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空间之维的媒介记忆

正如媒介地理学研究者所言，当今时代是媒体单向传播走向终结、互动传播迅速崛起的时代。传播学研究也正由历史转向现实，由历史学转向地理学，由时间模式转向空间模式，由时间论转向空间论。传统媒介必须由单一的和单向的内容提供模式向多媒体、多功能、多样化、多向度的集成服务模式转变和发展。空间之维的媒介记忆模型的建构正好反映了这一媒体转向和学术转向。

一、记忆鸿沟：城市记忆与乡村记忆

纵观世界，城市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作为面对面基础上观念与信息的交流中心”。城市是媒介生存的最佳空间，是新闻和信息的生成、记忆和传播中心，城市不仅为媒介提供了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优秀媒介人才和大量有一定文化基础、有消费能力的近程受众，而且还提供了充足的财力资源或广告资源。特别是到了后工业时代，城市被赋予了“消费、金融业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三种功能。“这种后工业时代的象征性经济，包括旅游、娱乐、文化、体育、传媒、时尚工业以及一系列融合在一起的支撑这些活动的服务。……大都市里每个地方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崇尚快乐原则的消费主义变体决定的，即满足和喜悦的流行的可能性”，它们合谋并联手“成为城市物质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经济动力”。记载、记忆城市的成长与发展及其当中发生的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新闻事件，是媒介记忆的主要功能，也是城市“象征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记忆既是城市诞生、形成、变迁和发展中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也是媒介对城市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存贮、提取和传播、营销的记忆过程；既包括承载城市记忆的历史街区、名人故居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反映城市历史记忆和人文精神的说演唱艺、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历史脉络、文化传承和前进方向，横向地记载着城市的地域风格、空间景观和人文特色。

虽然乡村和城市一样，也有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和新闻记忆，有进行历史记忆、当下记忆和新闻记忆的价值、意义以及生动丰富的乡村进化史，但是乡村记忆的媒介、方式和手段没有城市记忆先进、科学和多态多样。另一个更严峻的事实是：坐落在城市中的“大众”媒介并不怎么关注乡村记忆，并正在逐步演化为“小众”媒介和城市媒介，也就是说它正在由为城乡大众服务的媒介慢慢演化为只为城市市民服务的“小众”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天，当你随意翻阅任何一份报纸、一本杂志，收听一家电台或收看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你都会立即被大量的城市信息所淹没。媒介生态中，不仅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农村的媒介，而且现有媒介中涉及“农”字的内容也很少，即使有一些，也是负面信息多于正面信息。而乡村记忆也正在退化、演变为老人记忆和原始文本记忆，可以采用多符号、多媒体、多形式进行记忆的有文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群都纷纷离去，齐聚城市，乡村只是他们偶尔进行回溯记忆的对象和场景。因此，城市记忆与乡村记忆之间的记忆鸿沟已经形成并仍在迅速扩大。乡村记忆问题将永远是中国媒介记忆中难以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和主体的；所有的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中国乡村记忆其实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再加上一些不可抗的灾难性变故，许多同自然环境、气候、空间、历史和时代因素相协调的乡村建筑正在荒废、村容村貌正在消失。“旅游性破坏”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建筑遗产逐渐丧失其历史原真性。临近城市郊区的乡村在经历了“旧城改造”和“空心村治理”之后，不少建筑遗产被拆毁，原本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已经被彻底消融在了千篇一律的城市建筑群中。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城市，“除了对旅游者而言仍是一个文化幽灵之外，将不复存在”。“如今，农村人口的‘蓄水池’已经有一半都干涸了”，村民成了到处流浪的孩子而找不到回家的路，家谱、族谱、村史成为他们遥远的回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强行植入城市记忆并逐步沦为乡村记忆的遗忘症患者。

保护城乡记忆特别是乡村记忆已经刻不容缓，这不仅因为它承载着厚重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因为它见证着城市和乡村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从无到有、不断成长的历程；不只是因为它能满足个人或群体的怀旧情绪，也是因为它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气质、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感能让人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城市记忆与乡村记忆的重要性。2005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设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要求各地方和各有关部门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国家其他部委也启动了电视“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和“文化礼堂”建设工程，国家社科基金特批专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有的省市也设立了本地的“历史文化名镇（村）名录”，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工程、“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抢救”工程和“乡村记忆”工程，浙江省还创建了“乡村记忆”示范基地。2008年，国务院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明确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实行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这一重要原则，强化了政府的保护责任，规定了严格的保护措施。

如果说城市与乡村是人的延伸，那么城市记忆与乡村记忆就是个体记忆的延展。林奇认为：“城市，是人的城市，因为人是城市的营造者，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城市。”城市“是团体之间沟通符号的元素，也是集体记忆共同尊崇的目标……凡是内心里保存着一个良好的环境意向的人，一定会获得情绪上的安全感”。中国古人更是将家与“特定的场景的关联”直接等同于身体。《黄帝宅经》云：“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黄帝宅经》云：“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主张人与住宅、与天地、与宇宙的通融、和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人类所创造的世界，也是人类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人类在创造和改造世界的同时，其实也在无意中塑造和完善着自身。因此，保护和加强城市记忆与乡村记忆，保护和抢救城市和乡村中优秀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何尝不是保护、完善和加强人类自身的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呢？

二、记忆尺度：地方记忆、国家记忆与世界记忆

根据媒介地理学研究中媒介尺度理论的观点，本书将记忆尺度的空间模式描述为五个不同方面的表征：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地方记忆、国家记忆和世界记忆（见图2-4）。图中“个体记忆”可以理解为比“集体记忆”尺度小的个人记忆范围内所记忆的信息，“集体记忆”是比“地方记忆”尺度小的集体记忆范围内所记忆的信息，“地方记忆”是比“国家记忆”尺度小的记忆范畴，“国家记忆”是比“世界记忆”尺度小的记忆范畴，而“世界记忆”的边界则是以地球的地理边界为限的。这样，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地方记忆、国家记忆和世界记忆就以某种隐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和具体的记忆实践中。其实，笔者理解的记忆尺度的空间模式应该是从个人出发的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大到无穷大的记忆概念。它们既各自独立、留有区位，又互动互助、气息相通、资讯互联。这种轮形记忆模式或扇形记忆模式不仅暗示着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地方记忆到国家记忆和世界记忆的各自不同的深浅层度和操作难度，而且暗示着各种记忆之间的各不相同的选择标准和等级关系。

由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已有专门章节讨论，此处不再赘述，而将侧重分析和研究地方记忆、国家记忆和世界记忆。

地方、国家与世界是三个由小到大、相互对应的概念。在当代人文地理学中，“地方”一般有三重含义：作为地方讲，它是地球表面的某一个点；作为地方意识讲，它是个体或群体对地方的主观感受，包括地方在个人和群体中的作用；作为场所讲，它是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的背景和场所。在媒介记忆理论视角下，地方记忆是相对于中央或国家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地方历史、地方文化、地方新闻的记录和生产，它既包括承载地方记忆的具有历史意味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反映地方新近发生的重要活动和新鲜信息的当下记忆和新闻记忆。

地方通常是指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广阔的区域空间，也是指人们展开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尺度想象；既是日常生活和面对面交往的客观舞台，又是人们产生和表达情感的主观场景；既有强烈的区域历史传统和地方化色彩，又有强烈的国家背景下的非地方化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记忆通常表现为如下特征：（1）地方记忆不是静止地记录，而是动态地摄取；（2）地方记忆不是单一地区封闭的、边界清晰的信息记载，而是有主旨、有重心的泛地区的信息传播；（3）地方记忆没有单一独特的身份认同，但会有较为明确的工作职责和记忆方向；（4）地方媒介记录、承载、传播地方记忆，但也从记录、承载和传播地方记忆中受益并不断发展壮大；（5）地方记忆的特殊性不是在记忆中逐步强化，而是在记忆中不断泛化，最终有可能被更大范围的更有整合力的国家记忆的特殊性和世界记忆的普适性所同化。

地方记忆的意义既是地方本身所特有的“精气神”，也是由人来赋予、强化、认知和接受的“信息场”。地方记忆是地方人与地方性互动的过程，是地方人对地方的空间历史、空间活动、空间认识和空间期待的特殊信息记忆形式。地方记忆的意义与功能之间的互动互助、共存共进，创造了极富深意且埋藏于人类记忆与意识之中的地方感。

相对于世界记忆或全球记忆来说，地方记忆、国家记忆实际上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本土记忆。如果说地方记忆与国家记忆是相融协调、共进共演的合作关系，那么本土记忆与全球记忆就是有矛盾、有斗争的竞争关系。通常而言，地方记忆无论如何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记忆，而国家记忆也完全有权力、有条件也有能力协调和统驭地方记忆。

国家记忆是指国家级组织和媒体对有重要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事件和信息进行有目的的系统性采集、加工、编辑、记载、存贮、呈现和传播。根据国家记忆的定义，国家记忆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有历史价值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重大事件；二是有文化价值的重要遗产、事件和人物，如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近代以来的事件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三是有新闻价值的重要事件和活动，如北京举办奥运会、“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成立等；四是有社会价值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如央视纪录片《中国记忆》主要记录“中国社会对数千年过往的感怀与传承”，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侧重展现传统村落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民风民俗、乡土之物、文化积淀和梳理传统村落的历史发展脉络，《北京记忆》也是从社会视野入手反映北京人的生活历程和岁月的体悟，《舌尖上的中国》《中国真功夫》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影像志。

世界记忆或全球记忆对于国家记忆和地方记忆的影响是间接的、渗透性和软性的，但往往是更加持久的。因为世界记忆或全球记忆并非通过强有力的组织系统推行，而是在传播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依循信息自由流通、优胜劣汰的规律，遵循媒介市场经济的法则，自由竞争。在本土化成为全球化的“依赖路径”、全球化成为本土化的“发展空间”的大背景下，一种新的媒介记忆策略开始在跨国传媒集团中出现，即“全球本土化”。如今许多媒介记忆实践已经证明：“不仅概念模糊的全球本土化（即全球化进程和当地多样化相互作用甚至增进其多样化的过程）是重要的，而且全球化系统对于当地多样化的整合的适应性更加重要。”尽管在其他领域里“全球化的概念因被用得过多而失去了一部分解释力”，但在媒介记忆领域里，我们仍旧要问：如果全球化的概念和全球记忆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记忆思维，并让本土记忆融入其中，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在世界记忆的长河中，“有多少新的信息和娱乐资源是真正全球化的，而非仅仅是跨国的、国内的、区域的和地方的呢”？

其实，世界记忆和全球记忆不仅提供了一幅信息跨国流通、交易和传播的图景，而且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全球性的思维方式、生存体验和竞争意识，也为地方记忆和国家记忆进入全球网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样本。世界记忆与国家记忆、地方记忆实际上是互联互通、有机协调的整体。即使是全球性特征体现得最为突出的网络媒体，都无法抛弃地方所带来的影响。就像卡斯特尔所说的，网络社会是由全球（global）与地方（local）两个相对体所组织起来的。经济、技术、媒体与制度化权威当局的支配过程都组织在全球网络之中，但是大家的每日工作、私人生活、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则本质上是地方的。因此，传播全球化不可能把“历史记忆”和“本土记忆”全部抹去，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任何刺激都会在瞬间将其激活，使其反向演化并上升为全球传播和世界记忆。

《世界记忆名录》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而纳入的文献遗产项目。世界记忆工程还鼓励建立地区和国家名录，如《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就是中国的国家级名录。这也说明了世界记忆的地方化和地方记忆的世界化的互联互通、有机协调的整体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各民族各地域之间似乎在某些方面的记忆愈加趋同；另一方面，也正是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又使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内的社会记忆愈加碎片化。”也就是说，地方记忆、国家记忆似乎正在向世界记忆和全球记忆转变，而世界记忆和全球记忆也需要以某种形式同国家记忆和地方记忆甚至集体记忆、个体记忆产生某种联系，即使它是碎片化的。

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不论是个体记忆、集体记忆，还是地方记忆、国家记忆和世界记忆，它们都是以媒介为载体的人类历史留存、文明演进和信息传播的核心和关键，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与进步的精神动力、信息资源和知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