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抵抗的诞生: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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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非的荷兰人

约在四百年前,荷兰人在这个伟大的国度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当时这儿只住着黑人,心思简单,不谙世事。荷兰人蓄养奴隶。一些荷兰人带着他们的马来籍奴隶,从印尼的爪哇岛(Java)来到今天南非的开普殖民地。那些马来人都是穆斯林,身上流着荷兰血,因此也继承了一些荷兰人的特质。今天,马来人散居在南非各处,但开普敦是他们的据点。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欧洲人效力,另一些自谋生路。马来妇女都很勤劳聪慧,日常生活中都挺讲究干净,个个擅长洗衣服做针线活儿。男人会做点小买卖,很多驾出租马车;有的受过英国高等教育。其中一位是开普敦无人不知的阿卜杜·拉赫曼医生阿卜杜·拉赫曼(Abdul Rahman),全名为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赫曼(Abdullah Abdurahman,1872-1940),南非政治家、外科医生、开普敦首位有色市政议员,1902年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创立“南非政治组织”。——译注。。他曾担任过原开普敦殖民立法会委员。不过现行的新宪法已经取消了有色人种加入议会的权力。

我是在说到荷兰人的时候,顺带提一提马来人的情况。(P.26)现在让我们看看荷兰人在南非是怎么发展的。荷兰人既是勇猛的战士,也是技艺精湛的种植家。他们发现南非的土地非常适合发展农业。他们也留意到,那些“土著”一年只耕作很短的时间就足以养活自己。那为什么不逼着他们为自己干活呢?反正自己有枪。荷兰人还是精明的战略家,知道要怎样像驯服动物那样驯服人,而且他们相信自己的宗教也允许他们这么做。就这样,荷兰人通过奴役南非“土著”开始发展农业,还深信这么做合乎道德。

就在荷兰人寻找继续扩张的沃土之际,英国人也逐步开始粉墨登场。英国人和荷兰人原本就是表亲。他们的性格和野心也如出一辙。就像一个窑里烧出来的罐子常会互相碰撞,在逐步推动自身利益,征服黑人的过程中,英国人和荷兰人这两个素有渊源的民族也开始发生冲突。双方相争不下,结果挑起战事。马朱巴山(Majuba Hills)一役,英国人吃了败仗,懊恼不已,最终引爆了1899年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Boer War)。对方的科隆耶将军皮尔特·阿贺诺德思·科隆耶(Pieter Arnoldus Cronjé,1836-1911),1880-1881年间与1899-1902年间两度英布战争中布尔共和国将军。——译注。投降之际,(P.27)英军统帅罗伯茨勋爵罗伯茨勋爵(Lord Frederick Sleigh Roberts,1832-1914),19世纪英国著名战将,第二次布尔战争中担任英军总司令。——译注。终于扬眉吐气,向维多利亚女王发去英军终于一雪马朱巴之耻的捷报。不过,早在布尔战争之前,在两国爆发第一次冲突的时候,就有很多荷兰人不愿意再接受英国名义上或实质上的管辖。他们长途跋涉,徒步进入到人烟罕至的南非内陆。这就是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治邦的缘起。

在南非,这些荷兰人被称为布尔人。他们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坚持使用母语的程度,对母语的执着一如孩童对母亲的依恋。他们强烈意识到,保护母语和捍卫自由二者息息相关。尽管有重重冲击,他们却始终守护着自己的母语,使其完好无损。这门语言也呈现出了一种与他们的天性相符的新形式。由于无法和母国荷兰保持密切的联系,布尔人开始说一种荷兰语的变体方言(patois),就像古印度语(Prakrits)是从梵文(Sanskrit)演变而来一样。为了减轻孩子的负担,布尔人把这种方言形式固定下来,称之为“塔尔语”(Taal)。他们用塔尔语写书,让孩子们接受塔尔语教育,联邦议会(Union Parliament)也特别强调议员要用塔尔语发言。自联邦成立以来,在南非全境,塔尔语(或荷兰语)和英语享有平等的官方地位,语言平等如此之重要,(P.28)以至于所有政府公报和议会记录都必须有两个语言版本。

布尔男人单纯直爽,虔诚热忱。他们住在广阔的农场里。大家想象不到那些农场有多大。在印度,一个农场也就一到两英亩,有时甚至更小。但在南非,一个农场主能拥有上百英亩,甚至上千英亩的土地。他不会急着把地全都种上,要是有人说他,他会反驳,“就让地荒着休耕。现在休耕的地留着我们的孩子以后再种。”

所有的布尔男人都是出色的战士。他们非常珍视自由,所以不管内部再怎么斗,只要整体自由受到危害,他们都会一致对外,英勇迎战。骁勇善战是布尔男人的共性,都不需要什么专门训练。史沫兹将军扬·克里斯蒂安·史沫兹(Jan Christiaan Smuts,1870-1950),南非政治家和将军。1919-1924年和1939年—1948年先后两次任南非总理。他也是一位律师和知识分子。——译注。、德·威特将军克里斯蒂安·鲁道夫·德·威特(Christiaan Rudolf de Wet,1854-1922),布尔将军和政治家。——译注。、赫茨佐格将军詹姆斯·赫茨佐格(James Barry Munnik Hertzog,1866-1942),南非政治家和将军,1924-1939年任南非总理。——译注。,个个是出色的律师、能干的农场主,也都是伟大的战士。博塔将军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1862-1919),南非联邦第一任首相。——译注。就拥有一座占地9000英亩将近5.5万亩。——译注。的大农场,对种种纷繁复杂的务农之计了如指掌。据说他去欧洲参加和谈的时候,露了一手判断羊只好坏的能力,全欧洲无人能及。博塔将军继克鲁格总统斯提芬努斯·克鲁格(Stephanus Johannes Paulus Kruger,1825-1904),南非政治家和军事领袖,1883-1900年任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总统。——译注。之后出任南非总统。他的英语知识很渊博,(P.29)但在赴英国会见英国国王和大臣的时候,他总是喜欢用母语。谁能说他这么做不对呢?他何必为了炫耀自己的英语知识而冒出错之险呢?何必为了搜索适当的英语辞藻而打断自己的思路呢?万一哪个英国大臣无意间用上某个他不熟悉的英语成语,他要没听懂,结果答错了,搞糊涂了,那他的事业就遭殃了。他何必要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呢?

布尔女人和她们的男人一样,勇气十足,心思单纯。有了女人的勇气和鼓舞,男人们方能在布尔战争中浴血奋战,忘我牺牲。布尔女人完全不怕守寡,也不会无谓地为未来时日劳神费心。

之前已经提过,布尔人全都是热忱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算不上《新约》的真信徒。虽然欧洲人都声称自己敬奉《新约》,但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信守教义——真正懂得而且恪守基督以和平为核心的宗教真谛之人寥寥无几。至于布尔人,可以说他们是只知有《新约》,终日虔心诵读的却是《旧约》,对里面记载的大小战役更是了然于胸。(P.30)他们全盘接受摩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法则,而且付诸行动。

布尔女人认为,基督教要求她们为了捍卫独立受苦,因此她们坚韧不拔地欣然承受一切艰难困苦。为了击溃她们的意志,齐屈纳勋爵齐屈纳勋爵(Lord Kitchener,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资深英殖民地行政长官。1900-1902年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担任总参谋长,后继罗伯茨勋爵出任总司令。在多次殖民战役战功显赫。——译注。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他把布尔女人关进单独的集中营,她们吃的苦头真是罄竹难书——严寒酷暑,忍饥挨饿。有的英国士兵甚至在喝醉酒,或是想女人想得发狂的时候,凌辱这些手无寸铁的女人。即便如此,布尔女人也毫不退缩。最后还是爱德华国王爱德华国王(King Edward),即1901-1910年间在位的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1841-1910)。——译注。给齐屈纳勋爵发函,明确表示无法容忍如此行径,说他不愿再继续如此不堪的战争,宁愿接受和解也不愿英军用这种手段让布尔人屈服。国王勒令齐屈纳将军迅速结束战争。

布尔女人的哀号传到英国,令英国人悲痛不已。他们对布尔人的英勇深感敬佩。如此一个小国和全球性的大英帝国交锋,居然久战不决,英国人对此还是颇为介怀。可是当集中营布尔女人的苦楚之声传来,英国人开始心软了,——让英国人听到这痛苦的声音的并不是这些女人,(P.31)也不是她们还在英勇作战的男人,而是一些当时身在南非的品格高尚的英国人。当时还在世的亨利·坎佩尔—巴纳曼爵士亨利·坎佩尔—巴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1836-1908),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05-1908年任英国首相,1899-1908年任自由党党魁。——译注。听到了英国人民的心声,开始高呼反战。同样,当时仍在世的史提德先生威廉·托马斯·史提德(William Thomas Stead,1849-1912),英国报社编辑,调查性新闻先驱,主张用公众舆论和新闻监督政府,所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影响极大。1912年于泰坦尼克号遇难。——译注。更是公开祈祷,求上帝下令让英国败北。他还邀请众人与他一同祈祷,那场面真是壮观。勇敢地承受大苦,即便是铁石心肠也会被感化。这就是苦行或梵文称作“塔帕斯”(tapas)的力量。也是非暴力抵抗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