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在学习和翻译儒家经典和调和儒家学说的过程中，耶稣会士不得不面对一些形而上学的概念和元素，例如上帝、天命、明德或鬼神，并且不得不寻找一个方法解释它们。在礼仪之争的时候，翻译的问题显得更加重要，甚至紧急，因为当时多明我会和圣方济各会指控耶稣会传教士允许中国人偶像崇拜。

本文着眼点是神和鬼神在《中国知识》和《孔夫子》中的《中庸》译本是如何被理解和被翻译的（某种程度上被证明），这两个版本分别是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传教士被流放广州（1666—1671）之前和之后所产生的。《中国知识》的译本将鬼神翻译成“spiritus”，采用的是中国原初的积极解释，并且没有加上任何注释。事实上，《中国知识》是非常字面化的，并且主要是作为学习语言的工具在耶稣会内部流通。而《孔夫子》译本不仅提供了文本的释义，也采用了来源于其他评注和其他中文经典资源的注解（《尚书》、《诗经》、《礼记》等），且带有耶稣会士翻译的理由和选词的解释。耶稣会士为了证明他们对儒家经典理解的有效性和他们传教策略的正确性，他们参考了中外有权威性的作品，不仅凭借注释，也因最后一长段高智慧与高质量的论述，使得这个任务得以完成。