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挑战及其根源：当代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当代发展问题既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为我们把握当代发展问题，为我们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中应对发展所带来的深刻挑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
（一）发展内涵与理念的历史考察
发展是一个富有深刻历史内涵和时代特点的丰富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发展是反映人类进步与社会深刻变革的概念。发展是人类以物质生产实践为深刻基础，在认识、处理和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社会阶级关系的变革和科学实验的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性进展乃至革命性飞跃，不断实现着自我创造、自我完善，从而实现社会生活基本领域、基本关系、基本观念及其社会结构变革的历史发展进程。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年来，特别是以资本逻辑-科技理性为核心动力的工业革命二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发展速度，社会物质财富被魔法般地生产和创造出来。但由于现代生产方式所存在的基本矛盾，暴露出发展方式的一系列深刻问题。马克思穷毕生精力和巨大心血写成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弊端，成为解剖发展问题和现代性问题的经济学-哲学大师，为我们透视和解决当代发展问题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我们把握发展概念基本内涵的理论基础，是我们深刻认识当代发展理念、发展问题的基本理论原则。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生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历史远景，是逐步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使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人民的精神道德境界得到极大提高，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马克思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阐释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这一发生在人类世界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变迁，揭示了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作为现代世界的发展原则和动力机制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认识资本逻辑的扩张史、为我们认识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原则。为了具体阐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逻辑和具体机制，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简要而概括的阐发。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深刻的历史眼光和哲学逻辑，揭示了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基础性作用，揭示了各个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逻辑，阐明了现代商品货币关系特别是资本逻辑在现代世界的发展中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过程。
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从地产与动产的对立中，阐述了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高度肯定和评价了动产（资本）的世界历史作用，并亲切地把动产（资本）称为“现代之子，现代的合法的嫡子”。[1]青年马克思高度肯定和评价动产作为“现代之子”诞生的世界历史性意义：认为“劳动起初只是作为农业劳动出现，后来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2]“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同周围世界纠结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3]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著名观点，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不是思辨历史哲学的自我意识、自然意图或世界精神的理性推演，而是人们经常可以感受到的、发生在现代世界大地上的经验性的状态和事实：“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5]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自觉而明确地阐明了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6]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历史意义上肯定了资产阶级以大工业首次开创世界历史的巨大功绩：“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7]“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消灭它。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8]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谈到的英国的机器发明，工业、市场、贸易、殖民等等所引起的非西方世界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以及“民族基础”、“民族工业”的被消灭等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阐明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道路、内容和方式，为我们今日考察全球化时代发展问题的基本逻辑指明了理论道路和思考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出发，全面分析了世界历史形成的现实物质根基和辩证发展图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的开辟、生成和发展过程，就是西方资本家阶级为经济利益、为剩余价值所强力驱动而向落后民族进行殖民扩张、强力裹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发展过程，亦即“乡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变革过程。[9]
进入中年后的马克思尽管把注意力和焦点放在了系统而全面地揭露和批判资本的本质上，但他依然为肯定资本的历史功能留有巨大的思想空间和语言空间，从而高度评价了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阐明了资本逻辑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普照的光”不仅强力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也多维度地阐明了资本逻辑是变革政治法律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力量，揭示了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普遍转化和深刻变革中，各个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所发生的空前未有的转换、变革和重构。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对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中的发展问题作了更深刻而详细的论证。马克思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一现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出发，认为资本与劳动的历史性结合这一现代生产关系和历史条件的产生“包含着一部世界史”，“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0]资本运动和世界贸易所蕴含着的超越一切限制的普遍品格，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推动使用价值转变为交换价值的内在本性，即资本以地球为战场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商业战争，彻底摧毁了传统农耕社会的进步结构，强力催生了生机勃勃的现代工业文明，成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根本推动力量。“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11]“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12]以资本扩张为根本动力机制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是把各民族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生产方式，塑造为以生产普遍的交换价值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力量。而所有这一切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13]
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14]资本持续不断地刺激和创造工人的需求，“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15]“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因此，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6]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不依赖于任何自然规定的自由资本”、“自由工业”，[17]关于动产消灭地产之封建的政治的伦理的目的、怀旧和诗意的历史辩证法，关于资本摆脱地产之“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世界历史观念，中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一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条绵延不断的思想脉络。马克思关于资本克服自然崇拜、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的世界历史理论表明，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确立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深刻基础，蕴含着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发展原则和根本的动力机制。因此全面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要求我们考察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变革世界和发展问题的基本推动力量。
马克思关于资本哲学的内在张力和辩证本性，在于它一方面深刻而有力地揭示和批判了资本掠夺的贪婪特性和血腥本质，另一方面又高度而中肯地评价了资本扩张在发展生产力、变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过程中的巨大功能，特别是它在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过程中的巨大历史作用。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作为现代世界的内在灵魂和发展原则，是解开现代世界发展之谜的一个重大关键。[18]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理解现代世界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作为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之推动力量的资本逻辑，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透视发展问题的核心范式，成为马克思解释现代世界和人类文明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最具穿透力和生命力的经济-哲学框架。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辩证逻辑，我们才深刻地认识到，资本逻辑一方面是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观念变革的巨大物质力量，另一方面也是造成现代世界南北发展严重失衡、社会贫富分化悬殊、生态灾难空前加剧、人性日趋冷漠乃至普遍沦落的基础性根源。市场法则、资本逻辑为现代世界生产和创造难以计量的巨额财富，同时也孕育了现代世界的种种发展问题，造成了历史与伦理之二律背反、之悲剧性冲突的现代性悖论。
2.确立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列宁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主义不仅要进行经济建设，而且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加强文化建设。
在资本逻辑依然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世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解决发展问题，如何才能创造新的、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清醒地意识到发展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利用资本逻辑之于发展问题的基础性意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迅速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利用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显示了在认识和解决发展问题之基本途径问题上的战略眼光、政治勇气和思想智慧。列宁强调指出：“谁如果以为我们可以不要拐杖，那就是说他什么也不懂！……因此，只要能获得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帮助，我们便不惜从我们的无限财富当中，从我们丰富的资源当中，拿出几亿以至几十亿的资财，花掉的这一切我们以后收回时是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的。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破产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自然，由于这种帮助，资本是会向我们索取百分之百的利息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所以，或者是建立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或者是什么也没有。谁不这样提出问题，那他就是对实际的经济一窍不通，就是只会说风凉话。”[19]但无论是后来的苏联、东欧还是中国，传统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都由于放弃了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而导致了日益僵化的经济体制，成为发展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之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列宁的担忧和预言成为悲剧性现实，同时更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于资本逻辑和市场法则作为解决发展问题之根本途径的重大意义。[20]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把发展作为“硬道理”、“第一要务”和“第一要义”？为什么十八大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是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的先决条件和历史前提。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依然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框架，由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的普遍统治所规定的历史与伦理的矛盾和冲突，依然是现代中国身临其中而必须直面的生存现实。我们依然行进在现代世界普遍走向以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为深厚基地的现代性的历程和框架中，现代性依然是我们远未完成的事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深刻揭示的发展原则和生存法则，要求我们反思和重建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革新和重构我们的发展理念和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发展作为“硬道理”、“第一要务”和“第一要义”，把发展作为“重大战略”抉择来严肃对待，历史性地宣示了发展是当代中国的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宣示了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民族信念和国家意志。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阐明的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的普遍确立，依然是现代世界各民族国家走向富强的基本法则，因此市场经济是发展问题得以可能的基本经济形态，是发展的动力机制得以确立的基本推动力量。邓小平以伟大政治家的勇气，实现了由阶级斗争向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移，开辟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当代中国由此开启了打破、变革单一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封闭结构，引进外资并赋予本土民营企业以合法地位，中国大地上的竞争性市场主体得到培育和确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巨大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原因。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自觉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大选择，是变革和重建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实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里程碑，是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基础性工程，是书写民族复兴之光明未来的精彩篇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强调市场经济与自由平等的逻辑关联，为我们提供了用普遍法治保障现代市场经济和财产关系的宏观理论基础。马克思写道：“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21]恩格斯也曾经指出：“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占有者，他们作为商品占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22]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的深刻变革，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历史性地架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桥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财产权法则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和深刻关联，因此如何表达财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这一重大问题，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途径和必然要求。而缺少系统化的正规的法律所有权制度，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为在当代中国的大地上确立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权的法律表述体系，开辟了一个利用资本逻辑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的社会空间。
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把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财产权一道写入宪法，《物权法》也随之确立，这是当代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发展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财产权入宪法和《物权法》的诞生之所以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作为开启中国民法典的伟大序篇，为保障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确立了法律的普遍性形式，为确立系统化的所有权表达制度作出了实质性突破，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中确立市场经济与自由平等、资本与财产权的逻辑关联开辟了现代法律通道，表明当代中国的市场改革已奠立在现代市场经济-法治文明的坚实基点之上。财产权入宪法和《物权法》的诞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公民权利、关于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重大飞跃，是当代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基础工程，是中国公民关于财产权意识和物权观念空前觉醒的时代标志。发展问题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由此得以确立。[23]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之中，包括：发展要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发展是硬道理，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的根本要求是科学发展；发展要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兼顾各方面的需要，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发展要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发展要善于抓住机遇，分步骤实现现代化；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发展要实现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创新管理方式来实现；发展要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展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等。
4.反思、规制资本逻辑：当代发展理念的演进与完善
当代世界的发展理念是一个不断演进与完善的历史过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反思和批判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所带来的贫富分化、生态破坏、资源短缺、气候异常、南北发展鸿沟扩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人类发展的理念与实践经历了从注重经济发展到注重社会发展、再到注重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发展观念和发展形态的演进过程。20世纪50-70年代，追求经济增长的理念与实践是这一时期发展的主题；20世纪70-90年代，伴随着经济增长，平等、公平等社会问题成为当时发展的主要问题，发展的理念与实践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以经济增长为主题的经济发展转变为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以社会平等为主题的社会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面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与造成的重大发展问题，通过反思以往的发展理念与实践，深刻认识到人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形成了文明发展的现代理念。
（二）威胁与挑战：当代发展诸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总体依然稳定，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逐步加深，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迅速上升，国际力量对比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但是，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世界各国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也更加复杂多变，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持续的局部战争、民族宗教冲突等问题，甚至严重威胁着发展问题的解决。
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的格局正在发生着新的深刻变化。困扰着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课题，实际上至今一个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就当今世界发展而言，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一系列威胁与挑战。
1.南北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存在着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世界经济发展依然很不平衡，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加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继续拉大，贫富的对立更为明显。南北问题依然是当代人类发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当代世界经济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发达国家凭借其主导地位的优势，积极推广体现其利益的经济运行体制及其游戏规则，最大限度地获取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成为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而作为发展中的弱势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却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这一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导致南北不平衡问题更加严重，特别是信息技术时代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发展水平上存在着极大差距，这就必然致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和呼声中，联合国规定富国必须向穷国，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发达国家承诺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作为官方的对外发展援助。但实际的情况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不仅没有兑现它们的承诺，援助金额从未达到其承诺的目标，而且近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经合组织成员国近年来每年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实际上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4％，人均对外援助额从1990年的32美元减少到目前的19美元。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表现最为吝啬，2001财政年度美国政府计划用于对外发展援助的开支，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1％。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在提供援助时依然往往附加许多苛刻的、不符合受援国实际情况的条件，援助常常有名无实或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要缩小南北差距，使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最重要的是改革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充分体现和保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有关研究表明，非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5％才能阻止贫困人口增加，增长速度达到7％才能迅速减少贫困人口。但在现存国际经济秩序背景下，非洲要达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沉重外债，主要是它们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掠夺以及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因此富国减免穷国债务，绝不是恩赐而是历史补偿，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富国应兑现承诺，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发达国家还应该大力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扩大贸易、转让高新技术。这样做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最终也有利于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是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发展中国家应当在首先保证政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根据本国国情调整经济结构，制定经济政策，加快经济发展。同时还应当加强形式多样、广泛有效的国际合作，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规避灾害和风险，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
2.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当代人类面临的风险也日益增多
当代社会越来越成为风险社会。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如工业的自我危害及工业对自然的毁灭性破坏。某些局部的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或引发广泛的社会灾难。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威胁。全球性金融危机、严重的宗教冲突、重大恐怖袭击、持续的局部战争等，威胁和破坏着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环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气候变化、重大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等，都程度不同地阻碍着各国的进步和发展。
在当代世界，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空前扩大，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导内容。一方面，人类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性风险。它们成为现代风险结构中的主要类型，具有潜在的全球性影响，有可能产生全球性威胁。可能性小但后果严重的风险核泄漏（如日本福岛核泄漏），随时都有可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安全。风险的全球性诱发了全球风险意识的形成和整体认同。
3.人口膨胀与资源短缺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人口数量增长过快，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度，全球性的土地、水、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呈现出日益紧张匮乏的严重态势。在前工业社会中，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相互抵消，世界人口几千年中处于缓慢增长状况。1804年，全世界人口只有10亿人。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由于死亡率不断下降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目前全球人口以每年8000万人的速度增长，人口迅猛增长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特点。1927年世界人口达到20亿人，1960年增至30亿人，1974年增至40亿人，1987年突破50亿人，1999年10月12日达到60亿人。尽管世界上少数地区的出生率近年来有些下降，但全球性的人口爆炸仍在继续。出生率最高的是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每个妇女平均生7.9个孩子；非洲妇女为5.3个；亚洲和拉丁美洲妇女为2.6个；欧洲妇女为1.4个。世界平均出生率为3.0个孩子。如果出生率不大幅度降低，那么21世纪末的世界人口将增加到120亿-140亿人。
人口爆炸性增长必然给世界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造成极大压力，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许多人面临着饥饿和失业威胁，成为诱发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人口爆炸更给自然资源带来空前巨大的压力，导致能源危机，加剧了耕地、森林、淡水等一系列危机，并正在吞掉绿色革命所增产的粮食。资源短缺作为人类需求日益增长的结果，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资源出现短缺问题。一方面人口在急剧增长，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加剧着资源短缺。
4.全球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
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加剧，人类陷入日益严重的环境与生态危机。当代世界环境、资源退化有两方面的原因：贫困和高速的人口增长率，其中亚非拉最为严重、突出；资源的低效使用，高消费量、高废物生成量以及工业污染。虽然人类已日益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应对环境挑战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世界各国的情况严重不平衡，生产和生活方式走向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调整速度过于缓慢，世界环境在不同程度地持续恶化。当代全球性环境威胁主要是：非洲、西亚和亚太地区低收入国家的粮食短缺和贫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东欧及经济转型国家能源需求膨胀；温室气体以及臭氧层破坏；跨国间的污染传输；普遍的城市污染、土地退化；化学品大量使用对人体健康的威胁；不可持续性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亚非拉地区面临最大环境威胁。
当代人类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错综复杂且全球蔓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与挑战。如果不合理妥善地解决这些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后果难以估量。
（三）根源与影响：当代发展问题透视
当代人类在发展问题上之所以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威胁与挑战，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资本逻辑的扩张及片面的发展理念
资本的本性是通过不断扩张最大限度地获取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满足其无限占有财富的贪婪欲望，从而形成了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片面的发展观念和发展实践。资本逻辑的不断发展、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加剧着资本的流动和扩张，驱使资本以地球为战场不断扩大着追求财富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把自然和劳动当作无限掠夺与占有的资源和对象。这种观念与行为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恶化，以及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人对自然界的掠夺，实质上是人对人的掠夺。这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历史阶段一切矛盾与问题的制度性、观念性的根源。
2.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残酷无情的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和财富掠夺，给落后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无数难以形容的深重灾难。在当代世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殖民扩张和资本掠夺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和技术的巨大优势，巩固、扩大和发展了带有霸权主义性质和特点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控制与掠夺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长期殖民主义历史中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拉大和加深、阻碍和影响人类共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根源。
3.现代生产方式及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
资本逻辑的逐利本性导致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极度扩张，导致人文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日趋衰落。由此造成了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困境、矛盾和悖论。在以工业为主导的资本逻辑占强势统治地位的现代性背景下，缺少自觉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成为难以解决和克服的巨大难题，加上缺乏有力的、完善的制度体系与法律规范，因此，以工业为基础和主导的现代生产方式及经济增长模式，必然造成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和空前破坏。因此现代生产方式及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是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日益疏离与日趋分裂，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不断加剧恶化的深刻经济根源。
4.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程度进一步加深。经济全球化为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由于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发达国家在制定和操作国际规则上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导致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与渗透，强化了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力量和优势，进一步扩大了南北差距；另一方面还造成经济和金融风险增大、跨国经济和金融犯罪增多，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进一步加剧。
5.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的影响
不同国家与民族所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有着重大的优劣差异，同时也由于它们各自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着的重大差异，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各国各民族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进而造成在资源、历史、制度、人文等方面条件差、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发展机遇。
深刻、全面、充分地认识上述根源与影响，是解决当代各国发展问题的重要前提。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当共同合作，并负责任地承担起各自的重大责任，努力消除上述根源及其影响，改变那些不符合当代发展要求的种种观念、制度、体制、规则和行为，认真确立与践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共同发展的共赢理念，充分发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及整个人类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智慧和力量，为从根本上解决当代人类的发展问题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