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君主专制与民本思想的平衡

中国和西方都产生过君主专制，但中西君主专制的历史背景不同。中国的君主专制受天命和民本思想制约，西方的君主专制受贵族和宗教思想制约。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价值取向上，民本思想一直是一个重要内容。

殷商时期，天命是政治制度的主导思想，但是，当时并未能形成统一的、有系统教义的宗教。从西周始，重民思想逐渐产生，而且逐渐渗透到政治统治之中。到了东周，重民思想则已经成为较有头脑的统治者的政治指导思想。《左传》《诗经》《国语》中，都不乏这种记载。如：

●“虢（guó）必亡也，虐而听于神。”“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史嚚（yín）语]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语）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穆叔引《泰誓》语）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yīnsì，祭天的礼仪），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语）

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无不把“民”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以民心向背作为衡量政治优劣的重要标志。最典型的，则要算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秦汉以降，重民思想指导着历代皇帝的统治方略。包括像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也对“黔首”十分重视。汉代诸帝的诏令，其中以“重民”“重农”“与民休息”“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等内容最为常见。

是否重民，成为历代皇帝好坏与政治优劣的重要标志。

中国重民思想的产生和定型，与中国的农业经济紧密相关。古代农耕经济发达于西周，而重民思想也形成于西周，这二者之间不是没有关系的。农业社会的政治统治，必须以农民的“安居乐业”为前提。如果农民无法生存，出现“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局面，则政治统治就无法进行。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统治者，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因之，“民为邦本”“使民以时”“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就成为历代“明君贤相”的政治格言，行“仁政”、崇“王道”，也就成为历代政治制度的指导思想。

中西君主专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中国的皇权除了受虚无缥缈的天命约束外，几乎不再受任何约束。而君主本身通过天命学说的神化，自己又是天命的代表。因之，中国的君权具有至高至上的权威，缺乏外部的制度性限制。而民本思想对于皇权的随意性，则起着较大的制约作用。从西周起，对天子的约束，主要表现在自省方面，即君主自我克制，自觉遵循“敬天”“尊祖”“保民”的基本原则。此后，这三种基本原则历代相传，只不过互有消长、侧重不同而已。秦汉以后的政治体系中，民本思想成为皇帝以及臣下、包括全体官吏在内的共同行为准则。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制度，一概受民本思想支配。不重民的君主，则必然受到“天命”假借民众之手的惩罚。

为了保证民本思想得以贯彻，在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措施，这些制度措施，一直延绵不绝。其中最主要的有：

●纳谏、兼听；

●为民表率、勤政爱民；

●重视农耕、使民以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同君主专制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同现代民主思想有着根本区别。重民也好，纳谏也好，都必须服从于君主专制的需要，都必须以维护君主专制而不是以冲击君主专制为前提。民本思想不是君主专制的对立面，而是君主专制的补充物，即以民本思想来防范暴君，以开明君主来体现民本。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君主专制之间，存在着互相平衡关系。在这种平衡的支配下，开明专制就是最好的政治统治模式。明君贤相式的清官政治，一直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良好政治典范。掌握君主专制与民本思想的微妙平衡，是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史基本内容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