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成果述评

（一）研究现状

文化产业有着悠久的过去，但是文化产业研究却只有短暂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的是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文化作为意识形态部门由国家包办，不但文化艺术工作者被安排进文联、作协、电影家协会、杂技协会等各种事业单位，而且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也主要由政府负责组织安排。在这种体制下，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均以国家计划的方式进行，谈不上文化产业的发展，更谈不上文化产业研究。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和国家图书馆数据库检索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起步于90年代初。21世纪以来，文化产业研究才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2002年以后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均达到一个新水平。本书按照国内、国外两个视角把现有研究成果归纳为中国文化产业历史和现状研究、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和中国文化产业战略、路径研究四个方面。

1.国内研究成果综述

第一，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历史和现状的宏观研究。

基础理论专著往往标志一个时代研究水平的高低，也标志一个研究领域的成熟程度。近年来有一批高水平的基础理论著作问世，如陈庆德的《文化经济学》、胡惠林的《文化产业学》、王铁军的《创意经济学》、厉无畏的《创意产业：城市发展的新引擎》、韩骏伟的《区域文化产业》等。这些著作对文化产业的产生历程、理论基础、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制约因素等基本问题做了详细阐述。胡惠林的《文化产业学》全书共计十一章，阐述了文化产业兴起的历史背景、基础概念和理论、文化产业与现代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化产业政策、文化产业组织、文化产业战略等问题，系统揭示了文化产业运作的普遍规律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可行路径，是目前高等院校文化产业专业和文化相关研究普遍采用的研究书目。胡惠林认为，“文化产业发展成熟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处于核心层的文化产业，尤其是现代传媒产业是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指标。”^[7]陈庆德认为，“当社会发展的重点从政治自由到经济增长，继而转移到社会平等，并最终聚焦于文化自主问题时，提出文化经济学也就成为必然”，“文化差异与现实经济体系局限性矛盾冲突把文化推至社会生活的中心”^[8]，文化产业研究应运而生。

叶南客等阐述了文化与经济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文化和经济一体化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9]顾江等关注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共生关系，认为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体制能否释放活力的重要前提，也是我国文化产业能否振兴的先决条件。^[10]针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若干弊端，结合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提出了“确立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加速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现代文化制作产业链，组建行业协会”等战略对策。

孟晓驷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原理作为分析工具，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入手讨论了文化产品生产问题。该文认为有效满足人的生物需求，既是文化需求产生的前提条件，又是文化消费产生的必然结果，在对人类文化产品生产中非均衡现象分析基础上，作者建立了“文化产品需求边际等于物质产品需求边际”“文化产品生产边际等于物质产品生产边际”两大假设，从而提出了“物质产品需求与文化产品需求均衡”“物质产品生产与文化产品生产均衡”两个定理，为当代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文化产业振兴路径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11]左惠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了文化产品有效供给的问题。在分析文化产品供给有效性形成的条件时，他注意到了“消费者特殊需求”“供给机制创新”“政府供给偏好转变”等问题，认为必须充分考量中国所处的“转型特殊时期”这一宏观环境，否则就难以找到市场和政府恰当结合的链接点。^[12]韩洁平综合利用信息资源管理学、经济学领域的超边际结构模型、微笑曲线理论等分析工具对数字内容产业集群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数字内容产业价值链成长规律和产业链培育机制，确定了国民经济、信息技术、科研人力资源、政策规制等影响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四大因素，进而提出延伸整合产业链条、创新商业模式的建议。^[13]滕堂伟利用泰尔指数测度了中国不同区域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差距，并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了政策导向、经济水平、文化特质等对区域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影响。^[14]高书生根据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对2004—2013年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分析，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体系，未来要把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弘扬结合起来，把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文化服务业的发展结合起来，^[15]不断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关于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

胡惠林、向勇等一般性地论述到了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及其原因。^[16]宋彦麟将工程管理学的要素竞争力评价体系与指标引入对辽宁省核心文化产业部门的研究之中，通过对电影、图书、报刊、广告等7个部门17个竞争面58个竞争力指标的定量分析，得出了对辽宁省文化产业发展优势和劣势的判断，继而从政府、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上讨论了提高辽宁省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战略对策。^[17]郭梅君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范式引入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分析中，通过引入政府、科研部门、公共服务平台等外部因素，科学阐释了创意与创新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了构建以创意消费和消费行为体验为核心的产业价值链的观点，提出了以创意产业引致中国消费结构升级和推动中国由工业社会向创意社会转型的建议。^[18]

尚永琪、邵汉明、郭莲纯等以东北地区的二人转、吉剧、满族剪纸等特色文化产业为例，分别论述了东北地区图书报刊、电影电视剧制作、音像出版物和文化旅游等文化产业项目的发展现状与制约瓶颈。^[19]卢俊松认为，吉林省文化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起步晚、规模小、资金不足、文化产品科技含量不高、文化市场狭小等。丁晓燕认为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也有较为独特的优势，比如文化资源丰富、产品种类齐全、地域特色明显、外部环境优良、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等。赵定东、李俊等认为影响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既有自然地理因素、文化传统因素，又有制度设计因素和管理模式因素，^[20]由于受封闭落后的农村生产力体系和较为单一的产业结构体系的影响，加之长期的计划经济形成的定式思维，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呈现出了基础薄弱、发展迅猛的矛盾态势。

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有学者讨论了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路径的问题。漆思认为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普遍缺乏创业文化意识、缺少规模化集约化的文化产业集团、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科技信息含量严重不足”等问题，未来克服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东北现象”，必须“转变文化观念、确立创业文化意识，重塑新时代文化精神、发展新兴文化业态”^[21]。李亚男认为，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过程中，要将文化注入工业，使文化经济的含量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比重逐步提高。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文化观念等多个方面入手，深度拓展东北文化产业发展的广度与深度。^[22]叶晖等提出了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培养高层次人才队伍、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加大文化产业科技投入和提升文化产品科技含量等建议。^[23]闫小彦将推进创意设计和品牌提升看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增强国家和地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刘金祥强调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现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制、增强文化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有效整合各种优势文化资源是打造东北地区文化产业精品的不二选择。^[24]

第三，关于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

熊澄宇通过对全球文化产业强国的扫描，总结了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和发展特点，认为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日益呈现出大国支配、集团化、不平衡、品牌化、非政府化和高技术化等特点。其专著探讨了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和文化娱乐领域内非营利组织在推动文化产业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专门阐述了政府和市场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权利边界。^[25]霍步刚把国外文化产业发展划分为三种模式：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模式；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通过对上述三种模式典型国家文化产业市场规模、运行机制、文化政策和竞争力的比较分析，总结了上述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政策法律体系完备、文化科技带动力强、人才体系完备、政府市场互动、文化管理体制高效等”。^[26]傅才武认为美日英法等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在公共财政绩效、税收优惠和资金拨付等方面应合理吸收借鉴国外的做法。^[27]

孙有中主编的《美国文化产业》和李怀亮、刘悦迪主编的《文化巨元霸：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是近年来美国文化产业研究的重要成果。前者对美国的报纸产业、杂志产业、广播电视产业、广告产业和互联网产业等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该书最后一章还结合中国实际讨论了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28]后者第一章即解释了美国文化产业雄霸全球的五大原因：自由经济与跨国资本互动、开放战略与政治权力运作、电子媒介与全球媒体传播、价值融合与文化资本输出、话语霸权与多民族文化认同。^[29]张慧娟将美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全面论述了美国文化政策的出发点、目标、原则、层次及内容，考察了以美国《宪法》为核心的美国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体系，认为美国文化政策具有非系统性、实践性、政府行为全面性、管理手段多样性等特点。^[30]中国应该借鉴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加快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的论证和制定，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政策体系。

日本是亚洲文化产业第一强国，对日本的研究是国外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赵敬、林昶研究了日本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环境问题。林昶全面回溯了2010年中国大陆发表的关于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论文论著，阐释了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认为日本文化研究构成了文化产业振兴的基础。^[31]凌强、梁亚林、金春梅等考察了日本文化产业的重要部门——观光旅游产业，认为日本所采取的观光立国战略对于拉动经济摆脱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日本旅游业振兴背后的政策支撑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文化行政机构、对高等教育中文化产业教育的重视、打造跨区域的观光园、官民一体打造城市景观、放松文化产业的进入限制、加强国际合作。^[32]于素秋认为日本文化产业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建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融合平台，将日本传统文化和国际文化相融合，既保持了本土文化传统的魅力，又增加了外来文化的色彩。^[33]平力群以“魅力日本”（Cool Japan）为核心概念，研究了日本知识产权本部、经济产业省、国会和民间团体共同推动日本文化资源开发和产业化过程中的协同作用。^[34]曲鸿亮以亲身考察日本文化产业的经历为基础，论述了大众传媒在推动日本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总结了日本文化产业振兴的秘密在于“健全法制、建立完善市场经济秩序”^[35]。高长春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IMS）、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净出口指数（NE）、现实比较优势指数（RCA）四个指标的统计分析，将日本文化产业发展定位为“较为成熟”状态，认为日本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日本文化产业发展中高峰与低谷并存”，创意产品等在海外市场上还面临若干挑战。^[36]

韩国是近年来文化产业领域崛起的一匹黑马，对韩国文化产业振兴原因、发展模式、支持力量、存在问题、未来趋势的研究方兴未艾。穆宝江在分析韩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基本特点、运作模式和政策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化中韩文化产业合作的六项建议，包括：树立合作开发意识、制定共同发展战略、实现中韩市场融合、共同培养文化产业人才等。^[37]金兑炫使用大量韩语文献分析了韩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取得成绩、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通过对全球著名文化产业集团华特迪士尼、索尼集团、新闻集团、韩国CJ集团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与比较，概括出了提高韩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三大措施，包括扩大投资与海外贸易，强化法律制度、推进跨国并购，改善文化产业科研环境，构建产学联合系统等。^[38]马建丽和郑世明分别以韩剧《人鱼小姐》和《大长今》为例，研究了韩剧在中国热播的原因，认为韩剧热播与中韩两国共同的儒家文化基础有密切关系，从文化哲学的高度阐明了韩国影视产业振兴背后的逻辑。^[39]李新撰文讨论了韩国文化产业崛起中的投资因素，认为转变投资观念、优化投资结构、改变投资方向、创新投资方式是韩国文化产业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迅速崛起的重要条件，其中，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40]

第四，关于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战略与对策的研究。

战略与路径问题是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文化产业理论在社会实践中得以检验的重要渠道。这一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胡惠林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祁述裕的《中国文化竞争力研究》、朱建纲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熊澄宇的《文化产业研究战略与对策》、陈少峰的《文化产业战略与商业模式》等。祁述裕在对“十一五”时期中国文化产业进行系统评估的基础上，探讨了“十二五”时期印刷出版、演艺娱乐、网络游戏、广告、节庆等文化产业子行业的发展战略和路径。^[41]花建认为，中国长期遭受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压迫，西方传媒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歪曲性报道促使中国文化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成为必然。中国文化产业要想真正走出去，必须克服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让中国的文化资源优势变成文化产业优势。^[42]胡惠林认为，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必须与经济走出去战略结合起来，“在实施文化产业振兴的同时，调整我国外贸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避免以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优势的低端竞争。^[43]祁述裕提出了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问题。祁述裕将文化产业竞争力分为基础竞争力、环境力、核心竞争力三个方面，以5大基本要素67个竞争力评价指标为基本内容测评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这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办法，为中国政府制定文化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倍增计划提供了科学的决策基础。^[44]蒯大申、张国超等针对金融危机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提出了发展新兴文化业态的战略。蒯大申认为，中国各地区应该根据本地情况选择适合本地实际的文化产业业态，上海等东部大都市应该发展体现自身优势的新兴文化产业业态，比如数字出版业、艺术设计、创意设计、互联网高端服务业、会展业等，这样才能为本地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充足空间，为其他地区提供示范样本和经验借鉴。王乾厚等提出了中国文化产业要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和合作战略，认为文化企业通过并购不仅可以扩大自身规模，造成联合企业集团，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而且通过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大大提高原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最终受益的不仅仅是参与重组的企业本身，对其他企业和整个社会发展都会产生溢出效应。^[45]史征提出了“优化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积极推动文化与现代高新科技融合，建立和完善文化科技创新机制”等具体政策。^[46]

2.国外研究成果综述

国外“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的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呈现出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水平较高、应用性较强等特点，在文化产业的一般理论和各个专业领域内均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

对文化产业最早的定义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于1947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一书。该书中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率先使用了“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这一概念被译作“文化工业”。阿多诺认为电影、广播、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所囊括的生产、流通等领域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化生产系统。这个系统使制造商代替了上帝成为人们意识的生产者，使艺术日益遭到技术的俘获而逐步与它的原初宗旨相违背。阿多诺认为，艺术表演的商业化使每个动作和音符都要遭到严格的策划，一切围绕市场需求展开，这违背了艺术创作自由的精神。同时，机械复制的文化产品缺乏个性与灵性，艺术形象成为商业的玩偶，艺术风格被技术力量所摧残，文化工业预示着政治领域将要发生的事件日益被社会力量控制。20世纪80年代后，以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表的《文化产业：文化未来的挑战》报告为标志，文化产业的研究有了重大转型。文化产业逐渐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逐渐上升进入国家发展战略和政府政策层面，掀起了理论研究的热潮，同时对文化产业的定义也进入一个新阶段。约瑟夫·奈先后出版了《硬权力与软权力》《权力与相互依赖》《美国注定领导世界吗》《软实力：国际政治中的制胜之道》等书，首次提出了软实力理论。奈认为，进入20世纪以后，国家综合国力内涵除了传统军事、经济、科技水平等硬实力范畴之外，还包括了存在于一国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之中的软实力。简言之，软实力就是“一国透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47]。进入21世纪以后，软实力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赢得和平比赢得战争要困难得多，而软实力正是赢得和平的关键”^[48]。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被称为世界创意产业之父。他所著的《创意经济》一书被视为研究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共同的经典著作。他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创造的无形资产的价值总有一天会超越我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价值”^[49]。创意经济依赖于个体的智慧、想法和创意，而不是来自于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所以工业经济价值标准与人脑中创意的方法完全不同。佛罗里达是目前西方文化产业和创意经济领域著名学者。他最早提出了对西方文化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概念——“创意阶层”。他认为，现代社会出现了一个从事需要创意的职业的科学技术精英和人文艺术精英组成的新阶层。这个阶层涵盖了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建筑、传媒、设计等领域，注重工作本身的创造性，通过个体智慧的运用促使产生新观念、新技术和新创意。佛罗里达根据对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创意城市和地区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创意阶层诞生所需要的条件，也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适宜创意阶层诞生的指标：“3T”，即人才（Talent）、科技（Technology）、宽容度（Tolerance）。^[50]郑胜一（Chung Sung-ill）梳理了19世纪以来韩国电影发展的简史。把韩国电影分为催泪剧、惊悚剧、暴力剧和喜剧四大类，逐一介绍了每一类电影的代表作品、代表导演。^[51]金汇俊（Kim Hyae-joon）回溯了韩国政府二战以后的电影政策，客观评价了韩国政府为保护本土市场实行的电影配额制对韩国电影市场的保护效应和不良后果。他认为韩国电影近年异军突起，重新使韩国电影国内市场份额超越进口片，与韩国政府放宽电影产业生存空间之间的限制有密切关系。事实证明，宽松的文化氛围是电影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52]

道格斯·麦克葛瑞（Douglas McGray）通过长期对日本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措施的跟踪研究，提出了日本“国民魅力总值”（Gross National Cool）的概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他认为“国民魅力总值”是当代国家进行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形态，可以与经济领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样作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指标。日本动漫游戏、流行音乐、传统艺术表演、观光旅游、时尚设计等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很受欢迎，这标志着日本综合国力的强盛。日本政府将“酷日本”战略作为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是符合日本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53]久美子（Kumiko Iwazari）撰文以日本博物馆为考察对象，认为博物馆存在收集、保存、展览、研究和教育五大功能，目前日本博物馆突出展览功能，却忽视了教育功能。他提出要重视博物馆等在形成青少年世界观和价值观中的作用，发挥博物馆在日本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中的作用，发展电子博物馆，将实体展馆变为虚拟展馆，以便在更广阔的时空内发挥博物馆的综合作用。^[54]另外，格特·霍斯珀斯、莫玛斯、斯科特研究了文化创意产业在塑造城市空间和形成城市竞争力方面的问题。斯科特、帕米兰等研究了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集聚区的设想。劳拉·格塔夫（Laura Grindstaff）、伊丽莎白·拉孜瑞（Elisabetta Lazzaro）、马丁·斯托克斯（Martin Stokes）、吉丽安·恩道尔（Gillian Doyle）等，分别以英国广播电视媒体产业、德国的演艺产业和澳大利亚的音像制品产业等为例研究了未来多媒体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势和当前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

（二）研究成果评价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中的文化产业研究进展较之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从研究广度还是研究深度都已有较大进步。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产业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对于发展东北文化产业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但总体来说，我国文化产业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水平方面都要逊于国外，而针对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研究又明显逊于对国内其他先进地区和城市的研究。就文化产业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还普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宏观研究较多，微观研究较少。通过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文献检索数量对比可以看出，2002年以后中国文化产业研究提高到了新阶段，针对东北地区文化产业的研究成果也有明显增加，但研究成果数量仍然较少，并且多集中在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鲜有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学科框架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对于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品牌吉视传媒、吉歌集团、长影集团等重点企业和二人转、黄龙戏、吉剧等知名文化品牌的研究也没有较为成型的成果。第二，理论分析较多，实证研究较少。从研究方法上看，目前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属于定性研究，很多理论成果集中于对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阐释、宣讲和具体化，有些属于低端重复劳动。而对于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文化产业竞争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文化产品附加值提升和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等问题的研究尤其需要进行以经济学分析方法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少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了东北地区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产业精品的重要性，但是研究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并未综合运用田野调查、数据统计等方法开展具有信服力的实证分析。第三，现状归纳较多，应用对策研究水平较低。有学者根据中央新政策和文化产业发展新形势，尝试针对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振兴给出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但是与香港、上海、深圳等地文化产业的研究水准相比，这样的成果不多。

本书在继承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实现以下新进展。

第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书以东北地区为对象，将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内蒙古东部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重点研究了该区域作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之后的中国第四大增长极在培育文化产业成为新经济增长点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造成上述问题的制约因素以及未来的对策选择。第二，尝试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目前有些研究成果仅依托经济学、地理学或文化学的学科范式，将现代西方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工具引入到对东北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的分析中，而本书尝试打破学科界限，综合使用上述各个学科的工具对研究对象展开分析。比如，在第四章中分析了文化传统、文化资源、资金、人力资本等多重因素对东北文化产业的制约作用。第三，提出宏观性可操作的建议对策。有些研究成果所提出的发展建议偏重于宏观层面，且不深入。本书以201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6年国务院振兴东北的最新文件为政策导向，认为振兴东北地区文化产业的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立市场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根本性作用。同时在扩大产业资金来源、降低投融资门槛、加强文化产业风险防范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