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放弃起诉

那之后我顺利地到了鲁斯通吉的家。（P.95）到那儿都差不多晚上了。同住他家中的“科兰”号医护官达蒂巴鸠博士（Dr.Dadibarjor）着手治疗我的伤势。他检查了我的伤口，不算太多，只是有一处暗伤疼得厉害。只是我的命没那么好，没法安心养伤——鲁斯通吉先生家门口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到了晚上，一些流氓也混迹其中。人群向鲁斯通吉先生放出狠话，说如果他不把我交出去，他们就会把他们全家连我一起付之一炬。对此威胁，鲁斯通吉先生毫不畏惧。在弄清楚情况之后，警察局长亚历山大先生悄悄带着一些探员混到人群里。他让人拿来一张长凳，站了上去，然后借着向大家讲话的假象，占住鲁斯通吉家门口的通道，让谁都无法破门而入。而且他早就在各个适当的位置安插好了探员。刚到现场，他就指示一名手下穿上印度服装，把脸涂黑，化装成印度商人来见我，并给我传来以下口信：“要想救你的朋友，他的客人和家产，还有家人，我建议你化装成印度警察，从鲁斯通吉的仓库出来，和我的人一起溜出人群，（P.96）跑到警察局去。在街角会有一辆马车等着你。要救你和其他人，我只有这个办法了。人群情绪过激，我无法控制。如果你不听我指挥，恐怕人群会把鲁斯通吉家夷为平地，难以想象会死多少人，会毁掉多少财物。”

我立马对局面做出了判断，迅速地乔装打扮成警察，离开鲁斯通吉家，和保护我的警官一起安全到达警察局。在此期间，亚历山大先生极力稳定人群的情绪，给大家唱些脍炙人口的歌，向大家喊话。当知道我已安全抵达警察局，他就变得一本正经起来，问大家：

“你们想怎样？”

“我们要甘地。”

“你们想对他怎样？”

“我们要烧死他。”

“他怎么伤害到你们了？”

“他在印度污蔑我们，还想让大批的印度人涌入纳塔尔。”

“他要不出来怎么办？”

“那我们就把这幢房子烧了。”

“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里面。还有其他男人和妇女。烧死妇女和儿童，你们不觉得可耻吗？”（P.97）

“这个责任要算在你们警局的头上。这件事上你们不帮我们，我们还能怎样？我们也不想伤及他人。你们只要把甘地交给我们就行了。要是你们不交出元凶，我们在试着抓住他的时候伤及他人，那怪得了我们吗？”

局长温和地微笑，告诉人群我已经离开鲁斯通吉家，已经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到了另一个地方。人群哄笑起来，大喊：“撒谎！撒谎！”

局长说道：“你们要信不过我这个老局长，就选三四个人组成委员会进屋查看，但其他人得保证不闯进去。如果委员会在屋里找不到甘地，大家都要平静地离开，各回各家。如果今天大家情绪过激，不服从警局管理，名声扫地的是你们，不是警察。警局和大家玩了点心计，把目标转走，是让大家没得可闹的。这么做，大家可怨不得警局。警察都是大家任命的，他们只是在尽忠职守。”

局长的话既和气又坚定，（P.98）大家同意了他的要求，选派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把鲁斯通吉家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才向大家汇报说，局长没撒谎，警察控制了局面。人群虽然大失所望，但还是信守诺言，没再滋事，就地散了。这件事发生在1897年1月13日。

当天早上，在政府撤除对两艘轮船的检疫隔离之后，德班市一家报社记者登船见了我。记者向我询问了全部情况。我的回答令他很满意，那些对我的不实指控不攻自破。我向记者详细说明我对外所言并无任何夸大其词之处。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要有任何失职之处，那我就不是人。次日各大报纸刊登了访谈的内容。一些通情达理的欧洲人也承认自己错了。各大报社虽然表示支持纳塔尔英国人的立场，但同时也完全维护我的所作所为。此事件提高了我的声誉，也增强了印度侨团的声望。它说明，印度人虽穷，却绝非怯懦之辈；为了自尊，为了祖国，印度商人随时准备抗争，不计任何代价。

就这样，尽管印度侨团不得不吃苦，（P.99）达达·阿卜杜拉公司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最后的结果——在我看来——还是非常有益的。侨团有了一次机会检测自身实力，而结果让他们信心倍增。我也有了一次宝贵的经历，后来每次想到那一天，我都觉得是神在让我为非暴力抵抗的实践做好准备。

纳塔尔的事件在英格兰引起反响，时任帝国殖民事务大臣张伯伦先生给纳塔尔政府发电报，要求他们起诉打我的行凶者，确保我得到公正对待。

身为纳塔尔政府首席检察官，艾斯孔贝先生差人叫我去他那儿，告诉我张伯伦先生的电报内容，对我受伤一事表达歉意，同时表示他很高兴我的伤势并无任何严重后果。他还说：“我向您保证，让您或贵社团的任何人受伤，绝非我的本意。就是担心您可能会受到伤害，我才托人给您捎信，让您等晚上再上岸。不过您不喜欢我的建议，而是采纳了劳顿先生的建议。我压根没有怪您的意思。您完全有权按自己的心意行事。纳塔尔政府彻底接受张伯伦先生的要求。（P.100）我们希望将伤人者缉拿在案。您认得出打伤您的人吗？”

我回答道：“我大概能认出其中一两个。但在这个谈话继续下去之前，我得事先说明，我已经决定不起诉打伤我的人。我觉得错不在他们。他们的消息都是从领头人那听来的。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对消息的真伪做出正确判断。如果他们所听到关于我的消息都是真的，自会情绪激动，一时之间气坏了，做下错事。我不会为这个怪他们。情绪过激的群众总是试着以这种方式获得公平。如果要怪，得怪欧洲人委员会及阁下本人，因此也得怪纳塔尔政府。路透社发表的电讯报道可能有不实之处，但如果您和委员会对我在印度期间的活动有何疑问，在知道我要来纳塔尔的时候，你们就应问询我，听听我的说法，然后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举措。现在我不能就自己受人殴打一事起诉您或委员会。不过就算我可以这么做，我也不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补偿。你们也是为了保护纳塔尔地区欧洲人的利益，才采取了这种自以为明智的做法。（P.101）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得在政治领域里继续和你们抗争，最终让您和其他欧洲人相信，占大英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印度人希望维护自我尊严，捍卫自身权利，但完全无意伤害欧洲人。”

艾斯孔贝先生说道：“您说的我挺理解，也很欣赏。没想到您会说出不打算起诉伤人者的话。您若提出起诉，也丝毫不会让我难堪。不过既然您已坚定表示不会起诉，我可以明言相告，这件事您处理对了，而且自我克制能让您更好地为印度侨团效力。与此同时，我要承认，您拒绝起诉伤人者，也让纳塔尔政府免于陷入极为尴尬的窘境。若您要求，政府能确保将伤人者逮捕归案，但不用我说您也知道，这么做会惹恼欧洲人，激起种种批评，这是任何政府都不愿见到的。不过如果您最终拿定主意不起诉，还请您给我写份声明，表明此意。我总不能就把我们两人的谈话摘要发给张伯伦先生，为我的政府辩护吧。（P.102）我得将您书面声明的摘要发电报向他汇报。不过，我也不是请您马上就给我这份声明。您最好先咨询一下朋友。也询问一下劳顿先生的意见。如果这之后您仍坚持不起诉的决定，就请给我写份声明。但声明中必须明确说明，您是出于自愿不对殴打您的那些人予以起诉。只有那样我才能用上这份声明。”

我说：“我事先没想到您会就这件事叫人找我。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现在也不打算这么做。在决定和劳顿先生一起上岸进城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如果受了伤绝不怨天尤人。因此我绝不会起诉那些打伤我的人。对我而言这是个信仰的问题。而且和您一样，我也相信自我克制有助于我们侨团，也能帮到我自己。因此，我建议全部责任由我一人承担，我现在就给您写您要的这份声明。”

我当场就从他那儿拿了几张白纸，写好声明，交给了他。（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