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概述

有关室韦—达靼史研究的综合性论著，主要有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室韦史研究》、孙秀仁等四位合著的《室韦史研究》，以及张久和的《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其中，白鸟库吉的研究距今已过百年，开创了这一领域研究之先河。虽然其研究目的与方法饱受争议，但其提出的汉文史料记录的室韦即是突厥鲁尼文史料记录的Tatar这一看法，基本无误。而孙秀仁等四位学者的共同研究成果《室韦史研究》，在相关汉文史料的收集上独树一帜，惜因四位著者的研究观点与方法不尽相同，在相关问题的探讨上缺乏共识。张久和著《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史料偏重于汉文编撰文献，并对突厥鲁尼文碑铭、敦煌出土文献等记录的达靼亦有言及，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同时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值得参考的平台与升值空间。上述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唐代史料记录的室韦与突厥鲁尼文碑文所见九姓达靼之关系未给予应有关注，对敦煌出土文献记录的达靼几无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有关室韦—达靼部落的移居之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前田直典的《10世纪时代的九族达靼》、亦邻真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齐木德道尔吉的《从原蒙古语到契丹语》、韩儒林主编的《蒙古族的起源》、刘迎胜的《蒙古人的早期历史》、乌兰的《〈蒙古源流〉研究》、张久和前引论著，以及其他中、欧、日、蒙文（斯拉夫蒙古文）论文论著。前田直典与亦邻真二位为蒙古族早期历史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齐木德道尔吉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韩儒林与刘迎胜二位主要对9—13世纪蒙古语族室韦—达靼部落的移居史进行了概述，乌兰对受佛教思想影响而产生的蒙古族早期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张久和则对室韦—达靼部落的移居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前田直典、亦邻真与齐木德道尔吉三位注意到了突厥语族民族与蒙古语族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但未进行系统翔实研究。除前田直典外，上述其他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对沙陀突厥族及其建立的后唐政权与九姓达靼之关系几无考释；对九姓达靼在中国历史与中国北方民族通史研究上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与学术研究价值，估计有所不足。

有关9世纪中后期漠北草原历史研究，主要有前田直典《10世纪时代的九族达靼》、苏联学者古米列夫《探寻一个假想王国：祭祀王约翰的王国传说》（L.N.Gumilev，Searches for an Imaging kingdom：The Legend of 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美国多伦普《打破鄂尔浑传统：黠戛斯纪元840年之后执着于叶尼塞地区》（M.R.Drompp，“Breaking The Orkhon Tradition：Kirghiz Adherence to the Yenise Region after A.D.840”）、贾丛江《黠戛斯南下和北归考辨》、日本学者白石典之《9世纪后半叶至12世纪的蒙古高原》，以及其他中、欧、日文论文论著。前田直典考证出9世纪末占据漠北草原的是属于蒙古语族的九族（姓）达靼部落，这是本课题研究的前提所在。贾丛江则认为是由于遭受移居在天山东部的北庭回鹘之攻击，黠戛斯人才退出了蒙古高原。古米列夫与多伦普二位认为蒙古高原的自然条件限制了黠戛斯人在漠北草原的长期居留。除前田直典外，其他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从黠戛斯与回鹘的立场出发，试图对9世纪后半叶的漠北草原历史发展进程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不过，由于这些学者对黠戛斯之后占据漠北草原的九姓达靼，以及对反映9世纪中后期漠北草原历史主流的唐代诏敕文书与突厥鲁尼文叶尼塞碑铭未给予应有关注，视野被有限的史料所遮蔽，其结论有待重新验证。

有关突厥鲁尼文叶尼塞碑铭记录的Tatar“达靼”之研究，主要有匈牙利学者希切尔巴克的《乌斯图·鄂列格斯特（图瓦）鲁尼文碑铭》[A.Ščerbak，“L'inscription Runique d'Oust-Elégueste（Touva）”]，俄罗斯学者克里亚施托尔内的《威巴特第九纪念碑》（S.G.Klyashtorny，“Девятая надпись с Уйбата”）与《成吉思汗之前的达靼人王国》（“Das Reich der Tataren in der Zeit vor Ćinggis Khan”），以及其他中、欧文论文论著。上述研究均未对碑铭上的相关原字进行细致的解读，年代断定难具说服力，未能把握碑铭所蕴含的真实的历史背景。

有关10—11世纪蒙古高原历史研究，主要有王国维的《鞑靼考》、蔡美彪的《辽金石刻中的鞑（达）靼》、陈得芝的《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余大钧的《阻卜考》与《9世纪末至12世纪初鞑靼与契丹的关系》、刘迎胜的《辽与漠北诸部》、刘浦江的《再论阻卜与韃靼》、韩儒林主编的《蒙古族的起源》、土耳其学者托干的《草原结构的融通性与局限性：克烈汗国与成吉思汗》（I.Togan，Flexibility and Limitation in Steppe Formations：The Kerait Khanate and Chinggis Khan），以及前面介绍的张久和论著、前田直典论文，以及其他中、欧、日文等论文论著。其中，上述前田直典与国内众多学者的研究为本领域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托干的研究充分注意到了丝路贸易与漠北草原游牧民之间的关系，魅力十足，惜有夸大穆斯林商人历史作用之嫌，其结论未必符合10—11世纪时期漠北草原客观历史发展轨迹。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鸟瞰当时的漠北草原游牧民与周边各政治势力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对当时的漠北草原社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有关敦煌文献记录的达靼之研究，主要有陆庆夫的《河西达怛考述》、谭蝉雪的《〈君者者状〉辨析——河西达怛国的一份书状》、英国学者贝利的《于阗语文献集》（H.W.Bailey，Indo-Scythian Studies：being Khotanese Texts）、上述张久和论著，以及其他相关中、欧文论文论著。上述国内部分学者主张10世纪河西地区存在一个“河西达靼（国）”，这固然可备一说，不过，其不足之处在于，对包括敦煌出土于阗语、粟特语、回鹘语等文献在内的史料的诠释缺乏说服力，未能从宏观上把握历史脉搏、微观上进行细致分析，对草原游牧民与绿洲农耕民、商业民之间积极能动的互动关系估计不足。

有关契丹文与女真文碑刻文献记录的室韦、阻卜、达靼的历史学或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即实的《〈乣邻墓志〉释读》、王弘力的《契丹小字墓志研究》、刘浦江的《再论阻卜与鞑靼》、乌拉熙春的《关于蒙古九峰石壁的女真文字石刻文》（“The Stone-Carved Jurchen Inscription on the Nine Peaks Cliff of Mongolia”）、吴英喆的《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补释》和《契丹小字史料中的“失（室）韦”》等以中文为主的论文论著。不可否认，契丹大小字碑刻文献是关于辽金时期中国北方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源。惜就其解读现状而言，契丹文字资料尚很难作为成熟的史料而利用于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即便予以利用且暂有收获，但其结论难有突破，甚至多有可疑之处。

综上，在蒙古部勃兴之前的10—11世纪，九姓达靼游牧集团占据着漠北草原核心地区。他们的历史代表着这一时期蒙古语族民族的历史，同时与9世纪后半叶的漠北草原情势密切相关。而国内外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由于关注点的不同和受史料所限，多呈分散状态，难见统括汉籍编撰文献、敦煌出土文献和突厥鲁尼文文献等多种语言文字史料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受此影响，“阴山达靼”“河西达靼（国）”等叫法在国内学术界颇受欢迎，甚至，9世纪末至11世纪初期的漠北草原历史被认为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