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家机器人格化

国家机器人格化是家长制政治体制和政治伦理化的逻辑产物。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都是人格化的政治；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也都是人格化了的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是人被物化为政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是制度被拟人化为某一个（或某一种）政治活动家的偶像。这一特色，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绵延不绝。

从先秦起，中国就诞生了政治偶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春秋时就是人们讴歌的对象，而且越到后代“声望”越高，以致成为后代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光辉典范。家长制的政治规范，使得君主对于政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形成了一人之贤愚决定天下之安危的格局。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正是因此而带上了极大的个人色彩。“人存政存，人亡政息”，成了历代无法克服的通病，“一朝天子一朝臣”，成了不可避免的惯例。

正因为中国的国家机器乃至政治制度都被高度人格化了，掌权者的人格力量就要比政治制度的规范力量大得多。同一个制度体系，在“明君贤相”手里就可以做到国泰民安，在“昏君佞臣”手里就有可能丧失政权。因之，人们对掌权者的关注，远远超出对制度的关注。历代关于制度优劣的争论，远远没有“忠奸之争”“贤佞之争”重要。甚至那些本来同政治没有关系的个人私生活问题，在这种政治制度人格化的“催化剂”作用下，都成了关系着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大事情。历史上那么多“女人祸国”“佞臣误国”的史实和故事，如果从国家机器和政治制度人格化的角度来考虑，就不难得出较为合理和深刻的认识，也就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其悲剧的历史成因。了解这一特色，对于正确评价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历史作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