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号的使用
从以上内容可知，虽然十六国政权首领名号前后有所变化且变化比较频繁，但绝大多数政权基本上都使用过“王”的称号，如汉、成汉、后赵、前燕、前凉、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南燕、北凉、西燕，而且除了一直以“公”或“牧”为号的西凉之外，在政权首领名号层级顺序中“王”总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西秦、前凉、南凉、北凉则是自始至终使用“王”的称号。其中“王”号的来源及含义是什么呢？
中国古代国家中，商代和西周的首领皆称“王”，但周王有时又称“天子”。春秋时期，“王”的尊严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衰退，封建诸侯逐渐脱离中央掌握，各诸侯国纷纷称王，各行其是。进入战国时期，七雄相继称王，“王”这一称号开始失去独尊的地位，甚至一些势力比较强的大国君主已经不再满足于称王，他们开始将“帝”这一称号加到自己头上，如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不过齐湣王只称了三天帝号就取消了，接着秦昭王也恢复了原来的称号。嬴政原来也称“王”，即秦王，公元前221年吞并六国，此时能与秦王对峙的统治者皆不复存在，王号与秦王取得的功业已经不匹配，于是他开始改革称号，在大臣建议的“泰皇”基础上“去‘泰’，著‘皇’，采上古‘帝’号，号曰‘皇帝’”[20]，从此，中国历史上便开始有了“皇帝”这一尊称，“皇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独有的尊号。“王”的称号，虽然在汉代许慎著《说文解字》里解释为“天下所归往也”，但是自皇帝制度建立后，先秦时期的王已失去了原有的君主地位而沦为皇帝统治下的臣属，它通常系指皇帝分封给同姓诸王或异姓诸臣的最高爵号，已非商周以来称王的原有意义了，这个王，只不过是皇帝分封的一方之主罢了。
那么为什么十六国时期，政权建立之时没有循例使用最高统治者的尊号“皇帝”，反而使用自有皇帝称号以后就已经沦落为皇帝分封的一方之主的称号“王”呢？
雷家骥先生研究后赵、前后秦等政权相关问题时，对此略有涉及，但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做具体的深入分析。研究十六国政权首领名号不能笼而统之，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析。十六国时期各政权按照与晋朝的关系状况基本上可以分为二种类型：一是自始至终都是以晋朝藩属身份存在的政权，如西凉等。这种情况，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因为作为藩属，政权首领一般来说只能称公或王，不可能称帝。二是建立政权之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是与晋朝敌对、争正统的身份，如刘氏之汉，后一种情况是本文讨论的中心。
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首领名号大多称“王”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但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他们之所以选择“王”作为政权首领名号，应与当时的政治情势有关。具体而言，建立政权的刘渊之所以称“汉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西晋王朝末期虽然有“八王之乱”，给人民带来许多灾难，导致怨声载道，但它仍是人们心目中的正统王朝，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即使刘渊起兵之时有许多人响应，但他仍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此时称帝势必成为众矢之的，因而刘渊选择了“汉王”这一名号。但是，十六国政权中，除了刘氏的汉王朝是在西晋灭亡之前建立的，其他大多建立于316年西晋灭亡之后，为什么统一王朝灭亡之后，这些政权还是称王而不称帝呢？其实这些政权首领也想称帝，只不过由于种种理由，不得不称王而已。隆安五年（401）正月，前凉武威王利鹿孤想称帝，其安国将军
勿仑劝说他：“吾国自上世以来，被发左衽，无冠带之饰，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室庐，故能雄视沙漠，抗衡中夏。今举大号，诚顺民心。然建都立邑，难以避患，储蓄仓库，启敌人心；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此久长之良策也。自汉以来，善为夷狄谋者，莫过此策矣。且虚名无实，徒足为世质的，将安用之！”[21]于是，利鹿孤放弃称帝，改称河西王。前凉张祚称凉王之后欲称帝，郎中丁琪给他分析了其中利害关系：“我自武公（张轨）以来，世守臣节，抱忠履谦五十余年，故能以一州之众，抗举世之虏……彼士民所以用命，四远所以归向者，以吾能奉晋室故也。今而自尊，则中外离心，安能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强敌乎！”[22]最终张祚保留了“凉王”的称号。
勿仑与丁琪的劝说理由应该代表了各个政权建立时对其所处具体情况的准确研判，也是他们称“王”而不称“皇帝”的原因：当时整个北方地区政权林立，经济发展不平衡，实力大小也不一，除了前秦统一过北方地区之外，其他政权基本上都是偏居一隅，不具有能号令全国或北方地区的实力，故而在选择政权首领的称号时比较慎重，不敢高调以天下独尊的“皇帝”为号，而选择以凉王、燕王、秦王等区域性政权特征比较明显的“王”为名号，以示自己只是类似于春秋霸主的身份，以免成为众矢之的。
除了出于上述所说政权对形势的研判原因之外，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影响。虽然中国传统夷夏观有开放性的一面，如不以血统、地域而是以文化论夷夏，夷夏可以转化等，但是每当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夷夏观的封闭和保守的一面往往占上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论调总是甚嚣尘上，严“夷夏之辨”，在大多数汉族士人的心目中是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准则，左右着他们的言行。刘渊深知这一点，而且也曾亲历此类事情，故而他选择低调称“王”，尤其是“汉王”，攀附汉朝宗室，容易得到饱受战乱之苦，一心思“汉”人士的支持。316年，西晋灭亡之后，统一的中央王朝不复存在，北方地区基本上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局面，因此内迁民族趁机纷纷建立政权，虽然内迁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但这毕竟是秦、汉四五百年以来没有先例的事情，因此，在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内中华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的歧视与压迫下，内迁民族统治者对于君临长城以南地区仍忐忑不安，普遍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卑怯心理。
晋愍帝建兴元年（313），“（石勒）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赍珍宝，奉表推浚为天子”。当王浚对石勒此行为表示怀疑之时，其属下王子春则说：“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王子春的说法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汉人的思想。刘渊在称帝时，一方面用“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的理论作为自己建立政权的借口，但是另一方面他还是顾虑“晋人未必同我”，所以不得不抬出“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的血缘关系作为称“汉王”的依据，石勒找不到这样有利的根据，迟迟不敢称帝，直到起兵二十五年之后，才制造出一些祥符，以“答乾坤之望”，登上皇帝宝座。北方后起的胡人统治者有了刘渊、石勒的先例可循，制造统治的依据要方便一些，但为了使自己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对于称帝之事也不敢轻易为之。鲜卑慕容氏长期以晋臣自居，原因就如慕容儁在答群臣上称号时所说：“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箓，宁有分邪？”[23]即使石勒在某些祥瑞的积极暗示下僭位，仍时常“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太兴元年（318），靳准趁刘聪死后的混乱局面，尽杀刘氏宗室，控制平阳，自号大将军、汉天王，但仍深深感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故欲将攻破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洛阳之时所得晋传国玺，托胡嵩带回东晋[24]。羌人姚弋仲也有同样的心理，他时常提醒自己的儿子：“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力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25]后秦姚苌即皇帝位于长安、建立后秦之时，曾心怀忐忑地问其臣下“诸卿皆与朕北面秦朝，今忽为君臣，得无耻乎！”[26]尽管前秦苻坚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但是其弟苻融却认为：“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线，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27]这些都表明无论匈奴、鲜卑还是羯、氐、羌都表现出因民族身份而导致的不自信。
故而在对当时形势综合判断的基础上，以及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内诸夏外夷狄思想的歧视与压迫下，十六国政权首领在建立政权初期，选择首领名号时没有一个敢直接称帝，而是不得不选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沦为一方之主的“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