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熹編禮的設想與北宋儒者之關係

朱熹編禮的最初設想，源於何人何時，歷來有幾種説法，其中最重要的説法是吕祖謙的影響。清儒陳澧舉朱、吕二人的書信爲證，明確指出：“朱子之書本發端於吕氏。”^[1]後世諸家多贊同此見。我們認爲，此説似不確。其實，朱熹編禮的設想可以上溯到北宋諸儒，特别是吕大臨。比如，朱熹在一封寫給助編禮書者余正甫的信中説：“吕芸閣及潘恭叔、趙致道所編今亦並往，恐亦可備採擇（吕書甚精，潘、趙互有得失）。”^[2]吕芸閣即吕大臨，吕書即三卷本的《編禮》，朱熹將之視爲最值得採擇的書籍。《編禮》一書的具體内容，早已不能確知。但該書的體例，的確和朱熹所編禮書極有關係。比如，朱熹嘗對門人説：“吕與叔集諸家之説補《儀禮》，以《儀禮》爲骨。”^[3]所謂“以《儀禮》爲骨”，正是朱熹編禮的重要框架。可見，吕大臨的《編禮》是以諸説來解《儀禮》。稍前，劉彝撰有《古禮經傳續通解》一書，該書有經有傳，應該也與朱熹的設計關係密切；稍後，陳祥道的《禮書》則對於朱熹編禮有直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