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为了寻求更为有利的生产和经营地点，抢占市场制高点，无论是国家间还是国内区际间，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产业转移加快的趋势。由于经济发展在地域上的不平衡，中国东部地区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加工制造企业密集，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自身软硬环境的约束和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发展较为落后。在我国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压力刻不容缓，一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亟须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本书首先探讨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企业迁移。[1]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推动产业转移的主体只能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或其他机构，离开企业研究产业转移是毫无意义的。“产业转移与企业迁移二者存在着互相促进的关系。首先，产业转移推动企业迁移。产业转移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经之路，作为转出地政府，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必然会出台政策推动企业迁移；作为转入地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会对迁移的企业给予各项优惠政策。其次，企业迁移带动产业转移。率先迁移企业会对后迁移企业产生示范作用。特别是龙头企业的迁移，会带动相关配套企业的整体迁移，大量企业迁移将会促进区际产业转移。”[2]
国内外学者对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形成机制和政策方面的已有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企业迁移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但从文献数量和内容上看，都存在企业迁移理论研究落后于企业迁移活动实践，尤其是在国内企业迁移的实证分析方面尚存空白。因此，本书期望通过对企业迁移决定因素的分析，进一步探究企业迁移的动因，从微观角度解释产业转移发生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对某个具体地区，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推动产业转移的因素是什么，产业在转出与承接两方面的基础和条件是否成熟，当前产业转移的决定因素究竟是政府意志，还是利益诱导？我们应该把握怎样的时机和方式，以及选择怎样的产业来承接来自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如何打造开放型经济的区域市场环境，进一步吸引产业转移。把握并深化研究这些问题对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可持续发展、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向外转移、地区开放战略的设计和政策制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70％的工业集中在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分布极不均衡；1953年工业总产值地区变异系数[3]达到1.232。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军事环境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调集全国资源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建设。经过30年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规模差距呈现明显缩小的趋势。1978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总产值比重降到59％，产业布局区域相对较为均衡；1984年，东部地区工业总产值的地区变异系数下降到0.765。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政策倾斜导致的制度创新优势和区位优势，能够顺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使国内产业重心再次向东部地区集聚，区际产业布局变得极为不均衡。2003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总产值比重上升到72％，地区变异系数上升至1.18。
东部地区经过多年可持续发展，一部分产业出现了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市场过于饱和等问题，失去了竞争优势，从而产生了产业转移的压力和动力。陈建军（2002）对浙江省105家较大规模制造业企业有关产业转移的问卷调查表明，有超过半数的企业有进行对外扩张和产业转移的行为或意愿，且随时间的推移，呈增长趋势。
1999年6月，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开始正式实施。这一战略的实施标志着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成为21世纪国家战略。后来，中央又发布了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规划。部分产业由于市场经济的理性选择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制度环境逐渐完善，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从世界各国产业发展规律来看，先进地区的边际产业向后进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考虑到成本因素，根据“雁行模式论”，日本和亚洲NIEs（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后进地区缩小差距起了积极作用。中国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过程中，通过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在资源约束上的耦合，使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成功地利用了发达国家产业升级调整的机会，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国内来看，东部地区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产业升级问题日渐突出，由于更多的资源都被用于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客观上要求将这些产业转移。然而大量文献研究发现，中西部作为欠发达地区并没有像理论预期的那样顺利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学者们从劳动力成本差异（罗浩，2003；谢丽霜，2005；刘嗣明等，2007；冯根福等，2010；云伟宏，2010）、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以及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缺陷（魏敏等，2004、2005；谢丽霜，2005；黄福才等，2007；冯根福等，2010）等视角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欠发达地区并未大规模承接来自国外或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原因。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其概念界定
长期以来，受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国际产业转移实践的影响，早期关于产业转移的定义范畴，大多停留在发达国家为了寻求要素比较优势而将衰退型产业转出层面。后续研究中，产业转移逐渐扩大到了扩张型产业，不再仅仅局限于衰退性产业，而且从性质、方式和效应等方面，学者补充和丰富了产业转移的定义。
一 产业转移和区际产业转移概念界定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转移的定义还没有形成完整、一致的表述，有代表性并得到认同的概念是：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但这一概念仅仅是从地域或者空间的角度描述产业转移现象，并没有从本质上阐述这个概念。
陈建军（2002）、顾朝林（2003）认为产业转移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既是对生产要素空间移动的描述，也是对不同产业部门形成与演进历史的梳理。产业转移常常以相关国家或地区间的投资、贸易以及技术转移活动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很难将产业转移和国际间或地区间的投资和贸易及技术转移活动区分开来（陈建军，2002）。卢根鑫（1994）指出产业转移是一种新质的经济运动过程。而王文成等（2004）则提出产业转移应该是资源的流动过程和优化配置过程。王先庆（1998）认为产业转移的实质和关键是资本转移。李新春（2000）对产业转移做了如下界定：产业转移是指整个产业从一个经济地区向其他地区的转移，他认为香港的制造业大规模向大陆投资设厂不能称为产业转移。
对于区际产业转移，陈红儿（2002）、刘嗣明等（2007）认为，区际产业转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地区的部分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欠发达地区进行，从而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移动的现象。陈建军（2002）指出，区际产业转移是包含地区间投资与贸易活动的综合过程，既是对产业构成要素区际移动的描述，也是区际产业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还是转出地与转入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
以上学者所持的产业转移概念大多是从广义上进行描述，将产品市场扩张或迁移也视作产业转移。现有研究中，魏后凯（2003）等将产业转移进一步细化，形成了狭义概念。魏后凯（2003）研究了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企业行为，他认为产业转移的实质是企业的空间扩张，同时也是企业区位和再区位（relocation）的调整过程。王先庆（1998）、陈计旺（1999）、郑燕伟（2000）认为产业转移是衰退产业实现退出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区际比较优势转化的必然结果。陈刚等（2001）、潘伟志（2004）、吴晓军等（2004）对成长产业和衰退产业的空间转移作了明确区分，根据产业转移主体的性质和动机的不同，将产业转移分为扩张性转移和撤退性转移。肖顺发（2007）认为产业转移按照国别或地域区别，可以分为产业的迁入性转移和迁出性转移。迁入性转移对于产业迁入地的国家或地区，处在被转移产业的低端或是产业的劣势端，迁出性转移则与迁入性转移相反，对于产业迁出地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处于被转移产业的高端或是产业的优势端。羊绍武（2008）则将产业转移理解为两层含义：其一是产业的纵向转移，即生产要素的产业间转移，如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其二是产业的横向转移，即产业的区际转移，从“产业成熟区域”向“产业潜力区域”转移。这种提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更符合产业转移的实际。
二 企业迁移概念界定
企业迁移（Migration or relocation of a firm）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对市场容量、消费者偏好、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调整来实现（Pellenbarg et al.，2002）。Ebels（1997）定义企业迁移是一个“调整的过程，一个区域较另一个区域更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Buckley （1997）认为企业迁移是对降低劳动力成本，保持企业竞争优势行为的一种强化补充。Carter（1999）从空间角度认为企业迁移行为是一个企业最根本的战略决策，是企业在组织生命（organizational life）中的共同特征。金碚（2005）认为企业迁移的实质是企业区位的再选择过程。当考虑到企业迁移在跨国层面上的定义时，“迁移”（relocation）是指通过伙伴国或合资企业之间的协议进行的生产活动转移，甚至可以包括国际分包（Mucchielli et al.，1997）。
在本书的研究中，由于仅涉及一国内部区际企业迁移，因此将企业迁移定义为：企业为了寻求新的产品扩张空间，而将经济活动全部或部分迁移到新的区域。对中小企业而言，企业迁移是指从A区位到B区位的变化，对大企业而言，是指企业的空间扩张，包括企业的关闭、合并和拆分（Pellenbarg et al.，2002；白玫，2003）。
三 研究范围界定
本书研究的区际产业转移是指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对区际产业转移的研究主要侧重两个问题：第一是企业迁移，即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探讨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第二是动力机制，研究产业转移的驱动因素。所遵循的路径是：通过对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和动力机制的分析，解释了产业转移发生的时间、条件和动因，为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提供参考。
本书研究的区际产业转移的对象主要是制造业。从产业界定的角度来说，诸多产业部门中，农业属于规模报酬递减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土地资源的总量，因此，农业的转移非常困难。而服务业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制造业发展的制约。制造业的发展取决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共同作用，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考虑到区域分工、区域产业结构差异以及要素禀赋和流动性的差异，制造业将出现不断转移的趋势。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说，制造业与工业化进程紧密相连，反映了一国产业甚至经济的发展水平。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分，因此本书所探讨的区际产业转移的研究对象主要限于制造业。
由于书中采用“东、中、西”三大区域以及“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划分方法进行分析，因此需要对区域范围进行界定。根据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和海南11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黑龙江、吉林、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8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广西、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12个省市自治区”。[4]发达地区指东部沿海地区，欠发达地区指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 研究目标
本书在对产业转移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从微观和宏观两个不同视角对中国区际产业转移进行多维度的分解和测度，重点考察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和动力机制，从理论上解释企业行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区际产业转移的驱动因素。从影响企业迁移的相关因素出发引入并拓展相关理论模型，实证检验各因素对迁移决策行为的影响。同时，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对区际层面上是否存在产业转移黏性进行分析，找出区际产业转移的驱动因素。本书通过对产业转移微观基础和动力机制的理论和实证考察，进一步深化了产业转移的研究，阐释了产业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借鉴。
二 研究内容
首先，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找到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相对不足之处，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其次，对企业迁移外部影响因素进行多维度分解，考察影响企业迁移行为的具体变量，分析各因素对企业决策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已有研究都侧重讨论影响企业迁移的外部经济与环境因素，缺乏对企业内部因素的考虑。国内已有学者对民营企业进行了研究，但是并未区分例如企业所有制形式等企业自身的因素对迁移决策行为的影响。本书认为，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的迁移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企业内部因素对迁移行为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变得极为重要。
再次，研究区际产业转移的驱动因素。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然后针对目前已有文献所提出的“产业转移黏性（或梯度转移黏性）”进行检验，从而判断区际产业转移行为是“被迫”还是“自选择”，究竟是由于政府间的锦标竞争而被迫转入本不具备优势的地区，还是通过自选择，利用要素价格差异或是区位差异而找到适合的地区。通过对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的研究，我们希望为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政策指导和路径选择。
最后，本书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研究结果加以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 研究方法
第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本书考察区域、产业、企业，分属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范畴。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是企业行为，从中观来看是区际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从宏观来讲，是产业移出地和承接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途径。因此产业转移涉及研究的三个不同维度，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是本书的研究具有科学性和综合性的保证。
第二，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本书将首先尝试在理论模型构建和推演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从实证上解释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理论上的分析在于说明因变量与自变量作用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在于验证理论上内在作用机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
第三，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由于产业转移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无论进行理论还是实证分析，都需要在动态过程中进行考察，才能更科学地分析产业转移的变化过程和变动趋势。一个动态过程又是由若干个截面的静态过程构成，静态分析不但可以细致地探讨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而且通过和动态分析的结合，能够更好地解释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因此，本书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都采用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第四，综合使用图表分析、统计和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为了测度特定变量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趋势，本书使用大量的图表进行分析说明。对于相关变量的数值，首先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测度，做出简单的统计分析，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计量检验。统计分析是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计量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深化对于统计分析的认识。综合方法的使用，可以使我们对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和动力机制进行全面的研究。
第四节 研究路线和研究框架
一 研究路线
本书的研究路线如图1-1所示。
二 研究框架
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区际产业转移这一问题的提出背景，界定了研究对象和范围，明确了研究目标、内容和方法，并图示了对该问题的研究路线。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对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和动力机制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发现目前在产业转移微观基础这一领域，理论研究较为成熟和丰富，国外研究着重讨论了影响企业迁移的外部经济和环境因素，但缺乏对企业内部因素的考虑。而国内研究较多地关注于迁移的动因研究，更侧重理论分析，对企业迁移的实证分析涉及不多。欠发达地区如何承接来自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是近几年产业转移问题研究的热点。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影响区际产业转移的因素，大多围绕着比较优势展开论述，主要分析成本因素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然而一些国内文献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并没有像理论预期的那样顺利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延缓产业转移的因素，从而形成产业转移黏性。
图1-1 研究路线
第三章，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本章从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和现状入手，首先分析了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沿革。从“区际”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范围界定开始，对中国区际产业转移政策的沿革做了描述，将区际产业转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以前，抗战时期的区际产业转移。第二阶段是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区际产业转移。第三阶段是1979—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转移。接下来，我们采用历年中国各地区的数据分析了目前区际产业转移的现状、发展趋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后，本章根据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产业转移中承担的角色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分别分析了两个地区当前在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的发展“瓶颈”。
第四章，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企业迁移。本章研究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企业迁移，本章第一部分通过对中国企业迁移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找出了企业迁移过程中，决定迁移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迁移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选择。第二，迁入地资源供给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从资源供给不足的地区迁入资源富裕地区。第三，当企业面临着生产成本逐年攀升的压力时，迁移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第四，企业迁移的集群效应使得迁移成本能够降低，迁移风险得以分摊。第五，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环境压力迫使一些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型企业不得不做出迁移决定。本章第二部分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对企业迁移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①迁移倾向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降低。②老企业和新企业同样具有较高的迁移倾向。③出口企业较内销企业而言，具有较低的迁移倾向。④服务于大市场的企业和拥有低水平基础设施的企业具有较高的迁移倾向。本章第三部分我们区分出口企业和本土企业，分析了中国企业迁移的发展趋势。研究表明，出口企业目前存在两种迁移趋势，一是向国内的中西部地区迁移；二是向东南亚和非洲地区迁移。然而本书认为，中国出口企业整体大规模向东南亚等国迁移的条件还不成熟。考虑到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梯度差，以及中西部地区广袤的资源优势，沿海企业的迁移趋势主要是“东企西进”。
第五章，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要素视角的研究。本章从要素视角切入，分析了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问题。第一部分对影响区际产业转移的几个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首先是要素禀赋和流动性对区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其次是区位因素对区际产业转移的影响，主要从基础设施、运输成本和集聚程度三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讨论了制度和政府行为对区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在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之后，我们根据现实情况，提出了制约当前区际产业转移发生的几个因素，它们分别是：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化、要素自由流动和欠发达地区的阻碍。本章第二部分建立理论模型阐述了区际产业转移的发生机制，分析了要素在区际间流动的条件和微观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决策条件，然后在此基础上推导了新古典和新经济地理对规模报酬假定不同的前提下，要素流动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我们针对当前存在的产业转移黏性问题，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通过基于CES函数的推导和对东部地区数据的验证，得出劳动丰裕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外流进一步抑制了资本丰裕地区的资本外流。劳动密集型企业不用通过资本西迁，便可获得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存在产业转移黏性现象，因此没有出现梯度转移理论中所设想的随着经济发展，推移速度加快，进而缩小地区间梯度差距，实现经济均衡发展。
第六章，结论和政策建议。在前五章的研究基础上，总结本书的主要结论，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五节 本书的创新点
第一，已有对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研究中，国内学者通过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了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但由于数据和方法所限，案例分析仅从定性的角度对影响企业迁移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分析。问卷调查虽有调查数据作为支撑，但遗憾的是，并没有相关文献对问卷结果做进一步的计量检验。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国外学者利用问卷调查所得数据或统计数据，对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做了细致地检验，从而得出了较国内研究更为可信的结论。本书对我国工业企业迁移行为进行分析，通过计量方法检验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避免了国内已有文献仅从定性角度分析企业迁移决定因素，导致分析结论不具备说服力，从而为企业迁移决策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依据。
第二，本书梳理了已有文献对“大规模产业转移已发生”的质疑，有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产业转移存在黏性，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没有发生，东部也没有丧失比较优势。本书从要素视角研究，建立数理模型，推导了产业转移的驱动因素，并对产业转移是否存在黏性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探寻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证实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未发生，产业转移仍然处于黏性状态。
[1]魏后凯（2003）指出产业转移的实质就是企业的空间扩张过程，产业转移是大量企业迁移的结果。金碚（2005）认为产业转移的概念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提出来的，从微观角度而言，产业转移的过程就是企业迁移的过程。
[2]张玉、江梦君：《安徽承接长三角产业梯度转移的微观视角研究——基于企业迁移的分析》，《中国集体经济》2011年第2期。
[3]工业总产值地区变异系数=各省份工业总产值的标准差/平均值。
[4]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时间始于1986年，1997年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决定设立重庆为直辖市，划入西部地区，2000年国家制定的在西部大开发中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增加了内蒙古和广西，因此将它们并入西部地区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