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秦汉帝制：皇帝制度的诞生

1.皇帝制的确立

先秦没有皇帝制度，皇帝制度是秦国实现统一以后的创造。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国以武力兼并天下，统一六国。为了显示秦的统一功绩，秦王政下令朝议帝号。“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王绾（wǎn）、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皆曰：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秦王听后，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24]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便建立起来了。

要了解皇帝一词的含义，应先了解“皇”字与“帝”字的字义。“皇”字有多重含义。

●一是形容大。《诗经·大雅·皇矣》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二是描述神明（见《离骚》）。

●三是用以指天（见《诗经》《离骚》）。

●四是表达美，即煌煌（见《诗经》）。

●五是作前代帝王的尊称，如三皇。

总之，“皇”字被用来形容一切大、美、光、天等含义之事。

“帝”字有两重含义。

●一是指天神。《尚书·洪范》曰：“帝乃震怒，不畀（bì）洪范九畴。”《诗经·商颂·长发》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

●二是指君主。《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今之王，古之帝也。”

从秦开始建立的皇帝制，“皇”为“帝”的形容词。东汉蔡邕的《独断》云：“皇帝，至尊之称。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帝者，谛也。能行天道，事天审谛。故称皇帝。”

秦以后凡是独用“皇”字，均指称并非最高统治者的人。如太上皇，与帝同贵，却无治国之权，故只称皇而不称帝。这也许是秦始皇“去泰著皇”而特意加上一个帝字的原因所在。

皇帝制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沿续下来，关键不在于秦朝创立了这一称号，而在于汉代的最高统治者沿用了这一称号。汉高五年（公元前202年），群臣请汉王刘邦即帝位，汉王辞之。臣下恭维他道：“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25]于是，刘邦堂而皇之地成了皇帝。《史记集解》引蔡邕之言，总结君主称号演变的过程说：“上古天子称皇，其次称帝，其次称王。秦承三王之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此后，皇帝遂成为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定称。

从秦建立皇帝制开始，就明确了皇帝为至尊之称，其地位至高无上。皇帝的地位，主要反映在皇帝与天命的关系上面。

在秦代，由于皇帝制度刚刚建立，皇帝与天命的关系尚未明确。秦始皇时，皇帝并不把天命放在眼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皇帝还要支配天命。例如，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泰山封禅，猝遇风雨。秦始皇只好至树下避雨，并因之而封蔽雨之树为“五大夫”，而雨停之后照样封禅。但如果是在汉代，暴雨阻挡封禅，则有可能被当作不得了的天意谴告。比较一下秦汉时期的灾异观，就可以发现，秦代灾异虽多，但秦代皇帝并不把灾异同天命联系起来，遇有灾异，也不用下“罪己诏”。而汉代则不同，汉人明确规定，皇帝乃是天子，为由天所生，为天之子，代天治理万民的统治者。汉代定皇帝为天子，其本意在于为继承秦王朝的统治寻找正当依据，但却对以后的皇帝制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皇帝与天命的关系，在秦汉时期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在秦代和汉初。这一时期，皇帝与天命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秦始皇并不重视天命，他只相信人为。汉初虽然有天命之说，但实际上对皇帝的约束不大。

第二阶段主要在西汉。这一时期，皇帝成为天命的代表者。从汉武帝开始，形成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理论。这一理论一方面把皇帝神化为天命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也把皇帝置于天命的约束之下。皇帝如果有了错误，天就会以各种方式示谴。在天谴面前，皇帝必须下诏罪己，大赦求贤，改革政令，或采取类似的各种相应政治措施。这种理论固然加强了皇帝的权威，但却存在着天命转移的漏洞，如果屡屡出现天谴天惩，人们自然就会怀疑现任皇帝是否真正为天所佑。王莽的篡权，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天命学说的这一漏洞。

第三阶段主要在东汉。这一时期，皇帝完全被神化，代天行事而绝对不犯错误。西汉时天有灾异，皇帝一般要下罪己诏，起码要承担表面上的治国责任；而到东汉时天有灾异，皇帝一般采取的方式是策免三公，以表明治国不当的责任由三公承担。从此，中国的皇帝制度已基本完善。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皇帝不犯错误”，同近代英国形成的“国王不犯错误”完全不同。英国的“国王不犯错误”，是以君位虚悬、国王不掌握实际权力为条件的，而中国的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权力和责任的一致，是民主政治体制的本质所在。而中国古代的“皇帝不犯错误”，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导致了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相分离的弊端。在专制体制下，这一弊端是无法克服的。

为了确保皇帝地位的神圣性，皇帝的衣食起居言行皆有特殊的称号，而且从秦汉起就定为制度。这一套制度大体是：“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蔡邕《独断》）

皇帝的这些专用称谓，各有相应的含义。大致如下：

朕。朕是皇帝的自称。据蔡邕所言：“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称之，贵贱不嫌，则可以同号之义也。皋陶与舜言‘朕言惠，可厎（dǐ）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后天子独以为称，汉因而不改。”[26]

陛下。陛下为人臣对君主的称谓。据蔡邕所言：“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与之言，因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27]应劭所释也大致相仿，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执兵陈于阶陛之侧。群臣与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达尊之意也。若今称殿下、阁下、侍者、执事，皆此类也。”[28]在汉代，临朝的太后也可称为陛下，但必须是临朝执政者方可。如果非临朝者，则只能称殿下。

上。《史记》与《汉书》中，称皇帝为“上”极为普遍。据蔡邕所言：“上者，尊位所在也。”“骃案，司马迁记事，当言帝则依违但言上，不敢媟（xiè）言，尊尊之意也。”[29]

车驾、乘舆。古籍中常常以车驾作为皇帝的别称。《汉书·高帝纪下》有“是日车驾西都长安”，颜师古注道：“凡言车驾者，谓天子乘车而行，不敢指斥也。”乘舆与车驾相似，本意是指皇帝所乘之车或所用衣冠器物，所以也被用来指代皇帝。

除了上述专用称谓以外，由于皇帝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特殊性，为了反映皇帝的地位，从秦汉开始，对皇帝还有一些其他称谓。例如，从东汉起，大臣把皇帝称为“国家”。在《资治通鉴》中，多次用“国家”指称皇帝。如建武六年（公元30年）冯异对光武帝说道：“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胡注云：“东都臣子率谓天子为国家。”

西汉亦有称皇帝为“国家”的，但不多见。如《资治通鉴》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陈汤曰：“国家与公卿议。”胡注云：“此时已称天子为国家，非至东都始然也。”再如，历朝都有用“朝廷”指称皇帝的，与“国家”基本相仿。在汉代，还可见用“县官”指称皇帝（须注意汉代“县官”除指称皇帝外，还经常用来指称政府以及有关机构），汉代以后，县官作为皇帝的代称逐渐消失。

为了表示皇帝的尊严，从汉代起，历代皇帝都有特殊的庙号和谥号。庙是用来祭祀的。《诗经·周颂·清庙》郑玄注曰：“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见，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象貌为之耳。”汉制，一般皇帝之庙，五世而毁，含“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意，或谓五世“亲尽”。但祖庙和宗庙则万世不毁。所谓祖宗，是指专为对王朝有特殊功德的皇帝而立的庙号。缔造王朝有功者谓祖，德泽万民者谓宗。两汉众多皇帝，庙号称祖者有二，一是太祖高帝，二是世祖光武帝；庙号称宗者有五，一是太宗文帝，二是世宗武帝，三是中宗宣帝，四是显宗明帝，五是肃宗章帝。两汉以后，祖宗之称庙号渐滥，发展到了无帝不宗的程度。谥号是大臣在皇帝死后对其生前功绩的概括，有“盖棺论定”之意。东周本有谥法，但秦始皇认为谥法是“子议其父，臣议其君”，予以废止，汉代恢复了谥法。如“文”“武”“光武”“明”等即为谥。但两汉以后，谥号亦渐滥，所谥字数越来越多。

从秦代建立皇帝制度起，皇帝的权力就极为广泛，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立法权

在秦汉时期，皇帝就享有最高立法权。首先，皇帝可以制定颁布法律，或者废除法律。其次，皇帝可以颁发同法律权力相等、甚至高于法律权力的命令。例如，汉初萧何制定的九章律中有同产相坐法，犯法者的父母妻子兄弟要连坐，文帝欲废除，周勃、陈平等大臣皆以为不可，再三劝阻。文帝不从，丞相陈平只得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30]武帝时，在皇帝的诏令下，颁布了大量新法，像隐匿盗贼处以死刑的“沈命法”就是一例。由皇帝颁布的令更多，而且往往比律更为现实、实用。在律令并行的情况下，执法官员往往首先从令，其次才是从律。武帝时杜周的一番话，形象地说明了皇帝的立法权以及律和令的关系。他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31]

但是，皇帝的立法权也有一些限制。对皇帝立法权的限制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祖宗成法，一般不得违背。例如，景帝时，欲封外戚王信为侯。周亚夫曰：“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在这种祖宗成法的压力面前，景帝只得作罢：“上默然而沮”。[32]

第二，已依律判决之案，皇帝一般不得以令强行更改。文帝时，有盗高庙玉器者，案发，廷尉张释之判决弃市。文帝大怒，必欲改判族刑。张释之免冠顿首曰：“法如是，足也。”[33]最后，文帝只得听从了廷尉的判决。

第三，按秦汉时的惯例，将在外，不受君命，这一惯例在当时几乎成了定制。如周亚夫屯兵细柳，军门都尉称：“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34]景帝时，周亚夫率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景帝遣使令周亚夫救梁，周亚夫拒不奉诏，就是以将在外不受君命的理由拒绝的。

第四，律令不得违背经义。特别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经与法具有同等效力。立法颁诏，均不得同经义相违。

对皇帝立法权的这种限制，其实质并非是要削弱皇帝权力，而是为了保证皇帝统治权的正常行使，不至于因为皇帝立法权的任意性而破坏正常的统治秩序。但即使这种微弱的限制，由于其同皇帝权力的最高性相冲突，在秦汉以及后代也有着不断被削弱的趋势。

（2）统治权

皇帝享有最高统治权。这种最高统治权的行使，又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皇帝本人直接行使最高统治权，二是其他人以皇帝的名义行使最高统治权，或在皇帝的授权下行使统治权。

皇帝直接行使最高统治权的例子在秦代和西汉初中期、东汉初期比较多见，如秦始皇，“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汉文帝常听政于宣室，武帝、宣帝都是那种勤于听政的皇帝，宣帝“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35]光武帝“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36]

其他人以皇帝名义代行最高统治权的情形，在西汉后期和东汉中后期比较多见。但是，代替皇帝行使权力者，无论是宰相大臣，还是外戚宦官，均须以皇帝的名义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力（除了太后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力以外）。这正是皇权专制已经确立的标志。

（3）大赦权

秦汉时期，凡有喜庆大典（包括立太子、立皇后、新帝即位等等），或者有灾异祥瑞、水旱灾害、日蚀、山崩、地震等，惯例由皇帝颁诏大赦天下。

（4）政治决策权

在秦汉时期，大臣能够较多地参与政治决策，但最终决定权归皇帝所有，对于政策建议，朝议大政，最后必须由皇帝拍板才能形成最终决定。

为了使皇帝行使权力不受影响，皇帝可遣使代行权力。秦汉时期，皇帝可向外派遣各种使者，使者的职权范围、出使方式均由皇帝钦定。所遣使者的性质是皇帝个人的代表，而不是中央政府的代表。遣使的任务多种多样，有赈灾济荒者，有巡行风俗者，有选拔人才者，有察巡吏治者，有出使外国者；其出使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持节，有的奉诏，有的明行，有的私访。

为了表示皇帝的权力和地位，反映皇帝与政权的关系，从秦汉起就在不断完善宫省制度。宫省制度同皇帝制度以及中央政府的设置建制紧密相关。秦汉以前，仅有宫室制度。汉代为了加强皇宫护卫，在宫中又划出了禁区。禁为皇帝的居住区域，设禁的目的是把皇帝的居住区同宫内的办事机构分开。

在汉代，入宫有通籍制度。“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37]“汉制，诸入宫殿门皆著籍，无籍而妄入，谓之阑入。”按汉代刑律，阑入者为死罪。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妻父所幸充国为太医监，“阑入殿中，下狱当死”。[38]

公卿可入宫，但其随从有常数，不得超过。汉末，董卓入宫，陈兵夹道，但因随从不能入宫，故能轻易为吕布所杀。按汉代制度，宫门夜闭，非诏不开。汉代禁内的防卫更严，即使能够入宫的公卿也不可随意入禁，禁中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元帝王皇后其父名禁，故避讳改禁中为省中。省者，察也，谓入此皆当察视。个别经皇帝特许的大臣尚可带兵器入宫，如汉初就曾赐萧何可佩剑上朝，但任何人不得带兵器进入省中。东汉时，有名的跋扈将军梁冀权倾朝野，有一次带剑入省，尚书令张陵叱之，令羽林、虎贲夺其剑，梁冀跪地谢罪，张陵不应，劾奏其事，请廷尉治罪，最后只得由皇帝诏令梁冀以一岁俸禄赎罪。由此可见汉代禁中防卫之严。

宫和省的区分，对后来的中央政府建制设置影响极大。凡是称“府”的中央机构，最早都是设在宫外的；凡是称“台”的中央机构，最早都是设在宫内的；凡是称“省”的中央机构，显然最早都是与省密切相关而得名的，后来逐渐演变，移至省外乃至宫外。

作为皇帝的符号象征，秦汉起规范了皇帝专用的印玺符节制度。

秦汉以前，玺是印章的统称，任何人都可称自己的印章为玺。从秦始皇起，定玺为皇帝印章的专用名，其他人不得僭称。秦汉时期，仅皇帝、皇后、太子三种人的印章称玺。秦汉时期最重要的玺为传国玺，是皇权的象征。夏商周时期，王权的象征为“九鼎”，但是，九鼎在战国时期遗失无存。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找不到九鼎，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在第二次出巡时专门派人于泗水之中打捞九鼎，却一无所获。于是，秦始皇制成了作为皇权象征的传国玺，以代替九鼎。传国玺相传为著名的和氏璧所制，方四寸，上有勾交五龙，其文为李斯所撰。传国玺之文有三说：一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为“受天之命，既寿永昌”；一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没有实用价值，只有象征意义。刘邦入关之时，子婴将传国玺献出。此后，汉帝即位，则以秦皇所制之传国玺、汉祖所用之斩蛇剑相传，遂成定制。

具有实用价值的皇帝印玺有六种，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皆白玉螭虎纽，各有不同用途。皇帝之玺用于赐诸侯王书，皇帝行玺用于封命，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天子之玺用于策拜外国事，天子之玺用于征召大臣，天子信玺用于事天地鬼神。皇帝之玺与天子之玺由皇帝自佩，皇帝行玺、信玺和天子行玺、信玺由符节台保管。

节具有皇帝命令性质，由符节台保管，一般用于皇帝派遣使者。

符为皇帝信物，有铜符和竹符两种，发兵用铜符，征发用竹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