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科学发展观也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全面、完整、准确地回答了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特征，科学地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方向、道路、动力、目的要求和方法。在科学发展观体系中，不论是在对要什么样的发展问题上，还是在对怎样发展的问题上，都在新的世界历史时代条件下从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价值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的高度作了科学的回答和解决。

（一）在要什么样发展问题上，科学发展观立足世情国情，深刻总结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从根本上确立了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也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增长成就。但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导致一些国家出现了社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和腐败等问题，陷入了非科学的发展陷阱。我国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世界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的影响，有的地区和企业在市场利益驱动下，重物轻人，重GDP轻环境和自然，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重眼前轻长远，重精英轻普通百姓。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着我国发展的质量和发展的永续性，制约和影响着我国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之所以成为非科学的发展模式，有许多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没有发展为人民的价值取向，没有发展生产力成果属于人民的历史观。而又由于这些国家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很难从实质上确立发展为人民的价值取向，以致还在这种非科学的发展模式下徘徊。我国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可以从根本上确立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从而超越世界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和传统工业文明模式。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贯彻落实，使我国的发展正在摆脱世界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和传统工业文明模式的影响。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就是坚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价值有机统一基本原则贯彻落实到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中的过程。经济建设既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又着眼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人民的幸福感；政治建设既遵循政治发展规律又着眼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和合法权益，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文化建设既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又着眼于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社会建设既遵循社会结构规律又着眼于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建设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要尊重自然规律、生态平衡规律、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规律，又要做到使这些规律为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服务。从而在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实现合发展的规律性与合以人为本的目的性的统一，实现历史真理观与人民价值观的统一。

（二）科学发展观从历史真理观与人民价值观统一的深层次上回答和解决了“怎样发展”的历史时代课题

在怎么发展问题上，科学发展观指明了实现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以人为本是实现科学发展的价值灯塔，是把握和处理发展实践中各种矛盾和关系的指针，它从历史真理观与人民价值观统一的深层次上揭示了发展怎样才能实现合客观规律性与合为人民目的性的统一。

一是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坚持合客观规律性的原则，不能脱离以人为本这个中轴线（核心）。当前中国发展面对着两个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和人与社会的不和谐。之所以产生这两个方面的不和谐，从客观规律的角度看，就是作为主体的人没有把握住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人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自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没有把握住它们在当代中国自然、社会、人的大系统中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特点。而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能从以人为本的维度来认识和把握这些社会历史规律（自然已成为历史的自然）。因为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实际都是人们自己活动的规律。

人们在物质实践活动中自己创造自己的社会和历史，是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要义。马克思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51]社会历史是在人们能动的实践创造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历史规律也是在人们能动的实践创造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的命题，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的命题。“创造”蕴含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双重维度，当追问人作为社会和历史的创造者去创造一切最终是为了什么，必然追问出这个为了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目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为了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目的，最基本的内涵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仅是历史的创造主体，也是历史的价值主体；只有最广大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得到保障，历史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因此，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遵循和利用发展规律，也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实现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之间良性互动、平衡作用、总体和谐的根本保障，从而促进自然、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是中国发展实践坚持合目的性原则，需要以客观的社会尺度来统筹协调。社会尺度是一种客观尺度，也是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尺度。它根源于各实践主体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它体现着人们各种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之间所形成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它反映着人们各种实践活动所服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利益，它所规范的目标是使人民各种实践活动的效益既能符合个体、群体和区域主体的真正需要和利益，又能符合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为什么当代中国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合目的性原则，又不能脱离以社会尺度来统筹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实践活动呢？因为处在利益关系网中的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追求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他们各自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又必然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这就使每一利益主体的实践活动都必然对其他利益主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利害效应。为了保证各利益主体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之间的和谐平衡和良性互动发展，就需要以社会尺度来统筹规范。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质上，就是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宏观角度以社会尺度统筹协调人们的实践活动，就是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宏观结构上以社会尺度反省和完善人们实践活动目的的合理性。当代中国在总体发展上存在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当代中国发展的这些领域和方面的人们实践活动之间还存在着利益关系上的不和谐、不平衡和非良性互动。也就是说，这些领域和方面的发展在利益关系上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在利益分配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合理化。而利益关系的合理化是实践目的合理化的核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正是以社会尺度调整利益关系，以社会尺度矫正人们实践活动的目的，使利益关系合理化的科学指导；正是实现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合客观规律性与合为人民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历史真理观与人民价值观的有机统一的科学指导。

（作者信息：赵甲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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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书的主要线索和基本史料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编写组编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页。

[5]同上书，第78页。

[6]同上书，第2页。

[7]同上书，第3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9]同上书，第199页。

[10]同上书，第244、284页。

[11]孙中山书赠黄文中《日本民权发达史》中译本扉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4]同上书，第375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19]同上书，第116-117页。

[20]同上书，第57页。

[21]同上书，第183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255、40-41页。

[24]同上。

[2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367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80页。

[27]同上书，第10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255、40-41页。

[2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30]《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2页。

[3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32]《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9页。

[3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3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下册）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8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2页。

[3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页。

[3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4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4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42]同上书，第373页。

[4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44]同上书，第332页。

[45]同上书，第106页。

[4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页。

[47]同上书，第65页。

[48]同上书，第379页。

[4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5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