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
林纾，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以字行，晚年自称蠡叟、补柳翁、践卓翁，1852年11月8日（清咸丰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父亲林国铨客游台湾经商，因不善经营而亏本，家境贫困。林纾靠叔父资助得以上学，九岁入私塾，十一岁从薛则柯学古文辞和杜甫诗。他自幼喜读书，从叔父家藏书中寻到《毛诗》、《尚书》、《左传》、《史记》等，苦读不倦；又从旧书摊上买到《汉书》和一些子、史的残本，不几年即积藏书籍三柜，并立下“读书则生，不则入棺”的誓言。十三岁改从朱韦如习制艺，他很崇拜韩愈的文章，对桐城派的文章亦颇喜爱。
林纾十八岁与刘琼姿结婚。其岳父刘有棻是个科场失意的知识分子，但对道学源流等颇有见地，向林纾讲授甚多。翌年，林的祖父、祖母、父亲相继去世，家庭经济极度拮据。但林纾刻苦攻读之志不移，并开始作诗，渐有文名，被人目为“福州三狂生”之一。1872年开始在村塾授徒，其后从陈文台学习绘画，入门甚快，颇得陈的赏识。他自称“以画自娱”，数十年来未有间断。其花鸟画淡墨薄色，山水画浑厚淋漓，后者更受人们称颂和喜爱。
1882年秋，林纾在福州参加乡试，一举成名，得中举人。他还想考进士，苦读不辍，但六次入京赴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遂对仕途灰心绝望。
在此期间，林纾先后结识了李宗言、李宗袆兄弟。李家藏书甚富，林纾借阅不下三四万卷，广泛涉猎中国古代典籍。林又认识了高凤岐、高而谦、高凤谦兄弟们，遂与他们及陈衍、周长庚等十九人组成诗社“福州支社”。诗社诸人以撰写七律互相唱酬探讨，延续达十年之久。林纾之诗以题画诗为上，陈遗石称他“寓意工切，隶事渊博”。林还于1885年向谢章铤学经学，研习汉、宋两代的儒家经典；继又对唐宋小说兴致很高，为他后来译述西方文学作品和自己创作小说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日甲午战争后，林纾对清廷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痛心疾首，在北京曾同陈衍、高凤岐等人联名上书清廷，抗议日本野蛮侵占我国领土的行为。他对海军将士为国牺牲的事迹十分敬佩，曾撰《徐景颜传》加以表扬。
林纾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屡试落第，难以进入政界，但他对光绪帝十分尊崇，视其为一位有为的君主，尤对他勇于戊戌维新变法倍加赞颂。他和友人畅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五十首，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学堂，宣传爱国思想，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倾向。只因他始终主张保皇、维新，不能跟随时代前进，思想逐渐趋于保守。
1897年3月，林纾的妻子刘琼姿病逝。中年丧偶，郁郁寡欢。其友人王寿昌精通法文，邀林纾合作翻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王口述、林笔译，速度很快，“口授手追，声已笔止”。小说内容曲折感人，为国人所初见，加上林纾译笔凄婉而有情致，一时风行海内，备受赞扬。初译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林纾的翻译热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继《巴黎茶花女遗事》后，林纾又与魏易合作，翻译斯土活撰写的《黑奴吁天录》，记述美国农场主虐待黑奴的故事，震撼人心。此后，林纾又与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人合译法国文学作品，与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人合译美英文学作品，其中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的作品《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计二十种。
由于林纾不懂外文，仅靠合作者的口述，他不能对原著进行比较选择，因此耗费了大量精力，却译了不少西方二三流的作品，甚至将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也译成了小说，还出现了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谬误。对此他不无遗憾地说：“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属不知。”但是他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轻快明爽，多能传出原著之神韵。尤其是凭其深厚的文学素养，时时能补某些原作之不足，使其译作竟胜过某些原作。林纾一些成功的译作，至今仍具有生命力。惟其于1913年译完《离恨天》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
经过二十余年的辛勤笔译，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达一百八十余种二百七十余册，包括四十多种世界名著，多由商务印书馆刊行，被誉为我国翻译西方文学之嚆矢。他的有些译作，还蕴含着他的爱国热诚。例如他在《黑奴吁天录》的序言中说：“其中累述黑奴惨状……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他又在《不如归序》中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曰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林纾小说不仅影响了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还使近代知识分子有机会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打开了眼界，对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无影响。
1906年，林纾应京师大学堂校长李家驹之聘，任大学堂预科和师范馆的经学教员；同时他还继续在五城中学堂任总教习。他取孙奇峰《理学家传》中诸理学家语录，诠释讲解，历时三年编成《修身讲义》两卷。他还应张菊生、高梦旦之请，编选《中国国文读本》，由近代上溯至古代共十卷，是一部较为系统的古文选读本。他的古文造诣受到时人的推重，著名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赞其文“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而另一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则称道林的古文比吴汝纶有过之而无不及，誉其为桐城派的古文大家、“老宿”。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清廷慌乱，林纾亦惶惶不安，于11月偕眷避居天津。翌年2月溥仪被迫退位，林黯然神伤。他对民国新政抵触甚大，对时局深表不满，在《畏庐诗存·自序》中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誓以清举人终其身。1913年4月，林纾往易县清西陵拜谒崇陵（光绪墓），此后十年先后谒崇陵十次，并曾以半年时间绘成《谒陵图》，又撰《谒陵图纪》，表明他对光绪帝的尊崇和对清室的忠心。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曾征聘林纾为高等顾问和参政。林严词拒谢。他对“洪宪”人物多所不满，曾在“四谒崇陵”后赠梁鼎芬诗中叹息：“眼底可怜名士尽，那分遗臭与流芳。”
林纾对亡清的忠心，博得溥仪及遗老们的赞赏，溥仪曾于1913年岁末特地书“赐”春联一副给林。张勋上演复辟丑剧时，林纾认定“定武（张勋曾被袁世凯封为定武上将军）言尊王，心本异谋逆”，担心张勋此举“孤注一掷”而危及溥仪，故未贸然响应。1918年国会议员中有主张裁减优待皇室经费者，林纾赶紧给参、众两院议员上书，为溥仪分辩说：“少帝无罪，未尝趣召外兵；皇室奇穷，何可遽减经费。”他向议员们呼吁：“留他年皇子皇孙啖饭之地。百凡如旧，一切从优。”在溥仪结婚时，林纾特地精心绘画四镜屏作为贺礼。溥仪题写“贞不绝俗”匾额回赠，林纾受宠若惊，作《御书记》。
林纾的思想日趋保守，与时代格格不入，尤表现在崇尚古文、崇尚旧道德，反对新文化运动上。他于1913年5月为京师大学堂文科毕业学生送行作序中，特地勉励大家“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他也十分看重自己的古文成就，批评康有为的赠诗只称赞他的译文而未说他的古文是“舍本逐末”。其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林纾以“复古派”自任，挺身而出连续撰文反对。他于1919年初在上海《新申报》上特辟“蠡叟丛谈”专栏，连载其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影射攻击陈独秀等人。在小说《荆生》中，林辱骂反对孔孟的人是“禽兽”，说他们的言论是“禽兽之言”，幻想有一个“伟丈夫荆生”将反对孔孟的人斩尽杀绝。在小说《妖梦》中，林纾强调纲理伦常的重要性，说“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他尤反对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信中，说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叛亲蔑伦之论”，被蔡元培逐点批驳。但他仍在《公言报》上发表《腐解》一文，坚持其“卫道”立场，表示愿“甘断吾头，而付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为安全藏之剖其心肝”。1921年春，他在为其子写帖中仍云“新道德是盗贼的道德；旧学术是保种的学术”。1923年撰《续辨奸论》，继续表白他对新文化运动深恶痛绝，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概斥为“巨奸”。
1924年6月，林纾患病，体质日趋衰弱。他抱病往孔教大学讲最后一堂课，并撰《留别听讲诸子》一诗，诗中云：“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10月9日，林纾终因心力衰竭而逝世。
林纾在1921年七十寿辰时曾作自寿诗云“移译泰西过百种，传经门左已千人”，又说“余年七十，以画赡其家”。他把翻译、教书、作画看作自己一生的主要内容。其实林纾的著述甚丰，除前述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一百八十余种外，文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诗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小说有《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冤海灵光》、《金陵秋》等；笔记有《畏庐漫录》、《畏庐笔记》、《技击余闻》等；传奇有《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等；还有古文研究著作《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以及《左孟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等。
主要参考资料
朱羲胄：《林畏庐先生字行谱记四种》，世界书局1949年版。
林纾：《畏庐文集》、《续集》、《三集》，商务印书馆1923、1922、1924年版。
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