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天山一役始末

史载，龙朔元年（661）十月九姓铁勒叛乱爆发后，唐高宗“诏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鸿胪卿萧嗣业为山萼道行军总管，左屯卫将军孙元师为副，率兵以讨之”[31]。“山萼”乃“仙萼”之误，漠北有仙萼河，又称仙娥河，即今之色楞格河[32]。由此观之，唐军是分“铁勒道”与“仙萼道”两路出师。不过《新唐书·高宗纪》之记载略有不同：

十月……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忠为长岑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铁勒。

多出“长岑道行军”一路。唐代行军的惯例，向来是以进军之目的地来命名，然“长岑”这一地名乃是位于朝鲜半岛。汉代乐浪郡下置有长岑县，西晋时则归属带方郡，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征高丽之诏书中亦有“第二军可长岑道”之语；另据《阿史那忠墓志》，言其时高宗征辽东，以阿史那忠为“使持节，长岑道行军大总管”[33]。可知《新唐书》此处是误将征辽之史料窜入了北伐铁勒一事之中。

除此之外，史料中记郑仁泰、薛仁贵此次出征时之官职亦有出入。郑仁泰，《册府元龟》卷九八六曰为“左武卫大将军”，《旧唐书》卷四、《资治通鉴》卷二百同；《唐会要》卷九六则作“右武卫大将军”。薛仁贵，《册府元龟》卷九八六作“左武卫将军”，卷五二○则作“右武卫大将军”。据《郑仁泰墓志》，知其时郑仁泰乃是以右武卫大将军之职检校右卫、右领二大将军事，故其职应为右武卫大将军，《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皆误。而武卫大将军之职，唐官制规定左右各一人、正三品，郑仁泰既为右武卫大将军，薛仁贵便不可同居此职。另据《旧唐书》薛仁贵本传，仁贵直至总章元年（668）灭高丽后才以军功得封右威卫大将军。右威卫大将军与右武卫大将军虽同为正三品，但武卫大将军班次在威卫大将军之前，若此时薛仁贵已官至右武卫大将军，怎么可能在灭高丽立下战功之后不升反降呢？故《册府元龟》卷五二○之记载有误，薛仁贵此时非为“大将军”，而应如卷九八六所记为“左武卫将军”，从三品。

铁勒叛乱之时，唐伐高丽之战争正在进行，朝廷之精兵强将尽集辽东，但从此次两路唐军的将领配置上看，高宗对北讨铁勒亦相当重视。铁勒道行军大总管郑仁泰是三朝老臣，亲历过高祖朝讨平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隋末割据势力的战争，亦参与过玄武门之变，是太宗朝名列凌烟阁之心腹功臣，高宗即位后又担任过灵、盐二边州都督，有与游牧部族打交道的经验[34]。任其副手的薛仁贵则向以勇武著称，且箭术无双，亦参加过高宗朝征讨高丽和契丹的战事，是久经沙场的猛将。刘审礼其人《旧唐书》虽有传，但仅以孝闻，其余事迹不显，命其出征乃因其职为燕然都护，反叛的九姓铁勒本属他管辖范围。此外，仙萼道行军总管萧嗣业少时曾入突厥生活过十余年，因而深识蕃情，唐廷常命其统帅突厥、铁勒之兵，铁勒叛乱之时萧嗣业尚统回纥之兵于辽东参战，此次应是自辽东前线抽调，直接兵发漠北。

虽然此次出征名为两道行军，但从之后的史迹来看，真正与九姓铁勒发生过战斗的只有郑仁泰、薛仁贵一路。萧嗣业的仙萼道行军很可能只是遥相呼应，况且其统领的多为回纥兵，若强迫其征讨族类相近的铁勒各部，其战斗力如何也令人怀疑。

铁勒道行军的进军路线史籍无载，从之后郑仁泰、薛仁贵与铁勒交战于天山以及刘审礼为燕然都护两事来推断，唐军最有可能自燕然都护治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南部一带[35]）出发，沿贞观末开辟的置有邮驿的“参天可汗道”北上，直抵天山附近。此“天山”，非今新疆地区之天山，而是漠北于都斤山（即今之杭爱山）之别称，岑仲勉先生早已考明[36]，在此不再赘述。

史载，龙朔二年（662）三月庚寅，“郑仁泰及铁勒战于天山，败之”[37]。

庚寅日为三月初一，当为唐廷收到战报之日，则唐军与铁勒交战应在一二月间。战斗的具体过程，本文开篇已述，即铁勒聚众十余万，并派骁健数十人前来挑战，薛仁贵三箭射杀三人，余众请降云云。然细思之，史籍中这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叙事却含有诸多耐人寻味之处。

一为铁勒军之数量。《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唐会要》、两《唐书》等存世史籍皆云铁勒军有十余万之众，而唐军数量却无载。考虑到唐前期对外作战一次出兵通常不过数万的惯例以及唐朝此时正重兵集于辽东的事实，郑仁泰所领军队应不会超过五万，整体而言唐军确属以少敌多的情况。但黄约瑟先生早已怀疑，此次反唐的铁勒部落并非全部九姓部落，即便全部反唐，以其分布地域之广阔也不可能集中于一处[38]。此说甚是。实际上，史籍明确记载参与叛乱的铁勒部落有回纥、仆骨、同罗、思结、拔野古五部[39]，其余多览葛、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霫等则未见有反唐事迹。考虑到思结、多览葛等部落未及交战便望风而降（详下），则与薛仁贵交锋的很可能只有仆骨、同罗、回纥三部[40]，十余万之数量倘若不假，或许是就铁勒总数言之，意在衬托薛仁贵之勇。

二为薛仁贵神射之威力。薛仁贵善射，史已明言。除此处“三箭定天山”一事外，其本传还记载，显庆四年（659）辽东横山一战，薛仁贵匹马当先，所射应弦而倒；本次出征之前，高宗又以五重甲试仁贵箭术，仁贵射而洞之[41]。以如此之箭术，当铁勒派骁勇数十人挑战之时，连发三箭射杀三人亦不为难。然则铁勒何以仅仅三人被杀即“一时下马请降”？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铁勒斗志不坚。如前文所述，这次九姓的反唐活动是其长期以来遭受唐廷驱使的不满情绪的爆发，可说是被逼无奈。而此时的铁勒分为十余部，其中回纥部实力稍强，却也未能树立号令全体铁勒之威权。叛乱爆发以来，铁勒各部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既无坚强之领导核心，又无统一之作战计划，这一点从其派“骁健数十人逆来挑战”这种依靠匹夫之勇的战斗方式上亦可看出。因其斗志本就不坚，唐军大兵压境之际更易动摇，故战事稍有不利，便已生降服之心。

第二，游牧民族敬服善射之人。隋文帝之时，崔彭善射之名被西突厥达头可汗听闻，达头居然遣使向隋文帝要求与崔将军“一与相见”。文帝成人之美，遣崔彭入突厥后：

可汗召善射者数十人，因掷肉于野，以集飞鸢，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复请彭射之，彭连发数矢，皆应弦而落。突厥相顾，莫不叹服。[42]

事后达头可汗又扣留崔彭数月，直到隋朝以财物交换，方才遣归。正因骑射本为游牧民族所长，故其对出身于农耕民族之善射者尤为敬服。崔彭之事如此，匈奴尊李广为“汉之飞将军”亦如此。薛仁贵既以勇武闻名，加之神射无双，自能够威加铁勒，使之慑服。

唐军只靠薛仁贵的三支羽箭即降服了大批铁勒部落，其进展可谓异常顺利。然而，郑仁泰、薛仁贵之后的行为则葬送了大好局面。据《旧唐书·薛仁贵传》，铁勒投降后，“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更就碛北安抚余众，擒其伪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唐会要》卷六一亦载：“铁勒道行军大总管郑仁泰、薛仁贵杀降九十余万，更就碛北讨其余众。”[43]九十余万之“九”或为衍文，或为“凡”字之讹[44]，但唐军坑杀降众一事当属证据确凿。坑杀战俘这种军中陋习古已有之，唐初亦屡见于史，太宗亲征高丽时便曾坑杀靺鞨降众三千三百人[45]，故郑仁泰、薛仁贵此举倒也不能说是十分耸人听闻。只是此次出征既为平叛而来，便应恩威并用、剿抚兼施，以图北疆长治久安。坑杀降众不但不利于平叛，反而会激起铁勒余众的仇恨，使其与唐朝离心离德。同时，另有史料记载：

时铁勒有思结、多腊葛（多览葛）等部落，先保天山，及仁泰等将至，亦送降款。仁泰等结兵击之，虏其家口以赏军士，贼乃相率远遁。[46]

此事未知在坑杀降众之前或其后，但唐军掳掠已送降款的思结、多览葛二部，从而导致二部复叛走远遁，其行径与坑杀降众同为一类。而郑仁泰之所以如此，似乎只是为了“虏其家口以赏军士”。另，《册府元龟》卷四五二又记：

仁泰既降铁勒部落，副将杨志追讨之，反为所败。有候骑告仁泰曰：“贼辎重在近，畜牧被野，可往而擒也。”仁泰领骑一万四千人，卷甲轻赍，倍道赴之，遂逾大碛，至仙萼河，竟不见贼，粮且尽，遂勒兵而还。士卒饥甚，又遇大雪凝冻，弃其戈甲，杀马以食之，强弱自为伍，前后分散。马尽，人皆相食，比入境，余兵才八百人。[47]

如此看来，郑仁泰昧利轻进、悬军深入，不但无功而返，反而因粮尽饥寒险些全军覆没。若无意外，薛仁贵作为其副手亦应亲历此事。唐军反胜为败，其境况之惨，竟至“人皆相食”，哪里有半点“战士长歌入汉关”的影子？无怪乎《新唐书》之作者欧阳修在其《集古录跋尾》中怀疑当时未有此歌，很可能为后人所增了[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