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第一，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竞争的重要内容。
如果我们以宏阔的“大历史观”来考察16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演进和大国兴衰的命运，就可以发现：现代国家的竞争是建立在科技和文化两个支点之上综合实力的较量。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现代化两大外力带动下，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竞争方式和竞争内容出现了重大转型：以经济、军事、国防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硬实力竞争依然保持重要位置；同时，以文化传统、价值系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为代表的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已经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和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1]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越来越成为后发展国家实现战略赶超的比较优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时值，降低了全球各国交易成本，其影响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正在对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多个领域产生着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发达国家借助全球化浪潮试图巩固扩大自身商品、技术和文化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往往既要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延续，又“不得不考虑学习吸收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2]。因此，全球性的文化冲突和文化竞争变得日趋激烈。以至于有学者惊呼，“世界文化大战已经爆发”[3]。在这场文化大战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二战后不久，美国就成立了“电影输出协会”（EPEAA），专门向世界各地推介美国电影，承载着美国精神的好莱坞大片，在全球资金链条带动下纵深挺进亚非拉市场，成为对第三世界广大地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手段。美国还通过成立联合电影发行公司，争取美国电影在欧洲发达国家的投资权和落地权，极力争夺欧洲电影市场份额。同时，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也逐步通过发掘本国文化资源、创新文化生产技术、调整文化贸易结构，扩大本国文化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研究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历年统计材料可以发现，国家综合国力、国家科技创新能力、进出口总额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发展往往成正相关关系。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经济强国，也是文化贸易顺差大国和文化软实力强国。2009年，按照GDP总量排名，美国（15.1万亿美元）、中国（7.3万亿美元）、日本（5.9万亿美元）、德国（3.6万亿美元）、法国（2.8万亿美元）分别位居世界GDP总量榜单第一至第五位。[4]美国文化产业产值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4，成为仅次于军工行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文化跨国公司，拥有最具竞争力的全球400家文化集团公司中的70多家。英国是最早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文化生产国，其文化产业年产值高达600亿美元，约占全国GDP总额的11%，文化创意产业是英国第二大支柱产业和第二大就业产业。日本作为亚洲经济大国，同时也是亚洲第一文化强国。日本动画和游戏产业分别占到世界市场的62%和31%。据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发布的《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显示：美国、欧盟、亚太分别占据世界文化市场的43％、34％、19％；亚太占19％中，日本占10％，澳大利亚占5％。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题为《文化时代：第一张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地图》的研究报告显示，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文化创意市场，欧洲第二，北美第三，中国大陆成为全球最大的文化产品生产国。最新研究表明，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先导战略，制定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法律制度。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将远远超出传统军事和科技的范围，日益呈现多领域、全方位和深层次竞争的特点，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大国竞争的热点之一。
第二，中国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挑战。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一手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贯彻到经济体制改革中，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一手借助于碎步前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社会制度变迁的有序性和稳定性，为中国复兴创造了较为和谐的外部环境。中国政府借鉴“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凭借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了年均9.8%的经济增长速度，用两代人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历程，形成了近年来被热议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5]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不过是“亚洲四小龙”开创的东亚模式的升级版，这种发展模式在迅速堆积巨额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难以避免一系列附带后果。比如，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和社会矛盾的累积酝酿。据统计，我国以占世界4.4%份额的GDP消耗了世界原油的7.4%、世界原煤的31%、铁矿石的30%、钢材的27%、氧化铝的25%、水泥的40%。按照《中国梦》（The Chinese Dream）一书估计，2020年将有7亿人达到中产阶级水平。[6]照此测算，中国将消耗世界30%左右的能源。从生态环境约束看，2010年我国煤炭产量已达32.4亿吨，“十二五”末超上限产量41亿吨。2010年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SO2排放量也已经达到2100万吨，接近峰值。据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2020年我国总排放将相当于美欧日总排放量，2030年将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总排放量。另外，我国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5平方公里，新增沙化面积3400平方公里，新增退化草原2.5万公顷，酸雨面积已达国土面积的1/8。
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的金融危机降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了劳动经营成本，恶化了投资环境。在全球市场需求低迷和人民币汇率升值走高等一系列打击下，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倒掉了消费和出口两驾。我国工业化前期所依赖的低端竞争优势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维持了中国高速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近年来和今后十几年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2009年以后，中国政府根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趋势和中国产业基础，推出了刺激经济复苏的十大产业规划，推出了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题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正式提出了要将文化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将文化消费培育成新的消费热点的发展战略。
第三，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突出难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摇篮。“一五”和“二五”时期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中有56项分布在东北，形成了以钢铁、机械、石油、化工为主导的工业体系。东北以其大工业项目众多、工业体系发达、工业产品质量上乘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采用了东中西非均衡梯度发展战略。邓小平将东部定义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整体格局中的“一个大局”，要求中西部地区支持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国家政策和有限资源开始向东部地区倾斜。同时，东北地区工业结构落后、资源依赖程度高、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人力资源流失、资源消耗过度、产业发展不平衡、后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逐步暴露出来。目前，广东省人均GDP总量是辽宁省的2.3倍、黑龙江省的4.2倍，黑龙江省人均GDP不及上海的三分之一，吉林省人均GDP不及上海的二分之一。截至2012年年底，在国务院公布的四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中，东北地区共有24个，占全国的35%，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是后金融危机时期东北地区的重要任务，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家的严重关切。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采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中央政府多次派出智囊团赴东北三省就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问题进行调研，加大对东北振兴的政策、财力和物力支持力度。2003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成立了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从而拉开了东北地区转型发展的序幕。2014年，国务院再次出台了《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标志着中央新一轮东北改革措施的推进。
东北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关键在于改变单一产业结构，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和高端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绿色产业、低碳产业成为资源型地区培育新增长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东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自然地理位置优越、区位比较优势明显，在发展表演艺术、冰雪体育赛事、图书出版和文化旅游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金融危机后，东北三省共同将培育文化产业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辽宁省围绕沈阳抚顺、大连丹东和辽西三大区域，重点培育支持了九大核心文化产业；黑龙江省根据毗邻俄罗斯较近的地缘优势，重点扶植冰雪旅游和冰雪赛事等产业；吉林省依托在电影制作方面的传统优势，重点支持了电影、电视剧和影视动画制作等文化业态。东北地区文化产品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的蓬勃发展直接改变了三种产业结构的比例和关系，为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问题带来了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