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专制思想的反叛——以廖平、吴虞为例
在几千年未遇的政治大变动之中，中国思想界浪潮汹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口号是“民主”、“科学”。追求人人平等的新文化与封建礼教的斗争，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主题。
在“五四”运动之前，便有人去除封建帝王罩在孔经身上的神圣外衣，为我所用地阐释孔经要义。他便是廖平，1852年生于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廖平先后给自己取名四译、五译、六译先生，以凸显自己对孔经多次不同的阐释。“带着巴蜀人文性格特有的骄狂大胆和惯有的标新立异精神，廖平极端‘放肆’地任意阐说‘六经’为我所用，从强调孔子‘感时忧国，改制救弊’的入世精神，去联系社会需要变革的社会现实。”[6]在廖平对孔经阐释的六次变化之中，第二次变化直接影响了康有为。1889年，廖平到广州拜见恩师张之洞时，带新著《知圣篇》、《辟刘篇》请老师指教。康有为因为读廖平的《今古学考》而将其视为知己，听说廖平在广州即前去拜访。此次相见，廖平将《知圣篇》、《辟刘篇》介绍给康有为。康有为与廖平在羊城会面几个月之后，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便问世。虽然康有为否认是受廖平所著影响，但是“否认”却是欲盖弥彰。甚至作为康有为学生的梁启超也承认康有为所著渊源于廖平。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出自井研（即廖平），不可诬也。”后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指出：“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教学通义》。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7]康有为宣传孔子与诸子改制实际为变法维新寻找历史依据，酿造氛围。廖平思想解放，不拘泥一种思维模式，而是根据个人经历与时代变迁不断的修正思想。廖平曾因为其思想主张，事业受阻，两次遭遇撤职。1903年，廖平在绥定府教授并兼任绥定中学堂监督，因为被人指控离经叛道而被撤销职务。1909年，他在成都任教，写有《尊孔篇》。当时的四川提学使赵某指责廖平是穿凿附会，解除廖平的教学职务。
虽然廖平根据时代变迁对儒学给予新的阐释，但是他依然没有逃离儒教的大包围。他认为孔子是世界万能的教主，能推算过去，预知未来。廖平认为佛、道、耶、回各教的本原是孔教。将来世界大同，全球统一之时，宗教也归于统一，统一于孔教。真正对儒家发起进攻的是吴虞。吴虞曾是廖平的学生，但是吴虞在廖平思想解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彻底推翻了儒教思想。
吴虞，1872年出生于四川新繁。“五四”时期，在思想界，他与陈独秀南北遥相呼应。他曾盛极一时，在全国颇具影响力。吴虞这位传奇性的人物，被陈独秀称为“蜀中名宿”，被胡适评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但又屡次被成都教育界驱除。时代的浪潮将他推向顶峰的同时又将他摔下谷底。他一度成为思想革命的标杆，又一度成为新文化的反面人物，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他的一生与反儒排孔紧密相依。新文化运动成就了他人生辉煌的一页，也给予他落寞的一生。
吴虞是成都最早提倡新学的人。从1902年、1903年以来，吴虞与朋友一起在成都提倡新学，成绩斐然。1905年吴虞到日本学习法律。在日本学习的过程中，吴虞不仅广泛涉猎欧美各国的法律，了解到卢梭、斯宾塞尔、孟德斯鸠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他滋生了反孔思想。他在1906年写的诗歌《中夜不寐偶成八首》中，对孔子予以指责。“英雄欺世惯，圣贤误人深。”、“孔尼空好礼，摩罕独能兵。”[8]他认为孔子思想只是空谈礼仪，不仅误人子弟，而且误国。儒教思想主导的国家，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怎能抵挡强权的进攻？[9]
1907年，吴虞归国回到四川。留学归来的吴虞面对川内闭塞的局面，力图让大众睁眼看世界。为了让川人了解外面的世界，吴虞不仅和朋友王祚堂等办书局报社，而且他还倡议筹公费派遣人出国留学。吴虞与朋友创设溥利公书局、《开智阅报》社。吴虞他们办书局报社的行为，引起许多人的仿效。不到几年时间，书局报社遍布四川。川人通过报刊杂志逐渐增加了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吴虞关于公费派遣留学生的建议，也得到响应。川中派遣到日本的留学生逐年增多。他曾这样在《王祚堂》中描绘努力提倡新学的效果，“不逾十二年，而风气大通，学校林立，比于古学之兴，迟速悬绝，其于乡邦教育文化，不可谓非原动力也。”[10]
因为吴虞著文反对儒教家族制度，批评法律，四川学部赵启霖奉北京学部张之洞之命，取消吴虞讲师的资格。吴虞不仅在事业上遭遇挫折，而且人身自由也被限制。当时的四川总督王人文受到复古派的影响，认为吴虞非圣无法，非孝无亲，淆乱国宪，在全国各省下达对吴虞的逮捕令。吴虞逃到乡下舅舅家才躲过此劫。辛亥革命之后，逮捕令效力自行消失。吴虞回到成都，在《醒群报》发表文章，坚持反儒排孔的思想。虽然清王朝已经垮台了，但是尊儒复古的逆流依然汹涌。《醒群报》被查封，直到袁世凯倒台才启封。吴虞在此期间险遭逮捕。当时四川政府保护吴虞，电告北京政府吴虞到日本去了。这才使得他又逃过一劫。后来，虽然袁世凯倒台了，但是成都报刊都不敢再刊登吴虞的文章。吴虞被成都上流社会排斥，依然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吴虞在成都的处境，逼迫他将视角转向川外。吴虞将文章寄往《进步》、《新青年》。或许，正如古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所言，吴虞在成都的失败，使得他在北京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他的反孔排儒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吴虞肯定孔子在其自身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人。但是，他接着指出一种思想在千年以后还被推崇信奉，则是一种停滞落后。因为时代在变迁，如果将千年以前的思想奉为当今的行为准则，便是开历史的倒车。中国，这个昔日辉煌的泱泱大国，现在正处于贫弱、衰败的境地。她就像一个迈不动步伐的老人，步履蹒跚，奄奄一息。吴虞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及自己攻击儒教的原因。“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11]吴虞指出上千年以来儒家思想垄断中国，导致是非的泯灭。“明李卓吾曰：‘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12]
吴虞揭露儒家之所以会延续千年的原因在于被封建帝王所利用。因为历代的帝王需要借讲究等级秩序的儒教巩固自己高高在上的霸权地位。“由此观之，儒教不藉君主之力，则其道不行。故于信教自由之国家，而必争孔教于宪法；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则其位不固。”[13]吴虞进而指出，现在社会上弥漫的复古尊孔思想，像盗跖之徒利用孔子的思想达到维护封建君主制的目的一样。吴虞反对儒家思想，从其核心批判，即，批判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吴虞于1917年写《康有为“君臣之伦不可废”驳议》中，揭露儒家与君王相互利用的真实面目。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霸主民贼，既利用经传，盗窃圣知，以遂其私，而钳制天下。而儒者亦利用霸主民贼之力，以扩张其势而行其学。二者盖交相为用。”[14]吴虞指出，儒家制定的礼仪规范，不过是替君王制造听话的顺民，巩固帝王的统治罢了。“是故福泽谕吉之论吾国曰：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者，所以调和民间郁勃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也。”[15]正因为如此，在两千年的礼乐熏陶之中，中国人被培养得奴性十足。吴虞于1915年写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是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中国之所以还处于宗法社会中不能与世前进，根源在于家族制度。吴虞借庄子的口，指出所谓孝悌不过是世人用以保持禄位的工具而已，指出儒家思想对于国家民族的危害。“故余谓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16]1921年，吴虞在《墨子的劳农主义》中批判儒家将朝廷专制与家庭专制捆绑在一起的阴谋。他认为儒家将君父并尊、忠孝连用，实质是将朝廷专制与家庭专制联系在一起。吴虞赞扬古时的仲子窥破君父并尊、忠孝连用的实质，是用家庭专制来扶助朝廷专制。仲子抛弃世家的富贵荣华，带着妻子自食其力，找寻小家庭的生活。
吴虞对于孔子思想的批判，为新文化倡导者们扫清前进的荆棘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吴虞的理论著作与鲁迅的文学作品成为新文化阵营向旧文化阵营开战的“两名猛将”。吴虞在《吃人与礼教》中具体论证了鲁迅关于“吃人”与“礼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根据《韩非子》、《汉书》、《史记》、《唐书》等，他以历史上的实例论证了在温情脉脉的面纱笼罩下，礼教吃人的残酷事实。吴虞在文章末尾直接发出呼吁，“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17]在《说孝》中，吴虞对《孝经》中部分子女孝敬父母的行为进行批判。例如，为了取悦父母，将不合父母意的妻子赶出家门；为了供养父母，将生下的孩子弄死；为了治愈父母的病，割下自己的肉给父母吃。诸如这样的行为，吴虞认为是不值得赞扬的。这样的孝是愚孝。他认为父母子女之间不应有卑尊的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相扶助。子女具有独立的人格。父母与子女都是平等的“人”。吴虞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具有石破天惊的影响力。
吴虞借助《新青年》将其反孔排儒的思想辐射到全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吴虞扮演了先锋激进号的作用。吴虞以罪人的身份离开成都，来到北京却受到英雄似的热烈欢迎。当时的社会名流，如胡适、周作人、沈伊默、马寅初、钱玄同等都与吴虞有着频繁的往来。四川旬刊社等组织还特意为吴虞组织欢迎会。1921年，吴虞被北京大学聘为国文系教授。在北大任教时，选修他课的学生人数之多打破了北大的历史纪录。他先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学院任教。1921年，他的《吴虞文录》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亲自为之作序。胡适在该书的序言中称吴虞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吴虞的影响力不仅仅在国内，甚至辐射到海外。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将吴虞1921年写的《墨子的劳农主义》译为日文，发表于日本《支那学》第2卷第7号。他也将吴虞于1922年写的《荀子之政治论》译为日文，题目定为《荀子政治思想》，发表于日本《支那学》三卷四号。青木正儿是将吴虞思想作为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介绍给日本。青木正儿认为，吴虞关于非儒之论比陈独秀还要早。“像这么样，他对于非儒之论，比较陈氏还要先觉一二步呢？”[18]青木正儿还认为只有吴虞才是最热心于提倡反孔排儒的，也只有吴虞才是想建立老庄思想之人。“现代中国底新人物，都是反对儒教底旧道德的多，但是，像吴氏那么热诚来呼号非儒论的，一个也没有。现在想要破坏旧道德底人们，或奔走于社会主义而思想过激的，实在不少；或要提倡中国固有底墨家学说底人们也不少。这个中间，独吴氏有欲立老庄之道底倾向。”[19]范朴斋在介绍吴虞生平的文章《吴又陵先生事略》中，介绍了吴虞在德国的影响。德国图书馆收藏有吴虞的《吴虞文存》。吴虞的《李卓吾别传》被柏林一所大学译为教材。
巴蜀文化孕育出的思想家，吴虞与廖平，分别以自己的影响力在全国形成两股不同的势力——尊崇孔子的孔教会与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阵营。吴虞对于儒家思想的强烈反叛，表面看似与廖平思想不同，实质存在本质的相同——都体现出川人的叛逆精神。作为廖平学生的吴虞，对儒家学说的抨击，主要是针对被封建帝王利用来为专制统治服务的那部分思想，对孔子本身是认可推重的。廖平对孔子的尊崇，不是原封不动的因袭，而是按照时代的需要给予全新的阐释。两人都体现出巴蜀文人“好做翻案文章”的特质（这特质在司马相如、杨雄、李白、杨升庵、郭沫若身上都有所体现），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和冲击。
[1]王绿萍、程祺编：《四川报刊集览》上册，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同上书，第18页。
[3]《四川》第1期。这是吴玉章后来回忆时所写，取名为“重印的话”。
[4]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5页。
[5]《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18页，转引自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6]邓经武：《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300页。
[7]黄开国：《廖平评传》第2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8]赵清、郑城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
[9]参见1919年写的《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我们二千余年都上了他的圈套，还自夸是声明文物礼乐之帮，把那专制时代陈腐的道德死守着，却偏要盲从死动的阻遏那新学说、新道德输入，并且以耳代目，那眼光就在牛市口以上盘旋，全不知道世界潮流、国家现象，近来是什么情况。莫说孔、孟的灵魂，在山东眼睁睁看着日本来占据他桑梓的地方，他的道德和十三经通通没用，止有忍气吞声；就是活起来的孔教会、儒教会的人，又能把旧道德去抵抗日本吗？”赵清、郑城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10]赵清、郑城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3页。
[11]赵清、郑城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页。
[12]同上书，第65页。
[13]赵清、郑城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14]同上。
[15]同上书，第135页。
[16]同上书，第65页。
[17]赵清、郑城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18]赵清、郑城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9页。
[19]同上书，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