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已有研究成果述评和本课题的研究价值

（一）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近现代先进的革命先烈们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联系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时代特征，把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进行开拓创新的产物。它是中国人民应继承和发扬的思想财产，近年来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中国革命精神的各种具体精神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些高质量的成果发表。

在辛亥革命精神的研究方面，马克锋的《论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李文海的《辛亥革命百年的历史思考：为中国进步打开闸门》、罗福惠的《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演进》、倪昕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与革命精神》^[16]，对辛亥革命的形成背景、历程、主要内容、时代意义和现实启示都进行了阐述，其中著名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李文海教授的《辛亥革命百年的历史思考：为中国进步打开闸门》，更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进步意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也存在研究不够深入的情况——在所有关于中国革命精神（1900—1949）的研究专著中，唯一缺乏关于辛亥革命精神的专著。

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形成的黄埔精神和抗战精神方面，学界也进行了相关的关注和探索。首先是在黄埔精神的研究成果方面，主要有：张晓辉：《黄埔精神及其近代实践论析》，《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蔡宏俊：《论黄埔精神的结构、特点和意义》，《惠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徐国华：《关于黄埔精神与抗战精神的思考》，《黄埔》2006年第1期；李忠诚：《论黄埔精神》，《黄埔》2006年第3期；等等。关于抗战精神研究的主要有：金正纯：《抗战精神》，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华民族抗战精神永存》编写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永存》，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论伟大的抗战精神》，《人民日报》2005年8月25日评论员文章；等等。以上论文对抗战精神和黄埔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形成的过程、主要内涵及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很不系统，把它们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进行比较的研究更少。

在红岩精神的研究方面，专著主要有：周勇主编的《红岩精神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黄宏主编的《红岩精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论文主要有胡大牛的《周恩来与红岩精神》（《探索》2005年第4期）、郑洪泉的《红岩与红岩精神探源——兼论对弘扬红岩精神的几个认识问题》［《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周勇的《论“红岩精神”》（《探索》2009年第3期）、周勇的《红岩精神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党的文献》2009年第2期）、厉华的《红岩精神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其中，周勇主编的《红岩精神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从理论与学术的角度对红岩精神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探讨，对红岩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实践基础、文化渊源与理论来源、特色、历史地位与理论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红岩精神的产生是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接相连，与南方局所处的特殊环境、所进行的特殊的斗争紧密相关。红岩精神有别于其他革命精神而独具魅力，“爱国、团结、奋斗、奉献”是红岩精神的精髓。胡大牛的论文《周恩来与红岩精神》则对周恩来在红岩精神的形成作用及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刻阐述和分析。

在井冈山精神的研究方面，相关成果主要有：黄宏主编的《井冈山精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刘孚威《井冈山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唐国平《井冈山精神之文化探源》（《求索》2009年第8期），等等。以上成果对井冈山革命精神形成的背景、理论渊源、主要内涵、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较深入的探析。

在长征精神的研究方面，黄宏主编的《长征精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认为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石仲泉的《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则对长征精神的形成和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认为红军长征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革命与反革命、党内指导思想、恶劣的自然环境三个方面的斗争，并依中央红军的活动为主线可分为五个阶段。明确了长征的若干基本概念，分析长征中若干重要经历和重大事件，深入解读了长征精神。袁银传的《论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6期］一文认为，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20世纪30年代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形成的，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集中而具体的体现。长征精神包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知难而进的自强不息精神、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以及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

在延安精神的研究方面，黄宏主编的《延安精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坚定不移的崇高信念和勇于开拓的创业实践，培育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奋进之魂——延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坚强精神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这种精神的核心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朱佳木的《什么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以及应当怎样弘扬延安精神》^[17]一文认为，延安精神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代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其核心和灵魂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对于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弘扬延安精神首先必须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的问题。高飞的《论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毕业论文），则采用归纳总结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多学科交叉整合法等研究方法，在深入分析延安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进一步挖掘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概括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新时期延安精神所展现出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进行了探讨。

在西柏坡精神的研究方面，黄宏主编的《西柏坡精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认为西柏坡精神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传承，核心是“两个务必”。王聚英的《深刻认识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内涵》［《人民日报》（学术版）2009年4月7日］一文，对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联系现实进行了新的阐析。尤其是齐文辉的《西柏坡精神探析》^[18]一文，以“两个务必”为主题、以“艰苦奋斗”为核心内容的西柏坡精神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锻造和积累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继承和发扬西柏坡精神，对于我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仍不失其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时代意义。李伟的一文《西柏坡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重点就西柏坡精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密切有关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与西柏坡革命圣地有着密切联系，都从西柏坡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宣示了西柏坡精神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的紧密关系，提升了西柏坡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和历史作用。

相比较而言，学者们对辛亥革命精神、抗战精神和黄埔精神的研究较少，从宏观的角度把中国革命精神进行对比研究的成果更少，在这些较少的成果中，又以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的比较为主。比如，张英琦《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异同论》［《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的最珍贵资源》（《人民论坛》2006年第15期），等等。而《西柏坡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比较研究》^[19]一文认为，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与西柏坡精神是值得中国人民世代相传、发扬光大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三种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聚和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勇于探索的结果。《中国革命精神的生长史和形态学——井冈山精神与延安精神比较研究》^[20]一文则认为，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发源地和生长点，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集大成和制高点。从井冈山精神到延安精神勾勒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所体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心路轨迹。

相对而言，学界对红岩精神与辛亥革命精神、黄埔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北坡精神的比较研究成果更少^[21]，当然，四川外语学院的马新发教授、雷莹教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和雷莹教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嬗变研究》两书，对中国共产党的五大革命精神进行了历史梳理，对五大革命精神的主要内容、形成过程和主要特征，以及在新时期如何弘扬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但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弱。学界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比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五大革命精神、中国国民党的辛亥革命精神、国共两次合作的黄埔精神和抗战精神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海峡两岸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需要，使我们更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和视阈对中国革命精神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二）本课题的研究价值

本课题拟立足当代中国弘扬“红色文化”的时代课题，以文化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八大革命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发展历程、主要内涵的异同，在相互关联中全面考察革命精神的个性与共性、继承与弘扬的关系，以及研究如何在新时期进一步弘扬革命精神。通过课题组的努力，写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并对当今重庆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革命精神在全国的宣传和弘扬提供有益的借鉴。

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精神，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具有时代价值，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地位和作用，当今我们还需要继续大力弘扬革命精神，这是研究红岩精神与中国革命其他精神之比较的重要因素，也是今天认识革命精神时代价值的前提和基础。

在当今，一些学者特别是从海外归来的学者，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把革命精神当作“阶级斗争”或斗争哲学的同义语。一些学者更是标榜“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近现代史上主流运动的历史合理性，鼓吹革命是非理性的“情绪化”运动，是令人探析的百年疯狂与幼稚。错误地认为“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倒了权威，又没有建立起权威，导致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和军阀割据的局面，民不聊生，认为还是循序渐进的不流血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改良好”；更有一些学者，特别是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以及外国学者，错误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当作“不讲规矩、不讲人权，不尊重财产保护的肆意乱捕乱杀乱抢的暴徒行为”，更有学者从殖民心态的角度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反帝反错了”，应该接受美国的殖民统治。以上这些错误观点的最终目的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国革命历史，抹杀20世纪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运动。受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社会上曾出现一种嘲弄理想、躲避崇高，对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持冷漠态度的倾向。

对此，中共中央都高度重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注重用革命精神教育人、激励人。邓小平曾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时期，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要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22]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23]而革命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体现。这种革命精神不仅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它同样重要。邓小平对那些不重视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情况下去吗？”^[24]在此情况下，邓小平特别重视包括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