，对当地情况毫不知情。而地方官员清楚知道，原布尔政府所立之反亚裔法律法规既不够严厉，也无条理可言。如果印度人能自由出入德兰士瓦，随处经商，英国商人就会损失惨重。欧洲人和他们在政府的代表极为重视此类说法。他们蜂拥而上，只想在最短的时间里累积最大的财富；又岂能容忍印度人分一杯羹？伪善让政治理论沦为工具，捏造合理的托词。不加掩饰的自私之辞，纯粹的商贸理由满足不了南非那些聪明的欧洲人。行不义之事的人都爱编造似是而非的理由，南非的欧洲人也不例外。史沫兹将军和其他欧洲人给出的理由如下：

“南非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而印度则是东方文化的中心。当代思想家认为，东西文明无法并存。来自彼此对立文明的人们相遇，无论人数多寡，必有冲突。（P.142）西方反对简约单纯，但东方却奉其为首要德行。如此天差地别的观点，如何可以调和？政治家需务实，无需去判断文明的优劣。西方文明或许良莠并济，但西方人皆愿一以贯之。为守住自己的文明，他们殚精力竭，抛头颅，洒热血，历尽千辛万苦。不可能让他们从此另辟蹊径。就此而论，眼下的印度侨民问题并非简单的贸易嫉妒或种族仇恨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自身文明存亡的问题，是西方文明享有自我保护的至高权力且履行相应责任的问题。或许有些公众发言人挑印度人的刺，意在激怒欧洲人；但政治思想家认为并指出，印度人本身的素质就是南非的弊端。印度人在南非不受欢迎，因为他们有很多世俗的品质，他们心思简单，隐忍克制，锲而不舍，精打细算。西方人进取向上，但缺乏耐性，重物质追求和物质享受，好大喜功，疏于劳作，且大手大脚。故而西方人不无担心，担心若数以千计的东方人在南非定居（P.143），自己就会四处碰壁。南非的西方人并不打算自取灭亡，领袖们也不会让他们陷入窘境。”

以上是我对德高望重的欧洲名士的敦促之言所做的不偏不倚的概述。虽说他们的观点是伪哲学，但我无意暗示它们毫无根据。从现实角度而言，即，就眼下利益而言，这些观点颇有力度。只是从哲学角度而言，这些观点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之辞。依我浅见，公正之人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改革志士也不会像鼓吹这些观点的人那样，将自身的文明摆在如此无助的位置上。据我所知，东方思想家并不担心东方文化会因东西方民族自由交往，而被汹涌而至的西方文明大潮席卷散尽。就我对东方思想的了解来看，东方文明不但不害怕接触西方文明，反而积极欢迎文明自由交流。虽然东方也存在反对的情况，但这并不影响我总结出的原则，因为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很多支持此原则的例子。（P.144）尽管如此，西方思想家却声称，说西方文明的基础是强权而非正义。于是，他们耗费时日，意欲保住自身蛮力。这些思想家亦断言，不求增长物质欲望的民族必将灭亡。西方各国移民正是奉行这样的原则在南非扎根落户，征服压制数倍于己的南非各族人民。这样的欧洲人竟会怕人畜无害的印度人？想想都觉得荒谬。之前南非的印度人就是劳工，欧洲人也没有抵制印度移民。这个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欧洲人对亚裔人没什么好怕的。

剩下的因素就只有贸易和肤色了。数以千计的欧洲人书面坦承，印度商人让英国商人损失惨重，而且对黄种人的憎恶已成了时下欧洲人心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在美国，虽有法律明文规定人人平等，种族歧视同样存在。像布克·塔·华盛顿这样的黑人，就算接受了最好的西方教育，也是个品行高尚的基督徒，（P.145）彻底被西方文明同化，欧洲人还是觉得罗斯福总统不该重用他，多半今天他们还会这么认为。美国的黑人接受了西方文明，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们的黑皮肤就是他们的罪，在北部各州他们被白人社会鄙夷，在南部一旦被怀疑行为不轨，便是鞭笞加身。

所以，读者们能看出，上述所谓的“哲学式”观点毫无实质内容。不过大家也不要认为，持这些观点的人都是伪善之徒。认为这些观点正当合理的大有人在。如果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没准也会提出相同的看法。在印度有句谚语说得好，凡有其行，必有其思。有人曾说过，——我们的主张不过是自己想法的反映，若得不到他人认可，我们就会不满焦急，甚至怒火中烧。

我之所以如此细致地探讨这个问题，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不同的观点，养成理解并尊重多元观念的习惯。（P.146）要理解非暴力抵抗的理念和实践，必须要有开阔的胸襟，耐心的态度。没有这些品质，就谈不上非暴力抵抗。我不是为了著书立传才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向大家讲述南非的一段历史。写这本书，是为了让国民了解，非暴力抵抗——这个我为之生，为之奉献终身的原则——是如何产生的，了解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是如何开展的；凭此认识，国民方能理解非暴力，方能愿意且能够将非暴力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